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叶文学的“走向现代化与改革”问题_文学论文

论明代中叶文学的“走向现代化与改革”问题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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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发表吴云先生的《略评〈中国文学史〉》一文,对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发表了许多高见,读后很受启发。特别是有关袁先生的“三古七段”的分期问题,吴先生谈得十分细致。假如说,吴先生对“中古”(乃至“上古”)分期的主要意见是“时限上似乎太长了些”,“基本的共同点难以归纳”的话,那么对于“近古”一段的“费解”,恐怕不仅关系到“内容上”,而且还牵涉到“概念使用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吴先生所谓“概念”上的“矛盾”,约可分两个角度、两组概念来考察:

一组是:明代嘉靖以后“划时代的变化”、“文学新时代”的提法,与整个中国文学到“五四”以后才有了“质的变化”的提法的矛盾。用吴先生的话来说:“既然没有‘质的变化’,又何来的‘划时代的变化’?何来的‘文学新时代’?”

另一组是:“近代”、“近代化”与“走向近代化变革”之间的概念问题。

当然,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话,就是所谓“近代化变革”与“质的变化”的关系问题,就是:“难道‘近代化变革’还不能算‘质的变化’吗?”

显然,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明代中后期的文学的理解和提法的问题。而这部分是由我执笔或负责的,所以有必要谈谈我对吴先生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我所提的明代中后期文学“有力地走向近代化变革”的一些想法,以向吴先生及各位读者请教。

关于第一组的问题,吴先生是就袁先生写的《总绪论》引发的。《总绪论》说,“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后又说:

近古期的结束,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总绪论》的这些话,在我看来并无矛盾,吴先生之所以认为有矛盾,主要是把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袁先生说得很清楚,所谓“三古七段”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古典文学的范畴”里讲的。在这个范围内,分了三大段,每一段相对于前一段,当然可以称之为“划时代的变化”,是“新时代的开端”。但假如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来看,“‘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不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所以才称之为“质的变化”。总之,袁先生所说的“质的变化”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范围内,就新文学与古代文学而言;所说“划时代的变化”、“新时代的开端”是就古代文学范围中的不同阶段而言。

关于第二组“近代”、“近代化”与“走向近代化”的问题。袁先生主编的这套《中国文学史》的第九编是明确标为“近代文学”的。关于“近代”及“近代文学”,这编《绪论》的开头即作了交待:“近代文学是近古期文学的第二段,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个乐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为止。”这个“近代”的分期是传统的看法。因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阶段,尽管现在有些学者将近代、或者将甲午或维新变法以后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开端,但将“五四”以前的文学放在古代文学范围内也仍然是被广大学者所接受的。关于“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除了吴先生所引的一句“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才是近代文学性质的根本标志”之外,第九编的《绪论》,还从“西学东渐的狂飙”谈起,谈到了“作家主体的转型”、“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文化下移与文体革命”等,作了多方面的、详细的阐述。这些观点,与《总绪论》的观点是呼应的。因此,我认为袁本《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近代”与“近代文学”的概念是明确的。

至于“近代化”及“走向近代化”是我在明代部分的《绪论》中提到的:

在元代文学新变的基础上,明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有曲折、有突进,呈现了一种波浪形的态势。这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余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嘉靖(1522-1566)以后,文学变革犹如狂飙突至,迅猛异常,中国文学正式步入了近古的新时代。从明代中叶到清代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学近古期的第一阶段。

特别是嘉靖以后,……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此外,叙事文学的全面成熟,各体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以及流派意识的自觉,也都充分地显示了文学正在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

所谓“近代化”当然是指文学从“古典”向“近代”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完成的。袁先生将“明代中叶”划为“近古”(注意:不是“近代”)文学的开端,我理解为他主张这时的文学已开始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一些“近代”的特征,但它直到鸦片战争时期,还不属于真正的“近代文学”的范围。真正属于“近代”的文学是鸦片战争之后第九编的内容,甚至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新的文学风气与充满新思想的文学作品”,才“成为文坛的主导潮流”(第九编《绪论》)。所以,“近代化”本可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近代化可以从明代中叶开始,甚至更前。比如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导论》中就“把金元文学作为近世文学的萌生期”,日本的吉川幸次郎在197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曾提出,在北宋仁宗年间已发生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变化,可视之为近代之始,直到清末民初。假如狭义地、从严格意义上讲,多数学者认为“近代化”应该是指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学变化,袁本《中国文学史》正是持这样的观点。正因为考虑到有这样两种理解,我在写这段文字时,经过了再三推敲,决定了用“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这样几个字来表述明代中后期文学的突变。所谓“有力地”,就既隐含着这个变化的过程已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又以“有力”显示界限,呼应了将明代中叶作为“近古”开端的观点;所谓“向着”,就既表明了嘉靖以后还没有跨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门,只是“向着”而已,又表明了这时的文学毕竟是在朝着近代的方向迈进,是属于整个“近古”的新范畴。在我的想法中,这个“向着”十分重要,它既使“近古”的两个阶段联系了起来,又将这两个阶段的界限划得十分清楚:前一阶段是“向着”近代迈进;后一阶段才是进入了“近代”。可惜的是,吴先生对我煞费苦心所下的“向着”两字漫不经心,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常把“向着”两字忽略,将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向着近代化变革”,径同于“近代化变革”。这样,删去了两个字,将两个概念一混,就全盘皆错了。反之,若把这两个概念分清楚,那么,吴先生所觉得的“难以克服的矛盾”,都能得到“圆满”或较为“圆满”的回答了。

比如,吴先生问:“什么是‘近代化’?”他感到困惑的是:“按照本书第九编‘近代文学’部分第五节的说法是:‘近代历史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反帝反封建是其根本任务,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才是近代文学性质的根本标志。’据此,‘近代化’应当是向着‘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标志去‘化’,否则便称不上是‘近代化’。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嘉靖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漫长的三百余年,显然是谈不上什么‘近代化变革’的。”不错,“‘嘉靖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漫长的三百余年”,我们本来就没有说它是“近代化变革”,而是说它“向着近代化变革”。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向着近代化变革”,在《总绪论》及上引明代部分的《绪论》中都陈述了一些理由,比如说“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此外,叙事文学的全面成熟,各体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以及流派意识的自觉”等等都是“向着近代化变革”的表征,但我们都没有说到它“反帝反封建”什么的,没有将它与近代的文学等同起来。

接着,吴先生认为,“如果(嘉靖以后的文学)不存在‘近代化变革’,那么总绪论中说的‘文学新时代’也就失却了应有的立足点”。或者反过来问:“难道‘近代化的变革’还不能算是‘质的变化’吗?”对于这类问题,经过以上说明,实际上已是很清楚的了。这时期的文学“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它比之前阶段的“中古”期的文学,明显地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所以说它时入了“文学新时代”,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它毕竟还在“古典文学”范围内,与现当代的“新文学”相比,当然就不能算是“质的变化”了。

最后,吴先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从嘉靖到五四之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这究竟是什么时代呢?是‘近代’还是‘古典’时代?”他认为“这是两个绝不能混淆的时代概念”。其实,这个时代,在《总绪论》里说得很清楚,是“古典文学的范畴”中的“近古”而不是“近代”。“近古”中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到鸦片战争,我们从来就没有将它称之为“近代”过。只是将后一阶段才称为“近代”。对于“近代”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本来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目前一般学者还是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称之为近代。这一时代,当是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本来就是与古代与现代紧密相联,难分难断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根本不承认有这个“近代”的存在。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一般学者又常常不是将这个“近代”作为古代的“结尾”,就是将它作为现代的“前奏”。我们这套《中国文学史》,就是将它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内来加以描述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总绪论》)。第九编《绪论》部分的结尾也这样说:“近代文学走完了它的历程,完成了它的使命,迎来了‘五四’文学革命,旧文学彻底结束了,中国新文学时代开始了。”

总之,假如注意搞清楚“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代化变革”与“向着近代化变革”的不同之后,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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