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如何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_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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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能够促使整体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而,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能够获得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有鉴于此,比较优势原则成为众多学者提倡的、许多国家奉行的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不过,对比较优势原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仅仅是从供给方面的因素来考虑的,它并没有考虑需求方面的因素。本文将供给因素同需求因素相结合,来看看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应该如何发挥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

一、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在古典经济学产生发展时期,分析比较优势原理时并不考虑需求因素对比较优势可实现性的影响,而是假设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的所有产品在相对价格变化的作用下都具有市场需求。当时的情况确实也是这样,只要有生产就会有需求。然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由于工资具有向下刚性,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产品价格的下降是有限度的,它明显受到了工资向下刚性的约束;退一步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并不一定能够导致对其需求的上升,从而使其供给、生产和其中的就业的扩张难以实现。因此,在分析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时,必须要考虑到需求因素对比较优势的可实现性的影响。

在现实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存在着其他国家在这些产业中也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如果在特定时期里国际市场对这些国家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则各国比较优势的实现取决于各国的竞争优势。这样,我们可以将一国在某些产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划归为“可实现的比较优势”,而将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划归为“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产生“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除了各国经济结构的同构性、国际市场的需求限制和市场竞争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内非贸易品市场的需求限制和市场竞争以及国内企业技术选择的变化。正是如此,在“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中的这部分资源就不能够进入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或者不容易进入该部门替代原来正在发挥作用的资源。

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6.3%,而资本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3.4%。(注: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编的第17期《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1999年6月10 日的《亚太经济时报》对此有报道。)因此,从我国同世界整体的要素供给状况的比较来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疑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具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等于我国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够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无疑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含量不够充足或不含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不一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是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生“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一些因素。首先,总需求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障碍并因此引发就业不充分是现阶段大多数国家所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其次,我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同构性,使得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十分激烈;第三,当代需求结构的升级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第四,我国国内非贸易品市场的需求扩张明显地受到了总需求不足的约束,同时,国内企业的技术选择已经开始对低质量的劳动力不感兴趣了。正是需求因素和企业技术选择的变化对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影响,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范围要比我国要素供给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范围小,甚至是小得多;换言之,我国现阶段存在着较大范围的“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假如一个国家的“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仅仅产生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低质量的劳动力不仅不能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要消费一部分社会资源,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负担,这种负担的长期存在将成为该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种隐患。因此笔者将产生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称为“比较优势隐患”,它在我国现阶段是客观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已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企业的技术选择已开始倾向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出口产业结构明显开始升级,我国“可实现的比较优势”已经迈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步伐。此时,在“可实现的比较优势”中,我国应该如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合理配置资源呢?

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发展过来的比较优势原理,可简要表述为: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丰缺程度的不同,各国按照机会成本最小的原则通过利用本国较为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机会成本较小的产品,然后用这些产品的一部分同其他国家交换本国生产时需要利用本国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机会成本较大的产品,从而使本国的收入和经济福利最大化。从这一表述可见,比较优势原理的实质就是机会成本最小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告诉了我们各国为达到总体收入最大化而进行国际分工时所应该遵循的资源配置原则,而且也向我们暗示了一国为达到收入最大化在进行“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资源配置时也应该遵循机会成本最小的原则。

现实中,一国资源配置的政策存在着这三种可能:(1 )在政府政策作用下,资源倾向于配置在具有潜在市场需求的部门,如政府扶持某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为了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将资源配置在缺乏市场需求或并不符合市场需求变化规律的部门,如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刺激总需求、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等等;(3)注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资源配置在具有现实市场需求和符合市场需求变化规律的部门,政府则主要针对市场的不完全性来对资源配置加以调整。从机会成本最小的原则来看,显然,第(3 )种资源配置政策是最优的。

现阶段,我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有两种突出的倾向,一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下,我国不论面向国内市场还是面向国际市场,都提倡和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增资源配置;二是为了刺激总需求和解决就业问题,强调政府发行国债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笔者认为,在这两种资源配置倾向中,只有符合市场机制作用规律的部分才符合机会成本最小的原则。

总之,从收入最大化、增加资本积累以及加快经济发展增长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还是从“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内部结构因素来考虑,我国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配置资源。单从要素供给方面看,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中,但从需求方面看,我国并非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具有“可实现的比较优势”。我国现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那些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规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已经初步形成的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处理“比较优势隐患”。

二、发挥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的基本思路

发挥比较优势的基本思路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积累资本和实现技术进步,化比较劣势为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二是提高原来具有“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发展规模;三是消除“比较优势隐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比较快。但是,目前我国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矛盾:一方面,同世界整体相比,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于资本资源仍然富余,而另一方面,我国有大量的银行存款难发挥有效的作用。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银行存款,这并不说明我国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实际上,在当前的世界里我国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量占我国资本存量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人认为,银行存款问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总需求不足。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为什么外资愿意进来而我国自己的银行存款难以发挥作用?这说明我国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非外资企业并没有全部进入市场主体的角色。由于我国现阶段企业类型的多样化,而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反应又是不同的。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比较能够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但由于体制问题难以得到银行的融资;而国有企业是银行融资的重点对象,但我国现阶段的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制度的障碍不能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也因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的存在,它们也不是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我国存在大量难以发挥作用的银行存款,既不是因为我国出现了“资本过剩”,也不是总需求不足;关键的问题还是我国目前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从而还没有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

对于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供给仍然富余的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国内人士曾经强调过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认为只要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实现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我国在今后一段相对较长时期内的主导产业。甚至有人提出我国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应该坚持发展“利润型企业”和“就业型企业”。(注:参见余恩海、刘德中:“中国就业问题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4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课题组:“正确处理就业领域中的几个关系”,《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38期。)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不全面、不完善的。

我国目前仍然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那么,如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呢?这就是要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笔者认为,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应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现实中技术进步的类型和企业的技术选择;二是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规律;三是不同政策方案的机会成本比较。

理论上存在着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注:参见朱立南编著:《国际贸易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155页。)但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和企业的技术选择基本上都是劳动节约型的。对于某些商品来说,确实,发达国家是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生产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却是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生产的,但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所生产出来的同类产品的质量、档次、市场竞争力和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是明显不同的;如果再考虑到市场需求结构不断提高的因素,使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就越来越难以生存。对于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它们根本不可能利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生产出来。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限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而对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小,这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局限性。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有两种处理方案:一种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就业,发展“就业型企业”;另一种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形成,让一部分低质量的劳动力提前“退休”或暂时退出劳动市场接受再就业培训,提高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同现有资本配置的效率,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实际质量。笔者认为,如果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不必具体测算,后一种方案的机会成本显然较小,它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实际上就是要消除“比较优势隐患”。前一种方案只不过是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当前严重的就业问题、稳定社会因素的权宜之计。

另外,从我国现阶段的政策来看,出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上部分国家的货币实行了贬值,但我国政府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人民币实际上是升值了。从汇率变化对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范围所产生的影响可知,人民币没有贬值,这使得我国的“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范围缩小了,从而促使资源从出口部门流向进口竞争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但是,在稳定人民币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退税扩大了“可实现的比较优势”的范围,但对非贸易品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样,我国政府汇率政策与税收政策的综合作用结果应该是,出口部门、进口竞争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所利用的资源都相对增多了,或者说机会成本的水平相对提高了。此外,这两种政策的综合作用对于减少或消除“比较优势隐患”所产生的效应具有相互抵消的性质。因此,从机会成本最小的原则来考虑,我国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将人民币进行适当贬值,促使机会成本水平的下降。

综上所述,发挥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快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消除“比较优势隐患”,发展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该产业的规模,并逐步实现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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