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谈：中国改革战略和三次腐败高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腐败论文,高潮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特稿
腐败现象在中国的蔓延，日益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应郑州越秀酒家之邀作学术讲座，对我国16年来实施的改革战略作了系统总结，尤其是对我国16年来的三次腐败高潮及其滋生的原因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本刊记者根据录音整理，摘要发表。
吴：16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正确地制定并实施了“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战略”。这个战略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以外的部分，让他们率先改革、优先发展。这个战略解决了苏联东欧一些改革先行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东欧、苏联的改革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碰了钉子，就停下来做调整，但调整以后仍从国有经济起步，渐进改革，经过几次反复后就走进了死胡同，到了80年代后期陷入了困境和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崩溃。中国的改革不同的是，在碰了钉子以后，及时总结，选取了与苏联、东欧完全不同的做法，即在1980年下半年，一方面与苏联、东欧一样，城市工商业的改革停了下来，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方面网开一面，在农村开了个口子，于1980年秋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口子开的虽小，但意义非常重大。这个口子就是允许农民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包产到户，而在1980年秋以前的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是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这个口子一开，就打开了一条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道路。我们的总设计师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充分运用了中国的思维方法中好的方面，实事求是地找到了一条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改革发展道路。总之，16年来的改革是靠我们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来支撑的。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实施的是“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战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改革战略发生转移的重要标志。十四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对于我们的改革战略提出了新的口号，叫做“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因为我们经过了16年的改革，市场因素在许多地方已经存在了，只要突破国有经济的那些关键部门，市场经济的整体就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方针是八个字“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证明它是一个科学的指明了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从去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文件规定的重点有五个方面：即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经过一年的工作，现状看的很清楚，财税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效果也是好的，但是这两个改革的预定目标是初步的。
由于转型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滞后，从而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环境机会。腐败在任何一个从农耕社会或叫封建社会向市场经济或叫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中，都表现的很严重。所谓欧洲的重商主义时代，是个很腐败的时代。为什么？原因有两条：一条是在农耕社会里行政权利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这个时期它还继续保持着，因此权利就会变成一种可以带来收入的东西，即权钱交易，于是运用公共权利来谋取私利，就会有很多机会。这种动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就是腐败。腐败，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里叫做“寻租”现象。我在80年代中期曾对“寻租”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在中国，所谓“租金”就是用权利带来的收入总额的计算。另一条原因就是市场无序状态。市场经济它能够带来机会的平等，但是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由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本身有力所不及之处，比如说，市场竞争的结果会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就是不平等竞争了。另外，公平竞争要求买卖双方信息对称。只有在信息对称状态下，买卖双方才能讨价还价，都不吃亏，但是这不是经常能够做到的。比如说股票市场，某种公司的股票，这个公司的领导人员对它的了解肯定比它的股民知道的多得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以掌握更多信息的内部人就可以利用他的信息去吃掉一般股民。这个问题靠市场本身解决不了，需要由政府用行政力量去打破垄断。美国在1984年以前所有的电话是一家公司ATNT垄断，后来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断定ATNT垄断，强制解散，分解为八个公司以后，它的服务质量提高的很快，电话费降很多。在股市，内部人交易应有法规，凡是我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董事买卖这个公司的股票，应一条一条登记下来，如果过两天发现突然的暴长，就要查看有没有内部人交易，这个内部人是否事先知道了情况，如果发现他有内部信息，先抓起来再说。但是，这一套市场规则，在重商主义时代，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还没有，因此，它不可避免的会滋生腐败现象。如果我们老是沿用“体制外优先的改革战略”，国有经济这部分不改，那么以上两个条件都存在：第一，计划经济是用行政权利来运转的，市场经济已经是货币化了，行政权利又是无处不在。于是权利就可能变成“寻租”的来源；第二，既然国内市场没有真正形成，这种市场秩序、规则就不会建立，这两条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的市场里用一个字来概括就叫“黑”。16年来，中国出现了三次腐败高潮：第一次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次靠什么，靠国有垄断权的商业，谁挤进去谁就赚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格局；第二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腐败，主要是商品的“寻租”，利用的是“双轨制”价格的差价，如钢铁，一吨差价千元，据测算凭借权利能够取得的“租金”大概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这方面的腐败水平是居世界前列的；第三次发生在近几年的腐败更加严重，我把它叫做表现为“要素”上的腐败。这种腐败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地产。地产在计划体制下是调拨的，现在改成批租，但不通过市场途径，而通过所谓协议批租。于是官员就可以决定批与不批，什么价格批，谁能够接近这个权利，拿到一块低价的土地，一转手马上就可以翻几番；另外一条就是资本货款。因为是负利率，而且是深度的负利率。利率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名义利率，一个叫实际利率，起作用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所谓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1992年以来，实际利率是-5，到现在是-10(-10%)，这意味借钱，占用资本，占有一年不仅不用付利息，而且还可以拿到10%的倒贴。我们有三万三千亿贷款，按10%负利率（贴补率）计算，一年就是三千三百亿。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腐败有非常大的基础。尽管我们可以用党纪、严刑正法来对待腐败，现在应该惩治的人也不少了，但是由于这个腐败的基础太庞大，所以制止就比较困难。因此，要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基础，需要全面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理顺体制，加强法制，制度创新，完善市场规则，静化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