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与解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困境论文,失地农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8）01—0001—07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郊区的土地不断被征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离开家园进入陌生的城市，开始了新生活。生活环境的变化对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城市适应的困境。如何正确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
（一）失地农民城市就业困难，生活成本提高
失地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生活来源的问题。而要解决生活来源，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为前提。而失地农民的城市就业无疑又是难度最大的，尤其是对那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无一技之长、无进厂经验、也无任何社会关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可以说这部分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问卷调查① 显示，失地农民对于“适应城市生活最难克服的障碍因素”的回答，排在前两位的是“经济能力差”和“工作不好找”，分别占总体的43.2％和40.3％，合计为83.5％。这表明，绝大部分失地农民仍处于经济不适应阶段，表现为就业不充分和经济收入低。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失地农民就业如此之难呢？
第一，就业制度的缺陷。目前我国城乡就业市场实行的是两种就业制度，城市现行的就业政策一直是为解决城市市民的就业设计的，因而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受到种种限制。第二，自身因素的制约。这主要包括劳动者素质的问题和自身思想观念的问题。从南京市的调查来看，失地农民中高中（含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4.8％。由于文化偏低，又没有技术，使得他们在城市就业中明显处于劣势。从思想观念来看，一些农民失地后一味等待政府安排就业，依赖心理较重；一部分失地农民存在自我优越感，对就业岗位要求很高，不愿屈身于一般性就业；一些人依靠出租房屋不愁吃穿，小富即安，就业愿望不强；还有一些人创业意识淡薄，不想也不敢创业。第三，整体就业环境的影响。当今城市就业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的竞争态势，就业压力非常大。失地农民面临城市两大群体，即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压力。与下岗工人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城市社会资本相比，以及与农民工的吃苦耐劳精神相比，失地农民都不具备优势。
一方面，失地农民在城市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又明显的高于农村，这对失地农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学者研究表明[1]，农民进城的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公共支出成本和个人支出成本。公共支出成本是由国家负担的，主要用于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支出。个人支出成本是农民进城后个人支付的生活成本、就业成本、非市民待遇成本、心理压力等成本。对于农民来说，关键是过高的个人支出成本，构成了他们进城的瓶颈。相比而言，土地征用前，农民种地虽然收益不是很好，但这部分收入比较稳定，一日三餐依靠自身劳动“免费”解决，农民获得了一种较低成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如今失去土地，他们被迫进入城市，不得不按照城市标准安排基本生活，生活成本明显增加。不仅如此，失地农民还在子女教育、子女结婚、生病就医等方面开支较大。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工作，城市生活成本又如此之高，失地农民将难以承受城市生活的压力。
（二）失地农民与市民存在隔阂，交往的异质性不明显
社会交往是主体间一种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互动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与城里人交往是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的主要途径。失地农民与城里人交往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城市和适应城市。美国当代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但总体而言，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
第一，社区隔阂。从南京市来看，征地拆迁之后农民由政府统一集中安置在农民复建小区。这些安置小区一般建在城乡结合部，远离中心城区，相对独立，与外界现代化城市社区联系较少。这就在空间上人为造成了农民和市民交往和交流的障碍与隔阂。
第二，心理隔阂。农民因为征地来到城上，一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和失落感，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他们不大愿意主动和人打交道，更不用说和城市人交往了。同时，他们也担心城市人看不起这些洗脚上城的乡下人，所以和城里人交往的底气不足。调查显示，对于“我非常愿意和城里人交朋友”的问题，回答“非常愿意”和“愿意”的比例合计为58.9％，回答“不愿意”和“很不愿意”的比例合计为25.4％。这说明，至少有1／4的失地农民明确表示不愿意和城里人交往。
第三，社会隔阂。从社会的角度讲，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形成。不同阶层之间在居住区域、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品位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而各阶层之间的交往也日趋减少，彼此之间的区隔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总体上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失地农民是很难与相对富裕的城市人进行交往的。
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不容乐观。虽然他们在迁入城市后在社会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上有所变化，但是总体上仍改变不了交往的内倾性和同质性强的特点。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Blau）所说，“有着相近的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要比其位置相差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普遍些”[2]。问卷显示，失地农民和亲属交往的占51.1％，和朋友交往的占26.4％，和邻居或老乡交往的占7.7％，而和同事交往的只占12.3％，另有2.5％作了其他回答。现代城市是高度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主要以业缘来维系，日常活动呈发散型和不对称型。而这些都是失地农民必须要适应的。“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3]。”失地农民要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必然要走出去和城里人交往，处理好人际关系，以争取被城里人所接纳。但同时，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能够在城里很快找到知己，尤其是完全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好朋友，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和不信任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城市的无情和冷漠，直接造成了他们的矛盾心理。
（三）失地农民恋土情结较重，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
农业文明赋予了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指出的：传统的农业经济使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本和唯一可靠的财富[4]。农民世代在土地上劳作，靠土地养活了自己和家人。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命根子，是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防护墙，也是维系他们生存的根本保障，农民对土地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离开了曾经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的土地，农民就有一种失落感和不安全感。
土地被征用后，打破了农民许多年来的劳动和生活习惯，农民们必须离开土地。而与那些主动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农民相比，失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生活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加难以割舍曾经养育自身的土地，恋土之情油然而生。“农民的土地恋是文学经常重复的主题[5]”。不过农民的恋土情结因区位而有所不同。对于城郊结合部的农民来说，由于区位的优势和便利，一部分头脑活络的人首先利用城市的资源和市场发展乡村工业，或是就近去城市务工经商，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些人实际上从事着“非农”职业，他们对于土地的依恋程度正在减弱，对土地的感情正在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城郊结合部的农民的恋土情结，使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但这不能改变整体上失地农民恋土情结较重的事实。问卷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对“您对种地的态度是什么”的问题，回答“农民以种地为本”和“想种地，没地了”的分别占总体的15.9％和34.9％，合计为50.8％；回答“土地没什么收入，种不如不种”和“种地只够口粮，不能靠它来生活，要另谋他业”的分别占总体的9.8％和30.6％，合计为40.4％。另有8.7％的被调查者回答“不会种地”、“种地苦”以及“身体差”等。以上来看，有一半多点的失地农民都对种地持赞同的态度，可见土地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之相连的恋土情结。当然，失地农民会因不同的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等个体特征而在种地的态度以及恋土情结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而年龄偏大的则持支持的态度；文化程度低的人赞同种地，而文化程度高的则不太认同种地；收入低的人愿意种地，而收入高的则反对种地。
由于失地农民过分依恋土地，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惧怕感，他们面对繁杂而陌生的城市生活，油然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对未来充满了忧虑，非常苦恼和烦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问卷调查显示，有58.9％（“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比例合计）的失地农民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四）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存在偏差，角色转换滞后
失地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需要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和角色转变。失地农民是如何认定自己的身份和扮演自己的角色呢？他们是否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呢？问卷显示，对于“我已经是城市人了”的判断，有3.5％和33.0％的被调查者分别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合计为总体的36.5％；有43.9％和4.6％的被调查者分别回答“不同意”和“很不同意”，合计为总体的48.5％；另有15.0％的人回答“说不清”。如果以5、4、3、2、1分别代表“非常同意”、“同意”、“说不清”、“不同意”、“很不同意”，测得平均数为2.87，标准差为1.04。可见，多数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城市人。
社会认同是一种主观认识和感受，身份认同是个体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自觉意识。社会学家R·简金斯（Richard Jenkins）指出，认同（Identity）概念的现代功能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基于人们同一性的关系和基于差异性的关系[5]。“同一”与“差异”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其实也就构成了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差别。简要地说，一方面认同概念揭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区分了“他们”是谁。
从同一性来看，失地农民都是因国家征地而进入城市的农民，他们按照国家政策获得了城市户口和居住地，从而成为了城市人。从差异性来看，他们和真正的城市人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人应该享有的待遇。正是因为这一点影响到了他们对目前身份的认定。失地农民的身份的确很特殊也很尴尬，他们失去了土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市民待遇，他们失业又不像下岗工人可以获得低保。可见，失地农民夹在了两个不同的身份之中，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失地农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存在偏差，导致了他们由农民转向市民角色转换的滞后。与农民角色不同的是，市民角色是市民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有其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对具有这一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并扮演市民角色的问题。失地农民角色转换的滞后表现在：
首先，失地农民对于市民角色的理解存在误区。他们普遍认为城市人工作很轻松、很体面，工资很高，八小时之外也很会休闲享受。他们盼望进城后也有和城里人一样舒心的工作，幻想政府也会给他们安排这样的工作。可见失地农民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因而对于市民角色的理解比较肤浅。其次，失地农民在行动上仍然继续着农民的角色，保留了很多农村生活习性，对于市民角色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失地农民进城后，住进了和市民居住条件相差无几的政府建造的安置房，但在角色实践上并不像城市人。特别是在生活方式上，不文明、不卫生、不科学的陈规陋习随处可见。第三，失地农民没有积极储备角色转换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失地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且大多没有受过职业技能培训，不具备城市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他们要生存，必须掌握求生的技能和本领，以利于角色转换。
由此可见，失地农民并没有为转变后所要承担的角色做好准备，也没有调整好心态以及储备所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二、失地农民突破城市适应困境的路径
面对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需要从主体的层面、政府层面、社区层面和社会层面采取措施（图1），突破城市适应的困境，提高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能力。
图1 失地农民突破城市适应困境示意图
（一）主体层面
征地行为对于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正是由于土地在传统中国农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才使得他们在失去土地后产生如此大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并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土地割舍与阵痛。从世界范围看，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城市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和普遍规律。对于习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根本，他们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被推向了原本陌生的城市，被迫改变生产和生活环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失地农民需要一个从土地上拔自己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失地农民需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积极采取行动，迎接变革和挑战。
首先，在思想上，必须转变传统观念，特别是就业观念。阻碍失地农民顺利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传统的思想观念。失地农民必须破除“等、靠、要”思想，正确认识政府的征地行为，主动谋求生活的出路。如果观念不改变，他们即使被安置就业，也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需要破除小富即安、自满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鼓励他们创大业、谋求大发展。
其次，在行动上，必须主动学习，参与实践，增强才干。失地农民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城市社会中生存下去，唯有提高自身素养和能力。为此，需要不断学习，不仅要从书本中学，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学习。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各种生产技能，还要学习工业文明和城市社会的运行法则，学会遵守城市的规章和法纪，学会和市民友好相处，改变随心所欲、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的生活陋习，培养竞争、开放和合作意识，逐渐增强市场适应能力。
总之，失地农民只有从思想和素质上实现转变，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在城市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政府层面
失地农民的收入是制约其城市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是和就业连在一起的。当务之急要提高失地农民的城市就业率。政府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再希望当地政府、征地单位或土地开发企业安置失地劳动力是很不现实的，甚至是违背市场原则的。但这并不表明政府是无所作为的，相反，政府可以在如何改革就业制度和帮助失地农民提高就业能力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需要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失地农民的城市就业障碍。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就业的实际不平等，政府需要废除进城就业限制，建立统一的就业准入制度，取消城镇用人单位对农村劳动力分行业、分工种的分类管理限制，督促企业一视同仁地对待就业的市民与农民，消除对失地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择优选择企业所需人员，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从而最终建立市民与失地农民工之间的统一的就业市场。从南京市江宁区的实践来看，区政府近年出台的《江宁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把农村劳动力纳入城镇人员就业统一管理，实行城乡一体的就业登记和就业管理服务，统一待遇，实现平等就业。”
其次，政府需要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马克思曾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是形成和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重要条件，可使受教育者在体力、脑力和掌握知识技能等劳动能力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由于农村的教育投资缺乏，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加之农民常年忙于耕种，造成农民缺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缺乏与市场需求相应的专业技能。失去土地后，他们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十分有限，在岗位竞争中处于弱势，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加强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从江宁区的实践来看，当地政府以区技工学校、职业培训中心和各镇（街道）成人教育中心为依托，对年龄偏大、能从事简单劳动或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失地农民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法律常识、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劳动保护、职业道德等方面。通过培训，提高了他们适应市场就业和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
（三）社区层面
社区在引导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区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第一场所，人们参与社会生活首先要从社区开始，失地农民们每天生活的社区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社区的引导作用主要是通过营造独特的社区文化来实现的。良好的社区文化是文明社区建设的基础，也是社区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通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失地农民的归属感。由于失地农民脱离了原来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的生活保障网，而新的人际网络尚未建立起来，心理上难免会产生焦虑不安和失落感，而且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还深受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马上适应和融入城市。为此，需要所在社区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动员和吸引广大失地农民参与其中，增进失地农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和信任，促进社区成员间文明高尚的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形成，培育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成为一个邻里和睦相处的“共同体”。
其次，通过社区教育，培养失地农民的现代意识和文明行为。社区教育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为社区提供教育服务的非正规教育活动。其宗旨在于建设社区、发展社区、消除社区的社会问题，全面提高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再社会化。社区部门可以通过专栏、板报和广播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发挥社区对于失地农民的知识传播和思想教育引导作用。在江宁区某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笔者看到小区的橱窗里张贴有“小区环境整治重点与要求”和“改陋习、倡新风、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宣传和告示。不难看出，社区管理部门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向失地农民宣扬现代思想意识，让失地农民心理上接受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方式，培育城市所需要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
第三，通过加强社区管理，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秩序、和睦与互助的邻里关系是文明社区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区发挥凝聚力的关键因素。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需要有关部门像建设城市社区一样重视和建设好失地农民的生活社区。从现实来看，由于失地农民复建小区大多建在城郊，一些社区的物业管理跟不上，居住环境不理想，社会治安事件不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因此，需要结合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要求，抓好失地农民新居规划建设和管理，优化社区的治安、卫生环境和人文环境，促进社区管理由农村范式向城市范式转变。
（四）社会层面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需要全社会的人都来关心失地农民的城市生活，以利于他们的城市适应。
首先要消除社会偏见，让城市社会尽快接纳失地农民。在这方面，大众媒体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封闭，也使农民与市民之间产生隔阂。在城市人的眼里，农民是“愚昧、野蛮和粗俗”的。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而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对进城农民的报道以负面为主，造成了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和误解，加深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大众传媒应当率先起到舆论导向作用，呼吁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树立公平理念，在评价市民与农民时，要使用同一标准。同时注重对农民勤奋、淳朴和勇敢的传统美德的宣传，增加农民对城市贡献的报道，引导市民客观评价农民，消除偏见，从心理上接纳失地农民。
其次，倡导社会关怀，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失地农民在城市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政府要本着公正的理念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失地农民的需要；用地单位在招用劳动力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被征地的农民；城市企业要在接受和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方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市民需要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失地农民并与之交往。从一定意义上说，失地农民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关心帮助失地农民，全社会都要真诚善意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共同关心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这一新的社会大家庭。
收稿日期：2007—08—11 修回日期：2007—1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5JC84002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5038571）。
注释：
① 本数据来源于我的博士后导师童星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农民与郊区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研究”。从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由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采用偶遇抽样加入户调查的方法，组织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南京市江宁区殷巷小区及农贸市场和浦口区铁桥小区及其附近菜场和商铺、浦口服装商城、红太阳装饰城、珠江镇劳务市场等地的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失地农民共发放了650份问卷，现场回收63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在随后的2年多时间笔者陆续对这一区域的100余名失地农民进行了深入的个案访谈。在此诚挚地感谢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导师童星教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