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门新的学科正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它就是实验伦理学（Experimental Ethics）。它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回答伦理问题；与以往的道德心理学不同，它不仅研究个体的道德行为，还研究情境、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影响。
伦理学是对人类道德生活和行为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伦理行为、道德的起源和价值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自然观察法和思想实验法，即对伦理学命题作事实判断和对道德价值作真伪判断。思想实验不是严格的实验设计和数据搜集分析，而是采用心理学所谓的内省方法。实证哲学家通常只是采用问卷的方式让被试者进行自我报告，收集支持其理论的相关数据。① 这种内省方式在证实上存在明显缺陷，主要体现在真实性、准确性、普遍性及因果关系等四个方面的不足。②
实验伦理学却是用科学的实验理论和方法来探索伦理问题，特别是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和对策。例如，我们要验证“人都是自私的”这一命题，首先将“自私”概念操作化为具体的行为，变成可以量化检验的问题；然后，对可观察的自私行为定量分析，选取能代表总体的样本，随机分派到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观察和分析个体或者团体的表现；最后根据科学的统计分析原则得出实验结果，即“人是自私的”这一结论是否成立。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实验伦理学主要探讨了四大基本问题，分别是人性的道德假定、情绪对道德选择与判断的影响、个人与情境对道德的影响、普遍道德原则与文化差异。
善与恶：对人性的探问
人性善恶是千古难题，东西方对此皆有阐释。例如，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本质上来说皆忘恩负义、薄情虚伪之徒；③ 而中国古人则倾向于分两派，孟子推崇性善论，荀子推崇性恶论。东西方的学者对人性的话题，思辨多于实证研究。现代学者试图在这一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但却并不容易。弗洛伦斯·克拉克宏（Florence Kluckhohn）和弗雷德·斯特罗德贝克（Fred Strodtbeck）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五种人类的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s）：第一，人性；第二，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第三，人与他人的关系；第四，人的主要活动模式；第五，人的时间观念。④ 他们询问被试者，你觉得人类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三种回答分别是：恶（任何人都不可信，人主要是坏的，而且需要被控制）、混合（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们必须筛查，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人也能改变）、善（大多数人心是好的，他们生而向善）。之后劳伦斯·怀茨曼（Lawrence Wrightsman）对人性进行了整体性的探讨，并编制了人性的哲学量表，共有六个维度：信任与不可信、意志和理性的力量与外部控制和非理性的力量、利他与自私、独立性与屈从团体压力、复杂性与简单性、相似性与变异性。⑤ 不过怀茨曼的思考是一种理论驱动下的至上而下的研究，缺乏实证证据。
现代社会心理学家采用实验方法来验证人性问题。例如，彭凯平和博莱斯（Jeffrey Robert Boles）⑥ 通过测量个体的信念来研究人性以及与这些信念相关的道德判断。他们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人性做自由联想，结果发现中国人想到的好词更多，而美国人想到的好词和坏词在数量上均等。同时，他们将有关人性的一些描述变成问卷调查，询问人们认识的人是否具有这些特征，并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人性包括四个维度：性善、性恶、规范性、肤浅性。我们列举相关条目来说明每个维度的意涵。性善维度的条目如：“总体来说，他人相当值得信赖”、“人们都很体贴”等；性恶维度的条目如：“大多数人都是先己而后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等；规范性维度的条目如：“人们应该为他人着想”、“人们应该不那么自私”等；肤浅性维度的条目如：“每个人都在背后议论他人”、“人会为了钱做任何事情”等。问卷结果显示，中国人在“性善”和“性恶”上得分高，美国人在“规范性”和“肤浅性”上得分高。实验组织者接着让被试者阅读相关情境，如为了急着送妻子礼物而撞断了违反交通规则的小孩子腿的人，然后询问人们这个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应该负责任、是否是一个坏人等等诸多问题。结果发现，那些在问卷上不同意人性本善的人，倾向于认为情境故事中的人是一个坏人。
针对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基本假设，即每个人都内隐地存在着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这是一种民众理论（folk theory），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根本；而且人们对人性认识有很多个体差异，每个人对人性的看法不尽相同，等等。
情与理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道德判断，会对某人、某事进行评价，判别其对错与好坏。而道德判断中情绪和理性的作用一直广受争议。自大卫·休谟和伊曼纽尔·康德以降，人们对此问题就有着不同的看法。休谟认为，道德是自然的，即道德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道德判断是基于道德情操的，即情感驱动了道德判断；在道德判断中，理性可以起作用，但不能单独起作用，它必须依附于情感。⑦ 情感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而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⑧ 但康德认为，道德是基于理性的，驱动道德行为的不是情感而是责任，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是理性，正是严密的推理使我们作出道德判断，情感在其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⑨
心理学的道德研究始于发展心理学家，他们将康德的思想发扬光大。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可以对其推理过程进行考量。皮亚杰给孩子们讲两个故事，问孩子们哪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更糟糕：一个是在帮助妈妈时，无意中打碎了15个杯子的小朋友；另一个是自己为了偷吃食品，碰碎了1个杯子的小朋友。他发现，以10岁到]1岁年龄层为分段，小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更多认为打碎15个杯子的小朋友更坏，而大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则更少责备那个无意打碎15个杯子的小朋友。前一阶段叫做他律（heteronomy）阶段，后一阶段叫做自律（autonomy）阶段，他律阶段的孩子作道德判断是依据父母或者权威制定的规则来进行，并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是固定且不可更改的；自律阶段的孩子作道德判断更加灵活，可以认识到道德判断是相对的。⑩ 在皮亚杰的研究基础上，科尔伯格也在实验中给被试者讲了一个故事：某人的妻子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只有唯一的药能解其绝症，但发明此药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此人凑不到足够的钱，只能偷药救妻。然后科尔伯格便询问被试者，此人该不该偷药，为什么？他研究的重点不是“该不该”，而是关心“为什么”。“为什么”便是推理的过程。根据人们不同的道德推理，他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道德（preconventional morality）、习俗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和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道德推理在前习俗道德阶段是基于他律的、自我兴趣的规则来进行；在习俗道德阶段是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社会性规则来进行；在后习俗道德阶段是基于社会契约和普遍道德原则等规则来进行。(11) 皮亚杰和科尔伯格坚持人类的道德发展必须根据人如何推理来进行判断，审慎的认知加工下的推理决定了人会作出何种道德判断，而情绪则无甚作用。
几十年来，发展心理学家一直沿用该思维和范式来研究儿童的道德发展问题，直至近年，社会心理学家对道德判断中情绪的作用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SIM），率先阐明其观点。(12) 他认为，道德直觉和道德推理是两种认知过程，做道德判断时依赖的是道德直觉，而驱动道德直觉的是情绪。道德直觉是快速且自动的无意识情绪过程，而道德推理是缓慢而审慎的认知加工过程，它发生于我们作出道德判断之后，道德推理的作用在于事后解释，即当我们作出了道德判断后，用道德推理来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理由，有意识的道德推理很难改变由情绪驱动的道德判断的结果。(13) 海特发现，在对一些无礼的活动作道德判断时，情绪反应比对伤害的评价更能预测道德判断的结果，如用国旗擦洗厕所、吃掉自己饲养的但被车撞死的狗、不遵守亲人临终时的承诺、兄妹接吻等情境下，人们判断这种行为是不道德，这更多地是基于其情绪反应，而当他们被问及缘由时，大部分人都会语塞。(14)(15) 在另一实验项中，当催眠状态中的被试者看到某个目标词之后会产生厌恶情绪，然后实验组织者将其带出催眠状态，让他们对一系列情境作道德判断，这些情境如有受贿的议员、商店小偷、盗书的学生等，结果发现，那些看到情境中有目标词出现的人，倾向于作出更严苛的道德判断，认为这些情境在道德上错误更严重。(16) 而那些脑部情绪功能区受损伤的病人，也会选择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17)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同意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但是他并不认为道德判断只依赖情绪，审慎而有意识的推理过程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18) 格林将社会心理学两个系统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model）应用于道德判断中。他认为人们面临道德情境时会同时激活认知和情感两个过程，最终的道德判断类型与之相关。作出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或者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判断依赖于受控的认知加工过程，而作出义务论（Deontology）的道德判断则依赖于直觉性的情绪反应。(19) 格林常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列车问题，列车疾驰而过，会轧死前方铁轨上的5个人，但你可以选择扳道，这将轧死岔道上的1个人；二是天桥问题，同样是这辆列车，此时你站在它上方的天桥上，你前面有个胖子，你可以推他下去，让他牺牲以挡住火车来救活前方铁轨上的5个人。格林发现同样是杀1救5，大多数人会选择扳道来杀1人救5人，作出结果论道德判断，而不愿意将1人推下天桥来救5人，作出义务论道德判断。他用fMRI方法对实验者进行扫描，发现原因可能在于这两种情境激活的脑区并不相同。在选择扳道的情境下，与审慎的认知加工、特别是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而在天桥问题上，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会被激活。(20) 当询问一个既可以作结果论又可以作义务论道德判断的情境时，人们的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会被激活，它是人类对冲突事件作出反应的脑区，这说明了人的情绪与认知在其作道德判断时同时发生且产生冲突。(21) 同样，驾驭作出审慎认知加工所需要的认知资源，在同时进行其他任务时，即增加认知负荷的情况下，人们作出结果论道德判断的反应时要更长。(22)
无论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如何，心理学家尝试用实验方法解决了一些单纯靠思辨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研究表明，人类的道德判断确实会影响我们所秉持的民众理论以及因果认知（causal cognition）中的直觉，即道德判断在前，而进行推理和归因在后。由于受到情绪影响，我们快速而自动地作出道德判断，而对某一活动在道德上是好是坏的判断会影响到对该活动产生原因以及其行为主体（agent）心理状态的直觉。(23) 当代美德伦理学家认为人们作出道德判断的过程虽然快速，但最先判断的是行为主体的德性，然后才根据德性作出相应的道德判断，(24) 他们的观点显然与新近的道德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结论相悖。
道德是个人的还是受情境影响的
美德伦理学关注个人的美德，即能让人获得美好生活的特质。该特质能跨情境地引发道德行为，即使是在看起来不适于作出道德行为的情境中也是如此。(25) 例如，美德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人格特质论，即认为人格特质能使人作出跨时间、跨情境的行为。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在1968年便对该特质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仅用人格特质来预测行为，其效力很低；而且所谓人格特质的跨情境稳定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人格特质具有稳定性，那也是语义上的直觉结果，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如果人的行为是具有稳定性的，那么造成其稳定的来源必然是情境而不是特质。(26) 因为行为受到情境的极大影响，今日最固执的特质论者也必须承认人格与情境是交互作用的。具有某种特质的人会被特定的情境所吸引、所选择，他也会对情境有选择地作出反应，甚至主动选择自己喜爱的情境。(27) 我们将该理论用于实验伦理学，重新思考人类的道德品质问题。实际上，道德的作用是情境和制度的产物，其实质即道德品质与情境的博弈。
人们容易接受美德的概念，是因为人具有基本归因偏向（fundamental attribution bias），(28) 即相信人的行为是由其本身所具备的某种特质决定的，因而，在道德行为上有差异的人很可能是在道德本质上有差异。不过，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即使很小的情境变化也能改变人的行为。艾森（Alice Isen）和勒温（Paula Levin）发现了1毛钱效应（the dime effect），她俩请大学生来参加实验。但在实验前，实验参与者必须在实验室对面的电话亭打电话才能进入实验室，而他们打电话之前都会有一个实验参与者刚打完电话，然后表面上将剩余的钱从退币口取出。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的人进入电话亭时，退币口会留有1毛钱，而控制组进入电话亭时，退币口并没有钱。两组实验条件是随机分派的，实验参与者自己并不知情。研究人员在街边佯装看街景，实际上是隔着玻璃在观察实验参与者的表现，退币口有钱的实验组参与者在打电话开始、中途或者结束时意外发现这1毛钱，他们都将被算作有效数据，而实验中没有检查退币口的人则将被剔除。等实验参与者打完电话走出电话亭后，暗中观察的研究人员马上出去并走在他们前面，故意将一堆文件掉落在地上。(29) 结果发现，得到了1毛钱的大学生有近9成的人会帮忙整理其文件；而没有得到1毛钱的人仅有1人提供了帮助。(30) 该实验说明心情能影响行为，好心情能促进亲社会行为，其深层含义则是情境中细微的改变就能影响到人是否去作出帮助他人的行为。
以上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已经表明了情境对道德行为的作用，而当代实验研究还验证了不同的情境改变对人类道德行为的巨大影响。一些经典的实证研究包括：当看到身着竞争对手大学的校服的人作弊时，大学生们不会有作弊行为；而当他们看到身着自己大学校服的人作弊时，其作弊行为显著增加。(31) 这提示我们：宣传对手的不道德行为，可以提升我们自身道德行为的自觉意识。另一项研究则告诉我们，仅仅是外界光线条件的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道德行为，黑屋子里的人比亮屋子里的人倾向于更多地虚报他们做对难题的个数，而带着墨镜的人也比带着普通眼镜的人作弊更多。(32) 不过，当人们完全闭上眼睛时，他们会作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也会更信任他人。(33) 不仅仅是光亮，温度也会影响我们的道德行为，过高或者过低的温度都会增加我们的攻击和暴力行为，(34) 物理上的干净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谓心灵的纯净，情境中自己干净与否能使我们对同一道德问题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35) 同样，干净的气味也能改变人们的道德行为，在一个洒满清洁剂的房间内完成任务的人比那些在普通房间的人更能相信别人，也更愿意施舍他人。(36) 由此可见，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本质，人的道德行为往往受情境影响。道德更应该去关注文化和体制建设，而不是局限于某些方面，例如个人修养等。
道德原则是普遍的还是具有文化差异的
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认为，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并遵循相同的发展原则。在他们看来，道德发展具有由低到高、由浅入深依次发展的规律。在科尔伯格之后，卡洛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首先提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观是基于男性而得出的，并不一定适用于女性。她认为女性的道德推理不应该和男性一样以公正（justice）为核心，女性有自己的特点，她们的道德发展应该以关怀（caring）为核心。(37) 其后，埃利奥特·图列尔（Elliot Turiel）和拉里·鲁奇（Larry Nucci）提出社会发展的领域模型（the domain model of social development），他们认为道德和社会习俗（social convention）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概念来源于儿童对不同社会经验的解释。道德领域的事件，诸如类似暴力和盗窃等行为，会对他人带来物质或者精神的不良后果或者伤害，儿童能凭直觉作出道德判断；而社会习俗领域的事件，其后果本质上并无伤害，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系统和传统的知识领域中会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对一个男孩来说，不穿校服并没有本质的伤害，但如果学校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穿校服，那么他就违背了当地的社会行为规范。(38)
阿兰·费斯克（Alan Fiske）认为人类有四种基本的人际关系模式：第一种模式为公共分享（communal sharing,CS），有着共同特征或者在同一群体的人们具有这样的关系，如家人、手足、战友、同学等，这是一种照料和分享的关系；第二种模式为权威等级（authority ranking,AR），有着垂直等级排列的人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如上司和下属、成人和孩子等，这是一种尊重和责任的关系；第三种模式为平等匹配（equality matching,EM），该关系中的人需要达到和维持平衡，如轮流值日、等待分配等，这是一种平等和互惠（equality and reciprocity,ER）的关系；第四种模式为市场估价（market pricing,MP），此关系中的人需要用比率或概率来进行评估，如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社会决策的得与失等，这是一种公平和均衡的关系。(39) 每一种关系都包含着其特有的道德义务和道德禁令，这四种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产生相应的道德动机：第一种是团结，指维持内群体（ingroup）的完整性，避免和消除破坏其完整性的威胁，基于需要和同情为群体成员提供帮助和保护；第二种是阶层，指尊重社会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下属需要顺从和尊敬上司，上司需要领导、管理、指引和保护下属；第三种是平等，指保持平衡、互惠、平等对待、同等话语权和均等机会的动机；第四种是均衡，指奖惩必须与其应得相称、获益必须以其贡献为准、判断须以功利主义原则来计算得失。(40) 费斯克认为，这四种道德动机是普遍存在并驱动人类的行为，我们对诸如暴力、不公等行为都可以根据其动机来进行道德判断；这四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动机，它们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会造成文化、价值观或者个体上的差异。(41)
从人类关系去研究普遍道德原则有其理论依据，道德思维的目的也着眼于人的社会活动。(42) 但是道德并不仅仅就是人类关系，科尔伯格、图列尔等人所谓的道德只是个人中心的道德，理查德·舒瓦茨（Richard Shweder）认为，只有个体中心的道德和只有社会关系的道德都十分局限，他认为至少有三种广泛存在的道德伦理：自治伦理（Ethics of autonomy）、社群伦理（Ethics of community）和神性伦理（Ethics of divinity）。(43) 在自治伦理中，道德世界就是由单个的人类个体组成，其道德调节是为了去保护个人选择、促进个人意志、追求个人偏好，因此，权利、公正、自由便是自治伦理的关注点，因为他们能最大化个体的自主性并保护其不受伤害，这是西方世俗社会的道德准则；在社群伦理中，道德世界也是由人类个体组成，但是这些个体又组成了机构、家庭、部落、行会等群体，其道德调节是为了保持社会或者群体在不同情境下或者不同角色中的道德完整性，此时群体就是一个实体，它有自己的认同、准则、历史和名声，社群伦理关注责任、尊敬、忠诚和相互依赖，个体必须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员，正是社会赋予个体生活的意义与目的；神性伦理的世界中有神的存在，道德世界由身体中的灵魂组成，道德调节是为了保护灵魂和精神，因此神性伦理关注纯净、圣洁和精神本质。(44)
海特综合了包括舒瓦茨理论在内的关于道德价值及其分类的理论，试图探寻道德的跨文化、普遍性的心理基础或者道德特质，最终他找到了五种道德的心理基础：第一为伤害/关怀，即对他人苦难的关注，包括关怀和同情的美德；第二为公平/互惠，即对不公正待遇与欺骗的关注，这也是公正和权利更抽象的说法；第三为内群体/忠诚，它关注群体成员的义务、忠诚、自我牺牲以及对背叛的警戒等；第四为权威/尊敬，它关注社会秩序、等级关系的义务，如服从、尊敬、履行自己角色的职责等；第五为纯净/圣洁，它关注身体与精神的联系，如保持贞操、健全身心、控制欲望等美德。(45) 这五种基础对应着舒瓦茨的三种道德伦理，并且也是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的。
那么人类在道德上是否有文化差异，并且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在生活中就能观察到一些道德行为的文化差异。比如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等人发现，美国南方和北方人在攻击行为上就存在着文化差异，由于美国南方独特的荣誉文化（the culture of honor），导致美国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加具有攻击性，当在窄路上被别人碰撞和侮辱时，南方人比北方人在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生理本能等行为指标上都更多地表现出攻击性。(46)
不仅仅是道德行为，不同文化中的人在道德判断和决策形式上也表现出不同。琼·米勒（Joan Miller）等人指出，西方人强调公正伦理，而亚洲人强调责任伦理。(47) 米勒采用了如下案例：某人正在火车站买票准备去另一座城市将结婚戒指交给即将结婚的新郎，但是他的钱包被偷了，无法买到票，这时他邻座的富人出去了，但衣服和钱包还放在座位上，此时他可以偷那个富人的钱包以赶上朋友的婚礼，他应该偷吗？米勒发现，八成印度人认为应该偷，而只有三成美国人赞成偷，印度人比美国人作出了更多基于责任伦理的道德判断。(48) 在印度人看来，哪怕是偷了别人的钱，此人也必须去将婚戒交给好友，这是责任伦理；而在美国人看来，无论何种原因也不应该偷窃，这是公正伦理。那么，当公正伦理和责任伦理相冲突时，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决策呢？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亲亲互隐的观点并未遵从公正伦理，而孟子则认为，执法者秉公执行法令，而自己则“视弃天下犹弃敝蹝”，并且“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之一，在面临公正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冲突时，我们往往会抛弃这种非此即彼的答案，去选择第三条路。(49) 道德的文化差异提示我们，中国也可以将自己独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概念进行实验伦理学研究。如儒家所谓的“仁”，社会心理学家达克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认为，仁就是一门科学，而生活中的善事与恶事的比率即为仁率（jen ratio），它可以验证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表征我们的幸福、体验生活的意义、体现时代的精神。(50) 高仁率是国家健康的标准，而信任程度也是仁率的表征之一。在一项对世界各国信任程度的调查中，研究者询问各国民众觉得其他人是可以信赖的还是需小心谨慎与其交往的，结果发现中国的信任程度仅次于挪威和瑞典，排名极为靠前。(51) 这提示我们，道德具有文化差异，而我们可以进行有自己文化特征和传统的道德研究。
贡献与挑战
19世纪中叶以前，心理学孕育在哲学之中，心理学家基本上都是哲学家。他们探讨着灵魂、心灵和心理的本质，直到1879年威尔海姆·冯特（Wilhelm Wundt）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之后，心理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验室的建立和实验方法的运用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独特风景，但心理学家仅仅对意识与心灵等哲学问题进行了实证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对意识、道德甚至自由意志等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任务和方式，是人们丰富的心理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每个人在回答诸如“道德是否和文化有关系”这样的大问题时不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这都是常识问题。(52) 当然，了解普通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正是心理学关注的领域，而心理学研究能为哲学家回答这些根本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因此在向哲学家借鉴了相关思想之后，心理学家可以将自己的实验方法运用于哲学探索，实验方法的引入为伦理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路径。
以往的道德心理学关注个体的道德发展，在考察孩子社会性发展的同时关心他们的道德概念或规范何时习得以及如何变化的规律。随着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发展，道德问题可以从多方面、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其关注的问题也从简单的个体道德发展问题扩展到了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善与恶等哲学问题。如今，实验伦理学的研究已然涵盖了这些范畴，它以伦理学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心理学实验方法为研究手段，试图解决的也并非只是个体的道德发展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实验的方式重新审视和思考伦理问题。
实验伦理学能作出的贡献包括：首先，它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解释原来那些靠思辨难以说清的问题。同样是杀死1个人而去救5个人，不同情境中的人们会根据不同的道德准则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心理学实验可以帮助了解这些“为什么”，当然，实验的设计与目的靠的还是思维，但是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至少能为哲学的观点提供佐证，并发现我们思辨的局限。心理学实验或许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能告诉我们，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但是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善恶的途径。实验能为哲学家的思辨提供依据，能为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的解答提供线索。其次，实验伦理学还让我们知晓心理事实。要想知道情绪起何种作用，我们需要驾驭情绪，观察人们作出的道德判断的变化。实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矛盾的伦理观点背后隐藏的事实。再次，科学不会给我们在伦理困境上作出决策的高下之别，也很难对我们面对道德困境的选择作出对错之分，但是，它却可以了解是什么促使我们作出了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被认为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行为。实验伦理学也许得不出可以普遍适用于任何情境的类似“我们应该怎么做”的准则，但是它仍能付诸实践。不纯净的气味会让人做更多的欺骗，那我们何不保持城市空气的洁净呢？(53) 它甚至还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实验伦理学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哲学家观念的转变。有些哲学家试图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建立一堵隔离墙，认为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哲学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的探求是拙劣的尝试。通过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伦理学，关注的是实验可以告诉我们道德“是”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传统伦理学认为，道德要教我们“应该”如何行动；道德讨论的是“应该”，而科学研究的是“是”，两者没有交集。对于很多道德困境来说，我们也许没有“应该”可以遵循，一系列道德标准和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对、错、应该，就它们本身而言，无所谓优劣，我们通常直觉地就作出道德判断，(54) 心理学实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道德原则“是”什么，并且为道德判断和行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也许“是”与“应该”之间的鸿沟不足以使伦理学的讨论方式转变为实证的实验伦理学。但是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实验研究，使心理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伦理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审：柯锦华
注释：
① J.J.Prinz,"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in J.Knobe and S.Nichols,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9,pp.189-209.
② R.Nisbett and T.Wilson,"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1977,pp.231-259.L.Festinger and J.M.Carlsmith,"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8,1959,pp.203-211.A.Tversky and D.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vol.185,1974,pp.1124-1131.彭凯平、廖江群：《文化与归因的过程模式及概率模型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③ N.Machiavelli,The Prince,trans,W.K.Marriott,retrieved April 30[th] 2011 at http://www.constitution.org/mac/prince00.htm.
④ F.R.Kluckhohn and F.L.Strodtbeck,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Evanston,IL:Row,Peterson and Co.,1961.
⑤ L.Wrightsman,"Measurement of 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Psychological Reports,vol.14,1964,pp.743-751; L.Wrightsman,Assumptions about Human Nature: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Newbury Park,CA:Sage,1992.
⑥ K.Peng and J.R.Boles,"Folk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Judgments",unpublished manuscript.
⑦ R.Cohon,"Hume's Moral Philosophy",in Edward N.Zalta,ed.,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0 Edition),retrieved April 30[th] 2011 at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0/entries/hume-moral/; L.Denis,"Kant and Hume on Morality",in Edward N.Zalta,ed.,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09 Edition),retrieved April 30[th] 2011 at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 sum2OO9/entries/kant-hume-morality/.
⑧ D.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2[nd]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
⑨ R.Johnson,"Kant's Moral Philosophy",in Edward N.Zalta,ed.,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0 Edition),retrieved April 30[th] 2011 at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O10/entries/kant-moral/; L.Denis,"Kant and Hume on Morality",in Edward N.Zalta,ed.,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09 Edition),retrieved April 30[th] 2011 at http://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OO9/entries/kant-hume-morality/.
⑩ W.C.Crain,Theories of Development,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85,pp.11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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