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基点：稳定预期和制度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基点论文,稳定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较困难时期。企业效益下降，失业半失业人员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钝化，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增长受到进一步的阻碍。为此，自去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全面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上述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认为，扩大内需还必须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稳定预期及相关制度改进上下功夫，力求有所突破。
一、影响政策效果的制度原因
目前，人们对政策的效果主要从消费、投资、外贸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消费、投资涉及到制度问题最多，因此，这里仅就这两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1.影响消费的制度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居民的节俭习惯、低收入及预期的不稳定是消费需求钝化、对宏观政策（降低利息、消费信贷等）不敏感的主要原因。这里收入、预期与制度最为密切。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低是制约需求的重要因素，但收入结构上的不合理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整体结构上看，由于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按要素分配和非市场化分配的结果，造成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基尼系数增大。据测算，我国居民家庭户中8.7%的户占有全社会60%以上的金融资产。 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说现有消费品应有尽有，更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这部分资金既不能消费又不能投资。这就造成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统计现象。但从另一端看，占城市人口10%的最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达到96%，占城市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也达到近90%。这说明，在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不足的表象下，却潜藏着相当大的另一部分需求。再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1998年我国城乡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150元，大体相当于80年代中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说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近十几年。就城镇大多数居民来说，目前受消费升级及体制改革的限制和影响，常规需求已趋饱和，对未来的预期支出又增大，所以，短期内不会大幅度提高消费需求。这样一来，扩大消费需求的焦点就集中到占全部消费比重近50%的农村市场上。据分析表明，如果条件具备，广大农村近期将要出现的消费热点是以家电为主的耐用品及住宅建设，届时，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家电行业将有一半以上过剩生产能力得以消化。（注：《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8期）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低，制约了这种潜在消费，使得本该热的市场没有热起来。农民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村人多地少，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而社会制度方面的一些缺陷也影响了农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如城乡居民在享受国家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城镇居民除工资外可从国家或单位获得住房、养老保险、医疗、交通、价格补贴等公共福利，而广大农村居民则被排斥在所谓的“福利”、“保障”之外。另外，由于农村机构、组织建设的不完善等原因，缺乏法制观念，普遍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造成目前农村居民非消费性支出负担较重的后果。所有这些方面使得农民在收入水平没有很快增加的条件下，却不断增加支出，从而造成农民很难扩大消费需求。
影响消费需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预期不稳定。由于经济运行不稳定，特别是企业效益普遍不好，使得人们缺乏进一步增加收入的信心。另一方面，诸如住房、养老、失业、医疗及非义务教育等项制度正在改革中，改革的结果必然会增加居民个人的支出，但增加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定数，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居民预期支出的不稳定。这种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稳定，实质上是制度预期的不稳定。由于这种不稳定的预期，使得广大居民只好减少当前的消费，以期得到未来的稳定消费。
2.影响投资的制度原因
自去年以来，我们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在1998年7.8%的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占60 %以上，从今年头几月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占主要部分。但这时的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并集中在基础设施范围内，拉动的产业链条并不长。对于这种财政政策，社会普遍认为是短期的、暂时的，当政府投资逐步从这些领域撤出时，必然要求有社会投资跟进。现在的问题是，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实行的积极货币政策（七次降息）后并没有引起社会投资的大量增加。正因为如此，迫切需要我们深化改革，改进以国家投资为主的制度，稳定民间投资的预期，积极寻找和创造新的投资机会，以拉动经济的增长。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总投资中，国家投资占到一半，但这一半的投资中除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及重要项目外，还包括了许多既不是战略部门又不是支柱产业的项目，比如商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仍占到近50%。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投资的效率并不高，与此同时，占社会总投资另外一半的社会投资（包括个体私营企业的投资及外资等）以其管理灵活、效率高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工商业、饮食、服务、修理业到教育、卫生、医疗、体育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电讯行业等。这些领域目前主要不是供给过剩，而是短缺，投资机会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这一领域大有文章可做。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参与了很多不该参与的活动，并且有些活动政府力不从心，却限制其他投资者参与其中，以上提到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存在的这种情况。比如，对企业注册准入的资本金要求太高（一般要求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以上），行业准入手续繁杂，企业经营范围限制过死，企业融资条件苛刻，等等。使企业投资上项目阻力重重。
二、政策与制度改进
影响经济良好运行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解决问题无疑有许多办法和手段。如果运用政策（包括政策组合）被看成是技术手段，那么，这种技术手段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成为技术手段发挥作用的基点。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社会制度。我们认为，从制度改进的角度来进一步扩大内需尚有很大空间。
1.增加收入与制度环境改进
今年国庆节前夕，国家给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城镇低收入者增发了540亿元工资基金，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 这也可称为扩大内需的一个新举措。对于这部分资金，无论其来源如何，它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了直接的社会保障，定能提高他们的消费支出。但由于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其最终效果还需进一步观察研究。我们认为，如果前述预期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估计这种收入政策要打一定折扣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考虑，人们把增加收入、扩大内需的眼光最终落到了农村市场上。
农村居民如何增加收入呢？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收入，二是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以提高收入。对于第一种途径，即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目前的最大障碍在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这也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再看财政补贴，目前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农村人口又过多，农业所占比重偏大，用这种办法提高农民收入也有相当困难。看来，两种办法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扩大需求都显得力不从心。扩大内需的任务仍很艰巨，解决这一矛盾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对此，我们应从短期和长期寻找出路。从短期看，比较有效的办法仍从改进农村各项社会制度入手，如加快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不再使农民被排除在这些制度之外；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立法，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组织上和法律上的保障；改进农村商品流通、货币信贷政策，放松管制，增加服务，等等。以上诸方面虽不能直接增加农民的绝对收入，但可以从改善外部环境方面相对增加其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投资支出。从长期看，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现代化生产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消除城乡差别的根本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可避免，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压力和趋势。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如何顺应这种趋势，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发展中小城市），提高由农村进城的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上多做文章，变压力为动力。如果这部分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解决了，需求问题定能上一个新的台阶。目前重点应做好城市规化，加强市场管理，撤除城乡要素流动的种种障碍。
对于城市中的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只能靠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来解决，靠给高收入者提供消费信贷以刺激其购买支出的办法，其作用是有限的。
2.加强宣传与稳定预期
人们在分析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原因时，把信用混乱和缺乏稳定心理预期作为两个重要因素。看来，稳定人们的收入和支出预期，增强人们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心至关重要。而这又需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机制的合理为前提。为保证这个前提的实现，最根本的政策措施当然是继续推进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改革，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改革求稳定，以改革求发展。当前，为增强人们的稳定预期，从而增强人们消费需求的信心，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工作还很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应加强改革的宣传，特别是权威人士通过大众媒体向广大群众的直接宣传。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专家调查论证，中央政府批准试点再全面铺开。按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属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受诸如理性有限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它的运行成本要比诱致性变迁高得多。为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增加人们对改革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为此，除需专家对各项改革方案和理论进行论证外，还需加强与大众的沟通。我们可以请权威专家特别是权威经济学家经常在广播、电视的黄金时间里向大众介绍经济形势和阐述经济政策，教育广大群众和企业家，困难是暂时的，从而鼓动人民的信心，增强预期。
另外，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当前，人们缺乏制度稳定预期的另一个原因是腐败现象普遍，近期内又没有根本改变的迹象，导致人们对社会未来走向的恐惧感增强。改变这种状况，除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等建设外，还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切实做几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缓解一部分人（或集团）的不满情绪。为此，要适时地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结合起来，相互推进。
3.扩大投资与制度改进
如前面所分析的，社会投资是总投资中非常活跃的部分，如果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下，投资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会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来自于西方的这一套政策组合也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得以施展拳脚的。但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阶段，并不充分具备这些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照搬“西洋拳脚”是不会完全奏效的。我们认为，要增加社会投资，仍应从改进外部环境或制度方面多作文章。具体措施很多，如降低企业注册资本金，简化行业进入手续，放宽经营范围限制，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国有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等。这里，关键是要做到开放、扶持，使其在公平、宽松的环境里展开合理、有序的竞争。
收稿日期：1999.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