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流派论文,学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标准
将20世纪《文选》学（以下简称《选》学）家流派与《选》学研究分期列为一题谈论，似有不伦不类之感；但是，笔者以为，二者实有极为相关之处。这一相关之处，即划分《选》学家流派与划分《选》学研究分期的标准实际完全相同。
《选》学为中国传统国学中最为古老的学科之一。但是，从唐代曹宪创立《选》学以来，隋唐《选》学的具体内容实际只有注音释义一项。宋、元、明、清的《选》学内容，一为研究整理隋唐注音释义，二为研究整理《文选》版本。个中惟有极少数者为例外，如宋人苏易简《双字类要》、王若《选腴》、清人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含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20世纪《选》学为传统《选》学向现代《选》学演进的过程。本文所用“现代”一词，有其特定含义。第一，本文所谓“现代”，并非一单纯时间概念，即并非仅指1919——1949，而是较现代文学之“现代”提前了若干年。而且笔者所用现代《选》学之“现代”，实乃一文学概念。
二者之区别，要在批评模式相距甚远。传统《选》学以文献整理为研究模式，现代《选》学以文学批评为研究模式。传统《选》学为单一的文献研究，现代《选》学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变单一为多元，变局部为整体。故研究模式之别，实为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之别。
第二，现代《选》学特具科学性。传统《选》学并非全无科学性可言，顾其所重为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于系统性、严密性、逻辑性诸方面与现代《选》学多有差距。
20世纪《选》学的现代化进程实为20世纪整个传统国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19世纪后期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叶，经过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洗礼的中国第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审视传统国学。1919年新潮社成立，旋倡导“整理国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均支持新潮社的正确主张。以“整理”为名，研究“国故”，当为以现代思想与现代方法研究传统国学。其实，远在新潮社倡导“整理国故”之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即已出版。此书别“优美”与“壮美”，论《红楼梦》之精神，析《红楼梦》之美学价值，述《红楼梦》之伦理学价值，虽其结论未必处处精当，但作者从美学、伦理学角度剖析《红楼梦》，其研究模式有别于前此的任何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振聋发馈，开天辟地，奏响了20世纪传统国学现代化的第一乐章。因此，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多样化为研判现代《选》学与传统《选》学的唯一尺度，亦为别析《选》学流派的唯一标尺。
二、流派
从上述标尺研判，20世纪的《选》学家约略可分三派，即传统派，转型派与现代派。
高步瀛代表了20世纪传统《选》学中最为纯粹的一派，这一派恰恰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正统的一派。以朴学传统研治《文选》，以整理恢复李善注为终极目的，注疏考订繁征博引不厌其详，为此派最显著的特色。表面看来，这一派的《选》学研究极为传统，似乎与清儒治《选》了无区别。但是，这一派又恰是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努力为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增添了极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亦是任何一位总结20世纪《选》学史的研究者所绝不可忽视的。因为，20世纪现代《选》学并非以拒斥传统《选》学研究为标志，20世纪现代《选》学恰将传统《选》学研究融入现代《选》学之中。将现代精神与传统格调融为一体，将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融为一体。这不仅为20世纪现代《选》学诞生演进之路，亦为多数传统国学在20世纪走向现代科学的共同模式。
在承继传统中显现文明的进步，在文明的进步中承继传统，正是20世纪《选》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世纪《选》学史从国学传统一派而言，似乎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因为，20世纪某些《选》学家所从事的《选》学研究表面看来与清儒治《选》——版本校勘、考证训诂——并无二致。发掘李善注，整理李善注，恢复李善注原貌，构成了清代《选》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其方法亦不外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的学术价值恰在于此。但是，高氏的《文选李注义疏》毕竟出现在20世纪，因此，它亦必不可免地面对新世纪提出的新课题。这在高步瀛的《文选李注义疏》中表现为自觉、全面整理承继清儒研究李善注的成果，此一世纪性总结正是20世纪《选》学研究中传统派在貌似传统的《选》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别于清儒的新质。20世纪为中国传统国学全面现代化的时期。不仅传统《选》学、《红》学如是，《诗经》学、《楚辞》学亦无不如是。如此众多的传统国学在本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均须面对一个极其艰难而又必须面对的事实，即对传统国学研究的全面总结。与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相应者如《楚辞》学研究史上马茂元的《楚辞研究集成》，游国恩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的《楚辞通故》，均为同类之作。当然，高氏《义疏》并非有闻必录的资料长编，而是荟萃精华，一如詹瑛《李白集笺注》。此其一。其二，高氏《义疏》大量运用了20世纪在《文选》版本研究中所取得的新成果，唐写本残卷与日本30卷无注本的运用，使高步瀛的《文选》研究在整理李善注这一最为正统，最为纯粹的《选》学研究领域中亦表现出迥然不同于清儒的崭新特点。
传统格调与现代精神的相融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19世纪末自西方传入中国的现代科学，最重科学性，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科学与传统研究，特别是与清代朴学能够和谐统一。清代朴学虽从研究模式观之，不外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但其研究方法亦最重实证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清代朴学与西方科学找到了它们的结合部。所以，传统《选》学必须亦应当在现代《选》学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一翼。
黄侃与屈守元则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部。他们均为20世纪《选》学家的转型派。他们的《选》学研究具有高氏代表的最为正统、最为纯粹一派的色彩；但是，他们因现代文明对传统《选》学的冲击，又都旁涉现代《选》学中一些极为敏感的部分。黄氏《文选评点》开篇即曰：“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黄侃《文选评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 页）此段语涉《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这一现代《选》学中颇为重要的课题。在《文选序》中，黄氏亦评曰：“若夫姬公之籍一段，此序选文宗旨、选文体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同上，第3 页）这又旁涉《文选》的选录标准这一现代《选》学史上最为令人关切的大热点。故而，黄氏《评点》虽不乏以日本古抄本及唐写本残卷校勘《文选》这一最为正统的《选》学研究方法，但是，在诸多方面，黄氏的《选》学研究又渗透着现代《选》学研究的气息。对于清儒的《选》学研究成果，高氏处处注意汲取，传统色彩极为浓厚。黄氏却直言不讳地说：“汪韩门、余仲林、孙颐谷、胡果泉、朱兰坡、梁茞林、张仲雅、薛子韵、胡枕泉诸家书于文义有关者，并已参校。其摭拾琐屑，支蔓牵缀之辞，以于文之工拙无与，只可谓之《选》注，不可谓之《选》学，亦不偟备录也。”（同上，第2 页）黄氏将《选》注与《选》学如此区分，妥当与否，尚可探讨。但是，相对于清儒之《选》学观，黄氏的《选》学观显然迥异其趣。这种区别，正是在现代文明冲撞下对《选》学的一种并非准确的诠释。无论这种诠释是否恰当，为《选》学与《选》注进行这种区分的本身即已将黄氏《选》学与高氏《选》学明确区分开来。后者充分体现了传统《选》学的正统性与纯粹性，前者则虽非完全精当却显示出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20世纪现代《选》学与传统《选》学观的重大区别。
屈守元为20世纪另一位重要的《选》学家。他的《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及《文选导读》（巴蜀书社， 1993年版），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学人中最早系统地研究《选》学的专著，作为一位几乎与20世纪共伴的学者，在《文选》尚未为大陆学界所认知之际，却已尽其所能为《选》学的复苏作出了巨大努力！正是由于屈守元开阔的学术眼界与持之以恒的努力，方使1949年至《选》学重新升温之前的国内《选》学界未留下一片学术空白。他的两本《选》学专著集中反映了他的治《选》方法、观点，屈氏在二书中大力倡导以研究、整理、恢复李善注作为治《选》学的终极目的：“李善的《文选注》是《文选》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威著作。自从有了此书，《文选》学就应该是《文选李注》的文献学，《文选李注》的小学（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文选李注》的文论学。”（《文选导读》，第58页）这一切均说明屈氏对传统《选》学研究的重视。屈氏又曰：“今天要谈《文选》学，首先是对《文选李善注》的董理和爬梳。”（同上， 第101页）但是，作为一位几乎贯串20世纪的《选》学家，屈氏较之高氏、黄氏，更多地遇到了现代《选》学的挑战，他无法对历史的挑战保持沉默！
面对挑战，屈氏《文选导读》一书较多地涉及了现代《选》学的诸多方面。第一，关于《文选》的作者问题。屈氏为最早从日本钞本标记、 旁注中看到《文选序》的标记有“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记载的20世纪《选》学家。此标记后来在20世纪中后期， 演绎为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判定《文选》的编纂者为刘孝绰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此条标记书于《文选序》的题署上方，故而《文选序》为刘孝绰代作应无疑义。屈氏于此特予辩明：“刘孝绰代萧统写《序》，不能简单地就说《文选》的编辑，都是刘孝绰一人的主意，因而把昭明太子说成是挂名人物。”（同上，第133页）屈氏此书第二章《〈文选〉的编辑》曾专设二节， 即《“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的编辑》、《关于〈文选〉编辑的谬说》。
第二，关于《文选》产生的时代背景。屈氏此书第二章专设《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这亦是传统《选》学所不可能论及的现代《选》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首开其端者为骆鸿凯及其《文选学》，但流传更为广泛的《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与《文选导读》无疑对揭示《文选》出现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第三，关于《选》学史。屈氏论述了自萧该《文选音》至清儒《文选》学专著等一系列《选》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虽然，这一论述的先行者亦为骆鸿凯等20世纪前期的《选》学家。上述诸端，皆为清儒所未论及者，亦为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所排斥。可见，转型派的《选》学研究与传统派的《选》学研究的确存在着诸多重大区别。
骆鸿凯则是20世纪现代《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20世纪现代《选》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文选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选》学的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文明对传统《选》学的丰富与发展。概而言之，即《选》学通论。传统《选》学，或主版本，或纠谬误，或补李注，或作评论，要之，皆以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为纲。述及通论，则为空白。骆氏之作，方为20世纪以文学研究为模式全面研究《文选》之姣姣者。
约略而言，骆氏《文选学》涉及现代《选》学建立的若干主要问题。一、对《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二、对《文选》编纂者的研究。三、对《文选序》的研究。四、对《选》学史的研究。五、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六、对《文选李善注》与《文选五臣注》的研究。前五类课题皆为传统《选》学所未加关注的领域。骆氏的探索涉及了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的如此众多的重大课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高步瀛代表的传统派，黄侃、屈守元代表的转型派，骆鸿凯代表的现代派，构成了20世纪《选》学家的三大主派。他们的开拓性研究，为20世纪的《选》学研究拓宽了视野，成为建构20世纪现代《选》学的三大主流板块。20世纪《选》学的发展、演进基本上是沿袭着上述三大板块的轨迹前进的。它们各自独立的发展与相互影响，成为20世纪东方文明与现代文明冲撞融合的独特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传统国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典型。
三、分期
20世纪现代《选》学约略分为三期：开创期，时间为20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间歇期，时间为20世纪五十年代初至1977年；发展期，1978年至1999年。
（一）开创期：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北大国学月刊》6卷4期）的发表，标志着现代《选》学的正式登台，因为，朱氏文章的研究模式、研究角度与传统《选》学相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朱文从文学选本的角度研判《文选》的选录标准，此为传统《选》学所未闻者。但是，此时传统《选》学之势力仍非常强大。对此期《选》学论文做一扫描即可清楚地看出此期传统格调与现代精神共存的局面。在朱自清等人以现代精神——文学研究来研究《选》学的同时，传统《选》学的研究模式——文献研究文章仍占据主导地位。刘盼遂《文选校笺》（《文哲月刊》1卷1－3期）， 程仁卿《文选李注引经考叙例》（《学风》5卷9期），黄子高《文选注考》（《学海堂初集》卷七），林伯桐等《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注》（《学海堂初集》卷七），王树槐《李善之注为文选功臣，五臣后起，思夺其席，说者谓其纰缪良多，试言其作注之概略及纯驳所在》（《国专丛刊》2期）， 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国学论丛》1卷4期，1927年），顾廷龙《读宋椠五臣注文选记》（《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9集102期，1929年10月），傅增湘《日本帝国图书寮观书记—文选六十卷》（《北平图书馆月刊》5 卷5号，1931年10月）， 刘文兴《北宋本李善注文选校记》（《北平图书馆月刊》4卷1期，1930年2月）， 蒋镜寰《文选书录述要》（《江苏省立图书馆馆刊》3号，1932年4月），普暄《文选书目》（《女师学院期刊》2卷2期，1934年7月），徐英《文选类例正失》（《安大月刊》2卷5期，1935年3月），普暄《胡克家文选考异叙例》（《女师学院期刊》3卷2 期，1935年6月），董憨《文选李注引说文笺》（《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10期，1937年12月），祝文白《文选六臣注订讹续编》（《学原》1卷12期，1938年4期），张寿林《唐写文选五臣注残卷跋》（《文学年报》7期，1941年）等。 这类研究之作在研究模式上仍未出传统《选》学以文献整理为唯一研究方法的窠臼，故而，此类研究之作尽管从时代而言，皆为20世纪《选》学研究之作，但是，其文献整理的研究模式决定了此类论文仍属传统《选》学范畴的研究之作。
可是，这类以文献整理为研究模式的论文产生的时代毕竟与清代前、中期已有所不同。西方现代科学、文艺学的思想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现代学术思想对中国传统国学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文学批评为模式的研究方法深入学界，且已为诸多学者所采用。在《选》学界，除朱自清外，此期以文学批评为研究模式进行《选》学研究的论作亦不在少数。周贞亮《文选学》（《安雅月刊》3期）， 王锡睿《萧梁文选及古文辞类纂编例之比观》（《国学丛刊》3卷1期，1926年8 月），谢康《萧统评传》（《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6年9月）， 家雁《昭明文选流传之原因》（《清华周刊》38卷12期，1932年），陈冠一《萧选姚纂曾钞在文学上之分析》（《北平半月刊》1－3期，1934年），骆鸿凯《读选导言》（《学术世界》，1卷7期，1935年12月），汪辟疆《与黄祖轩论文选分类书》（《制言》18期，1936年6月）等， 均为以文学批评为模式进行《选》学研究之文。其中，陈冠一对三种选本的的“文学上之分析”，汪辟疆研讨《文选》分类，家雁以为《文选》区分了纯文学与广文学的界线，均可明显看到以文学批评作为研究模式进行现代《选》学研究之魅力。
但是，真正标志现代《选》学正式成立者为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36年）的问世。因为骆氏建立了以文学批评为研究模式的现代《选》学，而且，骆氏其作是20世纪前期以文学批评模式进行《选》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的姣姣者，并且对20世纪后期的《选》学研究以深刻的影响。
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国文月刊》76期，1949 年2月）为开创期的《选》学研究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在20世纪的《选》学史上，开创期的《选》学研究成果卓著。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传统《选》学研究模式——文献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初步建立了现代《选》学；二是创造了现代《选》学两种研究模式（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并存共荣的基本格局，为20世纪后期《选》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间歇期：从新中国诞生至“文革”结束，为20世纪现代《选》学的间歇期。此期除六十年代初外，几无《选》学研究论文、论著面世。本世纪开创期的诸多研究者此期部分谢世，为20世纪《选》学研究进入间歇期的原因之一。但是，更为重要者乃是此期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俱以批判唯心论为纲，几乎无暇顾及古代文学研究，且整个研究队伍处于连绵不断的批判运动之中，接踵而至的批判与短暂的间歇交替相续，而各种批判大部与古代文学研究相牵连。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尚且如此，作为其中一个部类的《选》学研究，其境遇当可想而知矣。而且，在此近30年中，《文选》收录最多的赋与骈文一直被视为形式主义文学而置于优秀民族遗产之外。大环境、小环境俱为如此，现代《选》学研究进入间歇期当属自然。但是，间歇期的《选》学研究亦并未完全沉寂。六十年代初叶，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国内的政治批判出现了少有的较长时间的中歇。面对严重自然灾害而采取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工作作风，亦带来了学术研究界的务实之风。在此双重背景之下，出现了关于《文选序》的4篇研究文章。 即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与文选》，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李嘉言《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的编选标准》。相对于20世纪开创期的《选》学研究，寥寥4篇论文实在无关大雅。但是， 这4篇文章出现的特殊背景，及其所触发的研讨却是不可小觑的。且此4篇论文，皆为以文学批评为研究模式的研究论文。这一现象，说明开创期的现代《选》学研究在新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拓与发展。这4篇文学研究亦为发展期的《选》学研究埋下了伏笔。此外， 祝廉先《文选六臣注订讹》（《文史》第一辑，1962年）则是此期出现的唯一一篇《文选》文献研究之作。
（三）发展期：从新时期开始，至本世纪结束，为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的发展期。1978年顾复生在《江苏文艺》第6 期发表《萧统的文选序》一文，正式揭开了20世纪《选》学发展期的序幕。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揭开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发展期序幕的这篇文章，完全是承接间歇期有关《文选序》讨论的4篇文章而出现的。 这正从一个侧面证明，六十年代间歇期的有关《文选序》的研讨，对发展期的影响颇为巨大。
此一时期现代《选》学的两大研究模式——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均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从传统《选》学研究而言，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了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4册135万字的煌煌巨著。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侃《文选评点》（黄焯整理本）。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1993年四川巴蜀书社又出版屈氏《文选导读》一书。
至于单篇的《选》学研究论文，则更显壮观。从研究模式看来，此期《选》学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以文学研究为主要模式的研究之中。其中，《文选》的选录标准，萧统的文学思想，《文选》的分类，《文选》的编纂者，《文选》的编纂时间，《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的相互关系，《文选李善注》与《文选五臣注》的功过是非，皆为一时之热点。当然，以文献整理为研究模式的传统《选》学研究亦不甘寂寞。内中，《文选》的版本研究，包括20世纪新发现的陈八郎本《文选五臣注》，亦都为《选》学研究者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