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部英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霍华兹别墅》到《天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天意论文,几部论文,别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具有什么社会背景，知识分子总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职是之故，他们会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依赖于他们很可能惧怕和鄙视的商业文明……如果深究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够），我们必然会察觉到他们自己对生意人的权力怀有一种朦胧的羡慕。
——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E.M.Forster (Norfolk,Connecticut,1943),pp.124—125.特里林在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西方的知识分子现象、伯克同知识分子的“历史悠久的争吵”，以及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里许多小律师、小教士”的“鄙视”（pp.122—123）。 特里林式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70年代末以来所谓“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无疑继承了伯克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那种“被理念驱动”，从而应对当时普遍的破坏和流血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批评。但也应看到，二战后这些新式的保守主义话语将这一批评延展到所有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身上，甚至进而扩大到所有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这些知识人所专有的名称。其实伯克本人何尝不是知识分子——那种社会良知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因而，与其说保守主义者与“知识分子”是对立的，不如说他们与自己树立起来的“他者”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然，也不能像许多新老保守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把知识分子与那些“干实事”的生意人、军人、政治家等截然对立起来，因为任何社会都离不开这种或那种样式的知识人以维持其正常运转。从根本效果上看，伯克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并不是把他们树立成了一种对立面，一个“他者”，而是健全和丰富了知识分子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起到了一种使他们不至往过激方向走得太远的功效。伯克整个思想的魅力，便在于这种制动作用。）
一
基于以上的认识，特里林认为，通过《霍华兹别墅》（How ard sEnd,1910）里的海伦·施莱格尔，E.M.福斯特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喜剧化的批评。在故事中，认识威尔科克斯一家人对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海伦来说，不啻是发现了新大陆。姑且不论这是否出于对生意人权力的“羡慕”，总而言之海伦被这些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的“帝国”建设者迷倒了。在散发着阳刚气的威尔科克斯男人们——亨利（父亲）、查尔斯（大儿子）、保罗（二儿子）——面前，她从前珍视的那些观念被砸得“粉碎”。什么平等、文学、艺术，这些玩意儿现在全成了瞎胡闹。她甚至自我作贱地宣称“前所未有地对自己感到羞耻”，（注：E.M.Forster,Howards End (New York,1985),p.3.）只差没说从前的自己是一只寄生虫，罔活在空虚和幻觉中了。知识分子的面子使她不得假装捍卫从前的理念，但心里涌动着的却是欣喜。
但是海伦很快发现她的新偶像身上存在着根本欠缺：庸俗、狭隘、愚钝、虚伪、贪婪、无赖，不一而足。于是，她又来了一个180 度的转弯，对他们深感失望，失望很快又演变成仇恨。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本能冲动，在知识的骨子眼里，在它最初遭遇生意时油然涌出的亢奋和激动下面，是否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潜意识？但海伦的姐姐、最终与丧偶的亨利结了婚的玛格丽特，对生意却仍然能持论中和：
假如英国千百年来没有威尔科克斯之类人劳作生息，你我就不能太太平平地坐在这里，也不会有火车、轮船供我们文化人乘坐，甚至不会有田园土地，只有野蛮蒙昧……不能既领取我们的收入又对保障这收入的人嗤之以鼻。（注：E.M.Forster,Howards End,p.137—8.）
这番话很像出自特里林之口，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福斯特本人对自己的同类所做的批评及他本人的自我批评。
然而，《霍华兹别墅》的意蕴却比一个关于知识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单纯喜剧故事要深刻、宏大得多。它包含着对科学、平等、进步这些自由主义根本理念的反思，包含着对现代科技工商文明的究极正当性的质疑。后现代知识人所汲汲探究的现代性的两难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1910年的福斯特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在此之前还有作类似思考的更早的先知，更早对现代性质疑者，如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
在福斯特看来，现代社会远非一方物质丰饶、道德昌明的王道乐土，而是处在一种无处不见崩散、疏离和腐坏的危局中。面对普遍的分裂与普遍的不和谐，他发出了“连接”的呼吁。这就是《霍华兹别墅》著名的“连接”主题。这个主题不仅是狭义上的，即矛盾、冲突中的文化人与生意人的修好（reconciliation），而且是广义上的，即平庸与激情、野兽与僧侣、机械与自然、雇主与雇员、工作与闲暇、肮脏贫民窟与宁静郊区的普遍和解，亦即韦伯意义上不可调和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相安、融通互补。《霍华兹别墅》里不光有呼吁、有行动，还有实际结果。这就是海伦与伦纳德·巴斯特的私生子——“婴儿”。
极富象征性的“婴儿”是各方人物理解和沟通的结晶。“婴儿”身上不仅畅流着知识分子海伦和中产阶级下层巴斯特的血，而且在故事结束时成为本来是中产阶级上层威尔科克斯家族财产的霍华兹别墅的继承人。这似乎表明“婴儿”是无阶级、超阶级的，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现代平等观。由威尔科克斯夫人遗赠玛格丽特，再由玛格丽特遗赠给“婴儿”的霍华兹别墅本身也极富象征意味。这幢房子由红砖砌成，位于伦敦郊区。房侧长着一棵硕大的无毛榆，房前是花园，房前屋后有诸多橡树、榆树、梨树、苹果树，四周更是生机勃勃的麦田和遍布罂粟的草地。最后，还少不了一株画龙点睛的葡萄。知识人及其所想感化的生意人要逃离现代文明的喧嚣，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能找到一块更合适的地方吗？
可是福斯特却拒绝将一个温馨恬适的乌托邦合盘托在读者面前。他在小说结尾明白无误地说，伦敦的红色工业铁锈终将无情地吞没霍华兹别墅。“熔化”它的大炉已准备好了。“从逻辑上讲”，它“没有存在的权利，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逻辑的脆弱”。（注： E.M. Forster,Howards End,p.137—8.p.268.）可是逻辑之所以为逻辑， 是因不容更改，故而不是脆弱的。既然如此，“婴儿”将继承什么？各方人物理解和沟通的最终结果岂不是一片空无？福斯特对知识人与生意人和解和修好的前景无疑是悲观的。
二
既然《霍华兹别墅》的“连接”主题对现代科技工商社会具有如此现实相关性，后来英国小说家有意无意地不断回到这个主题，便不奇怪了。 在穆莉尔·斯帕克的《佩克姆莱叙事曲》（The
BalladofPeckham Rye,1960）中，爱丁堡大学毕业生道格尔·道格拉斯到伦敦的佩克姆莱工业区出任“人文研究员”一职，未尝不可以看作一种知识人理解和沟通生意人的行动。该区一家尼龙纺织厂响应政府号召，设立了“人文研究员”职位。设此职位的目的，既是调查掌握员工生活与思想状况，拿出对策，减少旷工，提高生产效率，也是给单调乏味的工厂生活注入甜美温馨的文化之光，用“想象力”和“睿见”（vision）将他们照亮。这虽然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未尝不可以看作一种文化与工业的交流与沟通。
然而道格尔还有他自己的行动意向。他不仅向朴实迟钝的员工展现其丰富学识和艺术情趣，而且很快与老板德鲁斯的情妇默尔·卡维代尔发展了可说是过分亲密的关系，通过她掌握了有关德鲁斯许多见不得人的秘密。道格尔还与女质检员伊兰·肯特发展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道格尔广泛介入各种人事关系，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然而，旷工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工人当中前所未有地频频发生暴力事件。原人事组组长韦丁因德鲁斯讥笑他没有“想象力”和“睿见”而极度嫉恨道格尔，最后竟因此神经崩溃。能干的伊兰也跳槽到另一家工厂。不过还有更严重的事件，那就是德鲁斯怕家丑外扬，杀死默尔，锒铛入狱。看来，是由于道格尔这个“人文研究员”的原因，佩克姆莱工业区的一切才乱了套。最后，道格尔在与小流氓的格斗中逃离了佩克姆莱。
从道格尔·道格拉斯这个怪人身上，不难看出斯帕克在价值判断上是模棱两可的。从消极方面看，道格尔更像是一个现代工业世界的有意的捣乱者，而非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文化与工业好意的沟通者。他表征着这么一种情景：在五六十年代的“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宰制更强，生意人的权力也更大，地位也更高，知识人同生意人相结合的努力只好蜕变为道格尔对既有工业秩序小打小闹的捣乱了。
如果说斯帕克以其特殊的方式对“连接”主题的眷顾很可能出于无意，那么大卫·洛奇就肯定是有意的了。虽然他主要以写“学院小说”著称，但也写过“工业小说”如《干得好》（Nice Work,1988）。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罗宾·彭罗斯是个标准的8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人。她在大学教书，颇受欧洲大陆时髦思潮、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她思想左倾，且颇合时宜地是个女权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她参加了政府倡导的所谓“影子计划”。其具体做法是由大学派一名教师去体验工业界生活，在一段时间内如影伴形地跟随一位工业管理人员，以增进学术界对工业界的了解。这简直就是施莱格尔姐妹转生。
男主人公是工厂经理维克·威尔科克斯。仅从名字上看，他也是《霍华兹别墅》里生意人的再世。此人不光与福斯特小说里的生意人同姓，而且有他们所有的许多缺陷：狭隘、愚钝、缺乏想象力、缺乏批判精神，但同时也着实显露着福斯特—玛格丽特由衷赞扬过的那些优点：实干、苦干、不尚空谈。初来乍到，罗宾自然也像海伦·施莱格尔那样，少不了来一番文化陡然遭遇生意时的新异感和激动，也恰如其分地像海伦那样对这位新威尔科克斯以身相许。然而时间一久，两种差距巨大的品格仍然必得按福斯特的“逻辑”相互龃龉、矛盾和冲突。最后，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当然，在与工业的相遇中，罗宾还看到工业界对学术界毫无兴趣：圈内翻江倒海，圈外无动于衷）。学术与工业虽只有过一夜之情，罗宾与威尔科克斯却并非不可以成为好朋友。罗宾将意外获得的一大笔遗产借给维克·威尔科克斯，使因公司间的权力斗争而失去职位的他得以办起自己的公司。
如此看来，在“连接”主题的处理上，《干得好》似乎比《霍华兹别墅》干得好。然而，《干得好》的结局显然是一种容易使人染上欣快症的狄更斯式的结局。对于惯读“十字路口”（洛奇语）上颇费脑筋的实验小说的人来讲，令人皆大欢喜的《干得好》无疑更能勾起那种久违的阅读快感。知识人与生意人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努力如果都能有适时飞来的一笔遗产助兴，那么“逻辑”只好被克服、被取消、被羞得无地自容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三
应当承认，斯帕克和洛奇小说中的知识人大体上并没有对生意人的权力流露出“羡慕”，但是如果说这一判断也适合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那就错了。在这部小说中，吉姆对生意人权力的“羡慕”并不“朦胧”，大资产阶级生意人对自己权利的运用也可谓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读者还看到，现代科技工商文明的“逻辑”非但不“脆弱”，反而显得更加无情。实际上，在一种“后现代”情景中，工商科技文明的“逻辑”已变得如此强骜，以至施莱格尔姐妹当初颇居高临下地与生意人沟通的举动成了明日黄花。在这里，如果仍有知识人与生意人的“连接”的话，“连接”的内涵定然已发生了变化。
从立意上看，《幸运的吉姆》是一篇现代灰姑娘故事，只是性别被颠倒，时间设在50年代初，地点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在这部小说中，艾米斯讽刺了布鲁姆斯伯里（或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式的精英文化和学院生活。（注：有学友一直不同意《幸运的吉姆》攻击“精英文化”这一说法。当然不是不可以作这种解读：艾米斯挖苦的是一所三流大学里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学者”、“教授”，而非精英文化本身；恰恰是这点赢得了英国人的广泛喝彩。然而只要细读一下这部小说，便不难发现它的确讽刺了布鲁姆斯伯里式的精英文化，如果不是广义上的精英文化的话。其实，这也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国文坛的时尚。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包含着这一信息；资产阶级介入了学院生活，与准知识人联手，对既有的学院秩序或“游戏规则”进行了颠覆，而这种局面的背后无疑有更宏大、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主人公大学教师吉姆·迪克森艰难地吞咽着出身低贱带来的种种苦味。他被迫在那些趾高气扬、装腔作势的资深学院人士面前，尤其在以他的恩主自居的威尔奇教授面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否则他那份临时教职就保不住，遑论转为永聘了。但吉姆对在大学教书并非由衷喜欢，而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当他与教授们关系难处时，常发感叹说当初走错了路。后来的故事发展表明，吉姆确实不适合呆在大学里。但灰姑娘必得有个归宿，必得找到王子才成其为灰姑娘；吉姆必须有个公主方可谓“幸运”。但学院女士一个个不是太老，就是太胖，不是太古怪，就是太凶悍，不具有为他的公主的资格。怎么办？吉姆的眼光自然转到学院以外。最后他如愿以偿，搞到了年青漂亮的克里丝汀·卡拉汉，其叔父厄夸尔特是有名的工商界大亨。依傍着这棵新品种王室大树，吉姆身上一直遭受压抑的力必多终于得到了释放。他冲着威尔奇教授及家人发出了渲泻性的狂笑。
可是如果仅仅使用学院规则，吉姆不可能打败威尔奇，因而是笑不出来的。只是在他毅然蹬开学院规则，投入克里丝汀的叔父的怀抱后，才出现了根本的转机。由于种种不良表现，吉姆即将被学院炒鱿鱼，前途一片渺茫。值此危难之际，他意外地接到一个仿佛来自天外的救命电话，让他去伦敦一家大公司干一份薪水丰厚的闲差，且立刻便走马上任。电话当然是厄夸尔特打来的。在《幸运的吉姆》中，这个“后现代”大资产阶级的标本对学院人是怀着鄙夷和蔑视的，而且并不隐瞒这点。与此同时，一直在吉姆与其情敌伯特兰·威尔奇（威尔奇教授的花花公子儿子）之间摇摆不定的克里丝汀，现在也做出了要吉姆、不要伯特兰的最后决定。至此，吉姆的“幸运”算到达了顶点。
在此不妨一并对福斯特的“连接”主题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著名演讲“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924）作一回顾。《霍华兹别墅》发表于1910年。这是不寻常的一年。1924年吴尔夫“冒昧”宣告“人性”发生变化的时间，就是这一年，或准确的说，该年的“12月左右”。（注：弗吉尼亚·吴尔夫，“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 见李乃坤选编《吴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第346页。 本文作者参照原文对译文略作了改动。）姑且不深究这变化究竟是否在吴尔夫派定的时间发生，只需承认，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性”或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人性”的变化有何具体表现呢？而用吴尔夫的话来说，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变了。人的关系一变，宗教、品行、政治、文学也要变。”（注：弗吉尼亚·吴尔夫，“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 见李乃坤选编《吴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第346页。 本文作者参照原文对译文略作了改动。第346页。）
吴尔夫在这里使用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术语，尽管她并未讲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那么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它也必然有它的政治和文化含义，会影响上层建筑。1910年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资产阶级已惨淡经营了200多年， 不可能不合乎“逻辑”地改变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亦即导致所谓“变”，而这“变”的最深刻内涵，莫过于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者（并非一定是体力劳动者）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政治权力，大有凌驾于直接从事文化活动者的头上之势。
比吴尔夫更富洞见的是，福斯特在这些变化中看见了世界的普遍分裂和人与人的普遍疏离，因而发出了欲改变“逻辑”（显然不是用洛奇式的飞来遗产来改变）的“连接”呼吁。在《霍华兹别墅》中，执行使知识人与生意人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任务的，主要是施莱格尔姐妹。她们与威尔科克斯和巴斯特的“交流”是非常积极的，甚至以身相许。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大约有点过分，后来引起了F.R.利维斯的不满， 对《霍华兹别墅》的“连接”现象作了尖锐批评。（注：F.R.Leavis,'E.M.Forster',in Forster,Malcolm Bradburyed.(Eaglewood
Cliffs,New Jersey,1966).）但利维斯没有想到的是，在1910年，施莱格尔们多少还能对生意人采取主动。她们要历史地给无灵魂可言（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就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写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笔者按：指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版，1987），第134页。 ）的威尔科克斯们注入灵魂。她们也有自信、有能力采取主动，即由她们去沟通、理解威尔科克斯们，而非相反。
及至50年代已是物换星移、苍海桑田。从《幸运的吉姆》可以看到，社会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54年与10年间虽只有几十年间隔，但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可不谓地覆天翻。“人性”自然也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甚至它究竟是什么，现在也容不得知识人分说了，“人性”的界定权力似乎已完全操在生意人手里了。现在，恐怕得由他们说了算。既便如此，曾经一厢情愿过的施莱格尔姐妹怎么好意思再去同威尔科克斯们相结合，再用知识人自以为高妙的品质和情趣给他们注入灵魂和心肝？她们恐怕不得不努力琢磨自己在新形势下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甚至不妨问：她们仍然存在否？或许她们已蜕变成为威尔奇教授，在吉姆狂笑的猛烈打击下，在准知识人和大资产阶级联军的大举进攻下吃力地招架着，眼看就要败下阵来。总之，不知不觉地，吉姆式的新人已充当起游戏的主角来了，但他们并没有在当年施莱格尔的轨道上行进。如果说他们终究以其特有的方式“连接”了生意人，那么这肯定是一种福斯特所始料未及的“连接”。
四
或许当代英国小说家安妮塔·布鲁克那的《天意》（Provid ence,1902）大体上只是一部描写单身女子生活的小说，并无太多的深意，但其中也不乏可视为“连接”的内容。在这里，知识对金钱的“羡慕”更接近吉姆对厄夸尔特的认同，而不是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尔科克斯或巴斯特的理解与沟通、和解与修好。
小说的女主人公基蒂·莫尔一直喜欢她的同事、中世纪史专家莫里斯·比肖普教授。基蒂的工作是莫里斯的助教，同时给一组学生上讨论课或辅导课。在这里，“助教”不单单是协助教学，也协助生活。基蒂常常为莫里斯沏茶、熬咖啡，甚至做饭，因此，两人的关系显得比一般同事要亲密得多。再加上基蒂的长相也不差，说话、微笑时还很漂亮，因而她不无道理却十分错误地认为，莫里斯对她怀有非同一般的感情。但在故事结束时，她终于发现自己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她恰恰是上基蒂的讨论课，平时被基蒂所鄙视的轻浮、浅薄的差等生简·费尔查尔德。后者年青而漂亮，出生于工商巨富家族。她几乎是在基蒂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赢得了“魅力王子”莫里斯的。当然，反过来看问题似乎更合情理：莫里斯与生意人费尔查尔德家族、而非与一个身为大女，且有家庭拖累的同事联姻，是合乎情理的选择。总之，当《天意》的幕布落下时，才子已随佳人去，唯见才女形影孤。基蒂终于意识到“天意”从来就没有眷顾过自己。
莫里斯是虔诚的教徒。他虽宣称笃信神圣“天意”，但在其潜意识中恐怕更相信现代文明的世俗“逻辑”，或金钱的作用。所谓“天意”毕竟太玄虚，没有金钱带来的权势和体面那么实在。他是学有所成的专家，按理说应比一般人更超凡脱俗，更应对在认识和情趣上与自己相当的基蒂感兴趣，而非对一个差等生感兴趣。他之所以选择简·费尔查尔德，显然使用了一套不太符合其职业性质和志向的标准。问题是，学者教授莫里斯对于做大资产阶级的乘龙快婿为什么那么毫无内疚？他为什么不显露出一丁点“前现代”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气节”。《天意》给读者的信息是，莫里斯这么做，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气质使然，不仅仅是因为简·费尔查尔德漂亮有钱，而基蒂不漂亮也没钱，还似乎有某种社会历史性的宿命在起作用。
大资产阶级既然操纵着整个“后现代”社会，他们对学院的宰制便有其必然性。但从道理上讲，大学以其自身性质应当具有自主性、自律性、自调性，更重要的，应当具有自在的目的性。简言之，大学应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格。然而，社会现实不可能与理想完全相符，“后现代”情景中的大资产阶级总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知识人头上。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由自己采取主动来同知识人相交往、相符合。这种动向在80年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在《幸运的吉姆》中，吉姆在大资产阶级支援下仅仅将学院知识人嘲弄一番，然后在狂笑中携着靓女一走了之，那么在《天意》中，他们已不能满足于这种小而浅的快乐了。他们要用正在步步高升的莫里斯·比肖普们来表征他们在大学的胜利。在小说结尾，莫里斯·比肖普更是以一所三流大学的教授身份高就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
莫里斯之所以成为年青女教师和女学生心目中的“魅力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英俊潇洒、温文儒雅、30几岁便当上了教授，也因为他是中世纪史专家，在教堂史方面造诣尤其深。这说明至少在一种学院环境中，由学院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游戏规则”在起着作用。它的效力虽然有限，但正是因为它，基蒂才产生了莫里斯对她怀有爱幕之心的判断，尽管是错误的判断。然而，学院规则并非儿女情长“游戏”中的唯一规则，更非决定性的规则。还有重要的“逻辑”在起作用，而基蒂的悲剧在于对它毫无认识。她未能把握它的原因又在于，作为一个大龄未婚的职业知识女性，她多少已被一个以钱和性为终极价值尺度的社会边缘化了。
那么这“逻辑”或规则到底是什么呢？既然“费尔查尔德家族简直拥有”整个格洛斯特地区，（注：Anita Brookner,Provid ence (St.Ives plc,1991) ,p.80.）答案便只有在这里找了。最终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纯学院或学术因素来决定的，而是由“后现代”社会的钱权规则来决定的。这种规则，基蒂之类的人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恰成对照的是莫里斯。就学术气质和成就而言，他与一个差等生的距离之大，只可谓天上人间。如果说他对简·费尔查尔德怀有什么爱情的话，那么要给它一个准确的描述，显然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程。这表明，在莫里斯们那里，学术的价值要在金钱那里才能最终兑现，或者说，学术成就和地位已能方便地折合成硬通货，可以不受阻碍地在婚姻市场上转换成金钱、权力和体面。“天意”并非不可以让知识养育出一些婷婷玉女来，但此后发生什么？布鲁克那的小说告诉读者，知识“有女初长成”，可以卖个好价钱——当然得在生意人那里，在那由他们统驭的权力结构中。
当年，施莱格尔姐妹多少是以“英雄”的姿态去拯救威尔科克斯的灵魂的。现在，莫里斯更像是以“反英雄”的面目与生意人的金钱婚合的。这也许是“后现代”社会的“天意”，或福斯特意义上的“逻辑”。基蒂的个人悲剧其实就是这“逻辑”的眷顾造成的。学术的价值如果最终得通过婚姻折合成金钱方得以实现，那么学术的独立品格如何守护？知识人的社会价值如何体现？生意人的价值观真能取代知识人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天意》便隐含着这些问题。
不能说这些问题不具普遍性。在生活中要见到上述情形并非难事。从制度层面来看，被视为“进步”、且已为许多国家所热情实施的学分制实际上是将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知识像超级市场货架上不同品类、不同价格的商品那样来出售。近年来，许多不搞学分制的欧洲大学在降低标准招收学生或发放学位，以维持拮据的财政状况。这种做法尤其以针对发展中国家为多，近年来更具有蔓延到经济刚有起色的中国的趋势。这也不能不看作学术被迫放弃自己应有的独立品格，以适应那无所不在的市场原则和统驭一切的工商社会的权力结构。从个人层面看，笔者80年代在英求学期间，知道一个英俊潇洒、讲课很受欢迎，而且思想左倾的中年讲师。不久，他去一家颇有名声的大公司做了总经理，这自然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95年笔者再度旅英时，又见过一个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受到普遍爱戴的老教授。笔者返国时，正值他高迁剑桥大学教授。后来听说他离婚又结了婚，新妻子是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品收藏者，拥有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油画。如果说这不是知识与一种具有高雅外表的金钱的联姻，是什么？生活总是忠实地模仿艺术。
在眼下的“后现代”情景中，知识人与生意人的“连接”仍在进行，只是“连接”的内涵对福斯特来说已是匪夷所思。也许，“后现代”知识人压根已没有了施莱格尔姐妹那种“救世主”旨趣：（注：最近，一批研究西方“后现代”的中国学者在澳门举行了一次“对话”。他们中多数人自我否定地对自己的知识人身份进行了“解构”，并以此为“后现代”时尚。他们认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再自以为是地充当“先知先觉”、“社会的良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类的角色了，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命名”、一种“符号”，其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知识”本身是什么，显然也难以回答。既然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怎能充当大众的“导师”？可见即便在中国，“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和真理、意义的相对主义化也会达到很高的程度。这说明先前被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后现代”已确然来临。见丁尔苏等：“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与生意人世界保持距离地批判它、改造它，给这个冷酷、愚钝、没有灵魂的地方注入温情、睿智和灵魂。他们似乎更愿意让自己融化、消失在这个世界，以便心安理得地沉溺在钱与权的淫乐中。被生意人收编和同化，这似乎已是“后现代”知识人的标准命运。是“逻辑”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