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高尔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主义者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8年苏联举行了盛大的高尔基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中苏联著名作家尤特里丰洛夫就声言：“庸俗社会学使高尔基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损害。高尔基是一座森林，那里面有走兽，也有飞禽，还有野果和蘑菇。而我们从这座森林里只采了蘑菇。”（注：〔苏刊〕《文学问题》1968年第3期。）此言不仅是对苏联学界的批评，而且本身就是渗透有浓厚人文精神的呼唤，希望恢复高尔基原本的面貌。历尽30年的风风雨雨，高尔基“这座森林”才逐渐透过迷雾，露出本真：原来这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世界！
的确如此，成为世界著名作家后他还能写出如此坦诚的自传性作品《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表明自己是来自人间的普通人，表明过程是以人文精神观照自我的过程。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调侃那些尊奉他为神的人，取笑提及“高尔基”就加上“伟大的”、“天才的”修饰语的人。同样，人间从一开始也没有把他当作神来供奉，他因流浪汉题材小说轰动了文坛，同时也招来当时著名刊物《欧罗巴导报》的嘲笑：“这个为社会所不齿的人在发泄感情”。对1907年发表的《母亲》，俄国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瓦罗夫斯基认为“写得不成功”，并引用涅克拉索夫诗句“斗争妨碍我成为诗人，诗歌妨碍我成为战士”评价高尔基，“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诗人……他给自己规定了‘向人们指出生活中光明和善良的东西’任务，这就已经意味着他从诗歌转向斗争。而他也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对头’”（注：瓦罗夫斯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1、346页。）。而高尔基和瓦罗夫斯基一样，认为该作肯定有缺点（注：参见《列宁回忆录》和《母亲》法译本序言。）。十月革命时期，立宪民主党人库斯克娃称高尔基是“斩断了翅膀的鹰”，俄共中央委员拉狄克说他是“松动的病牙，时而歪斜这边，时而歪斜那边，无产阶级不需要这颗病牙”（注：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91页。），马雅可夫斯基“想到高尔基这位侨民就很伤心”（注：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高尔基创作探索与命运》，高尔基市，1990年，第286页。），“拉普”则认为他是“昔日鹰之首，今天蛇之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么一个如此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学家，在后来不是促使苏联人生活在人文氛围中，而是构成了社会反人文现象的力量，他也随之在后人心目中越来越远离普通人位置，一直在发出神的光彩。事实上，俄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少有他这种作家，以积极的态度大量叙述下层人的艰难困苦生活和精神状态，并娴熟地运用诗歌、小说和戏剧等各种文体来肯定普通人的人格追求、个性体验意义和人生价值等，唤起普通民众的自信、自尊和自爱。所以，当时的读者就已经读出了他的小说意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成为俄国最受欢迎也是最著名的作家（1898年出版的两卷小说集发行量达到10万册以上，只有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才能与之相媲美（注：Charles Moser:The Cambridge of Russian Lit-erature,P37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因有如此轰动效应被西方视为大众小说家（注：Wshoron K.Hall: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8).p67,Gale Research Comp,1982。））。后来的自传体三部曲更是因其坦诚而感动了俄国和世界。这与他那积极的大众化文学观是一致的，他说“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身，提高他的信心”，“文学的任务是使人变得高尚起来”，“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即高贵的东西，用色彩、词句、声音、形式表现出来……我的任务就是激起人们对自己的自豪感”（注：《高尔基集》第28卷，莫斯科，俄文版，1954年，第125页。），认为民间文化“总要渗透着一个信念：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会削弱甚至要破坏人类集体的能力”（注：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他理解的俄国作家是“作为人，俄国作家至今还是屹立在‘爱’的灿烂光辉中……他们有着一颗泪珠一样晶莹，俄国天空中星星般的灿烂的童心……他们的心灵是‘爱’的晨钟”（注：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而俄国有一个英雄崇拜的传统，托尔斯泰常被当作圣人崇拜，高尔基难免不被卷入其中，在苏联模式现代化运动中，意识形态既需要他的震撼力来动摇异端，又要改造他的人文精神来消解他与意识形态不吻合的力量。
他本质上是一个极力倡导人文精神的文学家，而这种文学家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威胁，任何当局与他保持什么样的关系，都将是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19世纪末的俄国作家，他当时就引人注目，1902年3月被选为俄国皇家科学院的荣誉院士，然而政府不认可他，沙皇亲自下令取消给他这个称号。当局此举已预示着这个普通人不是普通作家，果然引发著名文学家契诃夫和柯罗连科拒绝荣誉院士称号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位帝俄时代不为官方所欢迎的人物，却得到了民众的喜欢、学术机构的承认、知识分子的维护。苏维埃政府与他的关系如何？世人拭目以待。
列宁没有神化他。列宁两次从思想上批评他，他从道义上一直接受这种批评，但始终没改变对革命与民族出路、文化选择之关系等问题的根本看法。1908年前后发生的所谓“造神论”事件，是他在探索国民性改造过程中，历经多番磨难后，把希望最终放在普通民众上的一种神圣说法。小说《忏悔》主角最初是在宗教领域探索人间困难根源及其解脱的可能、人的生命存在依据，经过多次在东正教范围内尝试这种探索后，发现任何打着上帝名义的人或机构都很虚伪，于是就转化到在现世来研究人的问题。十月革命炮火喷放的前后，他发表题为《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和《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两组文章，强烈呼吁“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国内发展迫在眉睫的文化建设，那么这场革命便是无结果、没有意义的”，“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能促进国家文化力量发展的各种条件”（注：《高尔基文学集》第17卷，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25页。）。这种观念他始终没有改变，20年代中期还著文强调“并不是人为了革命，而是革命为了人”（《论罗曼·罗兰》，1926）。对这种为了保护和发展俄国民族文化而不顾革命、不顾列宁是他的朋友这种知识分子式的思想或行为，列宁很纳闷，便想方设法劝说他改变思维方式。在十月革命后的动荡日子里，作为著名作家靠稿费还是能生活得比较好的，但他不断同俄共中央甚至和列宁本人争吵，力求为普通知识分子争取物质生活权益，切实地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并解决知识分子生活、就业和学以致用等实际问题。同时，他还在《新生活报》上继续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题发表文章34篇，批评一些极左现象，强调人道主义、精神塑造、创造性劳动意义和文化重建等问题，并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对民主知识分子的强硬措施。鉴于这些，在国内战争趋于结束、苏维埃政权日趋稳固的情形下，一方面列宁的劝说，另一方面也是因难以容忍这种时局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他于1921年出走俄国，从1921～1924年和列宁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信中讨论问题的语气、措辞和姿态完全是朋友式的。列宁的逝世，对他刺激非常大，他致信罗曼·罗兰说“列宁的逝世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打击，更不用说对俄国是多么大的损失……我爱过他，我带着愤怒的心情爱过他。我同他说话时态度激烈，根本不怜惜他……我将会特别深切地爱他对一切灾难的憎恨、对扭曲人的一切行为的强烈仇恨”（注：《苏联文学》，1990年第3期，第62页。），其名篇《列宁》(1924～1931)更是深切地表达了对这种朋友的怀念之情和自己的悔恨。可见，高尔基和列宁的关系是能进行思想交流的朋友关系，列宁是把他当作一个有个性的友人来尊敬的，不是把他当作政治家私人的文学顾问。
高尔基和斯大林的关系是被人们神化的最重要材料。其实，他们之间始终就没有搞好过关系。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就有看法，1917年10月31日高尔基公开著文《我不能沉默！》，呼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推翻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传闻”。对此，斯大林采取严厉措施，公开称他是“背叛了的知识分子”。列宁逝世后，他同斯大林更是矛盾重重。自1921年出国后，到1928年5月才第一次回国，此后每年大部分时间呆在意大利，只有5月份回国逗留一段时间（1930年甚至没有回国），这种情况持续到1933年。从1933年到1936年去世，他主要忙于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而该作主要是呈现在世纪之交俄国混乱社会思潮中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选择艰难、精神痛苦，探讨知识分子精神出路和俄国如何选择东西方文化问题，这与斯大林的期望值是矛盾的。后者期望他为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体做出意识形态贡献，于是给他授予各种荣誉。但是，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致信苏联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说“意大利报纸刊登了关于授予我‘功勋作家’这类称号的消息，我就此通知委员会：我坚决拒绝以任何形式授予我的一切官衔和奖赏。我已经有了文学界所能够梦想的最高奖励，即同我的读者直接交往”（注：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高尔基创作探索与命运》，高尔基市，1990年，第292页。）。对把其故乡改名为高尔基市，把列宁格勒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和新成立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设立的奖学金等等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极其反感，并当面请求斯大林不要这么做。1932年为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化活动40周年，苏联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就在开会的当天他却离开苏联去了意大利。在大清洗的日子里，他多次出面抗议镇压高层领导干部，致信斯大林说，我们的青年“是从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中吸取营养的。可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被宣布为异端分子”，青年人会茫然不知所措；同时出面保护皮里尼亚克、扎米亚金和布尔加可夫等优秀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对伟大的事业是忠诚的，绝无盲目的敌意”。然而，他的抗议无人理睬，布哈林照旧被开除出政治局、卢那察尔斯基被解除教育人民委员、加米涅夫被审讯等。他只好再度要求出国，但遭到拒绝，便忍无可忍地“一次次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结果依然一无所获，他只得写《论形式主义》(1936)曲折表达自己的不满。罗曼·罗兰1935年来苏联会见高尔基时感觉到，“他不愿看见，但还是看见了错误和痛苦，有时甚至是事业中无人性的东西……他是一头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撒满荣誉，但是灵魂深处，他对这一切是冷漠的。他宁可舍弃这些，换回过去流浪汉的独立自由……我非常爱他，也可怜他。他很孤独，尽管他一直生活在热闹的环境中。我以为，假如我们单独相处并能够消除语言障碍，他可能会抱住我长久地默默痛哭”（注：罗曼·罗兰：《我同夫人苏联旅行记》，转引自〔苏刊〕《文学问题》，1989年第5期，第164页。）。殊不知，这个时候是斯大林“宠爱”高尔基时期。特别是，他不让意识形态神化自己，自己也不神化斯大林。1932年1月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致信给他说：“我们已经给您寄去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传记的材料，请来信告知：您是否还需要什么材料，您准备何时将传记交给我们”（注：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高尔基创作探索与命运》，高尔基市，1990年，第342页。）。他以忙于写《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为理由，拒绝写这个传记。他反对神化人，认为“领袖至上主义是一种心理疾病，当自我中心扩展开来时，便象肿瘤毒化身体一样孵化着人的意识。患了领袖至上主义病，个人主义就会膨胀，集体因素则会衰竭……为领袖至上主义所困者都患有好大症，但在它背后是可怕的迫害狂”（注：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高尔基创作探索与命运》，高尔基市，1990年，第327页。）。然而，他生活在特制的“神话”语境中：他所看到的《真理报》是专门制作的，他同外界接触的唯一中介是秘书克柳契可夫，而后者是当局安排的（注：〔苏刊〕《文学问题》，1989年第5期，第182-183页。）。今天许多人反过来指责他为什么要写《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1930)，《〈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序言》(1934)，怎么不阻止30年代大肃反运动发生，为什么不能象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呐喊《我不能沉默》。（注：柯斯季可夫：《幸福的幻影》，载〔苏刊〕《星火》，1990年第1期，第14页。）只要认真读这些文章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等同起来。事实上，晚年的高尔基常旅居西欧，期望维护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看到社会主义能充分实践民主和自由。
与斯大林问题相关的是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专门为高尔基提出来的，或者是高尔基自己提出来的，因为他一直被认为是这种文学的“奠基人”。实际上，提出这个概念最初是针对拉普的宗派主义、极左思想的。法捷耶夫等人先后提出过“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宏伟的英雄的浪漫的现实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等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主张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正因要避免这种危害才有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而决议直接导致了苏联作协成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出现。对此苏联著名的文艺学家梅特钦科以为“联共中央1932年4月23日的决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要创作方法和主要创作方向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注：梅特钦科：《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作协筹委会主席是苏共中央领导人格隆斯基，是他于1932年5月20日在莫斯科文学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接着，筹委会秘书吉尔波丁为《文学报》起草社论《开始工作吧！》开始强调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召集了有40多位文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并亲自肯定这个提法。3天后吉尔波丁在筹委会上作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此后两年讨论中人们也只限于说说这种创作方法的特征，到1934年5月、8月筹委会的总结会、第一次作协代表大会，只不过是对它正式肯定在程序上履行手续而已。史实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高尔基提出的，他从未肯定过。相反，对日丹诺夫在作协代表大会上阐述这个理论的演讲，至今没有找到高尔基赞同的材料，倒是发现他肯定布哈林《诗歌、诗学与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报告的材料，而它同日丹诺夫演讲是对立的；高尔基在作协代表大会的开幕词、报告、闭幕词以及在随后的作协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也没有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Charles Mos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 University,1989,P.P.460-480。）。不仅如此，他非常反对极左人士进入作协理事会并表示不愿意与这种人（包括法捷耶夫等人在内）共事，因反对无效便直接致信斯大林说“恳请不要让我担任作协主席，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注：《文学报》，No.10,1993年3月10日。）。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声称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存在还没有显示出充分的理由，它现在即使存在着也还是可悲的——在作协代表大会上“文学批评就没有展示生命力”（注：《高尔基30卷文集》(30)，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05、381页。）。可见，是当局冠以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这顶帽子，不是他自己戴上的（注：Regine Robin:Socialist Realism,Stanford University,1992,P.P.165-240。），他自己是极力想卸下这顶沉重的“黄金帽”。但在党和政府的所有文学、文化政策的调整中都不改变这种口号，甚至历次重大党务、国务大会上都要提这类口号，卢那察尔斯基1931年7月在一次报告会上宣称“就时间来说，高尔基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就等级来说，他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并明确表示对非议此论的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注：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91页。）。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从不在公开场合对高尔基表示任何微辞。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做法，从最根本上剥离了高尔基的人性，使他越来越走向神坛。鲁迅、巴金等人都称他为现实主义作家，而没有称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虽从不同方面批评斯大林，频繁地变更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在内的意识形态政策；戈尔巴乔夫从历史学和政治学上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但他们在高尔基问题上却一直保持着斯大林的做法，甚至不断给高尔基添加神性特征。1976年全苏第6次作家代表大会，1982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建所50周年纪念会，1986年6月举行的“高尔基逝世50周年纪念会”和第8次作家代表大会等等，大凡提及高尔基的历史地位几乎没有人取下他的那顶桂冠，基本上都是要维护他的那些称号。到苏联解体前后，关于高尔基问题出了新的争论，有人要从另一方面神化他，说他具有多么多么大的“全人类的意义”（注：《高尔基的新资料》，载〔苏刊〕《文学报》No.13.1988.3.10.），他是被斯大林害死的（注：参见张羽《高尔基死因说和他的再评价》，《世界文学》，1996年第3期。）；有人重谈20年代老调，称他是“双头海燕”（晚年是斯大林的海燕）。
当局所做一切与高尔基相去甚远。他是作为语言艺术家而举世闻名的，事实上其创作极富人文精神特征。其创作宗旨就不能说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并教育劳动任务结合起来”。他所关心的问题远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政权更替问题。关于这点，列宁说得很清楚：“高尔基在政治上始终是最没有主见而且是感情用事的”（注：《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7页。），因此列宁劝说他最好不要搞政治。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民族文化品格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精神要求、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分化等问题，而且关心的方式是通过关注现实问题来体验人的问题，关心的目的如他本人所云“我终身的工作都是在‘表演提高’，我的目标始终是提高人对生活的意志，提高对我们从过去所继承的现实的憎恨”（注：《高尔基文集》第24卷第440-441页，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而“我们所继承的奴隶制的最主要特点是不尊敬人、人格”（注：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455页。）。1925年他著文《作家的使命与当代俄罗斯文学》说，“本文作者也是批评俄国现实的，不过，在唤起读者更积极地对待现实态度上，有别于其他作家”（注：转引自米哈依洛夫斯基：《高尔基创作与世界文学》，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9页。）。特别是一直主张“文学是人学”。这些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然不是一回事。其创作轰动社会是因为作品基调乐观向上、从正面张扬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不是写工人农民如何走向崇尚暴力革命。直接写革命题材的总共才《夏天》和《母亲》两部作品，而且他本人很快就意识到《夏天》里的“我”在高家村搞革命是很困难的，启蒙才是首要的事。他不是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同样，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家，翻阅他的所有作品，甚至很难找到直接间接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或新人的作品（包括十月革命之后）。作为人文主义者，他非常看重普通民众，或者张扬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他笔下的科罗瓦洛夫（同名作，1897）、奥尔洛夫（《奥尔洛夫夫妇》，1897）和库瓦尔达（《沦落的人们》，1897）等流浪汉，即使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了，但还相信自己，追求自由和渴望进步。他也深切地呈现这些人的痛苦人生、艰难处境和精神状态，并揭示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弱点等，《苦命人巴威尔》、《没用人的一生》和《三人》就分别是给社会最底层人悲惨一生所写的传记；《福马·高尔
杰耶夫》、《奥库罗夫镇》、《马特维克热米亚金的一生》和《崇高的爱》等，深入考察俄国小市民文化劣根性；至于力作《阿尔达莫罗夫家的事业》展示了对俄国现代化中市场经济同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深刻体验。
特别是，高尔基所提供的艺术价值远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被现代派作家所称道的，而学术界又以为只发生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文本中的元叙事，即通过叙事者或人物之口对作者的自我意识及正在被叙述的文本的创作情况进行评论，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已尝试过了。知识女性托霞常发表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看法，谈及高尔基时说道，“这位有时还好，不过也是喜欢大喊大叫。大概也是一个凶狠的人。他不擅长写女人。看来他喜欢女人，可是不擅长描写……”；记者德罗洛夫很关注20世纪初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梅列日可夫斯基、舍斯托夫、索罗古勃等人的动态，在他眼中“高尔基这个人已经完了，况且他并不是哲学家。可是现在需要的作家大谈哲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狡猾的市侩，虽然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却也逃亡国外。逃避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论及总理大臣普罗托坡坡夫开办一家清谈馆（即创办出版《俄罗斯意志报》）时，他说“高尔基等人都参加了……高尔基的稿费是每一行一卢布”。这些声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高尔基创作的复杂性、社会思潮的混乱性，在形式上有别于先锋派小说家有意识地裸露技巧、叙述的人为性（先锋小说是通过叙述者本人之口，对正在创作的作品进行评价），这样就导致削弱了文学的形象性，而高尔基是由两个普通人物在分别与主角克里姆谈说时自然而然说出来的，是构成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给小说创作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叙事经验。此外，该作还采用多重叙述视点来叙事，叙事者要通过许多场景呈现克里姆从被父母溺爱的儿童成长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历程，以及这种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由于缺乏文化根基而精神痛苦的状态；同时要反映主角眼中的事实，于是他身边各种人物的性格史、尼古拉二世在霍登广场登基时因赏赐人们小糖果而使许多人被踩死、1905年“流血星期日”、1906年莫斯科起义等这些重大历史性事件，都是由克里姆的视角展示出来的，历史被人物个性化、情绪化，正是人物视角在显示这类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历史事件的复杂感受过程中，同时展示出他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又是生活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冷眼旁观者；还透过其他普通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主人公，呈现知识分子性格的不同层面；叙事者在适当的时候还要来表明对主角的复杂认识，对他精神痛苦或生活孤独的状况予以公开的阐述性批评。这些视角的同时使用，立体地反映世纪之交俄国社会混乱的程度、主角复杂性格形成过程及表现的方式、叙事者的审美情感。《蔚蓝色的房子》
等作品也尝试了这种诗学模式。这种创作富有艺术形态学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正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人文价值所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模式（直接教育人民，不要增加阅读接受的障碍）相去甚远。这就显示出：作为文学家，他很注重人文氛围的营造，又以人文精神来观照社会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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