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现代化中再现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活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复苏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强调忠孝礼仪而趋于保守、强调集体而压抑个人创新精神、认识事物重视整体而相对粗放，处理事物强调权变却缺乏规制，重视人文而轻视科学技术，因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以实验、观察、分析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思想，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商业伦理、崇尚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使西方各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并在现代化方面继续领先于世界各国。西方管理哲学在企业管理中由此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代表的管理哲学除了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尚有影响，一时处于沉寂之中，企业管理总体上呈现全盘学习、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潮流。
近20年来，由于企业所处的经济、技术、社会和自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们不仅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的管理模式，例如从单纯盈利到重视社会责任，从个人奋斗到团队管理，从单打独斗到合作竞争，如此等等：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著名的学者明确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中指出：“儒学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注：转引自陈德述：《儒学与企业管理（目录，前言）》，《管理研究》2004年4月28日。）。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在1997年组织了一批专家，对1922—1997年75年间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进行了总结回顾，他们把管理的发展过程分为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政府管制（Government Regulation）、营销和多元化（Marketing and Diversification）、战略和社会变革（Strategy and Social Change）、竞争挑战和重构（Competitive Challenge and Restructuring）、全球化和知识（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等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评选出对那个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著作（书籍和论文）。他们评选出“全球化和知识时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只有两本著作，那就是彼德·圣吉所著的《第五项修炼》、科林斯和波勒斯合著的《基业常青》。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对西方割裂整体的管理思维方式进行了检讨，主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彼德·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我们可能已快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你们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在一个学术民主的时代，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是否受重视，是否具有生命力，就要看这种理论是否具有独特的、其他理论不能替代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重新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当今世界无论是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还是工商企业管理，西方传统文化包括其价值观、思维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1、“天人合一”论以及公平观有助于解决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建立在培根的“人类可以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注：参见（《西方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光盘1.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的观念基础上的人类主宰论。在这种哲学影响下，人类无所节制的繁衍生育、为满足越来越高的需求而掠夺自然界，导致全球变暖、植被破坏、物种毁灭、能源危机。西方各国利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在全世界攫取资源，实现了通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消费高度化的目标。西方这种经济发展道路被推崇为成功的模式，一度被许多后发展国家所模仿。
然而，包括西方的有识之士在内的世界舆论开始质疑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注：王敬中、陈铭、姜岩：《全球可持续发展呼唤实际行动》《新华网》http：//www.edu.cn/20020828/3065622.shtml）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签署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论以及公平观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关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坚持“天人合一”理念。《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应当协调发展。《庄子·齐物论》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之源、发展之源，所以人必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正如德国波尔教授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要解决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不患寡，患不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南北方国家在世界资源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衡，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迟缓的根本原因。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改进制度、增长模式与生活质量》，该报告指出：“为实现更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赋予贫困人口以及那些被剥夺者——处在边缘的人群——并给予他们增长的相关利益，是造就更强有力的制度所需要的关键所在”。（注：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改进制度、增长模式与生活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9月。）
在选择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上，我们尤其应该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如果世界各国均模仿美国，将无可避免的导致世界范围内为争夺资源的国际争端，直至战争。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短缺，无法承受西方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索求。为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我们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必须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从兼顾改善生活与保护环境、兼顾城市与农村发展、兼顾东西部区域发展的角度，规划产业结构、制定合理的产业升级政策，走节能型的集约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实现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目标。
2、儒家文化有助于强化企业伦理观念，净化商业环境。
长期以来，西方关于企业的目的和目标，主要依据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认为企业就是赢利性组织，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唯一的目标，相关者利益、社会责任不应在企业考虑之列（詹姆斯·L·帕帕斯，1984《管理经济学》：汤姆·科普兰/蒂姆·科勒/杰克·默林，1997《价值评估》）。然而，国内外商界唯利是图严重损害消费者、投资者、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越来越引起不安，西方关于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净化商业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企业伦理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说：“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注：转引自张小明、张春平：《东边看过去西边看过来》，《企业文化网》http：//www.7158.com.en/gaojian）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WEF）选择“重拾信任”为年度主题，提出在企业竞争中，“品德管理”已取代“品质管理”。
儒家文化倡导的诚信理念，日益显示其生命力。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注：杨海：《企业文化创新：我国传统企业文化的回归》，《中人网》2004年7月29日。），建立于1669年的我国同仁堂药店经营三百多年，始终坚持商业伦理准则，“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不敢减物力”，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
对于中国当前商界，需要特别弘扬太极思维的义利统一观，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净化商业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太极思维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处理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世纪之交，世界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国改革与发展更是面临深刻的观念转变，面临各种利益的冲突。用西方传统思维的非此即彼的决定论确实难以理解和处理各种矛盾，例如究竟是谁创造了剩余价值即利润？因为这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是（物质）资本创造了利润，而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再例如如何发展经济？西方传统的思维是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采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果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计划经济的思维逻辑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合作代替竞争，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社会劳动，结果出现资源严重的低效率运用，两者是否绝然对立？如何理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果说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进程，为什么中国近20年来精神文明的进步与物质财富的大增不成比例？如何理解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如何协调坚定的信念与企业变革的矛盾？缺乏信念的机会主义和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都十分有害：法治与人治是否绝然对立？制度能否解决一切问题？竞争与合作是否不能包容？如此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易经和太极图，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管理中各种两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周易·系辞上传》说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注：章伟文《浅谈道教的阴阳鱼太极图》http：//www.chinataoism.org/05-99/daojiaoluntan/art3.htm。）整个太极图作为一个圆圈是太极：圆圈中黑白两条阴阳鱼互相环抱，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阴气盛于北方，物极必反，阴生阳，阳渐盛于南方，再转化为阴，如此循环无穷。“两仪”由阴阳两鱼来代表，派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为乾、坤、离、坎四卦，所谓“两仪生四象”，另外四个角形成兑、震、巽、艮四卦，合起来即成八卦，是谓“四象生八卦”。图中阴阳鱼的黑白两点表示，阴盛于北而阳气生起，黑中之白为生阳之本：同理，阳盛于南而阴气生起，白中一点之黑成为生阴之本。可见，阴阳鱼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点，象征向对方转化的基因，这是太极思维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观的精华所在。
美国著名学者柯林斯和波勒斯花费巨大精力研究那些被称之为高瞻远瞩公司的共同特点，所谓高瞻远瞩公司是指那些存续时间超过50年以上，在业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广受尊敬的公司。包括3M公司、花旗银行、GE、美国运通、波音公司、福特汽车、惠普、IBM、强生、默克、沃尔玛、索尼、摩托罗拉等。他们在其著作《基业常青》的序言中说：“我们发现的东西使我们惊异，有时候甚至使我们震撼。广受支持的迷思纷纷破碎，传统的架构个个崩垮。”这两位学者一共批判了十二个迷思，其中一个迷思就是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非此即彼的西方理性思维：“认为选择稳定，就不能选择进步：要求教派般的文化就不能有个人的自主性：要赚钱，就不能根据价值观和目的行事”。他们发现所有“高瞻远瞩公司”都不受二分法的限制，而是用兼容并蓄的方法让自己跳出这种困境，他们在书中引用了太极图加以说明，认为这些高瞻远瞩公司能够将企业的社会使命与赢利统一起来，将相对确定的核心价值、清楚的远景和方向感与不断的变革、乃至机会主义式的摸索与实验结合起来：将坚定的信念与拥有运作的自主性结合起来：将长期投资与要求短期业绩结合起来：将高瞻远瞩的战略与优异地执行实际日常营运结合起来。这正是太极思维将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方面保持平衡的高明之处。
在日本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他认为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注：转引自《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东方管理思想》企业网景www.cn21.com.cn2004-04-30。）他的著作《论语加算盘》被许多日本人奉为商业经典，涩泽荣一深刻理解了太极思维的精髓，认为义是利的基础，利是义的结果：义是利的指导，利是义的实现，义是企业通过其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利是社会获得企业满意服务后以利润形式给予企业应有的回报。
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正在运用太极思维，在更大范围内解决改革开放中各种矛盾。例如摒弃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观念，把利润看成是各种生产要素组成的系统的产物，因此制定了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利润）分配的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再例如摒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观念，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结合起来，将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摒弃坚定信念与不断变革相互矛盾的观念，将坚持三个代表的信念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统一起来，如此等等。
4、中国传统人文哲学有助于全面贯彻以人为本。
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一度主张人本主义，主张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自由、民主、博爱、平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从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正如马克思批判的，西方出现了拜物教，颠倒了人与人的创造物的关系，人被贬为资本的工具，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奴隶，生活十分悲惨。经过20世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管理者逐步醒悟，他们开始重视人的价值，开始重视人际关系的改善，行为科学、人力资源开发、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流行。但是在企业管理中始终没有摆脱“工具论”的影响。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历来是以“人”为核心、为根本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孔子曰：“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说：“民为贵”，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礼记·礼运》进一步描述了管理的目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依靠人民的力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走群众路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长期以来管理思想中人的工具价值观的修正。
5、太极思维和权变哲学有助于企业应对国际竞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的热门话题之一，是如何实现企业的持续经营和持续发展，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产业选择转到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方面，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包括集中资源，专注于核心业务，积累组织知识，建立学习型组织，不断创新等等。在这方面太极拳体现的太极思维可以给人们许多启示。
太极拳不仅可以健体养生，而且具有独特的技击功能。企业犹如一个人，也需要健体和应对竞争。太极拳宗师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说道，“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周身大用歌》总结太极拳要领为：“一要心灵与意静，自然无处不轻灵。二要遍体气流行，一定继续不能停。三要猴头永不抛，问尽天下众英豪。如询大用何所得，表里粗精无不到”。太极拳要求行拳“……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从而能够静如座钟、动如疾风，随心所欲，击败对手。太极拳所要求的打拳思想要集中，聚精会神，要气沉丹田、虚领顶劲，以神领气，全身贯通，与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不约而同。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与发展，需要运用太极思维，抵御经济增长中各种盈利机会的诱惑，集中资源于核心业务，苦练内功，夯实基础管理，特别要保证现金流的畅通、组织知识的积累，加强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培育核心竞争力。
经营环境的高度复杂、变动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企业需要实行柔性经营与权变管理，差异化战略、滚动计划、企业重组、流程再造、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虚拟组织、本土化、领导艺术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体现。西方开始放弃寻求企业管理最优化管理模式的努力。因势利导恰恰是太极思维的一大特点。《易经》就是变易的经典。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兵法就是易经在军事上的出色应用。孙子兵法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在竞争中孙子兵法并不主张一味正面对抗，提倡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甚至不战而胜。
太极拳论描述要领为：“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黏。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因此太极拳高手可以达到借力发力，四两拨千斤的神韵。日本企业家历来重视《孙子兵法》的研读与运用，近年来，在美国工商界也掀起了应用孙子兵法的热潮，正如美国著名的战略专家马克·麦克内利所说：现在，《孙子兵法》的魅力早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而应用到了工商业领域中，因为工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孙子的原则非常适合于这种竞争的商业环境。在美国和欧洲，《孙子兵法》在无数关于战略、组织和竞争的书籍中被广泛引用。（注：（美）马克·麦克内利著，宋克勤译：《经理人的六项战略修炼—孙子兵法与竞争的学问》学苑出版社，2003年11月。）
三、展望
现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学者预测，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今天我们研讨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化。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管理哲学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对于复杂无比的商业活动和管理活动来说，我们需要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从中得到解释、启示与指导。当今世界总的趋势是东西方文化互相借鉴、互相融合。实际上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中国优秀文化部分+美国优秀文化部分+本国传统文化的“合金”文化。我国著名的海尔文化，也是融东西方管理思想于一炉，在继承中创新，在引进中消化，最终植根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用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话来说：海尔文化=日本文化（团队意识+吃苦精神）+美国文化（个人舒展+创新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作为太极思维、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人，应该通过发掘、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为祖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