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写作“声音”强度的三种测量工具：综述与评价
刘东翰 吉林大学
摘要： 写作声音这一概念近年来在二语写作研究领域中逐渐受到重视。从上世纪“声音”概念的起源到现在二语写作有关声音的研究，共经历了90年左右。近年来，有关声音强度和写作质量的相关性研究相继出现。而在这些研究中，出现过原创或经过改良的测量工具的量化研究迄今只有3例，其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将从这三例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入手，对写作声音强度测量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
关键词： 声音；声音强度；测量工具；相关性
一、声音概念的起源及发展
“声音”这一概念，最初源自Bakhtin的对话理论，指的是说话者在某一话语或语篇中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Bakhtin(1929)在研究Dostoyevsky的小说时，首次提出了对话的理论。Bakhtin(1984)指出，每个人都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而每个人也都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另一个人的性格。“声音”这一概念诞生于文学批评作品中。Bakhtin及其理论在1963年被学者发现(Holquist，1990)，写作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声音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到写作教学中。众多写作研究者们在如何界定写作研究中声音的概念上颇有分歧主要分为表达主义和社会构建主义。Matsuda(2001)提出了一个接受度较高、较为正式、更加清晰的概念：声音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用社会中存在的却又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语言或非语言因素所达到的一种综合性效果。而后，定义声音的声音互动模型(Hyland 2008a)应运而生。这一模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立场，二是读者参与。同时，该模型也对声音构建的语言要素进行了归纳和定义，为日后的量化研究做出了贡献。上述的概念和模型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直以来表达主义和社会构建主义之间关于声音概念该如何界定的矛盾，证明了声音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可以兼具存在。
二、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在声音的概念以及相关的语言要素得以确定之后，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开始出现。
未来还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智能家居管理平台，利用无线通信、自动控制技术、红外控制等有关技术进行功能拓展，利用家居设备的智能化实现家居净化设备、家电各设施的互联控制，进行实时管理居室环境。尤其在一些新建校园、刚装修完毕的室内环境进行自动干预控制，实现健康、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改善。
Helms-Park 和 Stapleton(2003)在其写作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中设计并使用了一个声音测量工具，将计算得出的声音强度值与作文的分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研究结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主要是由于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上升[1]。激素依赖性皮炎是由不适当的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制剂引起的炎性皮肤病，其导致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出现红斑、色素沉着过度、毛细血管扩张等症状，治疗难度大。本研究分析了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治疗中清迈解毒饮的应用及观察，报道如下。
第二个测量工具来自Zhao(2012)的三项式评估标准。研究者基于 Hyland 的声音互动模型、Helms-Park 和Stapleton(2003)的声音测量强度工具以及综合其他研究涉及的语言要素，重新设计了一个测量工具，共包括10类语言要素。前期测试中，每一类要素的分值都设定在0-4分，分值的高低代表此类要素的使用频率的高低，然后用该标准评估200篇托福作文的声音强度，而后将该工具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形成新的三维模型，测量另外200分托福作文的声音强度，研究者通过进一步的效度验证之后，将该模型转化为评估标准来解读写作声音：(1)作者观点的鲜明度和独特性，(2)作者表达观点的与其方式、行文特色，(3)作者和读者在文中的线性存在和互动，这三个维度共包括主要观点表达清晰程度、指令导向词、模糊限制语、语气加强词、态度标记语、自我提及以及作者和读者的显性存在共七个语言要素。
在上述相关性研究中，共出现三个原创或改良的测量声音强度的测量工具。
俞希和曹洪霞(2015)关于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以主观印象为标准的个性化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相关性显著，以语言要素为标准的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不显著。该研究所使用的声音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仅仅使用“个性化声音”的概念。
第三个测量工具来自俞希和曹洪霞(2015)。这一测量标准是在Zhao(2012)的测量工具基础上进行改良，首先，在其原有的三维模型中，剔除了原模型“非个性化”要素，维度1(作者观点的鲜明度和独特性)中的指令导向词要素，和维度3(作者和读者在文中的显性存在和互动)中的作者与读者互动要素，而后分别在这两个维度中加入了被动语态要素和引证要素两项“个性化要素”；然后，又在其原有的以语言要素为基础的三个维度中，加入了第四个以主观印象为参考的维度(个性化声音总体强度)；并且，与Zhao的记分原则相反，新加入的两项要素则是使用越多，得分越低。
在以上出现的三个声音强度测量工具中，第一个测量工具 (Helms-Park&Stapleton，2003)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在对声音进行量化研究时提供了参考。但是这一工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者在声音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讨论以及声音的概念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制作了这一工具，忽略了读者立场的存在，该工具所包含的四个方面都是与写作者个人相关，从而导致声音的测量维度缺失。且该工具没有经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三、写作声音强度测量工具
Zhao(2012)在进行有关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时，研究者基于Hyland对声音的互动模型，重新设计了一个写作声音测量标准，经过信度、效度检验以及修改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测量工具来解读写作声音。这一工具能够准确解释评估者对写作声音印象分90%的方差，然后使用该模型评估了200篇托福作文，结果显示，作文分数的25%由写作声音的强弱程度决定。
第一个测量工具来自 Helms-Park 和 Stapleton(2003)的“声音强度测量标准”，共包含四个方面，分别是语气肯定、自我认同、主要观点重复以及作者存在与思想自主，每个方面的分值设定在0-25分，并根据不同的评分标准，划分出0-9，10-14，15-19，20-25共四个分数档，以此来观测文本中的声音强度。作为第一个此类相关性研究，其测量工具颇具开创性。
Zhao 和 Llosa(2008)在其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中，得出“写作声音能决定61%的作文成绩”这一研究结论。两位研究者使用的声音测量工具依然来自Helms-Park 和 Stapleton(2003)。
采访开始，当我们问北京印刷学院校长罗学科，“高校应当培养有家国情怀的学生还是受市场欢迎的学生”时，他的回答是，“人们在问这一问题时，喜欢把两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它们是统一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对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关系的讨论。家国情怀是一种素质的体现，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具备这种将社会责任视为自身责任的素质。而受市场欢迎是因为学生专业技能过硬。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与知识。所以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是同样重要的。但素质的培养是第一位，其次才是培养学生能力与知识的技能教育。“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家国情怀的话，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四、三种测量工具的比较研究
这3例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的相关性研究中的研究结果并不趋于一致，可是其中两项研究结果显示声音强度与文本质量相关性不显著，其测量工具中都舍弃了与读者互动、使读者参与的这一部分。
第二例研究工具相对来说完成度最高。该研究工具在初步和最终阶段均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旨在最大程度上捕捉写作者完整的声音构建强度。可是这一研究工具也同样具有局限性。研究者指出，在声音强度测量时，不能孤立地依靠统计语言要素来计算，所以声音的量化程度并不彻底，需要一定程度的人工甄别和筛选。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该地集聚资源，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16］；人力资本水平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测量，计算公式为：（小学受教育人数×6＋初中受教育人数×9＋高中受教育人数×12＋大学受教育人数×16）／总受教育人数［17］， 人力资本是影响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计算公式是工业增加值／GDP，产业结构的变动直接推动产业升级变化；技术创新用各年各省的专利授权量表示［18］，新技术的发明能够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向高新技术方向转变，从而使产业结构向更高端的方向调整，实现产业升级。
而第三个测量工具(俞希&曹洪霞，2015)也同样具有局限性。首先，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为“个性化声音”，仅与读者立场相关。研究者在基于这样的声音概念下所制作的研究工具，对Zhao(2012)的三维模型中进行了修改。其次，该研究对评分员进行了信度检验，测量工具未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此外，该研究在手机文本的过程中，没有规定参与者的写作时间，这不符合高风险写作的要求。因而这一测量工具所针对的对象及其效度有待商榷。
五、结语
综上所述，写作声音作为新兴的写作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分析和评估写作文本质量的又一要素。国内外学者运用三种测量模型对写作声音与文本质量相关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研究发现来看，不同的测量工具导致结论也不尽相同，原因在于测量模型内部各个测量维度存在差异，没有形成统一且系统的声音测量模型，因此仍需要在研究中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以实现对写作文本的多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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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东翰(1993-)，男，汉族，吉林省蛟河市人，文学硕士，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外国语源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