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左翼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俄罗斯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对话》杂志2001年第3期刊登了俄国家杜马经济政策和经营活动委员会专家列昂尼德·奥尔连科教授题为《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市场问题上的分歧》的文章，该文指出了当前俄罗斯各共产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产生的种种分歧，并指出，苏联既不存在价值机制，也不存在对产品效益和制造该产品所需费用进行比较的客观的非市场经济机制，这种状况阻碍了科技进步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这是导致苏联毁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重新恢复苏联式的经济也会使俄罗斯走上毁灭的道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才是俄罗斯可行的发展战略。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从理论上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过程。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保持平衡、按照经济比例进行生产即各部门的利润率持平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才能相符。在现实经济中，这些条件由于生产不合比例（表现为利润率不平衡），由于国家和垄断组织、犯罪和不正当竞争的影响，市场价格背离价值。
社会主义需要对生产的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客观经济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生产计划，而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这种放弃市场机制的做法，只有在存在着将产品的效用和制造它们的必要劳动量相比较的有计划的非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计划与市场必然并存时期的论述。由于马克思主义缺少过渡时期的理论，建立新社会的实践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随着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质量和品种的作用开始增强。苏联当时需要一种对生产的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客观经济机制。但苏联没有这种机制：既没有价值机制（市场机制），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社会主义所说的计划机制。因此，20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而产品的质量和品种问题以及建立先进的生产结构问题也未解决好。
苏联的非市场经济保留了许多商品生产要素——货币、价格、利润、赢利率等，但它们只是徒具形式，因为计划价格体系不能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客观地反映出各种商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赢利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式主义地把为市场经济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用来创立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当时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而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决定的。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苏联价格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如何确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和与之相应的价格。因此在实践中一直是根据生产中确定的价格来计算成本要素的，然后借助这些要素和规定好的赢利率来计算计划价格。所以，决定计划价格的仍然是价格，而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这就是说，苏联实行的是非市场的很商品生产，不存在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经济机制。缺乏这种机制就无法确定经济效益最好的投资方向，赢利率由国家机关的官员规定，而在存在市场的情况下，赢利率的最低是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决定的。
苏联为解决确定社会必要劳动耗费问题进行过多次尝试，但都未见成效。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于科技进步成果在生产中的运用。苏联在这方面越来越落后，而且这种落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民用生产部门。在苏联，当最新的第五种技术结构（电子工业、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光纤技术、电信、机器人制造等）不断发展时，第四种甚至第三种技术结构（重型机械制造、钢材的生产和轧制等）还在扩大。而在发达国家、第三种技术结构自50年代以来急剧压缩，所腾出的资金最初用于发展第四种技术结构，随后，从70年代起又用于发展第五种技术结构。苏联因此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最先进的第五种技术结构，它的这一结构相对增长的综合指标在80年代中期只相当于日本的1/5，德国的1/3。这些资料表明，苏联国家计委由于没有一种对技术和工艺的经济效益进行比较的客观经济机制，在确立先进的生产结构方面无法同发达的市场国家进行势均力敌的竞争。
由于同样的原因，国民经济中也没有进行技术经济核算所必需的经过科学论证的标准和定额。由于实行指令性计划，企业乃至各主管部和国家计委都不关心先进的技术标准和定额，因为先进的技术标准和定额会使生产计划的数量指标降低，而这一指标却是上级机关评价各部门和国民经济工作（包括国家计委工作）的依据。
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当科学技术依靠第五种技术结构飞快进步时，苏联的生产关系（制定指令性计划、视耗费而定的价格构成）便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在科技进步方面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这迫使国家领导人开始了“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后来的叶利钦等人的“改革”）进程。但与此同时也犯了种种战略性错误。当时没有像中国在1978年所做的那样转而采取经济管理办法并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而是借助西方的药方（为不发达国家制定的名为“华盛顿共识”的计划）和西方专家的建议，按不发达国家经济的类型开始建立自发的市场经济，这给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一半经济遭到破坏，大多数居民陷于极端贫困，人口以每年近100万人的数量递减，国家遭受的物质损失比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损失大数倍。俄罗斯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原料附属国。如果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只起这种作用的话，那么有5000万人口就够了，其余1亿人口就是多余的，他们的命运只能是生活状况恶化、走向死亡。
俄罗斯应当建立以利用科技进步成果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俄罗斯目前建立的是一种带有犯罪倾向的经济（几乎一半经济是“影子经济”），其目的不是发展国内生产，而是出卖一切能向国外出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金融部门职工的收入往往比生产企业和预算拨款单位职工的工资高出许多倍，因为贸易金融部门常常偷税漏税，而且还享受自然地租（每年为500亿美元）。出售商品所获得的外汇大部分流往国外。这种大规模的资金外流使得我国的教育、科学、卫生、文化和国防处于半瘫痪状态；同时，生产的发展和现代化得不到所需的投资，导致产量减少一半以上，技术密集型部门减少了9/10，国家失去了粮食安全。
当前，俄罗斯80%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与苏联时期相比下降了2/3。然而在21世纪，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90%取决于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如果重新实行苏联时期非市场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也是错误的。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恢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建立以利用科技成果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不是依赖市场而是通过对产品的效益和制造该产品所需的劳动耗费进行比较来确定计划，实行劳动者自治，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劳动生产率水平高。
各共产主义政党和左派人民爱国力量在其纲领中提出的主张各异。全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劳动俄罗斯”的纲领主张恢复苏联经济。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及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一部分学者宣扬一种变相的苏联经济，即非市场的计划—合同经济，这种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未实行过。从定义来看，这种经济既没有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价值方法，也没有进行这种比较的非市场方法。计划—合同经济是一种理想化的经济模式。
人民爱国力量的名为“创造之路”的纲领认为必须建立新经济政策时期和当前中国实行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1.2倍，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经济由于进行了种种倒行逆施的改革而下降了一半）。当然，运用新经济政策时期和中国的经验并不意味着照搬这种经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取消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而中国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紧迫任务；同时，为了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首先必须发展技术密集型部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综合工程等），发展这些部门赖以存在的科学和教育。
在俄罗斯的条件下（气候寒冷，地域辽阔，贪污和犯罪严重），对那些市场不能保证取得良好效果的经济部门必须由国家制定计划并进行管理。因此，自然资源和土地，自然地租，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通讯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主要系统，国防工业，金融部门以及烟酒的生产和销售，都应归全民所有。这样就可以使国家预算增加一倍以上，并使危害国家管理的贪污行为失去财政基础。有关专家认为，国家机关官员只履行不到15%的公务。据俄联邦前内务部部长统计，现在俄罗斯官员每年受贿（贪污）数额多达150亿美元（这相当于两年的国防预算）。在贪污受贿成风的情况下，护法系统已无力对付犯罪活动。国内惟一能够遏制俄罗斯成为犯罪国家趋势的社会力量是劳动集体。但在这方面必须给劳动集体提供相应的法律基础。上一届国家杜马曾一读通过劳动集体法草案，该法规定了劳动集体对各单位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督权。劳动集体比谁都更关心的一点是，要让每一个员工担任两种角色；既是生产资料的联合所有者，又是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者。世界各国（美国、西班牙、中国等）的经验表明，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和劳动集体自主管理基础上的企业要比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具有更高的劳动效率。
为了同贪污受贿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作斗争，还必须有政权代表机构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执行机关的监督。同贪污受贿作斗争最有效的形式是由权力代表机构来组建执行机关，以及建立有效的垂直权力系统。
为了有效地运用科技进步成果，必须在全民所有制和劳动集体及其员工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建立大型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应达到国内产品总量的70%，其余部分则由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小企业生产。国家通过产前预测和计划委员会协调公司和国家的商业利益，从而确定为期1-2年和5年的公司生产计划和国家计划并确定计划期内的合同价格。同时，国家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市场效益）标准，也要考虑非经济标准（社会、生态、文化、国防、地缘政治等标准）。这种经济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经济。在过渡时期这种多种成分经济将会一直存在，直至建立起恩格斯所描写的那种机制，通过对产品的效益和制造该产品所必需的费用进行比较来决定计划，而无须借助价值。苏联在70年的时间里没能建立起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高效的非市场机制。从理论上看，这种机制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因为市场机制要求付出大笔的广告费、私有财产保护费，并为经济犯罪创造条件，引发社会冲突。然而无论在当前时期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解决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问题方面，除市场机制外再无其他机制。因此，应当力争限制在对生产的经济效益进行市场评估时要考虑的那些消极因素（垄断组织、犯罪、不正当竞争）的作用。
现在常常可以听到那些错误地主张恢复苏联式的非市场经济的人对“创造之路”纲领的批评。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成员理·伊·科索拉波夫在他的题为《尽情幻想》的书中写到：这个纲领“具有西方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妥协主义实践的风格”。
俄联邦共产党党员C.A.萨普雷金说：“久加诺夫和库普佐夫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很少沾上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与共产主义沾边更多呢——是科索拉波夫和萨普雷金还是久加诺夫和库普佐夫？后两个人提出了“创造之路”纲领，这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纲领，它要求把管理经济的计划方法和市场方法合理地综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实践中把俄罗斯经济改造成为非市场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说，久加诺夫和库普佐夫选择的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而科索拉波夫和萨普雷金主张恢复的是在现代科技进步条件下根本行不通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提出的道路不会通向社会主义，却会使俄罗斯经济彻底崩溃。所以，久加诺夫和库普佐夫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提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纲领是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科索拉波夫和萨普雷金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是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这种经济无法保证俄罗斯在现代条件下发展。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一部分学者批评“创造之路”纲领带有市场性质，他们认为这个纲领是要继续推行叶利钦的“改革”。他们赞同计划，却反对市场，即主张实行非市场型的计划—合同经济。然而这种经济同样具有苏联指令性计划体制的那些致命弱点，因为它没有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比较的客观经济机制。
当前俄罗斯提出了4种战略。
1.继续实行叶利钦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实际上是通过格列夫的纲领来实现的，该纲领的目的是以大多数人进一步贫困为代价使少数富人更加富裕。支持这一战略的有右翼力量联盟和“团结”党。
2.在俄罗斯建立以社会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祖国”运动的纲领）。然而在俄罗斯不可能建立这种资本主义，因为这里不存在中产阶级，绝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由少数人将全民财产私有化，而那些非法获得这些财产的人和被收买的官员又不希望建立法制国家。以社会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只有靠同不发达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才能存在，就像一些“亿万金元大国”所做的那样。俄罗斯只能依靠国内资源来发展。
3.重新实行苏联式的非市场经济（全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劳动俄罗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纲领）。这种经济不利于科技进步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
4.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人民爱国力量的纲领）。
在当前俄罗斯现有条件下，前三种战略将会把俄罗斯引入绝境。只有第四种战略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第四种战略可以保证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建立使人的权利和义务、精神道德需求和物质需求合理平衡的国家和社会，保护自然界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俄罗斯公民。要实现第四种战略就必须把劳动集体（劳动者）、退休人员（过去的劳动者）和青年（未来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还要联合国内所有希望克服危机并向长期稳定发展过渡的爱国者。这种联合的基础就是人民爱国力量的“创造之路”纲领和《劳动集体法》草案，尽管后者在本届杜马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小，但俄罗斯人民爱国力量应当利用它来联合劳动集体，为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谋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