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之简论
刘 清
（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它有唯物划和唯心之分，在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则为朴素自然观。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具有整体性，并强调和谐有序，讲究天人合一，特点十分鲜明，对当今社会也有相当大的启示。
关键词： 自然观；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启示
自然观属于哲学范畴，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的朴素自然观从运动的联系的整体出发，展示了中国古代人们的探索和实践，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映，对今天的社会依然有其借鉴和启示性。
1 关于自然观
自然观属于学术术语，是指人们对自然观认知的总和，包括人们关于自然观的本质、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它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从性质上区分自然观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反过来，它又对自然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带有虚幻的神话形态的自然观，但后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神灵影响，从具体的物质形态如气、水、火、土、风等收到启发而认识世界，并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联系的并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了朴素的自然观，这标志着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
古代朴素自然观具有初步唯物主义和初步辩证法的特色。首先古代朴素自然观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古代的先贤们从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形态如火、水、土、木、风等作为世界的本原和构成，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等都有类似的说法，如中国有人讲元气本体，有人认为水为万物之源，其中古希腊的德谟克里特关于万物都由微小的、不可分割的原子所构成的原子论代表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其次古代朴素自然观也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强调整体性、运动性和思辨性。古希腊先哲认为：自然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或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中国古代讲究“相辅相成”、“相克相生”。西方的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其三直观性和猜测性。朴素的自然观包含在当时关于自然的研究和探索的自然哲学中，尚未建立在科学的实验与分析的基础上，因而这种自然观带有直观、猜测，用具体感性的物质说明问题，缺乏系统和抽象，也没有以实验实证为基础的科学依据，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尽管有局限但还是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始从物质的宏观到微观探索世界的本源，为此列宁讲“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古代朴素自然观承认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它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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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出现的因素
所谓自然观是既包含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和理解，也包括人们从自身出发，对自然界的价值追求和实践和认识中形成的自然观，是当时生产力的反映，它形成于科学萌芽阶段，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其自然观也有差异，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具特色，在自然观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其一地理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部，地域辽阔，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河流所处的地方自然环境及气候比较适宜生存，尤其适合农耕。其二生产方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肥水美，四季分明，中国的先民们在这里以农耕立国为传统，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质。因为农耕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恪守四时之劳作祈盼风调雨顺，营造天时地利人和，讲和平安宁。所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也体现了敬畏天命、天人合一，强调应时、取宜、守中、和谐，推崇自然和睦、乐天知命、合作包容。很少提到抗争自然改造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也有影响，农耕与治水有关，所以农耕文明也多为君主专制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们讲究尊卑贵贱，即天尊地卑，阳在上阴在下，前者统治后者，后者服从前者，整个社会以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为主，注重经验和应用，其自然观中突出和合顺应和悟道，把主客观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所以这些与西方有所不同，在当时的欧洲自然环境相对比较恶劣，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自然界抗争，故其自然观以主客观两相分离为主，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偏重于理论科学，特别是到了近代对科学技术进行较多的发明和创造。
3 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的内涵及特点
中国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诸多因素，导致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也即朴素自然观在内涵及特点上有着十分突出的独特性。从内涵上看其表现形式为：老子道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元气学说、八卦学说、天人论等等。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时代这些朴素的自然观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这种自然观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这些观点分别强调“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构成世界本源；或“一阴一阳谓之道”；或元气构成宇宙万物；或乾坤定天地；或人道天道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等等，宗教神学却不太突出，有着浓浓的人文主义色彩，而且其整体性、联系性、变动性也突出。
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的主要特点讲天人合一的和合，旨在承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今天有着极大的启示。季羡林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与人的合一就是平衡有序，和而不同，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相一致。人类社会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生态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片面的讲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但人与自然的和谐受到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气候变得异常，不少动植物在消失，一些资源在枯竭。人类在大力建设的时候，产生了环境问题，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费是建立在损害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近些年来环境问题逐渐尖锐突出。世界上的国家对此也都在想对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包括自然观对今天有一定的帮助。中国的学者们很早就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德”、“毋违时”等自然生态思想。人类只有与资源自然环境相协调和睦相处，才能生存发展。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生态环境要保护，经济要发展，这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同志赋予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那就是达到包括生态价值在内的经济、生态、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将青山绿水的自然主义和金山银山的人道主义，实现融合和谐，增强人类的地球环保意识，重建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展示中华文明的自然观，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4 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给当今社会的启示
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这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天人合一的和谐性体现在朴素自然观之中。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涉及了许多但大部分观点都涉及到天人合一。道家的老庄，儒家的孔孟，包括后来的释家。天人合一从大的生态环境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宇宙是大天地，人则是小天地，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用老子的话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人们的贪婪过度索取，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所以要返璞归真，与天合德，达到一种“万物与我齐一”的精神境界。而儒家往往把天道德化，故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的道德原则是符合天意的，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但人受名利欲望的影响，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也忽略了天的道德原则，所以要修身养性，求其心，把人道与天道联系起来。《易经》则强调天地人三者统一，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并进一步强调“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古代中国的医学思想、建筑思想在很多地方谈到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讲究的是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天人合一的整体，其互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即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欲被征服。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要顺应自然，遵循自然法则，因势而为，不可过度的索取，大自然也会给予人类回报。
《绿野仙踪》中神魔部分的情节受到《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情节中都可以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比如，《绿野仙踪》第十二回，冷于冰收服袁不邪部分与《西游记》中收服猪八戒的情节有几分类似。《绿野仙踪》第八十七回至九十回讲述的周琏被鱼妖摄走匹配婚姻的故事，与《西游记》中唐僧被摄去强逼着成婚虽结局不同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体现更是了中国先哲们的生态智慧，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的观念，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还有不少的局限，如高估了自然的力量，低估了人的力量，对主观能动性重视得不够，讲合一往往回避矛盾，也造成人们安土重迁，缺乏主动性和冒险性，缺乏对大自然深入探讨的精神，习惯因循守旧，过于谈整体造成笼统而忽略精细分析，尤其后来轻视科学技术，导致近代落后于西方。但总体上看，我们要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传统的自然观，即批判继承合理吸收发展创新，取其精华摈弃糟粕。要看到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是人类自然观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2)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核心-边缘模型是由城市间旅游经济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种中心紧密相连、外围稀疏分散的特殊结构[23]。它能够揭示各节点在旅游经济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进而判断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葛荣晋.儒道智慧[M]与当今社会.中国三峡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2]白长华.自然观的演变与发展[J]探索.2004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5（C）-0037-02
作者简介： 刘清（1961.8-），女，福建福州人，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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