错觉研究：从狭义到广义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狭义论文,广义论文,错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对错觉（illusion）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早期人们发现：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类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被歪曲了，而且这种“歪曲”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这类现象被统称为错觉。在心理学中，经典错觉现象在视知觉领域得到最广泛地研究；翻开任何一本心理学教科书，都能发现对各类经典错觉现象的介绍——它们几乎都和视知觉有关。比如Müller-Lyer错觉：长度一致的两条平行线段在加上不同方向的箭头后看上去不一样长了；再比如Z
llner错觉：被矩形框所部分掩蔽的同一条斜线段看上去好像是两条平行线段，等等。此外如Poggendorf错觉、月亮错觉、轮廓错觉、似动现象等，也都是经典错觉研究的典型范例。
知觉领域，尤其是视知觉领域中的错觉现象容易被人发现，且此类错觉通常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即使明知真实情况并非自己所知觉到的那样，人们也很难摆脱错觉的体验。就像人们反复面对Müller-Lyer错觉图形，虽然每次都清楚两条线段理应一样长短，但却每次都觉得其中的一条更长一些。正因为知觉错觉给人的感受是如此地清晰而强烈，人们对错觉的认识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知觉错觉基础上的。错觉的初期定义，也正是主要建立在与知觉过程相关的错觉现象上的。人们认为错觉是“一种特殊的知觉经验，在其过程中‘真实’的外界刺激信息引起了不正确的知觉或印象”[1]。在此类错觉定义中，错觉被牢牢地与人类知觉过程联系在一起：错觉是特殊的、不正确的知觉形式。
然而，总览最近10年心理学界相关研究中“错觉”一词的使用范围，却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被称作错觉的现象都与知觉过程直接相关的。至少从研究者的实际关注的对象上来看，诸如记忆错觉（illusory recollection）、熟悉感错觉（illusions of familiarity）、推理中的错觉（illusions in reasoning）、频数估计错觉（frequency illusion）等非知觉领域的现象都被冠以“错觉”之名。这种现状提醒我们做出这样的思考：是否对于心理学研究者而言，正在逐步接受某种更广义的对错觉的理解？
为什么近期的文献将某些其他领域观察到的现象冠以“错觉”之名？这些现象在本质上能否称为错觉？如果它们确实能够称为错觉，那么又和此前人们最熟悉的知觉领域的错觉有何异同？错觉研究从狭义到广义的演进趋势又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剖析最经典错觉现象的本质特征开始。
2 经典错觉现象的本质特征
讨论错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就是寻找错觉概念的核心，据此我们才能进而判断种种非知觉领域的“错觉研究”是否真正名符其实。解决这一问题，不妨先从错觉的经典定义出发，看看错觉现象的特点。
首先，按照经典的错觉定义，错觉表现为个体的心理“歪曲”地反映了真实的外界刺激[2]。但是尝试回答如下问题：如果人们在观察Müller-Lyer错觉图形时，虽然总是觉得两条线段长度不相等，但是有一半可能将带有向外箭头的线段判断为更短，而另一半试验中则将它判断为更长；那么在这样的假想情况下，这种“心理对真实刺激的歪曲反映”是否可以被称为错觉？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会对以上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这说明仅仅从“歪曲”这一点出发来定义错觉是不够的。
错觉除了心理对外界刺激的歪曲之外，还对这种歪曲本身的特点有所规定。倘若我们就错觉和错误这对概念进行深入的辨析，就会发现：错觉作为个体心理对外界刺激认知上的“歪曲”，必须具有“非随机性”的特征。错误（error）泛指认知过程的偏差，这就意味着只要认知过程与真实情况不相符合，就能称之为错误；而错觉则特指认知过程在特定条件下一致和普遍的歪曲，也就是说那些随机发生的错误不能称为错觉。从存在偏差这一角度讲，错觉属于错误的一种；而从偏差的特性来看，错误不一定能构成错觉。因此，认知过程“偏差”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是区分错觉和一般错误的衡量指标。
举个例子来说，视知觉过程中偶然的注意起伏、唤醒水平低下都可能导致对外界刺激的错误知觉，但此类错误的发生是随机的，因此并不是错觉；而同样是视知觉中的错觉现象，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比如当一个如图1所示的轮廓错觉图案呈现时，认知过程总是向着“中心部分变得更明亮”这一方向歪曲。
图1 轮廊错觉
认知过程偏差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是错觉的本质特征，它们清楚表明了错觉的内在机制与一般认知错误有所不同：一般认知错误缘于各种偶发因素的影响，而错觉则体现了认知加工的固有特点。只有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得以方便地理解错觉现象最常见的表现特征，即错觉的顽固性——正是因为错觉现象反映了认知过程的固有机制和特点，所以错觉往往难以纠正——就像引言中所举Müller-Lyer错觉的顽固性那样。
3 从狭义到广义的错觉
视知觉领域的经典错觉现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认知偏差”的一致性特征，可以决定在新近研究中出现的“记忆错觉”“思维推理错觉”等能否成为错觉现象的合法成员，使错觉研究从狭义演进为广义。其逻辑如下：如果知觉错觉在认知偏差一致性方面体现出全或无的特征，也即知觉错觉具备绝对不可克服的顽固性；那么记忆、思维等领域中的所谓“错觉”，就必须达到同样的顽固性标准，才有资格被称为错觉。反之，如果知觉错觉的顽固性反映为一个连续量值上代表较强水平的一个点；那么鉴于从来没有研究者宣称顽固性强度必须超过某个固定阈限才能构成错觉，记忆错觉等现象就可以被认为是广义错觉的一部分——只要它们也体现出对真实刺激的歪曲，并且这种歪曲在方向上一致，及具备一定的顽固性。
在1972年Deregowski对Müller-Lyer错觉的一项研究中，似乎可以找到以上问题的回答[3]。在该研究中，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接受Müller-Lyer错觉测验，其中部分被试来自缺乏对二维深度线索体验（如图2所示情形）的文化背景。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深度线索经验的不足，会影响到他们对Müller-Lyer错觉的体验程度，即这些被试对Müller-Lyer错觉中两条线段长度差异量的判断要明显低于一般被试；尽管这些特殊文化背景被试仍旧认为带有向外箭头的线段更短些，也就是说他们在Müller-Lyer错觉的歪曲方向上与一般被试无二。
图2 Müller-Lyer错觉的深度经验基础
由此可见，即使是最为经典的视知觉错觉实例——Müller-Lyer错觉也无法保证其顽固性不受任何影响。Müller-Lyer错觉至少部分地依赖于人们的部分后天经验，例如对深度线索的习惯性利用。事实上，在一些文献中，研究者已经直接承认：不少视知觉错觉也依赖于后天经验的自上而下加工[4]。既然如此，那么错觉的顽固性就并不是简单的全或无反应，而更像是一个连续的量值；也并非指认知偏差绝对不可克服，而是可以被定义在人们需要花费多大努力来克服认知过程偏差上。因此，有理由做出如下推论：和基本认知过程相联系的错觉，由于其来源更接近神经水平的认知机制，顽固性往往较大；和高级认知过程相联系的错觉，由于其来源于更高层的认知机制，其中的影响因素远远大于神经机制水平，因而顽固性往往稍弱。但即便如此，错觉的顽固性也依旧存在——如果使用诸如反应时、习得正确反应所需次数等指标，当可发现这种顽固、一致的偏差在高级认知过程中也普遍存在。
如果错觉的内涵在于认知过程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普遍性的歪曲，那么或许错觉所涉及的领域就并不应该局限于知觉过程。只要在其他认知过程中发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对真实状况的偏离，而且这种偏差无法简单地用偶发错误加以解释，并具有一定程度的顽固性，就可以从错觉的角度进行理解。从这一点看，近年来研究中出现的诸如记忆错觉、推理错觉等新名词，并非对错觉一词的误用，而是表现了当代错觉研究的基本趋向。正如牛津心理学词典中有关条目所述，在广义上，任何被歪曲的认知过程，包括知觉、记忆、思维等全系列心理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错觉[5]。
4 知觉领域外的错觉研究
4.1 记忆错觉研究
以往人们研究仅仅关注知觉过程中的错觉，但正如上文所言，近十几年的心理学研究展现了更广阔的错觉研究天地。其中，某些与记忆过程有关的错觉现象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并逐渐成为当代心理学错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记忆错觉现象主要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或实验室情景中，错误地对明明没有接触过的、并不熟悉的事物进行了再认、回忆、或者熟悉性的判断。例如，1998年Goff和Roediger发现对某些行为的反复想象最终能诱导被试产生错误的回忆，认为自己确实曾经真正进行过这些活动[6]。
记忆错觉具有一致性和普遍性：在错误再认实验范式下，所有被试总是对和词表存在语义联系的关键诱饵产生熟悉感[7]；而在Goff和Roediger的实验中所有被试总是倾向于将想象的行为和实际曾发生的事件混淆起来[6]。记忆错觉也具有顽固性：Gallo等人在1997年进行的实验明确指导被试，告诉他们语义联系和错误再认的关系，结果发现记忆错觉的效果虽然小幅度降低，但被试仍然产生了无数的错误再认。同样的结果于1998年被McDermott和Roediger重复验证，并指出意识控制对记忆错觉的影响能力是微弱的。鉴于此，我们可以基本确认，记忆错觉在其本质上和传统的知觉错觉并无不同，仅存在某些属性上量的差异，都属于错觉现象的范畴。
在各种记忆错觉的研究中，对熟悉性错觉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熟悉性错觉是指：人们对于某些新的事物（词语、句子等），错误地感到先前曾经接触过（熟悉感）。Dewhurst和Hitch发现在先前的词法判断中采用过的不合词法的生造词，在后继的熟悉性判断任务中，如果尾部音节进行改变，被试倾向于报告体验到熟悉感；而如果发生改变的是头部音节，熟悉感就不会产生[8]。作为解释熟悉性错觉的理论之一，Whittlesea于1998年提出SCAPE（Selective Con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Experience）模型以及差异归因假设（discrepancy-attribution hypothesis），认为人们的认知加工有着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一是对外部信息的认知加工阶段，其二是对上一阶段加工本身的评估阶段。其中评估阶段是无意识发生的，将第一个加工阶段评价为以下三类之一：连贯、差异和不协调（Whittlesea & Williams，2000，2001）[9]。其中的差异指：认知加工阶段的顺利程度和当前所知觉到的材料性质之间不相符合。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人们在评估阶段感到上一阶段的认知加工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流畅性（例如明明是个无意义的单词，却偏偏很快就被读了出来），“差异”就出现了。由于没有直接的解释，个体就有可能将加工的流畅性归因于自己先前的经验（熟悉感）。Whittlesea（2002）在一系列实验中成功地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设[10]，当被试对判断词的加工被易化（如通过呈现语义关联的启动词）时，熟悉性错觉就会发生；而当被试被引导注意启动词和判断词的语义联系时，熟悉性错觉就被消除。而在有关原型熟悉性错觉——针对某个与一系列先前接触的词表都存在关联的词语（原型）产生的熟悉性错觉——的实验研究中，差异归因理论再次表现出对实验结果的预测和解释能力。
4.2 思维和推理错觉研究
其他研究者发现，错觉不但和知觉、记忆过程有密切联系，还能够发生于思维、推理等诸多心理过程之上。思维和推理过程中的错觉现象，同样具有错觉的本质特点，例如被试普遍地表现出一致的错误倾向[11～13]。但是不可否认地，较之知觉错觉甚至记忆错觉，思维和推理错觉在顽固性上的表现较为隐蔽：比如被试对同一推理问题中的错误，经过提醒指出后就可能不再重犯，这或许是由于这些过程本身出于心理活动的最高级，因而受到意识控制（影响）的程度较大；但是即使被试在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但在下一个同类问题上仍有可能犯相同的错误，并且可能发现正确推理所需时间的延长，这些都可以作为思维推理中错觉顽固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有两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与思维和推理过程有关的错觉研究。
其一是频率估计中的分类效应（category spliteffect）。这一效应是指，人们对同一事物发生频率的估计，如果是按照这一事物的几个子类分别进行估计并得到总的估计值，则估计值将会高于直接将此事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1994年，Fiedler和Armbruster在他们的实验中用信息丢失所伴随的估计值回归倾向来解释频率估计的分类效应，认为分类效应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对每个类别的具体信息的部分丢失，由此导致对每个类别的频次估计都向着均数回归，也就是说对每个类别的频次估计都差不多。这样，由于分类之后形成更多类别，总的频率估计当然就高于只有一个类别的不分类时的频率估计了。Fiedler和Armbruster并检验了这种效应产生所可能依存的条件：刺激分类（刺激本身是否具有子类别）、编码分类（被试是否被要求按照不同子类别对刺激编码）和反应分类（被试是否被要求按不同子类别进行判断反应），结果表明刺激分类和反应分类同时作用可能是导致类别效应的先决条件[11]。
在与思维推理相关的错觉研究中，第二个例子是对人类推理中所犯错误的实验研究。在脱离纸笔帮助进行的推理任务中，大学生被试从某些前提做出了错误的推断。例如Goldvarg和Johnson-Laird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中：
“以下关于某人手中的一副牌面的命题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有一张K，或有一张A，或者都有；
有一张Q，或有一张A，或者都有；
有一张J，或有一张10，或者都有；
问：这手牌中有没有可能有一张A？”
发现不少被试对这个问题错误地回答了“是”，而实际上正确推理的答案应当是否定的[12]。2000年Goldvarg和Johnson-Laird，以及Yang和Johnson-Laird分别在两篇研究报告中分别讨论了两种演绎推理——形式推理（对命题可能与否的判断，如：有没有可能有一张A？）和数量推理（对某种数量关系可能与否的判断，如：有没有可能一些A是B？）——下人们所倾向的错误回答，并将之归因于人们对前提进行心理表征时的不完全所导致，并在其实验中提供了在要求被试对其推理结论进行反向验证后推理任务中错觉显著下降的证据[12～13]。
5 小结
最近十几年来，心理学研究中对错觉的理解从以往“错误知觉”的狭义理解走向了更广泛的错觉概念，错觉现象在知觉、记忆、思维、推理等各个过程中被加以研究。这些错觉现象都具有错觉的本质特点，即认知过程一致和普遍的歪曲。不论是否发生在知觉领域，错觉现象的顽固性都并非一成不变；知觉错觉的顽固性看上去更高，应是知觉过程涉及更多的底层机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