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芝加哥学派（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芝加哥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
30年代前后在GLS所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图书馆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阅读研究、图书选择理论、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等领域取得很重要的进展。GLS在1931年创办了研究性的学术期刊《Library Quarterly》。这份至今仍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记录了几乎自GLS创办以来的重要的学术成果。我们这里以30年代前后为重点，选择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芝加哥学派研究特色的Wapls、Berelson、巴特勒3人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作为评述芝加哥学派的主线。这3个人物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曾经先后担任过GLS院长，并对芝加哥学派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代表了不同的学科背景。
3.1 Wapls的研究
D.Wapls是GLS创办初期的4位教师之一，也是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入到图书馆学领域的中心人物，对创立芝加哥学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在开学当初开始，深感确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对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开设了一门有关研究方法的专题讨论课程。这门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是后来出版的《Investigating Libra-ry Problems》（注：Wapls,Douglas.Investigating Library Proble-ms.Chicago,Univeresity ofChicago,1939.）。在这门课程中他采用了“对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集体讨论，和个人的计划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的绝大部分的个人计划实际上都是和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有关的”（注：Wapls,Douglas.Investigating Library Problems.Ch-icago,Univeresity of Chicago,1939.p.x-xi.转引自：Terblille,Cha-rls I.Competing Models ofLibrary Science:Waples-Berelson and Butler.Library and Culture,Vol.27,No.3,1992.p.298.）。Wapls是教育心理学博士，曾经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主张通过对学生的实际的经验训练使其掌握进行实证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对学术用语如何进行精密的定义，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确定研究范围，如何应用假说，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等知识和技能。Terblille高度评价这门课程，认为它哺育了一代训练有素的美国图书馆学家，其中许多在以后的40年间成为美国图书馆情报学界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比较知名的谢拉(Shera)、Tauber、Ralph Shaw、Asheim、Berelson、Carnov-sky、Danton、Fussler、Goldhor、Joeckel、Lowell Martin等人（注：Terblille,Charls I.Competing Models of Library Science:Waples-Berelson and Butler.Library and Culture,Vol.27,No.3,1992.p.298.）。
Wapls本人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阅读问题。Wapls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的教育，但是它通过研究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的“交叉点”的问题而确立他在3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界的领袖地位。他的主要的学术贡献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调查，阐明了不同的社会集团与阅读兴趣之间的关系。
在Wapls之前，阅读研究主要是以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系的W.S.Gray等研究者为中心进行的。他们认为，人的阅读兴趣是直接反映在阅读行为上的，因此通过阅读行为的调查就可以分析人的阅读兴趣。基于以上的前提，W.S.Gray等人对不同的社会集团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不同的社会集团的阅读行为的一些“模式”。但是，Wapls对W.S.Gray研究的理论前提是深表怀疑的。他通过对各种社会集团的调查发现，人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行为之间有时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鸿沟”问题。他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成功地验证他的结论。在他的阅读理论中，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在分析产生兴趣和行为之间“鸿沟”的原因时，认为图书馆藏书选择的不当和服务的不善是导致阅读兴趣不能形成阅读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河井弘志教授高度评价Wapls的阅读研究，认为他揭示了以人们潜在的阅读需求来收集和提供图书这一图书馆学原理性的认识（注：河井弘志。シカコ学派の读书研究(2)。图书馆学年报。Vol.26,No.3,1980.p.115.）。
和他的研究结论相比，他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图书馆学研究更具有影响力。自杜威创办图书馆学教育到30年代为止，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那种以实践经验为基础并以实践经验的归纳和系统化为特色的研究风气。而Wapls的研究成果一反以往的研究风格，把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所代表的“数据分析”的崭新的研究手法灵活运用到图书馆学研究中，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中立的、可以验证的经验社会科学的模式。Wapls及其追随者们推出的"What People Want to Read about"、"What Reading does to People"等一系列多彩的阅读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对问题的要素的分解、然后通过直接观察或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手法，验证假说，阐明反映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原理性和规律性的见解。这种研究手法对当时的图书馆学说来说是崭新的。
Wapls开创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远远不止在阅读研究方面。他的弟子发表了一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首次精细地分析了图书馆与政府行政的复杂关系的，Carleton B.Joeckel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行政管理》（注：Joeckel,Carleton B.The Gov-ernm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Chicago,Univeresity of Chicago,1935.），以英国的公共图书馆读者的阅读社会调查为基础，从历史的、社会的、比较的全新角度论述“藏书选择”理论的，James Wellard的《图书选择：原理和实践》（注：Wellard,James H.Book S-election: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London,Grafton,1937.），以大量的原始历史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为基础，再现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Gwladys Spencer的《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起源和背景》（注：Spencer,Gwladys.The Chicago Public Library,Origins and Backgrouds.Chicago,Univeresity of Chicago,1943.），以及从社会学宏观角度研究美国公共图书馆形成过程而开创美国图书馆史研究新时代的，谢拉的《公共图书馆的基础：1629-1885年新英格兰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起源》（注：Shere,J.H.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The Origins ofthe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England,1629-1855.Chicago,Univeresity of Chicago,1949.）。这些成果代表了当时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使图书馆学在研究质量上达到了和其他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境界，芝加哥学派成为当时美国图书馆学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集团。
3.2 Berelson的研究
B.Berelson是Wapls的高足，他在评价其导师的研究成果时说，Wa-pls运用社会科学的手法所进行的研究，开一代图书馆学研究新风，将图书馆学从图书馆目录所象征的“静止的世界”的一门学问，发展成为敏感地反映现实社会变化的“动态的世界”的一门社会科学（注：Ber-elson,Bermard.Douglas Wapls,1893-1978.Library Quarterly.Vol.49,No.1,1979.p.1-2. 吉田右子图书馆情报学とコシュニケ一シヨン科学：学问的系谱を中心とした关系性の考察 图书馆学会年报Vol.41,No.1,p.25.）。Berelson本人也曾经作为博士课程的学生参加过Wapls的阅读研究，并作为共同作者出版过阅读研究的著作。但是，人们知道Berelson的名字并不是由于他的阅读研究，或图书馆学出身的研究背景，而是作为一个研究选举行为的行为科学家，或作为一个仅次于拉斯韦尔(H.D.Lasswell)和拉扎斯费尔德(P.H.Lazarsfeld)的代表三、四十年代美国传播学的著名的实证研究者而声名遐迩。这和他的特殊经历有关。
Berelson是从研究阅读问题开始逐渐转向传播煤体问题的研究。1941年Berelson在GLS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舆论决定要因与传播媒体的关系”。他的研究采用了当时比较新颖的研究手法——内容分析，通过对报纸印刷媒体中的新闻标题内容的出现频率的定量分析，论证了社会焦点问题及舆论的形成与印刷媒体之间的相关性。尽管他的研究课题已经超出了图书馆学领域，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和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所提倡的重调查、重数据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一脉相承。他在GLS完成了学业以后，曾一度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工作过。从这以后，Berelson对内容分析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尽管Berelson不是内容分析的首创者，但是是公认的集大成者。他所撰写的《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注：Berelson,B.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NewYork,Free Press.1952.）、《传播内容的分析》（注：Berelson,B.and Lazarsfeld,P.F.Th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Chicago,Univeresity of Chicago,1948.）等一系列的内容分析方法论的著作，促进了内容分析在传播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内广泛的应用（注：Krippendorff,Krar-us.Content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to ItsMethodology.三上俊志等译。メツセ一ジ分析の技法：内容分析ヘの招待。东京：劲草书房，1989年p.16.）。
在40年代后期，Berelson又回到了GLS并担任院长，重新指挥GLS的研究工作，再度成为活跃在美国图书馆学界的核心人物。他在继续从事他的传播学研究的同时，并在传播媒体和图书馆的结合点上发挥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他担任GLS院长不久，因参与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1948-1950年），并作为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和代言人而名噪一时。这次调查报告总共出了7本书。其中Berelson撰写的《图书馆的公众》（注：Berelson,B.The Library’s Publ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9.）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本。
Berelson所承担的研究课题是有关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以及大众传媒发展对图书馆利用的影响等方面内容。他在研究报告中，列出了一系列美国成年人用于读书、看电影、听广播、看报纸的时间，以及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大量的调查数据，其主要结果是：美国成年人读书的时间非常少，而且只有极少数的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是无足轻重的，对促进美国公众的读书兴趣的形成并不起太大的作用；公共图书馆的利用者主要是中流阶层等。本来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强调改善公共图书馆的迫切性的重要依据，但是，Berelson却根据这些调查数据得出了他的“惊世骇俗”的见解。他认为公共图书馆“目前的现状仅仅是在对那一些‘严肃的’并且是‘对文化有所关注’的读者对象服务。尽管公共图书馆力图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公共图书馆服务应当重新定位，即从面向全社会，转变为面向一部分少数的‘严肃的’利用者。（注：Berelson,B.The Library’s Publ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9.p.130-131.）”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对“启蒙教育为己任，普遍服务为宗旨”的美国公共图书馆传统和运营的基本原理的根本否定。在调查报告出版后不久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Berelson为自己的结论所引起的图书馆界的震动感到“吃惊与狼狈”的同时，仍然坚持这个结论是由调查数据本身所提示的，他本人并没有对此进行“过度的意义阐释”，为自己的研究数据的“客观性”作了辩解（注：Williams,Patrick.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nd the Problem ofPurpose.原田胜译。ァメリカ公共图书馆史：1841年—1987年。东京：劲草书房，1991年p.91-115.）。尽管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评价是褒贬不一，但是作为一个“精致的”图书馆社会调查的范例至今仍然是图书馆学校的学生学习调查研究的必读之书。
比起他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而言，Berelson对图书馆学的学术贡献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我们把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提出来，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是Wapls实证研究思想的最忠实的体现者和继承者，而且是由于他对Wapls的实证研究思想和方法加以发展和系统的理论化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Wapls-Berelson模式”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特色（注：Terblille,Charls I.Williams,Patrick.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nd the Problem ofPurpose.原田胜译。ァメリカ公共图书馆史：1841年—1987年。东京：劲草书房，1991年p.91-115.）。他的图书馆学研究观，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把图书馆学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一种可以验证、可以定量的“硬知识(ha-rd Knowledge)”。他认为，图书馆学要成为一种“硬知识”，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和行为科学一样的方法论原则。他把这些原则归纳为以下：第一，研究的程序必须具有公开性。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必须是“可交流的”、“被交流的”；研究的经验数据是“大家都能获得到的(publicly available)”。第二，研究的方法、对象、数据、概念都必须是经过明确定义（指操作定义）。第三，数据的收集必须是客观的。第四，研究的结论是可以“重现的”，其他研究者通过同样的程序可以检验这个结论的真伪。第五，图书馆学知识应当是系统化的、可以积累的。第六，研究的结果最终是可以用于解释、帮助理解和预见图书馆现象的（注：Terblille,Charls I.Williams,Patrick.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nd the Problem ofPurpose.原田胜译。ァメリカ公共图书馆史：1841年—1987年。东京：劲草书房，1991年p.301-303）。这些原则实际上是对Wapls以来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一个总结，也是Be-relson在40年代后期指导GLS研究的基本准则。Berelson把GLS所接受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训练，融会贯通地应用在他的传播问题和选举问题的研究上，同时又作为一个图书馆学家，把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形成的“研究观”推广和贯彻到他在GLS的教学和学术领导上。
3.3 巴特勒的研究（注：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思想比较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主要就他有关图书馆学的方法论部分作为评述的重点。关于巴特勒的研究打算另文专题论及。）
和Wapls一样，巴特勒也是GLS的早期的教授之一，也同样是具有人文科学背景，但同时却又是主张图书馆学应当成为“科学”的两位代表人物之一。假如说Wapls是支撑芝加哥学派的“一根大柱”的话，那么巴特勒则是维系这个学派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另一根大柱”。但是，后人在论述芝加哥学派时，往往更乐意提到巴特勒的名字，而不是Wapls，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巴特勒的名著《图书馆学导论》（1933年）的存在。在本著作作为图书馆学史上最早的、影响比较大的一本纯理论性著作，和作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纲领”受到高度的评价。
巴特勒撰写的《图书馆学导论》，不是着眼于初学者的入门书，而是试图探索“科学”的学科理论的理论书；是通过对学科构成的要素的分析而成功地构筑其学科体系的。在这本书中，巴特勒从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实务几个角度论及图书馆活动所涉及的各主要方面，他不是探索图书馆活动的一个平面或者一个单一的领域，而是以一个恢弘的气度展现了一个多元化、同时又具深度的图书馆形象。对当时崇尚实用的图书馆员来说，巴特勒的书是“很不及物”的，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图书馆的特定的实际工作，但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开拓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图书馆研究的视野。
和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巴特勒主张“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基本立场。他以“科学的问题”作为第一章开始了他的《图书馆学导论》。他认为，当时的图书馆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抱着神圣的感情，如同看成是在庄严的教堂里向他人传授神圣文化一样重视情感的价值”（注：Butler,Pier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brary Science.藤野幸雄译。图书馆学序说。日本图书馆协会，东京，1978年p.24-25.），因而对科学持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感。巴特勒对近代欧美图书馆在其历史进程中与宗教所结成的特殊的渊源关系对图书馆员的影响表示忧虑，他认为，应当有一部分人把图书馆作为一门学问，从事“科学的”研究。他认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应当是从本质上遵循现代人的思考的规律。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须从客观现象的科学的观察开始起步，接着把这一现象的构成要素逐个分解，确定各自的功能；然后把各自形成的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包括计量在内的研究（注：Butler,Pier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brary Science.藤野幸雄译。图书馆学序说。日本图书馆协会，东京，1978年p.50.）”。从这一点上，巴特勒和其他的GLS的成员是共通的，认为图书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对待，采用常用的科学手法，对其进行客观观察，要素分解，定量分析等操作。
尽管如此，巴特勒并不是GLS的“官方代言人”。事实上，巴特勒的许多图书馆学的主张和Wapls-Berelson为代表的“主流”的芝加哥学派的主张既有相同的一面，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和Wapls-Berelson有所不同的是，他对图书馆学的“科学化”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图书馆作为一门“专业”，和其他任何专业一样，有技术、科学、人文学这3个层面。以往的图书馆学过分强调了技术的层面，而忽视了科学和人文学的层面。今后应强调科学和人文学的层面。对科学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十分清楚科学在对待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精神”和“情感”方面表现出来的“无力感”。他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比较含蓄地批判了Wapls-Berel-son的主张。
巴特勒认为，Wapls-Berelson推崇的直接观察是不可能直接地形成知识的，因为“在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鸿沟”，知识不能只通过求证的方式获得，还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认识的再构筑过程。直接观察只是科学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任何观察的结果都需要人的主观的说明和评价以后才可能形成知识。他还对Wapls-Berelson主张的将“在一定的条件下研究结果可以再现的”物理学的原则搬到图书馆学后的近乎苛刻的要求不以为然。认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人的精神活动中包含的情感的要素、人的个性化使人不可能把其精神活动的结果在他人的世界里“原尺寸”再现。他还认为，图书馆学知识的许多部分是人文的，这种知识的发展不是一种累积和更替方式，而是具有“伸缩性(elasticity)”，在追求新的知识价值的同时，老的东西仍然会保存下来的。巴特勒的这些主张显然是和Wapls-Berelson模式中主张图书馆学知识来源于客观的观察、强调观察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强调定义的精密性、研究结果的再现性、知识的积累性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巴特勒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的GLS实证研究风气鼎盛的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以至于20年后，巴特勒再也不提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了，认为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科学得有点过头了”。对于巴特勒的变化，他的学生谢拉作了辩解。认为巴特勒并不是在晚期改变了他对图书馆学的一贯主张，“在前后的两种情况下，巴特勒都是正确的”（注：Shere,J.H.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p.Ⅱ.）。因为30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确实需要“更科学一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