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之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下而上”历史观的新取向。
在历史研究中，出发点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分界线之一。在西方传统史学，如在兰克史学那里，历来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因而政治史是历史的主要题材；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留意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前途命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名著《原始叛逆者》所写的是处于社会低层的“盗匪”这一独特的群体，尤能反映这一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希尔顿在回答中国学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赢得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广泛承认的突破性史学成果是什么”时，更这样答道：“我认为，从最一般意义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的主要成果的特征在于我们写作了‘从下面着眼’（from below）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转向劳动大众，无论是农民、工匠还是无产阶级。”[13]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接轨”，而且与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也“不谋而合”[14—p35]。这充分说明了时代的变革在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心中激起了同样的回响，虽则在他们之间还有些许差异，但关注普通民众及其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则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是战后国际史学的一种潮流。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正如哈威·凯耶所指出的，“认真关注平民思想，关注处于社会行为底层的论说”[15—p129]，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明显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确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历史观的继承者与发扬光大者。
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
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除了应归之于二战后时代变革的因素外，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看，有两点应顾及到：一是前述“自上而下”历史观的转向，自然会导致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展，历史研究范围亦随之延伸；另一是二战后“全球历史观”[15]的确立与影响，“超越欧洲，超越西方，将视线投射到人类所有的地区与时代。”[16—p27]这成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西方史家的一种共同的呼唤。历史观的变化，历史视野的宽广，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在这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触及前者所未曾涉及或并不被看重的领域，如关于心态史（精神状态史）的研究，即为显例。在被称为“当代最细致、最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看来，史家不应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应由此深入到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他对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死态度、价值观念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以名著《巴洛克的虔诚与基督教运动：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最具影响，他以当时的遗嘱为材料，运用计量方法，从法国南部部分居民在17—18世纪的这一历史长时段内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变化中，说明了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遗嘱内容的世俗化，人们的精神状态所发生的变化（注：关于心态史（或精神状态史）的研究，参看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载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68—196页。）。在他那里，历史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
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
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展与研究领域的开拓，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而历史研究的纵深开掘，一般说来又是以某种新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为前提，这正如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往往要依靠新研制出来的功率更大的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借鉴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在二战后蔚为风尚，形成气候，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而不再拘于往昔的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此，从20世纪50年代勃兴的西方新史学自有精彩纷呈的表露，此处不赘。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表现出与西方新史学趋同的倾向，但在研究方法上也还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承的历史轨迹，又无不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研究方法的特征在于：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即他们在倡导总体史观的同时，亦关注重构历史中的“细节”；由“自下而上”出发，又与“自上而下”的观察相结合，即他们在全力关注历史上的普通民众作用的同时，也不排斥上层，如希尔顿所言，“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忽视，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对17世纪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注：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又，克里斯托弗·希尔（1912—），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上。）；运用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特点可从霍布斯鲍姆为他的新社会史所构建的方法论体系中略见一斑，等等。由此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元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前面所说的历史观的转变与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相关联的，总之，它是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与撰史旨趣。
“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历代优秀史家所崇尚的精神境界与高尚情怀。以此反观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旨趣，也大体如此，这充分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诸如莫里斯·多布、克里斯托夫·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等人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他们都有其相似的经历：出生于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间，曾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就学，都是或曾经是英共党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重大转折，时代风云与个人境遇相撞，映照了这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处的时代特征。
在史学上，他们也有相同的学术旨趣，现实关怀与史家职责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他们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熏陶，二战前后都曾受聘于著名大学任教，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又勤于笔耕，著述不辍。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他们的著作，它们无不以史料翔实、论述严谨而令世人叹服，他们不愧为是一批学有素养与接受过传统史学训练的一流的历史学家；另一方面，他们又绝不是一些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书斋型史家，他们的笔端深藏着时代风云，字里行间渗透着现实关怀，在对史事的精慎考辨与历史思考的基础上，寻求真谛，闪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时代光彩。在他们那里，史家的求真精神与史学的经世功能是紧密相连的，史家的角色意识与史学的现实关怀也是不可割舍的，这正如约翰·布鲁尔所指出的，“英国马克思历史学家突出的特点，是他们从不作茧自缚，从不把历史当作经院学问来做，他们踊跃参与现实政治辩论，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交换意见，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17]英国马克思历史学家的这个“突出的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身上，如索布尔、伏维尔等人所显示的那样。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后还要凸现与补充说明两点，并权作本节的结束语。
其一，必须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18—p175]是的，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在法国和英国），不仅同我们国家作为指导性和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而且同这些国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有别。如当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20世纪前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以A.莫尔顿及其《英国人民史》来看）也不完全一样了。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审视和反思，对当代世界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也作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这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是相悖的。正如梅林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19—p25]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之所以取得重大的进展，既与时代的变革、与西方新史学所发生的变化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化。随着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受到批判以后，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力图沿着这一轨迹行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新的探索，有成就，也有失误（注：这里经常被学者提到的是E.P.汤普森，他之立论确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尽一致。例如，他在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劳工史的学术旨趣相悖，其书更着力于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来分析问题，力图阐明英国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统一意识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出版20多年之后，汤普森出版了他的《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亦是研究18世纪英国大众文化的力作。于是，汤普森被有些人称之为“文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Cultural-Socialist humanism）或“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带有贬抑，含汤普森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意。汤氏之见难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悖吗？他是如何想的呢？对此，请看他在1992年接受中国学者刘为访谈时的一席话，可稍见其原委，他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反对那种认为历史必然经过某些前定的发展阶段的目的论观念，我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派别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对于他们的史学业绩，我们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这也是需要加以传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时代遗产，虽则他们也许“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20]。
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来进行（注：在这方面，白寿彝的相关论述可以说是开其先河，参见白氏所著《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这个意见我是很赞同的。史学遗产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传承问题（或“批判继承”问题）也就永远存在。在丰厚的中外史学遗产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承传它，弘扬它。有道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不仅在于学术链条的赓续，更在于精神传统的衔接[21]。倘如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也应当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惟其如此，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青春，才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精神传统的衔接”。
注释：
（15）关于“全球历史观”，笔者与张广勇合著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早有论述，其后笔者在《略论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载《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载《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等论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