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民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及其在全球影响的加大，在理论上从世界历史视野角度来阐明它的性质和内容，越来越成为一种必要。然而目前的学术发展似乎与这种要求并不完全适应。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等)和“中国新自由主义”等问题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把总结和反思的方向引向简单幼稚的自由主义理念，国内某些来自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讨论也使问题漫画化了；另一方面，多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专题的研究，都是强调特色有加，而对其普遍或一般特点认识不足，压抑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野而使研究陷入被动的“孤立化”局面。这两种理论趋势不仅不利于科学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捍卫意识形态合法性，甚至因为回应多种否定新中国之错误思潮的无力而加剧了传播上的困难。由于问题重大，需要系统地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将以一些理论问题和相关例子阐明问题的性质及其意义，以期打开一个新的研究开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奇迹”中的作用
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走社会主义道路、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结果，因此，这些成就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支持，并且构成其理论内容的直接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总结和评价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过程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恰恰是建立在“二个忽视”前提上：第一是不谈社会主义；第二便是否定或故意忽视新中国前30多年的贡献。因此，一些把改革开放成就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做法自然地把矛盾和问题归结为政府责任，从而进一步鼓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要说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前提之一便是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奇迹”中的作用。
我们还是从“二个忽视”开始。在此我们选取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志武。说典型，是因为他集中经济学专业、国外一流大学教育、影响力等流行的权威背景，颇有代表性。陈志武的观点有很多，其中涉及改革开放的核心便是认为：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或者，换一种说法，“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①考虑到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视角的独特性，以及历史研究需要综合考察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陈志武突出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做法并无大碍，问题出在他进行历史比较的“世界潮流”的基本假设上。从论辩的角度说，如果在逻辑上各个国家都能够搭上全球化的便车，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今天这些经济学家的工作了，也不需要各国政府殚精竭虑以图发展了。因为，斯密早就在《国富论》中描述了那种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并预言了世界太平的到来。在今天，斯密的文本仍然激发着各种不同的解读，例如阿锐基便基于对斯密的新解来阐明中国的奇迹②。实际上，放宽视野，尽管关于西方世界兴起以及其后的东方社会再造的“奇迹”说一直十分热闹，但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从来没有奇迹，例如诺思等人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世界银行对东亚成功的解释。③不过，正是因为世界从来都不是严格地按照理论运行的，它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从严格的经济学视角来讲，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效率，同一个世界之中各个民族国家状况之间的级差，也迫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奇迹”说之所以流行，其本身便在于斯密式教条，各种奇迹挑战的正是那个不可证伪的斯密悖论，而对“奇迹”的否认只是以更精致的保护来捍卫了那个教条。
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不只是一般逻辑上的。因为，真正让世人感到“奇迹”的是：这是一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预言没有效率的国家，一个注定会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却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创造了资本主义亦无法完成的长期经济增长。这是奇迹的真正含义。这一奇迹当然不会与市场没有关系，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但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存在奇迹，便是社会主义的奇迹。并且，与苏东的垮台相比，这个奇迹尤为突出。在这一点上，德里克的下述强调是十分重要的：“‘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够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即在全球的层面上所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点的进行了近30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坚持通过市场和自由贸易来擦除中国发展的奇迹性质，勾销改革开放的前提以及前30年新中国为改革开放腾飞所创造的基础。
在解释前提和基础这两个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自然地提出这个问题：改革难道不就是否定先前的体制，开放不就是回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怀抱，并由此自然地把建国后前30年的成果和社会主义一笔勾销？为使问题的讨论更具“专业”的性质，我们还是采纳经济学的语法来提问和分析。一个典型的提法是：为什么在前30年尽管我们的积累率达到40％以上，但其输出效率却不高呢？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尽合理，因为“效率”并不具有唯一的合法测量标准，在今天关注的“民富”与昨日关注的“国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虽然二者必须历史地联系起来。这正是经济学所承认的。因此，如果对历史采取严谨的态度，在评判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会尊重如下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在“国强”方面，新中国30年不仅有效率，而且非常高，正是这一点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个问题今天已经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工业化需要的巨额资金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其主要来源是“农民的贡赋”，这是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的。就中国的历史经验来说也并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据周其仁估计，建国30年间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6000亿元以上，这是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作出的历史贡献。⑤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前30年的经济结构正是通过控制和压抑市场而保证了现代化起飞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其特征并不超出经济学一般所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结构转移和增长模型：即通过把农业剩余转化为用于工业投资的积累，从而扩大现代产业的再生产规模。但是，在今天的经济学计算自己偏爱的市场功劳时却无视这一事实。更有甚者，大量的投资，特别是“三线”投资，其产出实际上并没有转化成生产性资本(这是温铁军所言的10000亿国营工业固定资产)，然而后来这些资产的货币化并产生“效率”又成经济学的功劳。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主张，这些似乎正是构成进一步影响效率的非市场残余，应该予以私有化。在这里，发生的不只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奇谈怪论⑥。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之际便说过，“三十多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⑦。今天，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温，并且还需要补充更多的东西。
上文已经强调，前30年新中国发展的逻辑实际上并不外于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来说在政治逻辑上，同样不是不可理解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实际上就已对此有所论及，从他的理论来看：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需要自己的政治动员，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百余年历史探索解决了这个问题，其高度集中的体制不是历史专制的结果，而是在西方列强竞争下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充分肯定了苏联和中国。⑧不过所有的理论都没有正视的是，前30年的成就不只是体制的结果，更是全体中国人民自愿奉献和牺牲的结果。在这其中，社会主义带来的政治上的解放以及它激起的未来想象始终清晰可见，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政策和措施也有明显的失误，曾严重地打击了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异在性因素而始终是其中最显著的力量。
第二个方面，涉及更深刻的历史问题。过去30年以及更深入的近160年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其中一条必须正视：世界历史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的王朝循环的道路，也造成其现代化起点上的屈辱，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顺应(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曾经被不恰当地夸大为“超越”)世界历史发展的选择，它为我们的现代化赢得了新的起点，也确保起飞，未来也只能在其保障下才能继续在世界历史的正道上实现民族的真正繁荣富强。
二、建设并驾驭市场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市场的力量不可低估。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重新激活了被“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践压抑的中国人的积极心态，纠正了许多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体制问题以及由其惯性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仅仅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功能归结为市场，恐怕是对历史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看待和解读15世纪以来西方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的绩效差异，整个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当代各国发展程度以及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能力的差异？显然，不能把市场这种自发的力量当成惟一的救世主来崇拜，否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浮现，价值和道德领域的争论尤为突出。由此，从最初关于“道德滑(爬)坡”的争论，到今天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批判，我国理论工作者一直都在为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当专门的或职业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候，多数基层工作者都会自然地将之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后果，甚至因而否定市场的成就。这一认识显然也有失偏颇。
客观地看，无论是日、韩这些东亚国家，还是美国，特别是近年来与金融危机有关的重大违法和诈骗案件，似乎都充分表明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市场。但是，如果因此得出那样的结论，称市场必然会带来道德败坏或价值上的堕落，无异于人类早期“金钱乃万恶之源”这个观点的现代翻版。这并不是真正面对问题的方式。毋宁说，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的那一瞬间，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历史课题：是否能够探索一条既让市场发挥调节功能又不至于使其成为主导人们行动的自发力量的道路。在起点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它需要我们创造性解决。上述两种对待市场的对立态度，显然没有正视这一个历史难题，而这一问题既是中国直接面对的，也是世界历史发展提出的。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面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并且因此亦是解决它的最早思考。
实际上，整个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直接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想，便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义，这一道路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往历史经验，他言简意赅地将其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它由两大基本任务构成：其一，回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建设市场经济，同时亦即纠正过去的教条主义之误；其二，驾驭市场，这同时亦是创造历史并占据世界历史前沿的要求。从这两大任务来看，我们更能真切地理解邓小平同志新的历史路径设计的深刻之处。他强调的是，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把姓“资”姓“社”的标准规定在“三个有利于”上，而突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前提上，我们的短期目标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长期目标则是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和现代化。如果忽视这一点，为市场而市场、为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民族繁荣和人的发展这个目标便会流失，就会把邓小平理论庸俗化。
即便我们假定市场是至善的，提出让政府服从于市场，这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在现实上也行不通。在道理上，翻一翻17世纪以来的英国史，也问一问现在的美国老百姓，就会明白；在现实上，只要看一看各国政府的实践就理解了。在这里，我们提及一个难得的例子。担任过里根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现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在担任世行职务期间，曾于1991年签署过一个备忘录，在其中称“把大量有毒废物倾倒在最低工资国家，这背后的经济逻辑学是完美的”，并希望世行“应该勇敢面对”。这一事件后来被英国《经济学》杂志的披露，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⑨
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和现实清晰地告诉我们，市场是对一类资源配置手段的抽象描述方式，而任何有效的市场经济却都是特定的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构成。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全球层面上，我们看不到纯粹的市场经济，而只是看到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或东南亚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的崛起之所以引发所谓“东亚奇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并不在于它们形成了对欧美霸权的实质性挑战，而是在于其打破了基于欧美经济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认知。例如，前面已经引用过世界银行的研究，它主张，从增长的原因看，东亚经济获得成功中没有任何“神奇”可言，但它也强调东亚的“多样性的经验再次强调了经济政策和政策建议必须依照各国的具体情况才会有效”。⑩如果不尊重这一背景，把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市场，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完全服从它的逻辑，显然是一种无知无畏的笑谈。
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百余年(特别是近30年)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不应该简单地抱守抽象的市场、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这些大观念，固守某种教条化的道路；而是踏实地承认，历史的发展和成就，是所有这些因素在自身条件下复杂结合的结果，因此，始终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是协调这些手段以便让它们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服从于人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在具体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难题，而不是固守什么模式。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了过去的教条主义等问题，最终又弄出一个新的僵化模式来，实际上也就是忘记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最基础的意义上，这八个字正是中国“奇迹”的思想保证。在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它将仍然是中国人民自我创造的源泉。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并非如自由主义经济学解释的那样，是适应世界市场潮流的需要——这样的解释太轻松，这不仅因为“适应”本身就是政策输出的结果，而且把中国现实误解成经济学理论得以成立的标准条件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府的功劳，更不能将之归结为少数人的功劳。在历史研究中，在既有理论框架中寻找单一原因或首要原因是一种图省事的做法。相反，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承认“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11)这样一种看法，从而把眼光瞄准真正的问题：如何在日益复杂化的局势中，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创造出一番新天地来。正是围绕这个问题，近30年的时候，中国人出色地在完成上述两大基本任务基础上实现了民族现代化的真正起飞，从而亦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境界。
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长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自我创造开辟新的境界的历史。由于篇幅问题，我们只能就社会主义与市场对这个问题予以简单说明。最后，我们希望强调：不仅改革开放，而且全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都不符合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原因正是在于其独特的起始条件和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民的发奋图强和自我创造。作为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所进行的创造，在其中凝结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意义绝不只限于一种封闭的地方性经验，而就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和创造世界历史使命的实现，因此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这是他反复讲的一个观点，参阅“‘北京共识’的现在与未来”，载《南风窗》2008年第14期。“中国改革开放160年”，“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载张维迎主编：《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Giovanni Arrighi，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Verso，2007.
③世界银行编：《东亚奇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Ⅴ页。
④[美]德里克：《“北京共识”：谁承认谁，目的何在？》，载俞可平等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⑤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济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为什么从国务院农发所诞生的一批经济学家都具有深厚的乡土情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留过洋缺乏世界眼光，而是因为他们尊重历史和事实。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⑧参阅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⑨关于这个例子的评论，参阅[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章。
⑩世界银行编：《东亚奇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Ⅴ页。
(11)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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