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基于智库理念的档案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资源论文,开发利用论文,理念论文,环境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0.7
网络时代的来临，在理念和实践两个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与传统的社会空间相比，虚拟的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交互性的特征。这促使档案管理部门和用户的行动空间以及行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且在频繁的交往中急遽扩展了档案信息资源开放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一、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现状
网络环境下，对于档案部门而言，其保存、展现和处理档案的空间从有限的物理场所扩展到几近无限的虚拟空间；对于用户而言，其面对的不再是实体管理机构，而是依靠人机界面建立其和档案之间的联系，这促使用户更加关注档案本身，而非将时间花在处理一种程式化的、具有官僚制性质的人际关系上。虽然，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档案管理部门和用户之间的交流频率，由此在最低层面上解决了基本的档案获取难题，但也激发了用户对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深层需求。借助网络可以让档案信息真正发挥出“资源”的内涵，静态地现实档案在网络中转变为活跃的信息流，并通过各种开发利用手段汇聚成一条深邃而壮观的知识之河。
开放、透明和交互的网络在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带来众多机遇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些不容小觑的挑战，比如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网络安全问题等。对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最大难题是档案信息资源总量的飞速上涨。数量庞大的实体档案正在被源源不断地数字化，同时，网络自身也提供了海量的档案信息资源。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网页数量已经达到600亿个，年增长率78.6％”，各种类型的“自媒体”(We Media)所发布的信息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档案来源，仅微博用户规模就已经达到了6311万。[1]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交网站Facebook在2011年年末活跃注册用户达8.45亿，每天发布评论达27亿次。[2]已有档案研究者关注到微博所具有的档案意义，比如名人、公众人物、一些轰动事件的最早揭露者微博中的个人信息和日常活动信息的独特保存价值。[3]在这种网络发展情境中，信息海量化与有效信息获取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信息的动态化和碎片化趋势与信息深度挖掘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
除了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我国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还需要克服两个关键性的障碍：一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动力不足、开发需求不明确致使开发效果不佳，没有形成“需求——开发——利用”的良性互动局面；二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单一，效率低下，没有形成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机制。[4]近年来档案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尚存在一些不足或误区。首先，在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方面，档案管理部门大量购置计算机、扫描仪等信息网络设备，并着力于建设数字档案馆。但从成效看来，仅仅加快了传统档案数字化的速度，却未从根本上改变和提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效果。其次，在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服务方式上，档案管理部门也作了一些改进，比如普遍采用计算机提供档案指南、全宗介绍和史料汇编等开发性服务，但是服务内容仍然较为传统，仅是将计算机当做处理传统的信息提取和整理工作的手段，对档案利用理解并未有质的飞跃。此外，建立档案网站是档案馆紧随信息化潮流的重要举措，但是目前档案网站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绝大多数档案网站扮演的不是信息传播的角色，而是档案宣传者的角色……大众在网上难以直接看到自己所需的档案信息……如此利用信息化技术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的信息查询需要。”[5]由此可见，目前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无法在一种动态层面上满足利用者多元的、变动的和更具个性的要求，它呼吁一种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新方式。
二、增值开发利用：内涵与方向
国家在200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增值开发利用”的理念，但适用范围集中在政务信息上，强调的是对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加工利用。这种理念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利用奠定了一个基调，相关研究者要么强调其中某种价值的增长，要么强调几种价值的综合增长[6]。我们认为，对“增值”的理解应该从“值”的表层含义转移到深层含义中。无论是何种价值的增长，都是一种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增值从表面上而言是档案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甚至文化价值等诸多价值层面的挖掘，但从实质上而言，都是档案信息资源从数据变成知识的过程。据此，我们所言的“增值”，主要指的是通过对原始信息的开发，生产出具有附加值的知识，从而使其自身各种价值得到增长的过程。
基于网络环境，可以这样理解档案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的内涵：随着网络时代中利用者日趋显现的对具有各种价值的知识的渴求，档案部门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拓宽原有开发利用途径，更有针对性、深层次地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和整理，将蕴藏于档案信息中的知识内容挖掘出来，并通过利用者的利用行为实现档案价值的相对增长。档案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利用具有三重特征：第一，主动性，即相对于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开发通常是由开发主体主动寻求；第二，知识性，不同于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开发利用提供给档案利用者的更多是经过深层加工重组的知识内容；第三，价值增长性，即增值开发利用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向利用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进而提高档案的价值含量。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档案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带来了一些新的实现途径，比如个性化定制和知识库。个性化定制通过网络实施个性化定制过程进而获取所需信息，拓展了开发主体与利用主体之间的交流渠道，促进了网络空间中的馆际联合，并能够切实满足用户的需求，具有便捷性、交互性、延展性和准确性等优点。知识库则既能够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兼容并蓄，又能够基于一种横向建设理念，将与某种组织相关的所有档案类型都视作处理对象，广泛考察和分析这些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关联性。个性化定制和知识库发挥出了网络技术的优势，令传统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大幅增长，但也存在着一些劣势。一方面，个性化定制契合的是碎片化的个体用户的需求，容易导致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陷入一种过于零散的状态，令档案部门缺乏一种面对大众的整体设计思维。另一方面，知识库重视对知识的收集、存放和整理，对知识如何走出“电子储藏室”运用于广泛的实践活动缺乏动力和能力。基于这两方面的思考，我们提出一条新型的档案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途径，即通过建设并发挥档案部门的智库功能，在面向大众的整体考量上和突出应用功能的实践面向上全面提升和深入挖掘档案自身所具有的各类价值。
三、基于智库理念的增值开发利用模式
“智库”通常指的是为决策者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和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欧美国家的智库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能够对国内外的大政方针产生巨大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也日益重视智库的建设，学习西方的模式，力图发挥智库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智力支持作用。《2010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了全世界6480个智库，其中我国有425个，美国则有1816个。从排名来看，前25强中美国占了12个，中国只有中国社科院一个入围，排倒数第24名。[7]由此可见，我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此，国家近几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和措施。
目前我国的智库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二是兼具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党校系统和社会科学院系统，三是高等院校，四是企业性质的行业性研究机构，五是民间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不仅是我国知识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流水线，也是我国各类档案信息部门赖以生存的母体。不过，目前这种智库体系存在着两大根本性问题：第一，普遍缺乏中立的立场，受官本位、学术本位或行业本位的影响，虽然民间智库相对独立，但其获取资源能力差，生存环境相对艰难；第二，档案部门在这种宏观智库体系中一股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的多是一种供应资料的辅助功能，从而资源开发利用功能受到了制约。
针对这两个问题，欧美国家有两点成功经验：一是广泛扶持和鼓励价值中立、相对独立、规模较小、专业程度高的智库；二是依托档案部门熟悉档案、利用便捷的先天优势，增强档案部门自身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使档案部门自己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智库。本文正是基于第二点成功经验提出：应该大力推进我国档案管理部门在网络环境下以智库为目标的建设进程，这是一种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效度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在实践层面上强调三种指向，分别为公众指向、议题指向和政策指向。
公众指向是建设智库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档案部门提炼正确和明晰的智库建设方向。公众指向指的是档案管理部门在网络环境下要广泛参与公共生活，不仅需要思考自身能够向公众提供什么知识产品，还需要思考公众提出的档案信息需求中有何本质性的知识取向。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关键不是将档案信息转化为知识，而是要将这些知识“鲜活”地运用于公共生活之中，否则就无法真正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增值”。
议题指向是让档案管理部门从档案保管者向智库过渡的首要策略，有助于档案管理部门重点突出地提供有特色的知识产品。议题指向首先要求档案管理部门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研究队伍，只有从档案的“保姆”过渡到档案的“营养师”，才能真正挖掘出档案中富含的各种价值。其次，议题指向要求档案管理部门广泛建立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探寻和总结出一些亟待解决或至关重要的议题，回答这些议题便是完成国家在支持智库建设中所提出的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任务。最后，议题指向要求档案管理部门在议题意识的引领下，内外有别地承担起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工作，档案管理部门虽然有责任和义务向用户提供到位的服务，但也要明确在研究工作中的各种纪律，不苛求对议题的完整解答，而是围绕自身所具有的档案信息资源，提出有针对性的、哪怕是局部性的解决方案。
政策指向是衡量某个档案管理部门成为智库的关键标准。智库与一般研究机构最大的区别在于，智库必须向社会和政府提供政策性的建议，这是智库的立身之本。在传统时代，档案管理部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具有较强隔绝性的官僚机构，很少发挥献策建言的功能。在网络时代，用户群体规模的扩大和要求的增多，削弱甚至破除了档案管理部门的隔绝性；同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社会和政府对各种有内涵、有深度的知识产品的大量需求，也为档案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型和创新带来了机遇。在政策指向下，档案管理部门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面向社会和政府的实际需要，形成有效的对策建议或政策报告，这便是其“增值”过程中发挥出最大效益的部分。
网络环境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既宽松有度又竞争激烈的氛围，从增值开发利用的主体来分，一种是强调社会力量的介入，一种是强调档案管理部门自身能力的提高。我们主要是从智库建设的理念出发，探讨档案管理部门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的模式创新及其基本要求。这既符合国家在新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洪流中提出的大力建设智库的重要国策，也有利于档案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和创新，使之更加有效地服务国家和社会，此外，档案管理部门作为智库最终提出的知识产品，不同于社会力量有局限性和利益倾向的知识产品，它更加强调一种国家、社会和公众的群体性公益视野，这是档案管理部门作为公共部门，与隶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力量的最大区别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