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缺席的概念晚餐——关于当代文学批评失态的一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失态论文,晚餐论文,主体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就特定时间限制下的在场性状态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的失去对话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世纪之初，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后，由于他是站在厚重的基石上承载接受过程中的落差和惯性，所以才能够既吸纳西洋文化中的认同汁液，又杂揉兼取并且孕育滋生出文化混血的理论生命体。潜对话之后是显对话，交流之后必有价值累积。唯此方可谓世界文化的对话。但是，由于世纪中叶的漫长文化塌陷，而踏在地表的一代现代批评者，躁动不安且新生欲望夹杂些青春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存虚荣，迫使他们来不及客观冷静地知己知彼，来不及深刻地把握历史和哲学，甚至来不及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与感性生命投入热情，便匆匆忙忙地与西方对话，结果可想而知，由于没有交换的本金，于是在思想接轨不可能的现实情势之下，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衣食杂玩等满满拿了一筐，大家热烈地围坐在一起，饶有兴趣地展开没有自己话题的话语，文学批评成了一场气氛热烈的“概念晚餐”。
二
韦勒克说过：“在希腊文中，'krites'意味‘判断者’，'krinein'意味判断”（注：Rene vellek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Wew york and london,1997.第17页。）。也就是说，“判断”是它的主要语义内核。判断当然以对象存在为前提，但判断更是主体的精神意识行为，因而主体的自身建构是判断能否有效进行的重要条件。大量引进西洋20世纪文学批评话语之后，当代中国批评体系便面临着双重的判断责任：其一对于自身（包括理论和创作）的判断，即寻找本体生命的进化，展开本体构架内部的文学批评。其二，对于自身之外（这里当然主要指域外）的判断。对当代文化批评而言就是充分理解西洋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并且以积极的姿态与之实现对话，但是，对话双方将面临的“不是一组共同的原理和公理，一方依恋旧的观点，另一方提出新的看法，他们倒是可以说有一组共同的‘选择程序’(Selection Procedures)和‘选择准则’(Selection Rules)，而这组共同的东西与其说是‘科学原理’，不如说是科学的原理要素”（注：Imre Lahatos and Alan 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th of Krowledge,Combridge lhwversity Press,1970.第31页。）。
问题的症结在于，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世纪初母语系统的语符革命，不仅使我们抛弃了物质层面的语词表达方式，而且在惊慌失措中丧失了民族贡献给人类整体的五千年厚重文明积淀。精神层面的世纪塌陷，不仅使得文化型作家难以在较短历史时期内得以孕育，迫使他们别无选择地委身于故事牢笼和东施效颦式的浅层模仿，而且导致学理型批评家的当代匮乏，以致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去完成那茫然于中西幽深情态下的反传统革命。当代反传统并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欧洲语言文学界面的哲学革命，那种革命本身是逻辑因果链上的必然延伸和合理新构，而在我们这里，则完全是被动的结果或者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行为。譬如当表述“在中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几乎所有的精神文化现象都被纳入宗法道德的轨道，被宗法道德的价值准则所裁判，文学也不例外”（注：见《中国比较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这一结论时，陈述者一般是毋需以中国文学流变的实际状况为叙述前提的。这种不顾前提的陈述，绝对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时尚。过去以政治批判的“只能如此”为支撑，如今则以反抗话语权力的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为其“理所当然”的附着。其所作出的判断，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大可值得怀疑。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域外精神文化发生的进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深层得多。一部分话题我们几乎无从表述，譬如“存在”话题，由于逻辑推演能力的先天不足以及这类话题的历史语境差异，因而即使有人展开当代谈论，其结果与没有谈论完全是一回事。这不仅因为“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描述”（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所表现出来的逼近困难，具体的研究对象由此而获得原初的思想品格，大抵只能是玄而言之的“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注：《庄子·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海德格尔诗学谈到明清戏曲中的死亡表现，或者由弗洛伊德牵扯到《红楼梦》以及所谓梦文化，便都有不着边际之嫌。另一部份话题我们无法表述清晰和准确，譬如“形式”话题，由于传统的一元论（如庄学传统）和二元论（如易学传统）都无法贴近什克洛夫斯基他们一派的那种形式一元论，所以把形式批评当作一种域外利器来解剖中国的诗歌传统或者作品，便往往有隔靴搔痒的感觉。郭象说：“世皆新矣，而自以若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河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注：《〈庄子·大宗师〉注》。）此即世界新旧难测之谓，它困惑古今中外的智者已久，只是时下人们往往还没有达到触感这类困惑的层次，所以才有运用话语权力强行命名对象的遑遑高论。其实西方的当代文化批评，且不论派别斑驳彼此有新旧优劣长短之有效划分，即使派别内部的因沿勾连和话语结构，也同样难以梳理尽妥阐释殆尽，所以海德格尔的嫡传中国弟子恰恰不愿多谈海德格尔，而且以为“60年代有所译出，搔痒者释。而风云变幻，搔痒乎？冒不韪乎？学而不思则罔”（注：熊伟、《写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前面》，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搔痒何论，当然是知对象轻重者对于不知者的潜在劝阻。翻新至热的时候，有人搬用圆形结构命题来剖析人物构成，也有人套用框架结构命题来阐述性格组合，曾几何时，趋之者若鹜，除了名誉效应所带来的虚荣满足，谁能掂出其中文学理论建设意义上的推进价值，更何况转手贸易中暴露出来的卖假货的难堪！
总之，当我们判断时，我们没有承担“自我判断”的责任。
三
托马斯·芒罗曾经指出：“很少有西方学者能够识读原文的东方文献，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计划来彼此翻译欧亚两大洲各主要语言的学术研究中重要的新老美学专著。但即使完成了这项工作，也还将存在着一些艰难的障碍，如历史悠久的哲学与宗教差异”（注：Thomas munro,Oriental Aesthe tics,The Press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leveland,ohio,U.S.A,1965.第2页。）。转换一下这段话的空间方位，同样可以限定我们至少以下两个方面的对象判断前提，否则任何由对象延伸而来的话题和话语便都无法获得听者的信任：其一，翻译过程中语言障碍造成的意义误读。其二，因无法获得西方文化背景而产生对“西方智慧”的误解。
显然，对于封闭了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当代批评家来说，走进西方文学批评氛围的最表层障碍就是翻译过程中的误读。朱光潜先生在新时期之初，即针对汉译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误读有过极为详尽的阐述，并认为这种误读的影响所致将不仅仅是翻译精确性受损的后果，会直接导致精神取向和思想再生的方向性偏讹。程农最近在《吉尔兹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话语》一文中，就于晓和林同华对吉尔兹的误读列举出详细的个案，指出其“由于不明确disposition与心理事体之区分……就不易了解‘精神之外在理论’”（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夏季卷，第106页。），而且断定已经误读到与原作者意旨相反的程度。应该说，这种情况在当代话语引进和理论模仿的整个进程中，是一种普遍得几乎无法梳理殆尽的现象。有人统计其汉译版本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表层讹误处即达数百条之多，更不谈对原作者整体思想的理解歧义。李泽厚主持“美学译文丛书”的编译工作，总体指导思想为“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期，许多人缺少阅读外文书籍的条件，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妨放手先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所以，一方面应该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达、雅，另方面又不求全责备，决不因噎废食。总之，有胜于无，逐步提高和完善”。这些话，道出了当代批评学建构起点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是无法走入同时代的西方话语氛围，另一方则是即使勉强走进将同样存在话语失误。当代批评家们过分地坚信，文化是可以泊来而且消化的，所以常常会肯定文化全面认同的可能性，事实上只能是文化乌托邦的虚假幻觉，问题是，这种幻觉已经危害到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中来。之所以当代批评话语显得生涩和缺乏学理规范，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泛翻译行为的负面后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绝大多数译者并没有西方文化背景尤其是西方文学批评背景的经验性积累和长期体验，语言训练尤其是专业语言训练的功力和修养均火候未臻化境，误读也就更加不可避免，而那些完全语言障碍者既无鉴别能力又不愿失去花样翻新的机会，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构成没有任何语义规则限制的误读循环及链式反应，由此而最终呈现为批评话语的混乱，它是中国当代批评模仿西方过程中大面积误读误译的必然产物。
如果说语义误读是失去对象判断的第一层次的话，那么智慧误解则是失去对象判断的更深层次之所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人们普遍把西方现代话语看作剥离传统的世纪尤物，体系因此而成为孤立静止的逻辑存在及因沿相连的历史存在。艾耶尔讨论哲学的功能时说：“我们由于抛弃形而上学而从一些迷信中获得了解放，这些迷信中的一个观点认为：哲学家的职责是构造一个演绎的体系，在拒绝这种观点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说哲学家没有演绎推理也是能行的。我们所要争论的，只是他们提出某些第一原理，然后把这些第一原理及其后果充作实在的完整描述的权利”（注：A.J.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这段话与他一再表示与大陆理性派哲学亦有联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讨论语言学转向时，语言哲学革命就成了失去历史承继性的突兀性生成物，显然与西方热衷于语言话语的思想家们的本来意图不相吻合。第二，因对现代西方的整体背景状况缺乏完整观照而导致参照失恒后的判断失误，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议论。不管中国的文明时间是否象自然时间一样与当代西方处于同步位置，什么范围都冠以“后”已经成为批评话语的一种时尚，并且还将一些低文化作家的呆拙模仿之作放到与霍克斯和尤内斯库们等量齐观的分析位置，以作为批评实践的现实补充，于是我们就仿佛一下子生活到了“后文化”或者“后”的文化氛围之中。"Post-Modernrsm"当然在参照系内是有其确指的，其语义阈限并不象转运概念者们所函盖的那么宽泛，似乎已经笼罩了社会生活和精神意识的一切层面和一切领域，Post这个前缀词作为时间置词，原本缺乏定位性的确指，甚至比After更远离实在点，而且“后”的前缀概念或生存范畴表述在19世纪以前的英语文献里也不难找到，不过是那时的现代或者现代存在罢了，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Post-Romantism划定到本世纪后期的思潮行列。所以，当批评家们热烈地谈论那些遍缀“后”的话题的时候，那个被谈论的世界其实茫然和不确定得连西方人也大感惊讶。当然也有严肃的学院批评家努力实现这种确定，但一当确定便同时显露疑点，例如把伽达默尔列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行列时，就非常让人费解，因为把艺术看作游戏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一个很传统的美学观念，而且“时间充满观”和“共时阐释观”在古希腊哲学（例如西塞罗）里亦有其根词层面的讨论，所以另一些西方批评家不认为文学已沉浸在所谓后现代的海洋里。第三，当代西方批评*
身存在着许多致命性的弱点，譬如用一般的哲学观念和思辩陈述方式直接取代文学批评的感性经验特性，远离具体的作家作品和艺术审美实际等，这些弊端受到包括韦勒克和其它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但是当我们从浩如烟海的西方著作中拣来那么几本著作作为判断的对象事实时，当然也就难以统辖完整的语境状态和优劣参照，所以连同西方的错误也一块儿拥抱过来，因而容易形成一种人错我错、人不错我亦错的结局。在这样的批评氛围下，对象对主体来说已经完全模糊了它的存在状态，真实的对象因而也就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哈哈镜折射后的对象世界图景。
总之，当我们判断时，我们没有完成对对象的把握。
四
既缺乏进行判断的自省力，又缺乏辨析力，主体当然丧失。控制自如的一般主体虽然不存在于精神创造的世界图景之中，并不意味着无数的具体言说者因此而丧失话语权力。言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甚至显示出来的状态比以前更加热烈。因为在沉闷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承受过更加严酷的精神萎缩，当新的历史启动以后，每一个言说者都获得了表达的权力，因而也就必须获得实现表达的丰富概念。对于新一代言说者而言，一方面因历史丧失而不能逃离硕儒之学和民族典籍之论的沉重威压，另一方面空间洞开显得域外极有生机，极容易产生精神自由的感觉。西洋文学批评蜀江春水般涌入中国，即是契合了特定的历史切入机遇，契合了成长起来的文化载体所带来的特殊机制。
现代西洋文学批评的话语世界，由经典时代的话语世界延续而来，由于历史延续的状态和姿态不同，它们在20世纪又排列成富有内在层次感的线性逻辑，所以既是历史时间延续亦是现代时间延续，而且所有具体理论命题和语词概念，其真理定性就蕴涵在它的时间程序之中，其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内在转换变化，亦仍然蕴涵在时间本身。与此同时，西方话语系统附着于地域切分、民族切分、学派切分，这一点对我们清晰地理解西方话语世界非常重要，否则容易将某一概念理解到其意义的极限状态。德里达理论的所谓“消解”，即是针对概念内涵的极限意义理解而确立其理论主旨的，否则就无所谓消解不消解。此外也容易将概念形体类同与质差之别混淆在一起，导致符号指令的错位，言此言彼纠缠在确定性的话题之内，结果当然是精神活动的泡沫状态。在前者，关于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的理解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就是典型个例，在后者，则关于贝尔的“意味”和雅各布森的“意味”的等同使用，同样也是较为明显的例证。我们是在抽出时间和空间限定的情景之中，忽然面对那么多的理论命题和那么驳杂的概念语词，所以就有被摄伏的窘迫，其窘迫的程度，较之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位移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那时的“在者”基本上处于西洋文学批评的平行位置，而今天却是处于整整一个世纪后的时间仰视位置，另一方面大多数“追者”均存在母语文化和民族智慧不足的缺憾，无法象马一浮、熊十力、林语堂、胡适、梁漱溟他们那样，坦然地谈论民族或域外的相关话题。他们基本上无需恐惧于话语障碍，而潇洒地切入到不同民族间的生存智慧层面，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智慧。但我们在弥补历史失落的过程中，并没有保持一种俊逸的姿态，因而最终也就只能淹没到概念的海洋里。
概念使用者对概念的失控，粗疏地勾勒，大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概念的价值确定不准。霍埃在批评学话题一开始就讨论道：“文字有暴露能力，却又有掩盖能力，演讲可以表达一切，但它又能把事情颠来倒去……。语言本身就分成真与伪两部分——达于神性的是真，与人类悲剧方式相联系的便是伪”（注：David Couzens Hey,The Critical Cird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第1页。）。这段话所关涉的，其实也就包括着概念的价值标准问题。在涌进来的纷繁杂陈的不同概念系统中，一些概念是没有理论价值或者话语价值的，另一些则虽有价值却没有达到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程度。譬如narrative（记事、记叙文、叙事体）这个词，只有在narrative theory范围内才是价值至高无上的核心概念，本身应该限定在文学批评的特定切入点或价值层面范围之内，但是narrativism似乎在我们这里升华为文化批评学的骨干架构，narrative由此而增值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范畴之一，这在大量对当代作品的审视关注中呈现得非常充分、而且与德国批评家的原初意图往往不是一回事。另外一个失恒的例子是metaphor（隐喻）的，本是贯穿西洋文学理论自古至今的绝对中心概念，与imitation（摹仿）一道构成对称的两大诗学范畴，不仅广泛存在于古典时代，而且同样广泛存在于现代，其价值地位非一般概念所能匹敌，它是文学实现普遍可传达功能的最充分手段，但是我们却又常常将其萎缩为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技巧手段，属于作家写作过程中的细节处理方式，这种理解，可谓大悖于西洋文学的本来面目。所以，由于概念的价值确定不准，导致我们的许多当代话题失去意义，即当言者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扮演唐·吉诃德的角色。其二，概念的内涵不明。康德说：“一些概念，当我们联系到对象上时，不管对于这些对象的认识是否可能，这些概念具有它们的领域，这领域完全是按照着它们的对象对我们的全部认识能力所具有的关系而规定着的。这领域中的对我们而言认识是可能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些概念和为此所必需的认识能力的地盘(territorium)。这个地盘的一部分，即这些概念立法于其上的部分，就是这些概念和隶属于它们的诸认识能力的领域(ditio)。经验的诸概念固然在自然界里——作为感官对象的总和——有它们的地盘，但没有领域（只有它们的居住地，domicilium）；因为它们虽是依照规律构成的，但自身不是立法的，在它们上面所建立的诸法则只是经验的，因而是偶然的”（注：康德：《判断力
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页。）。这段话大致包括三层意思：(1)概念统辖其所对应的确定领域；(2)概念由主体在把握对象世界中所规定；(3)概念服从于社会的普遍性法则因而也就超域于个体性的经验法则。如果拿这个最基本的尺度去衡量当代批评中的概念系统，将有一大批概念是含混和没有确定所指的经验语词，对于批评中的判断操作，将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由于两种局限性的存在，所以即使能从异域批评语系中借来批量性的语词，但对这些借者而言，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话语权力，仍然不能够充实主体的理论建构和个体话语中心，陈述的真理性过于孱弱，徒增时髦而已。
总之，当我们进行判断时，并不拥有能够实现自身意志表达的概念系统和话语结构，判断无法成为清晰而有价值的判断。
五
基于以上三种较为突出的判断症结，主体缺席便非常合乎逻辑。理论界有人提出诘问，努力想使文艺学从批判氛围走向建设氛围，又有人提出设想，企图重新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个体性与时代思想整合性相统一的文艺学框架，寻找由我们提出来的基本话题和中心语汇。细加追问，这两条思路本质上都是主体缺席之忧患的间接流露，实际上也就是呼唤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主体。
一般地说来，主体缺席的现象层表现较为明显。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批评者（理论型或评论型）大多蜕化为代言人，陈述沦落为转述。非母语阅读能力者在谈论时表现出直接转述的姿态，句型构造凝固于“根据”、“从”、“按照”等一类介词的前置形式状态，篇章人称中心位置，毫不掩瞒地供奉给那些使人头晕目眩的“他”或者“他们”。“写作者”直接就是“他者”的代言人或者说传声筒。母语阅读能力者在谈论时则表现出间接转述的姿态，句型构造结构中活跃着“深信”、“毫无疑问地认为”、“猜想”这一类动词，单从动宾结构配置而言或者单从统帅动宾结构的主语位置而言，往往有个性批评家的阳刚之气，然而一旦阅读到宾词位置连篇累牍的内容，就不难发现，那个端坐于主语位置的陈述者，依然是垂帘外面的东方儿皇帝，还有被崇拜的那些“他”或者“他们”，作为绝对前提，在制约和支配着那些“我”或者“我们”，所以写作者仍然不过是间接转述者而言。无论是直接转述者还是间接转述者，由于失却了自尊的品格和自强的信心，不管其转述忠实到了怎样逼近他者的原意位置，他者们都不认为转述者已经得意，不过得其言之多少而已，更遑论创意或者立意，所以他者们依然不在学理讨论中邀请转述者们参加旧话题的判断抑或新话题的构想。转述者在单向文化交流的被动位置上，淹溺于唯惧失真的后殖民地心态，尽管不乏有话语权力反抗的愿望或举动，却永远也无法获得直接参与对话的资格，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忧不惧，与天消息而已矣”（注：《孟子·公子丑》。），而我们的糟糕，就恰恰在于不知己命，而唯他命，所以在当代批评语境中，我们正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世界舞台范围内的缺席者角色。
主体缺席的本质层特征较为隐秘，但有一点可以给出比较确定的结论，那就是智慧的苍白。在原初的历史情境中，人类于不同的生存困顿下面视看共同的自然天敌，三大文化古系各以其独特的智慧拯救其族类生存命运，由此而有丰富状态的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但是我们在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反文化情绪薰蒸之后，似乎智慧大不如前，无论在形上界面还是在形下界面，往往因轻信和盲从而陷落现代迷信的深渊。当我们遇到自然终极话题或者人文悖论话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神，或者至少神统治下的小鬼给予赐示。生存终极困顿问题十年前都跑到尼采和叔本华那里，十年后一窝蜂又跑到海德格尔那里。当代中国批评家们马不停蹄地穿梭于西方祖庙之间，岂不悲夫！费尔巴哈说：“谁只要爱上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见《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第80页。），他对人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不仅找不到令人振奋的主体智慧切入系统，而且匮乏到理解和阐释他者的智慧也感到力不从心，并因此而滋生后殖民地心态。批评家们宁愿把风马牛不相及的王朔们、余华们拉扯到马尔克斯们（实践）、哈贝马斯们（理论）的层面上去给予话语阐释，也不愿深刻地反省，在一种低文化文学氛围中，在端重的农业国里何以会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产生那些既不在天堂亦不在地狱的所谓先锋文学？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论语·为政》。），朱熹理解为“不求诸心，故昏无所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注：引自叶瑛校注本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注十二。）。心殚智竭理解力衰微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在当代批评圈内呼唤内省力、想象力、判断力，追求智慧（内求）或者智慧的智慧（外纳），唯此才有独立品格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总之，当代批评正经受主体缺席的阵痛。尽管概念氛围显得异常的热烈，但那已经是“最后的晚餐”，历史即将向“西方大师”和他们的中国信徒告别，因为民族精神历史不可能永远陶醉于没有智慧的宴饮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