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沪深论文,经济利益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在对美、英等国奉行“股东至上”公司治理实践的质疑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研究对象的认定上，利益相关者理论远没有“股东至上”治理理论明确，因此，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过程中，西方学者主要围绕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基础即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必要性、“利益相关者”界定和分类展开了长期的讨论。
我国学者中，杨瑞龙教授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他指出，“我国现实的改革思路基本上遵循‘股东至上’逻辑，该逻辑既违背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原则，又过于简化，甚至扭曲了现代公司的制度特征”，随后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单边治理过渡到共同治理，通过每个产权主体平等地参与企业决策，并平等地互相监督，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1]。与杨瑞龙教授对理论基础的介绍不同，更多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具体问题展开了针对性研究。白华英[2]主要探讨各利益相关者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以王宏达[3]、马媛媛[4](P23—2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要以建立利益相关者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目的，将利益相关者综合绩效评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陈宏辉[5]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该理论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他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各利益主体追求经济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第一手资料，依据这些资料获得他们追求经济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均值，然后通过统计方法验证样本均值的有效性。
上述研究代表了目前我国对该理论具体研究的主要方向，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白华英主要以利益相关者与公司治理关系为研究方向，未涉及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具体利益要求；王宏达、马媛媛以建立利益相关者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目的，虽然初步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但忽略了对这些利益要求差异的研究；陈宏辉以实证研究方式分析我国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要求与实现方式，但没有注意到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正是以上述研究的不足为出发点，以传统财务报表为基础，通过各报表中科目的组合对主要利益相关者显性利益进行了量化，在此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我国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实现的显性经济利益差别，以及他们的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旨在证明股东是否是利益最大的相关者及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二、研究设计
(一)两个概念的说明
1.主要利益相关者
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利益相关者应当如何定义？对此问题的讨论，从1963年斯坦福研究院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以来从未停止，据统计，截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共提出了二十余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6]。20世纪90年代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西方学者在各自研究中所界定的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股东、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国家、行业协会、教育机构、媒体、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工会、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非人物种、人类下一代、社区、公众等等[7]。不难看出，企业利益相关者目前呈现多元化趋势，应当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别，进行分类研究。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将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作为研究对象。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主动性、重要性及能否量化三个标准，确定本文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1)主动性标准。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中，有的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主动施加影响，往往主动地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如股东、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国家、行业协会、供应商、工会、环保组织、客户及竞争对手；另外一些利益相关者则被动地受企业经营行为影响，被动地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如教育机构、媒体、政治团体、宗教团体、非人物种、人类下一代、社区、公众等。
(2)重要性标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是有差异的，对某一特定的企业而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不可或缺的，有的则可能影响不大。按照这一标准对上述主动性强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再次分类，分为重要相关者和非重要相关者。企业重要相关者，是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利益主体，倘若没有他们的连续性参与，公司就不可能持续生存。股东、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国家、供应商、客户、工会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而非重要利益相关者则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运作或者受到企业运作的间接影响，但他们并不与企业开展交易，对企业的生存也不起根本性的作用。行业协会、环保组织及竞争对手为企业非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3)能否量化标准。有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利益要求能量化，并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有的则不能量化，当然也无法在财务报表中得到体现。按照这一标准，企业重要相关者分为两部分：能够量化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国家部门、供应商；不能够量化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如客户、工会。其中，客户与工会不能够量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企业中的利益分别属于感官及安全度等软性指标，无法通过货币予以计量。
按照以上三个标准，我们在二十余种利益相关者中选出股东、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国家、供应商等六个主体，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值得注意的是，管理人员与职工作为两类相关者，虽然在公司中地位、权力差距悬殊，但他们同为公司雇员存在于企业，具有明显共性，同时他们的主要显性经济利益——薪酬福利在财务报表中也以统一形式表现，因此，将二者看作一个整体——雇员进行研究。
2.显性经济利益
多纳德逊和邓非的研究[8][9]，不但深入剖析了企业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根本原因，更将这些经济利益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需求。本文仅以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经济利益为研究对象，这主要源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各利益相关者某些隐性利益本身无法量化，如股东声誉、经营者社会地位、职工满意度等等；第二，各利益相关者某些隐性利益在现行财务报表体系中无法量化，如股东控制权收益，经营者在职消费等等。
(二)研究假设
传统公司理论认为，股东享有公司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向企业投入了有形资产并承担了风险。按照这种逻辑，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同样向企业投入无形资产并承担风险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享有公司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也无可非议。不难看出，两种理论虽然在公司所有权的配置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下述观点达成了共识，即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获取利益的权利应当以其投入的资产及承担的风险为依据。因此，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投入资产的性质及数量差异，决定了他们所享有的显性经济利益也存在明显差异。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因而应拥有企业控制权，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实际上股东只承担了有限责任，并且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东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同时股票的自由转让也降低了股东的风险等级，一旦企业发生危机状况，出资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用脚投票”一逃了之。相比之下，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却越来越大，成为真正关心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体[10]。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1：我国企业中，各主要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存在差别，传统公司理论所认同的股东并非显性经济利益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的所有参与者中，股东投入的是物质资本，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投入的是人力资本。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相对短缺，企业对物质资本高度依赖，在企业资源中物质资本最具重要性，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占有知识的人力资本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正在成为财富创造的核心动力。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2：我国企业中，各主要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相关程度存在差异，传统公司理论所认同的股东并非公司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三)样本选择及变量定义
1.样本选择
本文以1998-2003年度为数据窗口，选择公布年度财务报告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A股)为研究样本。具体研究中，依据下列标准对1998-2003各年度公司样本进行了部分剔除：第一，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之和大于1；第二，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之和小于0。原因在于，样本公司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大于1或小于0，说明该样本数据中时点数据与时期数据差别较大，通过本文的特殊处理依然无法消除其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本文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将此类样本予以剔除。在此基础上，沪、深两市各年涉及的样本公司数量见表1：
上述样本公司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pp://www.sse.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pp://www.szse.com.cn)、中国金融街网站(htpp://www.jrj.com.cn)、巨潮资讯网(htpp://www.cnfino.com.cn)、巨灵信息网(htpp://www.genius.com.cn)及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GSMR系列研究数据库)。
2.变量定义
本文实证研究涉及到的变量量化指标见表2。其中，雇员、国家及供应商显性经济利益量化过程中将涉及某些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中的时点数据，本文将采取期初期末总额平均化的方法消除时点数据与时期数据的差异。
三、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分为两部分：第一，分别以1998-2003六年样本总体及各年度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横向比较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差别，纵向比较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的发展趋势；第二，分别以1998-2003六年样本总体及各年度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分析方法，横向比较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纵向比较该相关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六年样本总体描述性分析
按照SPSS10.0软件中数据标准化及描述性分析操作方法，对1998-2003六年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3。
依据表3，绘制样本公司总体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绝对额柱状图(图1)
图1 各利益相关者1998-2003年显性经济利益绝对额柱状示意图
上述1998-2003六年总体样本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1)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占公司总收入份额之和达到了83.7％，说明本文所选出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很强的代表性，其显性经济利益占据了公司总收入的绝大部分；(2)各利益相关者1998-2003年显性经济利益绝对额柱状示意图显示，代表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的柱形差异明显，其中，供应商显性经济利益显著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其余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大小的排序依次为雇员、股东、国家及债权人。上述结果表明，我国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占公司总收入的份额存在明显差别，供应商与雇员显性经济利益份额显著高于股东，即股东并非显性经济利益最大的利益相关者，由此本文假设1得以证实。
2.各年度样本描述性分析
按照SPSS10.0软件中数据标准化及描述性分析操作方法，对1998-2003各年度样本数据进行操作，结果见表4。
在表4的基础上，以曲线图的形式分析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六年纵向变化趋势，见图2。
分析1998-2003各年度样本利益相关者的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可以看出，以各年度样本为研究对象，与六年全体样本研究结果一致。具体结论如下：(1)在各年度样本研究中，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占公司总收入份额之和均达到了较高数值，六年数据中最小数值也达到了82.28％(2002年)，再次说明所选出的部分利益相关者有很强的代表性，其显性经济利益占据了公司总收入的绝大部分；(2)在各年度样本研究中，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排序未出现明显变化，其顺序依次为供应商、雇员、股东、国家、债权人，再次说明目前我国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差异明显，传统公司理论所认同的股东并非显性经济利益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即本文假设1再次得以论证；(3)分析各年度数据与总体数据的差别，1998年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表现出略大于雇员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状况，2001年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份额表现出略大于国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由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的稳定性不同造成。与雇员显性经济利益较为稳定相比，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主要由《公司法》规定，享受公司税后利润，受公司税后利润多少的影响，稳定相较差；与债权人获得固定的利息收入相比，国家税收仅有明确的税率，其显性经济利益稳定性相对较差。因此，在1998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总体业绩相对较好时(当年每股收益超过0.3元的上市公司占上市总数的39％，远高于其他年份)，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随之大幅度攀升，超过了雇员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在2001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不佳时(当年每股收益超过0.3元的上市公司占上市总数的23％，远低于其他年份)，国家显性经济利益随之下降幅度更大，出现了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小于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现象。总而言之，以各年度样本为对象进行的显性经济利益特征研究，其结果与总体研究大体保持一致，即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占公司总收入的份额存在明显差别，供应商与雇员显性经济利益份额显著高于股东，证明了本文假设1。
从图2显示的各利益相关者在六个期间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纵向变化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就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大小而言：第一，供应商显性经济利益显著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是目前我国企业中显性经济利益的最大享有者；第二，雇员显性经济利益明显高于剩余三类利益相关者，但其超出幅度较弱，说明我国企业已逐步重视人力资本所有者——雇员的显性经济利益；第三，股东显性经济利益在2001年之前显著高于国家及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之后这一差别逐步缩小。究其原因，依然归结于其显性经济利益稳定性较差，比较六年度的上市公司总体业绩，1998、1999、2000三年整体业绩显著高于2001、2002、2003年，前三年每股收益超过0.3元的上市公司比例为39％、32％以及30％，而后三年该比例分别降为23％、20％以及24％，与此同时，前三年每股收益小于0.1元的比例为23％、24％及24％，而后三年分别增至34％、41％、39％，因此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在后三年优于国家及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幅度逐步下降；第四，国家及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在六年中都处于公司显性经济利益的最底层，并且差异不明显。
(2)就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纵向变化趋势而言：第一，供应商、国家以及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说明他们在我国公司中的显性经济利益较为稳定；第二，雇员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出现了逐年微小上升的趋势，说明他们在我国公司中实现的显性经济利益逐步增多。对此现象应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说明我国公司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了保证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公司加大了对人力资本所有者——雇员显性经济利益的满足，即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重要性理论基础在我国已初步实现；另一方面，从法规角度来看，说明近几年广大学者强调保护雇员显性经济利益的呼声逐步得到重视，实践中雇员显性经济利益逐步得到了增长，但增长幅度有限；第三，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雇员相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固然与公司整体业绩下滑，导致股东税后净利润相对减少有关，但也不应忽略其他方面的因素，即股东向企业投入的有形资产重要性逐年下降，公司为了获取更多收益，必然将更多的显性经济利益赋予对公司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二)相关分析
1.六年样本总体相关分析
按照SPSS10.0软件中数据标准化及相关分析操作方法，对1998-2003六年样本数据进行操作，结果见表5。
依据表5，绘制样本公司中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柱状示意图，见图3。
从表5可以看出：F检验P值＝0.000＜＜0.05，说明公司资产收入率与股东、雇员、债权人、国家及供应商的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之间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同时修正拟合度0.999表明公司资产收入率对上述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指标的解释度达到了99.9％，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很强。
从图3可以看出：公司业绩对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影响差异依次为供应商、雇员、国家、债权人及股东，说明公司资产收入率发生变化时，供应商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受其影响最大，雇员、国家、债权人次之，股东最小。事实上，上述公司业绩对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影响的大小，反映了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差异。按照上述研究结果，供应商是公司经营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主要由他们为公司生产提供原材料决定，表明我国公司之间相互依存程度较高，联系较为紧密；雇员次之，因为他们才是公司日常生产与经营的主体，是公司剩余利润的唯一来源，与股东相比，他们更加关注公司的日常经营状况，对公司的贡献更多；国家及债权人分列第三、四位，说明二者对公司无形投入的重要性程度也日益上升；股东与公司业绩相关程度最低，说明他们受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较低，即在我国企业中，股东有形投入的重要性已逐步下降，公司应当减少对其显性经济利益的关注，转而赋予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显性经济利益。
2.各年度样本相关分析
按照SPSS10.0软件中数据标准化及相关分析的操作方法，对1998-2003各年度样本数据进行操作，结果见表6、7、8、9、10、11(显著性水平均为0.01)。
在表6、7、8、9、10、11的基础上，以曲线图的形式反映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的六年纵向变化趋势，见图4：
从表6、7、8、9、10、11可以看出，上述各年度样本相关分析结果，F检验P值＝0.000＜＜0.05，说明各年度样本公司资产收入率与股东、雇员、债权人、国家及供应商的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之间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六个年度内最小修正拟合度也达到了0.992(1999年)，表明各年度样本公司中资产收入率对上述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解释度达到了99.2％，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很强。
横向比较六个期间各利益相关者的相关系数，以各年度样本为研究对象，与六年全体样本研究结果出现了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在2002年以前，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受公司业绩影响的差别与六年总体研究结果不一致；2002年，其差别逐步与六年总体研究结果吻合，至2003年，与六年总体研究结果完全一致。出现此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对各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的认识是逐步的，并非一步到位，因此反映在图4中，前期与总体结论不一致，后期逐步吻合，至2003年达到完全吻合，即本文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排序为供应商、雇员、国家、债权人及股东，再次印证本文假设2，即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之间相关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股东并非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图4 各利益相关者1998-2003各年度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纵向变化示意图
纵向比较各利益相关者在六年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供应商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我国公司之间的依存度有所降低。但应当看到，由于下降的幅度较小(9.9％)，我国公司经营之间的依存程度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供应商对企业投入重要性的逐步下降，与假设1研究中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纵向变化趋势不一致，说明我国公司还未意识到供应商重要性的下降，依然赋予了它们较大的显性经济利益。
(2)雇员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出现了小幅上升，说明雇员对企业投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步上升，其根源依然是知识经济引领的人力资本价值增长。雇员人力资本投入重要性的逐步上升，与假设1研究中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纵向变化趋势一致，说明雇员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逐步得到重视，我国公司为了保证他们向公司持续投入资产，已开始逐步加大对其显性经济利益的满足。
(3)国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上升明显，由1998年的最后一位上升至2003年的第三位，上升幅度达160％(由0.0494升至0.133)，说明他们对公司的重要性也日渐上升。但是，比照假设1研究中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位置及其纵向发展趋势，国家重要性提高这一现状显然还未得到公司的重视，应当参照对雇员显性经济利益的立法保护措施(《公司法》赋予职工参与监事会的权利用以保护其权益)提高国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
(4)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变化不明显，说明他们对公司投入的货币资本使用权重要性依然维持在原有水平。参照假设1研究中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位置及变化趋势，债权人获取的显性经济利益与其投入无形资产重要性大小较为合理。但是，与股东相比，可以看出，债权人显性经济利益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重要性略低的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排在国家与债权人之前。
(5)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与公司业绩相关系数出现了明显下降，幅度达77％(由0.104降至0.0237)，说明股东投入的有形资产对企业的重要性逐步降低。联系假设1研究中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位置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一方面，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公司已逐步意识到这一问题，股东显性经济利益份额已开始逐步减小；另一方面，其显性经济利益份额的位置依然排在国家及债权人之前，说明应当继续减少其显性经济利益，使之与其重要性相符。
四、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显性经济利益的差别，以及他们的显性经济利益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在我国企业中股东并非是显性经济利益最大的相关者，也不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倡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在我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为：
第一，由于利益相关者隐性经济利益在传统财务报表中难以量化，所以本文的研究中，仅以利益相关者的显性经济利益为研究对象，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考虑隐性利益，通过一定方式对隐性利益加以量化。
第二，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管理者与职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管理者与职工虽然身份同为公司的雇员，但在权力、义务、经济利益追求、薪酬水平乃至薪酬方式等各方面均存在差异，应当在以后的研究中寻求一种方法将二者在财务报表中的经济利益进行分割，以反映二者真正的经济利益及其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