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在中国1926—1927年政治问题上的斗争（续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董仲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论据反对反对派关于建立苏维埃的提案。第一，维护对国民党从内部征服彻底改组的方针，他们肯定地说，在新的时期左派国民党的前途是变为工农的党，而它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布哈林阐述，中国的国民党——这是特殊的群众组织形式，使共产党有可能从国民党的内部自下而上的获得成功。斯大林则说，左派的国民党在中国扮演的“大约是这样的角色，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第二，布哈林尤其是斯大林在1927年4月至7月统一战线破裂期间，引证了罗易的提纲（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之一——译者注），阐述了关于中国类型的国家建立苏维埃的观点，建立的苏维埃只是工农代表的苏维埃，并且这仅仅是为夺取政权的起义和斗争的机关，在某种条件下具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斯大林拒绝引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向两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主要提纲”，肯定地说，关于农民苏维埃的观点，在罗易的提纲中指的是最不成熟的东方国家，而不包括中国在内。这是非常任意作出的理论上的构造，列入1927年年中严重的混乱是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机构和独立革命的性质，布哈林和斯大林习惯于以自己以往的方针——把武汉变为“雅各宾党人革命的”中心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中心争得领导地位——为基础，因此，他们竭力达到避开国际舞台上过早的冲突。斯大林和布哈林针对建立苏维埃的其它的证明和论据还有，他们认为这时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两重政权并存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为政权斗争的目标上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还能容纳共产党人。建立苏维埃，将给反动势力提供借口，在中国内外拿中国搞莫斯科苏维埃化为理由发动战争。从反对派关于建立苏维埃的提案看，这个意见乃是正中敌人之意。因为蒋介石要求从国民党里清除共产党人，提案正是放弃共产党人在这个派别中的地位；丧失了利用国民党的威信和革命旗帜的机会，这也是对敌人有利。
反对派的领袖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放弃建立苏维埃的指导方针会引起新的失败。季诺维也夫原先赞同在东方各国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党这个思想，现在则说这是斯大林的观点，对于国民党意味着吞没共产党，这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相抵触。但是反对派的提案——建立苏维埃，对于国民党的政策和对它往事的评价，是脱离客观现实并且是非常自相矛盾的。托洛茨基争辩对武汉是去掉右翼分子的革命中心，他宣布，这样的中心还面临建立——通过组建苏维埃的形式建立，照他的意见，左派国民党是在共产党的指挥下，什么也不拥有或者几乎什么也没有。相反，季诺维也夫则论述了坚决帮助武汉的必要性，并断言这同时也是共产党正确的策略，他还说，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是能够彻底同右派断绝关系的，并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类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政党。老实说，建立苏维埃其意思是有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要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反对派领袖直到6月底为止还否认这一点， 他们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出路，托洛茨基期望，通过建立苏维埃最好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出路，而且还是转入直接的与受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控制的军事集团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关于建立苏维埃的提案，连国民党中最急进的左派也明显的不能接受。
反对派声明，中国革命胜利的内在前提条件，是实行他们的纲领，同他们的行动纲领相结合，只不过要加入国际革命。同时，他们断言，中国革命转到为苏维埃而斗争，就是保证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拥护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中国为苏维埃而斗争是否就是加入世界的“国际革命”，或者至少有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或是反对派经过周密考虑的在玩耍政治把戏，有可能以拒绝接受反对派的提议来证明大多数领袖放弃了世界革命等等。无论如何，反对派试图积极的利用蒋介石的叛变，至少是为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核心展开争论；总的说来，争论的问题的整个范围都集中于中国政治问题。
季诺维也夫在提纲中把中国蒋介石叛变的事件同1923年在德国的事件的作用相比较，提出召开包括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或是召开特别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大多数领袖采取措施以阻止争论进一步发展，不赞成为了何种目的的争论影响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此影响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只听取了关于中国1927年4月的情况通报， 没有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提纲，而交换意见也没有记录下来。反对派代表在1927年5月曾接受政治局的决议，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论文和文件， 但这不妨碍斯大林和布哈林在4月公开发表对他们提纲的批评。在第8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的政策，没有准许反对派的代表之一季诺维也夫编入全体会议的中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托尔亚特季主持。在全体会议讨论中国的政策时，反对派只有托洛茨基和乌约维奇发言。
尽管抹煞和尖锐地斥责反对派的提案，但在中国事情的进展促使了大多数领袖明确地修改自己的策略方针，顾虑到反映和“从左边”的批评压力以及明显的力求保护自己的前途，以防不利的事变的发展。
到4月末5月初，以前面提到的布哈林和斯大林阐述的纲要的精神，开始采取加快改造武汉国民党为工人农民的政党，其政府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专政机关的方针。这个方针从4月28日到5月11日传到武汉，解答了中国共产党5次代表大会的许多问题。 方针建议中国共产党加紧想办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仅从上而下的通过国民党政府机关去解决，而且通过从下而上的不经过官方许可的去解决。在5 月上半旬，斯大林说，目前在中国必须立即提出关于夺取土地的口号，在最近的时间里将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全体农民那里；同时认为，如果武汉希望获得胜利，“他应该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但这是乐观的预测。连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军队都显出不满意农民急进的要求和采取的权力措施，武汉的国民党领袖坚决地反对激进的土地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5 次代表大会虽然迫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压力接受其7次代表大会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 其中包括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方针，但这是一种展望，作为当前的要求只限于“政治上”的口号。
“从左边”来的压力和大多数领袖企望自己不受“左派的”危害又更清楚的反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决议上。
辩论在第8次代表大会上以极其激烈的方式过去，在4月12日以后提出供讨论的中国政治问题上，没有增添新的原则性的论据。第8 次代表大会决议尽管在行动纲领上斥责了反对派，但大多数领导人还是采取了向左进展的立场，即采取了更加迅速广泛的改造国民党的方针，使之真正成为来自群众选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团体，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也列入决议中。在决议中写道，目前主要的是从下面以“平民”的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站在运动的最前面领导运动。中国共产党应在国民党内建议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这有助于从上面发动土地革命。决议接着说，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可靠的部队，并在这个坚固的革命基础上改造整个军队。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掌握了这个时期关于武汉的军队哗变的早期情报，因此在电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委会8 次代表会议的结果时的指示中，明显表现出的意向是有失败的思想准备的。指示中要求真正的从下面夺取土地，实行土地革命；更新国民党上层人物阵容，增加新的领袖；希望现在开始从革命的农民中组织起8个或是10个师， 以及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就是说，由于军队是由重要的国民党人领导，而不是共产党人领导，因此为了镇压反革命的军官们，必须赶快组织起自己可靠的军队。
作为军事政治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应提出拥护武汉部队的军事行动，向北方推进联合冯玉祥的军队，在政府控制地区加强土地革命，在广东，以及在后方进行工作瓦解蒋介石的军队。在第8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斯大林对苏维埃的态度是，建立苏维埃仅仅是转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间环节；反对派提出的方法，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离开国民党使之相对抗，但又要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争得领导权的方针。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决议是错误的，他拒绝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提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不相信国民党左派，他们同士兵联合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武装工人和先进的农民；共产党保证自己的独立，创建日报，领导建立苏维埃；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镇压叛变的军官和反革命分子；毫不迟延地废除反动的官僚制度。顺便指出，很明显地是，除苏维埃的问题之外，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实际上同反对派的提议相合。
从旁边观察两者坚决的主张，两个自己说是原则上不一样的方针——正确的和错误的。实际上，两者的策略方针都曾是“左”倾的，所有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许多概括，并且，蒋介石叛变以后，他们行动纲领的相似加强了，结果是布哈林和斯大林在新的方针上向“左”进展。大多数领袖公开的重新评价武汉转变为土地革命的中心，而左派国民党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可能。反对派盲目相信建立苏维埃，期望苏维埃像俄国1905年2月到1917年10月一样，在中国成为强大的革命政权中心，组织群众，建立革命的军队和瓦解敌人的军队。但在中国，事情的进程表明，不是用苏维埃的形式去建立强大的革命军队和实行急进的土地政策，相反，仅仅是军队就可以建立政权机构，这个机构在农村通常以军事政治控制的方式为支撑，从上而下的实现急进的改革。所有的区别在观点上可概括为，一种是推测中国的革命运动开始转为更重要的阶段，另一种是推测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在这个阶段，这些认识的基础都过高估计了群众运动的水平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利条件。在中国某些地方夺取土地的行动——这是强大的预兆，大量底层的农民有能力像1917年俄国那样在短期内控制中国。
对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的“左”倾看法发生在蒋介石叛变之后，并得出带纲领性的结论，在中国民族解放的任务、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强有力的解决就是在斗争中排除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这个结论很快推广到另外的东方国家。这个结论头一回保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会议决议中， 这个结论以及决议关于中国运动进入土地革命阶段，说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此时对东方各国新的政策是向“左”进展，这个重大的特点表明共产国际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总的政策是向“左”进展。
针对中国事件转变结束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同武汉国民党的团结已经破裂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1927年7月至8月提出中国革命三个时期的观点同反对派进行斗争。为解释和表白以前的策略方针，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在世上刊出，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新的行动纲领；以1927年8月至9月为开端，中国共产党为寻找出路和转变举行了一连串的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其他起义，这些起义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达到高潮。
一直到8月底9月初，至今看来更明显的是由于习惯的原因，斯大林和布哈林“按照同反对派斗争的逻辑”，还赞成利用国民党——目前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声望，他们指望中国共产党和这个表明反对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态度的不大的团体的左派领袖一起建立联系。正是在这种旗帜下开始了南昌起义。然而事情的进展很快就显示出在这个口号下不可能聚集国民党的一些重要的力量。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已经在7月就明白了这是无前途的想法。至少在1927年7月至8月的时期，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曾采取的第一个行动的思想准备是为了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这样的思想准备的必要性是清楚的，要知道这意味着在观点上的转变，这种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在不久以前还遭到如此的尖锐谴责。在7 月底南昌起义前夕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苏维埃的可能性暂时还是宣传的口号，当时他引用“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关于更换口号的方式和具体条件。斯大林的意思是，争辩这个话题的问题在于，在1927年4月至5月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曾是“危险的仓猝行事”，表现了反对派的冒险主义，而现在这个口号被群众理解了。但是，在8月5日联席全会上斯大林的演说又重复自己的提纲，关于在中国建立农民苏维埃之前应当先建立“工人阶级的阶级苏维埃”。
在这个简评（指斯大林的《时事问题简评》——译者注）上，以及随后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发表意见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思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在第二阶段革命的推动力量是联盟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最后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这时候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斯大林认为，在革命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首先放弃了革命，随后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放弃革命；革命前一阶段尚未解决的任务遗留给以后的阶段，这不是削弱而相反是为临近的苏维埃阶段增强了革命阵营，这个阶段仍然要解决前面的阶段尚未解决的与土地有关的和反对帝国主义两大任务。这样看来，明确阶段的特征不是他们的客观内容，而仅仅是、始终是革命阵营的组成力量。这种以及后阶段“负担过重”的任务这个粗略的模式同以前的不断革命的思想相似，这表明1927年9月这种观点实际上又转向了托洛茨基。
明显的看出，第三阶段确定的任务，结合斯大林确定苏维埃的任务看，太像托洛茨基的行动纲领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在远东的刊物上解释，在中国存在的苏维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专政的机构，这个机构决定性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底至8月初在文件中提出关于转变到苏维埃的问题和指示，中国共产党已在9月中旬——另外的资料说是在8月20日开始——有明确目的的准备组建苏维埃，在这种基础上中共中央9月 19日接受有关的决议为中共干部的指南，有关的决议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对苏维埃的解释和斯大林的意见， 中国革命第一步是经历新的发展，第二步是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新的代表罗米那兹按照这样理解的革命三阶段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在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提出，革命“已经根本转变”。这个看法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不太好的危险的“左”倾意向，根源之一是斯大林的“左”倾观点。在1927年秋天和冬天，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经历了暴动行动浪潮。
1928年初，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 次全会上提供的曾是比较真实的评价，第一次革命高潮下去了；会议谴责了“左”倾盲动的观点。并且共产国际执委会为自己的代表的观点承担责任。但是，发生在与反对派斗争的进程中评价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确定土地革命和同三阶段的观点一起的为苏维埃斗争的口号，这些革命的主要内容，在进入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6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文件中，其理论原则的支撑点是“左”的宗派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从6 次扩大全会到7 次扩大全会期间对中国以及对整个东方的理论原则的支撑点也是“左”的宗派主义。
别的——也是次要的——这场斗争所取得的结果，是采取在联共（布）提纲的纲领胜文件中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反对苏联的必然性，玩耍向“左”转变到国内政策，论证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手段。对于提纲提出的关于战争明确增长的危险性问题，反对派引用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第一次提出的话证明， 中国革命失败归根到底是大部分领袖的错误政策，而不是“让英格兰放手去做”和别的强国组织向苏联进攻；换句话说，从反对派的观点看，这提纲特别清楚的能够表现出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错误政策。至于说大部分领袖在这方面，为的是运用提纲强调危险性，以及坚决反对反对派在国外的威胁面前发表分裂性的演说，特别是听取了斯大林的反驳。确切地说，斯大林是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上说到， “形成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在1927年7月至8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位于中心的是战争的危险性问题和关于中国的问题，而关于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的危险性的论断成为了决议；这个提纲的正式表示以及文件代表了大部分领袖对反对派坚决表达的都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指责的一个方面。若是简单化的说，在1927年春夏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向“左”进展，只是在压制反对派。中国事情的进程以及反动势力在中国进行的事变说明了大部分领袖本身的观点，这些虽然说与反对派有区别，但在理论知识和经验——俄国革命的经验上，大部分领袖与反对派是统一的，具有共同性。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斗争具有严重的后果，它带来在讨论关于中国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受到约束，以及怂恿采取政治上的辱骂，扣帽子，阻挠等手段，而从一开始就对真正的和虚假的反对派的拥护者的惩罚完全阻止了详细分析他们的观点和结论，连那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斯大林式的提纲也受到怀疑。这场斗争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发展不可轻视的消极的影响：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提纲的作用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今后党内许多派别的观点。但是，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译自《远东问题》1993年第3期第109—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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