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山下乡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山下乡”一词，源于1956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实际上的上山下乡，还早于此。起初，为解决中等学校无法容纳过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困难，目的是让这些失业人口到农村去解决吃饭问题。此时又逢合作化运动兴起，毛泽东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 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镇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注：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 页。 ）1960～1965年，可以说开始进入上山下乡运动的序曲。根据当时经济调整、压缩城市人口的需要，也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政治形势，各大城市都有一批批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当农民。全国大约有数十万知识青年前往农村。当时的报刊，也不断出现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如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工作，还专门抽空接见了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代表，以示重视。
真正被称之为“运动”，或者说本文要讨论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的。起初，它显然和毕业生的正常分配相关联。至今仍被称为“老三届”的1966、1967、1968届中学毕业生，1967年后开始被陆续分配到郊区的一些工厂、学校、煤矿等工作。
当年政府是为解决就业难题而推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当时一部分红卫兵们，对愈演愈烈的派性争斗不满，对“斗、批、改”停滞不前不满，他们认为：革命到了这一关头，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于是，从1966年底大串联的后期，便陆续有些青年知识分子自发到边远的农村或农场去长期劳动。1967年，以北京25中的曲折和北京师大一附中的何方方为代表的首批红卫兵成为开路先锋，拉开了全国为时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无可置疑，许多红卫兵是抱有一种到农村寻求真理的虔诚出发的，他们力图以青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为榜样来身体力行。
先锋毕竟只是先锋，而要带动大部队运动，组织就出面了。显而易见，没有上级的倡导和支持，这种少数青年的自发行动，充其量和60年代上半期的插队落户一样，可能不乏轰轰烈烈，却不会形成什么社会运动。然而这些青年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正好与城镇无法安置大批学生就业吻合。这使得初始自发的做法逐步被纳入了正轨。上山下乡成为了可行的解决失业危机的模式。不可忽视的是，它一定程度上成为已非常脆弱的“文革”中国民经济的支撑。于是，从1967年下半年起，上山下乡在与工农相结合的旗号下从部分大城市展开。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就显然有所偏颇。其所以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其政治原因应当说要更加浓厚一些。因此，要全面客观地考察这场运动，不得不理解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诸多因素。
首先，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的、也是一贯的政治认识密不可分。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他始终把二者视为源与流、体与用、皮与毛的关系。1939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题词中写道：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建国后，他又提出著名的关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皮毛说。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这实际已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者之外了。因此，毛泽东一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是加强政治学习，一是要求他们到工农之中去。这种前提下，把青年首先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当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知识分子若要革命，若要成为真正的劳动者，就只能到工人农民当中去脱胎换骨，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更应如此。
其次，与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相关联，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的“知识”进行了定位。他告诉人们：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通过种种事实的罗列，毛泽东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因此，如同他将刚毕业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那样，他也要将学生们送到工农之中，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增长“真正的”知识。
再次，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他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死钻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注：1964年毛泽东与尼伯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在他看来，学院式的教育几乎就是误人子弟。他对教育领域的不满更在于，认为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决定对教育整体进行一次大手术，所谓“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老三届的学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继续升学的途径，其出路只能是走向社会参与到工农兵之中。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场运动的基点是毛泽东理想中的一次浪漫和重要的尝试。消灭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其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它至少曾被描绘过三次。第一次是他早年接受新村主义时拟就的一份建设新村的计划书（注：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第一卷第二号。），第二次是在“大跃进”时对人民公社的赞赏和论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指示”。在他看来，这种理想社会的结构应当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结合，农林牧副渔全有，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在这种社会中，不再存在工农间的差别、城乡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几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即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步骤。
毛泽东力图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角色的互换，来达到理想社会。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当说就是出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又一举措。据统计，“文革”十年间，在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除了几百万“三支两军”人员外，也包括部分被当地招工的知青，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几百万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镇。这两者的高峰值虽不同，不过它还是清楚地表明，“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然而，城市的青年依旧整批整批的上山下乡，需求劳动力的企业再从农村一批一批的招工；城市的应届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然后再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这种现象是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的。
毛泽东对上山下乡不仅全力支持，而且在运动逐步推向高潮时还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概念。“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新概念的现实意义，与当时“文化革命”的发展分不开。在“文革”中，红卫兵开创了窝里斗的先例，继而全国分裂成为两大派造反组织。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社会的很多部门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1968年夏天，毛泽东狠狠批评了红卫兵组织到处“抓黑手”的做法。
虽然采取了措施对学生实施军训，以加强组织纪律性，进而要求“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久，工宣队进入学校。而实际效果上，无论是派军训团还是派工宣队，都未能根本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现象和派性，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却彻底解决了学生中的派性，制止了学生们的无政府主义。把已对“文革”主流产生离心力并在多方面起着消极作用的大中学生们分散到广袤的农村去，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客观功能。
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就格外重要了。一方面，毛泽东对青年人有着天生的好感，屡屡批评对青年的压制，并由衷地对青年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另一方面，他对共和国培养的一代知识青年是否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本质的差别，他们能否保持“江山万代红”而疑虑重重。
“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出现，使得毛泽东称赞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他还谈到：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政府！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不久，伴随着革命小将不断地“犯错误”，他认为有必要对他们及其后来者们进行“再教育”。或许可以说，毛泽东对红卫兵一代人的失望之情，导致了“接受再教育”理论的产生。
顺便提一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与此时中苏交恶、边境摩擦频仍的外部环境也有关系。伴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的出台，紧接着便是1969年3 月的“珍宝岛事件”以及林彪的“一号命令”。全国立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紧张的战略气氛中。除了全民性的深挖洞、广积粮以外，大量城镇人口被动员迁往农村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接着是机关精简机构，干部走“五七”道路。这些既有战备的需要，又有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考虑。这样的外部环境，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助力。
综上所述，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当年那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必然产物。在其出现和成势阶段，总体看来似乎是以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表现在：规模不大，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几乎所有上山下乡者是主动报名参加的；他们的政治定位还是与工农近乎平等的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后，运动产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表现在：全国迅速出现全民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原本并没有想要上山下乡的多数人成为了主力军；他们的政治定位是接受再教育。而且，“扎根一辈子”更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长达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