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和经济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理论突破桎梏的不平凡年月。
粉碎“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之后，尽管人们都在思考，都想对多年来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是是非非，给个说法，但依凭本本的“两个凡是”，仍然桎梏着人们。直到20年前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和个人崇拜，才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真理标准讨论，不光是一个如何对待实践和认识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还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突破“左”的桎梏的问题。它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直接拨正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航向；它为端正思想路线、寻找“左”的错误根源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检验的标准，为多年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提供了客观依据；它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开展，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又颠倒过来，恢复了本来面目。
在经济领域，原来由本本主义和个人崇拜所设置的禁区相当多，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真理标准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实践中的例证，俯拾皆是。比如人们常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由安徽凤阳农民闯开的路。可实际上在42年前即1956年浙江永嘉县燎原社早就进行过试验，并且在永嘉县和邻近12个县的1000多个合作社推广开来，对近18万户农户实行包产到户，只不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这一改革压了下去。嗣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在安徽和其他一些省区又实行了责任田的包产制，只不过实行不久又被作为“刮单干风”而遭否定。如此几起几落，直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冲破禁区，使包产到户成为席卷全国的改革潮流。
与此相似，中国的个体私人经济也经历过几起几落。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早在1956年便由陈云同志关注而进行过如何发动企业自主经营积极性的调查探索。至于中国的理论界，即使在“文革10年”的极左思潮泛滥时期，仍存在着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习性。在那时，也仍然忍不住发出怀疑：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经历多年起色不大？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为什么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状况比我们好？为什么城市连“三两油半斤肉”的供应也保证不了，“陈三两爬堂”爬了几年也过不去？为什么农村棒小伙挣工分还比不上老太太养几只母鸡下蛋值钱？为什么自留地的庄稼产量比大田高几倍？为什么城市国有企业管理落后，遍地黄金无人拾？……这些问题处在“文革”后期，面对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的状况，人们虽然有内心的极度焦虑，可是那时候并没有议论探讨的环境。直到粉碎“四人帮”，冲破“两个凡是”，才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通过价值规律讨论和按劳分配讨论，逐渐把人们思考着的问题摆了出来，展开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
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各门学科、各门学派都有自己的源流和阐发解释，学者对于学科学派的了解程度，反映了自己的知识深浅。知识浅者容易以偏概全，似乎自己掌握的本本知识可以回答一切。知识深者因具渊博知识贯通中西古今，对问题解答往往作出充分完整的比较与借鉴。所以治学问者要开阔眼界，长进知识。但知识是了解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单有知识，不足以言改革。改革需要破陈规旧矩，闯出新路，这同所有的理论开创者一样，没有洞察事理的“见多识广”是不可能言创新的。
然而，有了“知识”和“见识”，若无敢于发表见解的“胆识”，虽有知识、见识、仍和无知识、见识一个样。发表见解要有相应的环境，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正在于由此冲破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为理论工作者壮大了胆识，这才推动了理论的大发展。在不平凡的20年里，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都有着飞跃的进展。在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足，但回溯起步时的情景，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轨”是当今世界有半数国家在议论的话题，中国以自己的成就，已担当起“转轨”两字的份量。
从经济理论观察“转轨”目标，不能不以“经济人”作为改革要树立的经济行为准则，否则，以行政指挥代替经济准则，经济运行会乱套，原来实行行政指挥旧体制的国家先后走上“转轨”改革之路是由于此，极个别国家坚持僵化不变旧体制陷于国困民穷的窘境也由于此。
经济人假说是市场经济中处理经济关系的前提。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处理经济运动中的各种关系，维护自己的利益，尊重对方的利益，经济活动才得以持续地不间断地运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自然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就会随自己的素养、理念、道德情操而形成有别于单纯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价值观，才会有为数众多的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着的群体，如高山气象台站工作者、森林防火观察员、贫困地区民办教师以及抗洪抢险斗争中涌现的无数无畏勇士等都需要从社会人的角度，才能明白力量的源泉，才能明白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是何等可贵，才能明白扶危济困的社会准则，才有着企业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经济效益。生活中不可能时时处处讲等价交换，人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一定能产生直接的物质成果；而理论观点的创新、思想意境的升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倚仗斤斤计较的等价交换；投入与产出未必对应，决定了最有效的动力来自奉献精神和政府的组织效能。改革要求经济遵循经济准则，但并不是放弃了社会准则，而是怎样实现社会准则。传统的“陈轨”是把社会准则在经济运行中解决，结果是以社会准则取代了经济准则，即只强调外部经济效益而使企业内部无效益，这是搞不好经济的。故而改革在于把经济活动和社会准则转向双轨运行。社会的事情有政府推行福利主义的实例在，有社会的各种公益服务在，有千百年来个人为事业献身或成千上万个榜样在。因此只要处理得当，大可不必担心转轨的经济准则会使歇洛克式的铜臭味污染空气，不必担心我们的社会可能变成只认钱不认道义的市侩社会。
二、改革目标的演进与深化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议论的转轨经济，是探讨制度演变目标的内涵、构成和功能，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类型、途径和规律，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制度及其变迁和创新在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转轨经济所要转向的体制目标，亦即“过河”的“彼岸”自然是指市场称之谓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符合整个进程的。但是，“彼岸”是在河的上游、中游抑或下游，却经历了逐渐深化、逐渐明确的过程。最初对市场的理解只不过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即所谓“大计划小自由”；然后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进而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阐发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二层调节论；再进而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它们间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再进而又在姓“公”姓“私”的争论中，冲破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狭隘界限，开创了社会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格局。如此明确目标的渐进过程，已为经历此番过程的人们所熟知。
改革目标的深化与具体化经历此种曲折进程，未必是改革的设计师和理论先驱者对“彼岸”的茫然，而是为了适应当时能被接受的程度，减轻改革推进的阻力。转轨在于从“旧轨”转向“新轨”，改革者本不宜把“新轨”的调子定得太高，以免吓退对改革长远目标未作思考的人士，更何况在改革论者中也有着救世之念迫切而缺乏对长远目标探索的勇士，他们顾当前却想不到那么多，然而又正因此才有全力以赴的锐气，从而想热心参加，收到最大限度地群策群力之效。及至下一阶段，又因此一阶段观念的转轨，对于再一次推出的“新轨”并不感到有过大的差距，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士投入改革。国外有些学者起初对中国这一渐进过程不理解，曾经把中国的改革称做航行在航标不明的河道上，认为是缺乏理论指导凭经验行事。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的误会。
经过多年积累而到今天得以确认的改革目标，再来对照20年来关于转轨经济目标的理论探索，似乎有不少言论都不够及格。尤其有些著述在当时情况下还加上一些言不由衷的自我表白和自我保护性的包装，更难免令人挑剔误解。对于此类事情，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不要拿它和今天确认的目标比较短缺了什么来评价，而要根据论著比前人和当时的认识多了些什么、推进了什么来评价。尤其是对于表白式的包装，更要用孟子所说的“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循辞知其所穷”来剖析表里，考察它真正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拿今天来说便是视其主张改革还是反对改革，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理论评价。
建立市场秩序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改革的深化，向市场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覆盖面的扩大，市场中无序现象也多了起来，尤其是人们过去长期生活在传统计划经济之中，对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了解甚少。对于建立市场秩序重视不够。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但竞争要有规则，如果有竞争而无规则，“坑”“蒙”“拐”“骗”各种手段都默许采用，那必然是劣胜优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来兴律”。故而市场经济要建立体制来加以规范、来执行、来维护，才能像一场精彩球赛那样，有球赛规则和严格的执法裁判，然后球员才能作出与体能相适应的技术发挥。过去靠政策而非制度来维护市场秩序，未能随着改革深化加快制度建设，以致于市场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不过它并非市场本身的弊端，仍不应该认为是“共生的必然”。如何使市场经济有序？不仅是涉及对市场应当建立哪些规则，而且还涉及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划分，可供借鉴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着不同边界划分模式，中国国情比较适合哪种模式？中国转轨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是要理论工作者认真对待的。
再进一步说，以市场为目标的转轨涉及从计划到市场的一系列改革目标的设定，除了宏观管理体制之外，还有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微观企业制度、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转轨经济只有把这一系列改革目标画出轮廓，以市场为目标的“彼岸”才能从模糊转向清晰。
三、迈向改革目标的政策、步骤和方法。
和明确改革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迈向改革目标？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法、手段以及采取措施的先后次序和实施步骤？为了有别于“转轨经济”，我把它称做“经济转轨”。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如何转轨是改革中更加重要、更加现实的课题。某些国家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经济动荡、生产萎缩、人民收入下降等震动，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如何转轨这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当然，中国的经济转轨也有过曲折和教训，但相比之下，经济稳定增长是显著的成功，其值得探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渐进改革与剧变改革。
我国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改革方式。此种改革的步骤与方法，原来并未获得国外知名的研究经济转轨专家学者的认同，相反被认为是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认为是目标不明、步骤紊乱的改革。但是从中国改革起步的状况考察，当时社会的认识水平以及冲破禁区的艰难，要求一步到位的剧变式转轨是不现实的，逐步推进的渐进方式有利于改革的及时起步，有利于缓和改革震荡、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再从中国实际状况考察，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低，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经济上存在二元结构，科学文化也较落后，改革的障碍多、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原来的经济体制不仅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还带有战争时期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因素，改革起点低，“剧变”的跨度太大，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作为一个相当于欧洲、北美人口数的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大，认识的统一、人才的培养较之数百万人口的小国需要更长的准备与演进，很难从“旧轨”一步地同步地转向“新轨”。综上所述，“渐进”改革较之“剧变”改革更适合于中国。
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比较。
改革之所以有动力和改革会出现阻力，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在“理性行为假定”下，体制转轨在于“新轨”较之“旧轨”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好处，使人们的经济福利有所提高，然后改革才能有一动力并得到支持。改革是要付出代价（成本）的，这包括对“新轨”的学习成本、由“旧轨”转向“新轨”的转换成本、进入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由于改革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与配比关系，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并不是人人都同等程度地受益，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分配受到损害或者获益较少的人，对改革不支持或者反对。主张“剧变”或“大爆炸”的理论中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以及为此支付的经济代价，算到改革成本与改革效益比较的“变量”之中，以致于把难度大的事情看得容易了。
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
由“旧轨”转向“新轨”的体制“转轨”，需要把增强微观基础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微观基础即企业是市场主体，面向市场的改革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搞活经济和搞活市场，都必须以搞活企业为前提。这些年来，对公有制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收效不明显；但是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亦即发展非国有经济方面，则明显地取得了成效。所以人们说中国改革的支撑点是体制外改革。当然，所谓体制外从所有制结构体制来说仍属于体制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比同时进行改革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得多的成就，正在于中国发展了非国有经济。体制外改革不同于体制内改革的地方，在于体制的“旧轨”中并没有非国有经济，它们在各个国有企业边界的“缝隙”中间生长起来，因而有改革收益却无改革成本，除了意识形态的阻力之外，在利益关系上并无受损者，从而具有“无阻力改革”的性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改革，城市里为解决返城青年出路开拓就业渠道而允许个人“练摊”，都是改革对象得到实惠并未侵犯别人的利益，使改革具有社会福利增进的“帕累托效应”。体制外改革能够在社会赞同声中展开，正由于此一特点。
激励机制改革和全面改革。
中国改革是从强化激励机制起步的，具体措施是放权让利和实行承包制。这在改革初始阶段是适应当时认识状况减轻改革阻力的有效措施，大多数“转轨”的国家里都有着类似的以奖励启动的做法，并且取得一定成效，嗣后方才出现激励效应递减。承包制在初始“一包就灵”到后期却“包而不灵”，正是因为激励刺激度的下降。与此同时，靠激励调动积极性，还受到长期生活在平均主义氛围中攀比效应的压力，对效率提高者给予相应的利益这是应得的，然而竞相攀比的结果，效率没有提高也得到激励，于是便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由此加剧了效应递减，成为国有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动因。
放权让利启动了企业的激励机制但并未形成相应的约束机制，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它起初调动企业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后则转向收入最大化，滥发奖金，扩大集团消费，盲目投资不计效果，从“吃利润”到“吃折旧”“吃资本”“吃贷款”，国有企业的败家子行为在改革中还有所增长。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利用产权约束使企业权、责相应，形成迫使企业推行科学管理的压力，成为体制转轨的必然步骤。
不过，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已经改变了利益分配关系并且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再推进全面改革会遇到利益冲突带来的抵抗。初始开拓的激励机制改革为继起的改革设置了障碍。探索经济如何转轨的理论时不可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渐进”改革与“剧变”改革相比较，“渐进”改革是稳当而有效的，是在旧体制改动困难颇多的时候，选择容易走通的路子。如果“渐进”只是指放慢对“旧轨”改变的步伐，并无实质性推进措施，那是不可取的。例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多年议而不行，那就不是“渐进”而是“不进”，在旧体制中并未生长出新的经济因素，到头来还得重新设计转向“新轨”的政策方法和步骤。再如果“渐进”为求容易走通而打乱了摆布棋子的次序，初始改革给继起改革设置障碍，也是不可取的。
经济转轨中的双轨运行。
在实现经济转轨时，中国采取的是双轨运行的做法，因为经济“转轨”不可能一步便从“旧轨”转向“新轨”，双轨运行是“转轨”时减轻阻力推进“新轨”的合理选择，中国的特点在于“双轨”运行渗透到经济领域的一切方面，无一例外。企业有了部分经营自主权，但它仍或多或少地被条条块块的各种行政绳索捆住，因而不得不用一只眼睛盯住市场、另一只眼睛盯住上级。国家在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的同时，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运用得不够理想，以致于时而推进市场调节，时而又在对市场信心不足，进而又恢复直接的行政手段调节。至于价格体制中的计划内调拨价和计划外市场价，则盛行多年，直至今天仍有着它的痕迹。这样，不仅产品流通有计划内外的区分，甚至在同一企业里生产同一种产品也有着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区别。至于劳动就业在国有经济中仍旧实行“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分配的非市场体制，在非国有经济中普遍实行了市场机制，而在国有经济中则推出了老人仍是固定工的“老办法”、新人推行合同工的“新办法”，形成了两个“双轨”就业机制。在建设投资上，有国家拨款无偿供给，又有部分、地方、企业自筹资金，还有银行贷款和从市场筹资，不仅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有异，而且有的建设项目还采取“拼盘”的办法，把多种来源资金捆在一起，还有中央、地方、部门、企业相互“钓鱼”的状况，形成错综复杂的双轨投资体制。可见“双轨”体制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景观。
经济如何转轨涉及的方面甚广，它构成有别于制度经济学的过渡经济学，这里谈了其最重要的几点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