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于国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创性论文,国学论文,贡献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家都知道晚年的梁启超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教授之一，同时也到其他学校授课和演讲，他给青年学子开过《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讲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他著作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及墨子研究、佛学研究等等，都是国学研究方面的经典性著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不过，本文想要说的是，梁启超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在现代国学研究开创期的开创作用、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姑试论之。
上篇 “国学”观念之产生与概念之界定
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国学讲话》，作者王缁尘一开头就指出：“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称为国学。”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国学”一词1902年才开始出现，但究竟谁是首创者，仍然无从确指。
对此笔者亦不敢断言。不过笔者认为，国学观念的出现，原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在不能确定发明者“第一个人”的情况下，不妨先圈定“第一批人”，并且认为梁启超是这第一批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中国人主动了解和输入外国的知识、学问，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不过那时人们还把西方文明称为“夷情”、“夷事”、“夷技”、“夷言”，潜意识里透着一丝鄙夷，还没有所谓“学”的概念。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了与“中学”对应的“西学”之称，虽然认识到那是一种可以帮助国家致富求强的学问，但却强调“中体西用”，骨子里认为中学毕竟优于西学。到维新运动时期，西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时也被称为“新学”，传统学问则被称为“旧学”。不过，上述的夷、夏，西、中，新、旧之说，从思想意识上说，还是文化主义的，还没有涉及“国”的概念。戊戌政变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西学的输入更盛，列强的侵略更烈，有人担心国粹的湮灭，有人担心国权的沦丧，于是纷纷提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于是“国学”——中国固有之学——便成了匡时救国必不可少的工具。梁启超是20世纪初最先倡导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国学的观念从他这里萌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避居日本，观察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1899-1902年间，陆续发表了《爱国论》、《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灭国新法论》、《新民说》等重要文章，指出，西方列强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惊人增长，导致经济生产过剩，必须在欧洲之外寻找新的倾销市场，现在世界各地已被他们瓜分完了，只剩下一个在“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的地方，于是便“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①。
因此，梁启超反复强调：“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②“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③对于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④。也就是说，必须培养出具备新道德的适应新时代的新国民。他号召新国民一定要有国家思想，要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要知道朝廷和国家的区别；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要放弃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世界大同那是一万年以后的事，当此竞争世界，国家是参与竞争的最高团体，故“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⑤。
怎样才能培养出新国民来呢？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⑥
他要求保存而勿失坠的那些东西，简言之，就是自周秦以来延续下来的传统学术思想与精神文化。但是这样说还是不简，因为要经常提到，所以需要找一个更简单而又响亮的代名词。以前用的“中学”、“旧学”之名，现在觉得不新鲜了，“旧学”听起来更不顺耳，于是便试着用别的名称。拿梁启超的文章来说，他用过“周秦古学”(《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中国之学”、“汉学”(《爱国论》，1899)，“国粹”(《中国史叙论》，1901)等。
至于“国学”一词，在梁启超的文字中最早见于1900年，这年5月，他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与老师讨论自由之义，其中说道：“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⑦不过这里的“国学派”一词语义朦胧，难明所指。
1902年，梁启超才明确地使用了“国学”一词，并且计划办一份《国学报》，去信向黄遵宪报告，并请他参与其事，黄遵宪回信说：
《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虽然，持中国与日本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形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复。粗述所见，乞公教之。⑧
黄遵宪的这封信很重要，它提供给我们很多信息。第一，1902年梁启超要办《国学报》，并已拟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纲目，说明他对“国学”的概念已经有了成熟的意见。黄的信中未对“国学”一词进行讨论，说明已非初用，很可能在他们的圈子里已经达成了共识。第二，梁启超办《国学报》的目的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同他在《新民说》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所谓“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主要承担的是“采补其所本无”的任务，而企图让《国学报》承担“淬厉其所本有”的任务。第三，黄遵宪为什么要“持中国与日本校”？原来“国粹”一词起初也是借用于日本，保全国粹运动本来也是日本人发起的。(黄节《国粹学社起发辞》：“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又黄节《国粹学报叙》：“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是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黄遵宪认为，日本没有自己的国学，他们所谓保全国粹是迫不得已的，而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中国的国粹和日本不同，是中国固有的，是有生命力的，丢不了，别人也抢不去，所以保存国粹的工作可以暂缓数年进行。黄遵宪的意见其实很符合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态，他很可能是接受了黄的意见，所以《国学报》没有坚持办下去，在此后的两年里，也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使用“国学”这个词。第四，黄遵宪建议梁启超根据拟定的《国学报》纲目写一部《国学史》，其实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了，那就是自1902年3月起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形式研究和发表的关于“国学”的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篇著作共有七章，前六章发表于1902年，第七章《近世之学术》发表于1904年下半年。在该文的结尾处，梁启超郑重其事地、反复地使用了“国学”一词，说道：
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虽庞杂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顾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诇诸我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按：指严复)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⑨
梁启超的这段话与上述黄遵宪的信一样，也很重要，我想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它间接告诉我们，梁启超所谓“国学”的涵义是什么。他说，“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再一次点明他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用意。说“再一次”，是因为两年前初发此文时，他已在《总论》中表达过这层意思，不过当时他使用的词语是“中华学术思想”、“本国学术思想”和“本国学问”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梁启超所谓的国学，其实就是“中华学术思想”的代名词。在此文中他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变迁分为七个时代：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两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为衰落时代，并分别对七个时代的学说、流派、代表人物等进行了分析和评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里，他实际上对国学的研究对象和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无异于告诉青年：我这里介绍的内容就是所谓国学。他的这个界定基本上是科学的、准确的，后来(包括今天)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都没有出此范围。
第二，它表明，这时候提倡国学的有两个派别：“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此为一派，为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借梁文的意思称之为悲观派；“吾不此之惧也”，为另一派，不妨称之为乐观派。
乐观派以梁启超为代表，悲观派可以邓实为代表。
邓实是早期倡导国学最有力的人物之一，他自1902年起主持《政艺通报》，宣传爱国救亡思想。1903年曾倡议筹建国粹学社，也曾计划出版《国学报》，后因故中辍。1904年，见“欧风东渐，国学几灭”，“抱学亡国亡之惧，乃著为《国学保存论》、《国粹学》、《明末四先生画像记》等篇，思以止横流而维学风之弊，使天下皆知吾学以爱吾国，则学存而国不可亡”⑩。从这些情况看，他之提倡国学，起步似只比梁启超略缓半拍，虽然两人先后都有办《国学报》的计划，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和梁启超有过沟通，也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影响来源，那就是日本的国粹运动。
1904年以后，梁启超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和革命派论战及宪政运动中去，国学研究虽还在进行，但并没有特意打出国学的旗号。
邓实则于1905年初在上海主持成立了国学保存会，高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旗帜，发行会刊《国粹学报》，并陆续进行开办国学讲习会、编辑国学教科书、刊行《国粹丛书》、设立藏书楼等项活动，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拥护和支持，黄节、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等纷纷加入，并且成为中坚。入会者和撰稿者都是真正的学问家，他们对这项工作是由衷地热爱，认真地投入，所以的确对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国粹资料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学”一词的得以流行和被社会所欣然接受，《国粹学报》诸贤与有功焉；他们利用“尊王攘夷”、“外夷内夏”等传统思想进行的“排满革命”宣传，也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就国学研究本身来说，他们也的确是悲观派，与乐观派比较，在旨趣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我们还是拿梁启超和邓实为例：
一、邓实说，他是因为见“欧风东渐，国学几灭”才提倡国学的，那么他提倡国学的目的是为抵制欧学，挽救国学。梁启超说，他劝导青年学习国学，是为使他们深悉国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输入适合中国需要的外学，“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外学的输入不仅不会使国学消灭，而且“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
二、邓实说，“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11)。当时西学输入正如火如荼，他知道想阻止是阻止不住的，因此也不得不做些介绍西学的工作，但是有个限制，就是只介绍能“证明中学”的西学。实际上还是洋务派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和“中体西用”思想的翻版。梁启超则明确地表示反对学界“好比附”、“好依傍”、“名实混淆”和“以西学缘附中学”的习气，主张把“西洋思想”作为“真理”、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加以吸收(12)。
三、梁启超认为，言文分离使“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是影响中国进步的原因之一。他主张言文合一，并逐步使用白话。主张“觉世之文”“辞达而已矣”，“不必求工”，而“学理邃赜之书”当“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他对严复在翻译西书方面的贡献推崇备至，但是批评他“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而他自己作文则“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创立了风行一时并改变一代文风的新文体(13)。而邓实主持的《国粹学报》规定：“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14)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国粹学报》就是为了抵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而设立的，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说：“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守旧者不以为然，乃创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等杂志，以期挽救。”
四、《国粹学报》除文体纯用文言，拒绝通俗以外，研究亦多沿用古法，侧重于辨伪求真、稽古钩沉、考订阐释等工作，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开掘、无发明，有保存、无创造，有发现、无发展，只留下了一堆和前代古书没有多大差别的历史资料而已。梁启超的国学研究，则采用较为科学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辛亥前的作品除《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外，他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子墨子学说》等，都堪称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传记类作品，如《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郑和传》、《王荆公》、《管子传》，乃至《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南海康先生传》等，打破传统的纪传体裁，赋予新鲜的时代精神，为国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为后辈学者提供了好榜样。他的一些观点、方法，至今仍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价值，他是现代国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开拓者。他的研究自然会有不少的局限和不足，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那个时代向学青年最好的导师。例如胡适回忆说：在中学时代，“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但是当时有几个章节他没有写出来，令人感到失望，“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5)。郑振铎也指出：梁启超“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在其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16)。
下篇 批评、继承、发展：梁启超的国学观
梁启超对于国学充满信心，充满热爱，深感骄傲，深感自豪，他在撰著具有国学史性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一开头就热情洋溢地说：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於戏，美哉我国！於戏，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
梁启超对国学的爱，是大爱，是真爱，既是大爱真爱，就要承担一份责任，他说：“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要担起这个责任，就要对国学有切实的了解，“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并与他国学术进行比较，既不要“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不要“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既要知己之所长，又要知己之所短。“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17)。
这些话可以视为梁启超对待国学的基本态度。概括地说，就是以揭短正其失，以扬长继其光，既保其旧，又增其新。概而言之，就是批评、继承和发展。
(一)批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梁启超为什么主张对国学进行批评？二是梁启超对国学进行了怎样的批评？
首先，梁启超指出：“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18)这里的“理想”一词含义与今语不同，指的是什么？他曾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中作过说明：“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19)原来“理想”也是一个外来词，起初含有思想、理论、学说等义，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一节题为“积弱之源于理想者”，这里的所谓理想，指的就是传统的思想、理论、学说。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脑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宝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中国传统学说中之误谬思想实在是阻碍进步、造成积弱的总根源，所以，“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20)。又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21)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在报上宣传自由思想，引起康有为不满，来信切责，梁启超颇不服气，去信辩论，说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中国人“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在这种情况下，“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切成之人形，毫无生发气象”。所以，“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言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22)。
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康有为大为光火，来信指责，梁启超在给老师的回信中严正申明：“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他表示：“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他说他已和几位同门商量，“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23)。
这本大书虽然未见面世，但是揭孔教之缺点的言论却在报上频频出现。
那么，我们再看看梁启超对孔学作了怎样的分析和批评。
孔学原是中国学术思想“全盛时代”的一个重要流派，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被称作儒学。梁启超说，当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全盛时代之后，有一个“儒学统一时代”，但是儒学统一不是由于学术竞争，而是由于政治干涉。故梁启超认为：“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
战国末期，天下大乱，兵甲满地，民生和学术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繁荣景象了。
破坏之后必有建设，不幸的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帝王既以天下为己之私产，则必行专制统治以保护之，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而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要求定思想于一尊。
贵一尊固是必走之路，但当时百家并立，为什么不一于他而独一于孔？原因是，“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既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此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奥援也”。
所以，孔学之独行，实在是“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的结果。当然孔学本身也有其易学习、易传播的特点。“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也亦自不广。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先师虽有改制法后之精神，在后学可以抱残守缺为尽责。是故无赴汤蹈火之实力则不能传墨学，无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传老学。至于儒术，则言训诂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气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宽，而所待于创作力也甚少。所以诸统中绝而唯此为昌也。”
总括起来说，“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笔舌之力开辟途径，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如墨学主于锄强扶弱，势力愈盛者则其仇之愈至；老学则刍狗万物，轻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鸣得意。然则彼其学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绝也。孔学不然，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国，高足弟子，友交诸侯，为东周而必思用我，行仁术而必藉王齐。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故陈涉起而孔鲋往，刘季兴而叔孙从，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捷足先得，谁曰不宜？”(24)
儒学统一带来很多好处，如“名节盛而风俗美”也，“民志定而国小康”也。但也留下不少隐患，主要有两点：
一是使“民权狭而政本不立”。梁启超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儒教没有把君民权限说清楚，“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例如他们告诉君主说，你们要行仁政，恤民隐，顺民之所好恶，要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等等，这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有君主不这样做，你有什么办法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呢？这是儒教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有权之人好滥用其权，就像虎狼好吃人肉一样，向虎狼谆谆说法而劝其不要吃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不信你看，两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能有几人？本来应当提倡民权用以限制君权，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乱为大戒，犹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为大不敬矣，犹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议政亦为无道矣。是何异语人曰：吾已戒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顺俯伏于其侧，虽犯汝而不可校也”(25)。
早在1900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儒学虽然也有“民贵君轻”之论，但实际实行起来却大异于是。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梁启超剀切剖析之曰：“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壹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赘旒而无谓也；吾壹不解夫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竟当尽诛而靡有孑遗也。今使有豪奴于此，夺其主人之财产为己有，而曰主人供亿若稍不周，行将鞭挞而屠戮之，虽五尺童子，未有不指为大逆不道者也。今愈之言，何以异是乎！而我国民守之为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议焉，更无论驳词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26)
二是“一尊定而进化沉滞”。梁启超指出，进化与竞争相倚，“以政治论，使一政党独握国权，而他政党不许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则国政未有能进者也，若是者谓之政治之专制。学说亦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而皆然者也”。“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不过他郑重声明：“吾之此论，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至于孔子本人，也并没有想以其教专制天下，彼“则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恶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为大、所以为圣，而吾所顶礼赞叹而不能措者也”(27)。
在《新民说·论进步》一节中，梁启超把定一尊视为窒息思想发展、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之一。他说：“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中国惟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族之名誉，未有胜于彼时者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步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后束缚驰骤，日获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28)
梁启超特别对那些舞文贱儒“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自贼而贼国民”的思想行为表示“深恶痛绝”(29)。例如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中，他说：“吾中国先哲之教，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报怨，以直报怨’。此自前人有为而发之言，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虽有足以令人起敬者，而末俗承流，遂借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误尽天下。如所谓‘百忍成金’，所谓‘唾面白干’，岂非世俗传为佳话者耶？夫人而至于唾面白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中国数千年来误此见解，习非成是，并为一谈，使勇者日即于销磨，怯者反有所借口，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对一人如是，对团体亦然；对本国如是，对外国亦然。以是而立于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吾不知如何而可也！”(30)
在《新民说·论进取冒险》中，他说：“危乎微哉！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曰‘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此老氏之谰言，不待论矣。而所称诵法孔子者，又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取其‘狷’主义，而弃其‘狂’主义；取其‘勿’主义，而弃其‘为’主义；取其‘坤’主义，而弃其‘乾’主义；取其‘命’主义，而弃其‘力’主义。其所称道者，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也；曰‘无多言，多言多患；无多事，多事多败’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也。夫此诸义，亦何尝非孔门之所传述，然言非一端，义各有当，孔子曷尝以此义尽律天下哉？而末俗承流，取便利己，遂蒙老马以孔皮，易尼鄫以聃莒，于是进取冒险之精神澌灭以尽。”(31)
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学术思想的批评，是他的“新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表现于中国社会和人群的临床症状入手，检视到遗传基因，所以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历史思辨性。特别是他对儒学统一的批判，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不仅动摇了两千年来儒学统治中国的一尊地位，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广泛传播清扫了道路，而且为在政治上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做了必要的思想开导和舆论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偶像的举动和相关理论引导着一大批新进青年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先期探索和有力铺垫，并且培育了大批后备人才，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正如郭沫若所说：“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历史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32)
(二)继承
梁启超热心传播西学，但绝不主张全盘西化；梁启超尖锐地批判旧思想、旧风习，但始终相信民族精华的存在。他说：“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33)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很特别的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仅看题目，你或许以为他是批孔，其实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篇为孔子正名的很重要的著作，它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却在人类圣坛上给了孔子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梁启超指出，孔教和一般的宗教不同，“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
但是孔教与诸教不同，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且“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所以，“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
再者，“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梁认为，一些持保教论者，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仪式，著信仰条规，一切模仿佛、耶，这是对孔子的污蔑，这样保下来的也就必非孔教了。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我辈诚尊孔子，则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行迹”也。他号召青年，学习孔子的真精神，抛弃奴性，解放思想，“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梁启超断言：“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他教惟以仪式为重也，故自由昌而仪式亡；惟以迷信为归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孔教乃异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论，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备有此格也。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孔子所望于我辈者，非欲我辈呼之为教主，礼之为世尊也”，但是“吾敢断言：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34)。
梁启超为孔学唱赞歌，也有借助孔学以纠正新学输入过程中的不良现象的意图。1903年底到1904年初，他的《新民说》写到第十八节《论私德》，其中有一段对戊戌政变以来西学输入的情况作了一番不大愉快的回顾，他说：“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箴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有的甚至“以行恶为荣”。他表示对于青年人如此学习西学而感到“无穷之沉痛”(35)。
梁启超说，他起手写《新民说》的时候，心中想到的条目不下数十条，而把“论公德”放到首位，并非说私德可以不要，只是觉得私德本来是每个人都能领悟都能履行的东西，况且昔圣先贤早就作过圆满具体的论述，不需要我再哓哓辞费了。结果却令人认为爱国之英雄可以不拘小节，甚至借为公益之名而行求私利之实。实际上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所以，“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36)。
那么怎样才能既行公德又重私德呢？梁启超说，起初我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而渴望发明一种新道德以补助之。现在想来，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之言，并不是马上可以办到的。今天想用一种新道德改造国民，也绝非只靠区区泰西之学所能奏效。一个人即使尽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之书，可以说他有了“新道德学”，但是不一定就有了“新道德”。因为道德不仅是靠嘴上说，而且要靠行动上去做。讲到德育，固然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但是必到国民教育大兴之后才能见到成效，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37)。所以他回过头来求助于王阳明，要青年们通过“正本”、“慎独”、“谨小”等修炼手段以培养自己的私德。
稍后，为了弥补他在关于公德、私德论述中的不足，又专门抄了一本《节本明儒学案》，编了一部《德育鉴》，1905年由新民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德育鉴》精心选录“中国先儒学说”中讲求“治心治身之要”的言论，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随处加以按语，阐述自己的理解和体悟，希望有志之士将其当一良友，日置座右，甄录去取，致力受用，修养以成伟大之人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梁启超改变了他以西方资产阶级人格理想来塑造中国新国民的初衷，他并不要求把国人培养成旧时的儒士，他只是希望借用儒家关于修身、束性等方面的训导和方法，作为他为塑造“新民”所进行的人格训练的必要手段，他甚至认为，他所提倡的重公德、爱国家、维权利、争自由、讲自治、求进步、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尚武等等新民之德，必须在儒家修身养性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培养私德，发扬义务思想，才能保证其在正确的方向上得以实行，而不致被某些人拉大旗作虎皮，用来作为不守规矩、不尊法制，从而肆无忌惮地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借口。
在推行“新民说”的过程中，梁启超始终坚持“淬厉本有”和“采补本无”相结合的基本理念，其实这也是他对待“国学”和“外学”的基本态度，并以此作为发展国学的基本要素。
(三)发展
梁启超认为，所谓继承，不只是保存使勿失坠那么简单，继承是和发展连在一起的，故曰：“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
光是淬厉固有还不够，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样做，必然会有冲突，然而“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38)。
国学既然是指中国的学术思想，那么吸收并调和了外学之后还能算是国学吗？梁启超说：能。“凡学术苟能发挥之、光大之、实行之者，则此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故论学术者，惟当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本出于我为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壁垒森严，所以外界之思想不易进入，即使进入，也往往阅数十百年而不被接受。但是，“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於戏！深山大泽，实生蛟龙，龙伯大人之脚趾，遂终非僬侥国小丈夫之项背所能望也”。例如佛学，传入中国后就变成了中国的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并且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六朝隋唐间形成了一个“佛学时代”，在国内势头盖过儒学不说，即与世界各国比较，也处于独一无二的光荣地位。所以梁启超由衷地赞美道：“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每念及此，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顶礼以祝，吾跂踵以俟。”(39)
梁启超多次表示，中国人以自己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包的思想气质，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在这个民族竞争的大时代里，必能中西结合，新旧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国学。例如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里说：“昔佛学之入中国，经智
、玄奘、六祖之徒发明之，自成一种中国之佛学，非复寻常之佛学。他日欧学入中国，消化于中国人之脑中，必当更发奇彩，照耀于全世界，自成一种中国之欧学，非复寻常之欧学者。”(40)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文明之进步亦如此，“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1)。
梁启超对于国学的这种态度是始终如一的，1920年，正当新文化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的时候，他作《清代学术概论》，在最后部分，他又苦口婆心地谆谆进言：“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输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42)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眼里的国学，是大国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国之学，而不止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它不仅涵盖自古留传的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而且包括当代乃至将来新出现的“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的各种新理论、新学说。所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他于他所论述的七个时代之外，又提出了第八时代的概念，定名为“复兴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代之中。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主张吸收外来思想，但不是照搬，而是中西结合，“创成新派”，自成一种不同于寻常欧学的“中国之欧学”，“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而“照耀于全世界”。这不仅是对第八时代国学发展方向的精确预示，而且是对发展结果的殷切期盼和伟大预言。
注释：
①《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饮冰室合集》，本文引梁文均见此书。
②《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十》第35页。
③《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2页。
④《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5页。
⑤《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6、17页。
⑥《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6页。
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⑧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2—293页。
⑨《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04页。
⑩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政艺通报》第七年戊申第1期。
(11)《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期。
(12)参见《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3)参见《新民说·论进步》、《小说丛话》、《绍介新书原富》、《清代学术概论》等。
(14)《国粹学报略例》。
(15)《四十自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49、50页。
(16)《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0页。
(1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33页。
(18)《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1页。
(19)《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4页。
(20)《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4、17页。
(21)《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专集之四》第64—65页。
(22)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237页。
(23)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24)《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38—41页。
(25)《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54、55页。
(26)《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6—17页。
(2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56、57页。
(28)《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9页。
(29)《饮冰室专集之四》第60页。
(30)《饮冰室专集之四》第35页。
(31)《饮冰室专集之四》第29页。
(32)《我的童年》，《沫若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三卷，第99—100页。
(3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3页。
(34)《饮冰室文集之九》第52—59页。
(35)《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27—128页。
(3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18、119页。
(37)《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31—132页。
(38)《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6、7页。
(39)《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63、64、72、73页。
(40)《饮冰室文集之三》第52—53页。
(41)《饮冰室文集之七》第4页。
(42)《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