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口头叙事媒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媒介论文,口头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人类学观念中，口头叙事媒介发挥其文化功能时，口耳相承、音容笑貌的鲜活体态以及人际口头交往的生活日常性是其传播机制。同时，口头叙事媒介参与建构了神话、史诗等重大文化体裁。因此，口头叙事媒介的人类学讨论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传播媒介的维度，口头叙事媒介呈现出立体性与弱主体性，媒介的工具意义在此获得主体的隐含身份。二是艺术媒介的维度，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人生的仪式性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特性。同时，口头叙事媒介与人类艺术的起源具有互为性关系。
一、立体性与弱主体性:作为传播媒介的口头叙事媒介
传播媒介连接着信源与信宿，传达信源的同时，以自身的方式抵达信宿。口头叙事媒介以声音媒质与口耳相承的方式实现其传播功能，在传播学上可以非常清楚的说明其传播机制。不过，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讨论，口头叙事媒介则具有极为复杂的传播过程，既涉及声音的传播，也与传播情景相关;既包含有人类的交往本性，也凝聚了生活自身的规定性。要言之，口头叙事媒介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种传播工具，其深刻的人类学内涵必须得到证明。惟其如此，叙事传统才可获得坚实的传播学依据。
(一) 口头叙事媒介具有立体性
口头叙事媒介以声音媒质为基础，以姿态、动作、环境等富有文化寓意的媒介元素为辅助，构成其立体性特征。
1.口头叙事媒介的立体性首先体现在口头性方面。口头性( orality) 是一个意义充足的民间文艺学术语，在口头诗学理论中得到深入分析与建构，是无文字时代和不以文字为交流媒介的群体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一种特性，也是他们艺术创作与艺术传播的基本品格。口头性所包涵的内容，既把语言发生和传播过程融于一体，也将人际传播的始源与文化传播的偏向对应起来[1]，这种既强调传播方式，也注重传播取向的特质，展现出口头性的人类本真意义。
口头性作为口头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与口头诗歌创作与传承相关的艺术特征和表演规律。“声教传统在许多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透露出前文字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语言崇拜心理。彝族毕摩所吟诵的经文和诗词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诵作品，在巫化心理的支配下，它们早已被世人蒙上神圣的袈裟，诗话的语词程式和仪式化的语言氛围，使其具有超越世俗语言的魔力。”[2]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口头语言的人类学性质，既是日常性的交流，也是宗教性的敬畏，口头媒介本身的中性立场已不存在，它具有强大而多元的文化包容力量，从常态媒介过渡到非常态的文化中介，口头语言在特殊语境中的所指，与主体信仰及相关行为有关。
口头性是描述人类文化本原现象的必然方式，文化创造经由口头语言实现并得以传承，语言的发生进一步获得了口头性的维护与锤炼。口头性深层次的意义是人与人的切近性关怀，以及关怀所凭藉的基本手段。这一关怀并非只在情感意义上成立，而且在生存方式和生活境遇上也具有必然的意义。它将人类的一切象征和意义表达浓缩为口耳相传的媒介形态，根源是劳动之上的语言发生。因此，口头性的本质是人类文化起源的本质，即劳动。在劳动的促使下语言发生，口头媒介由此获得内容和意义，同时它自身也成为文化内容。也可以说，语言发生与口头传播共在，口头性是其共在的标志。
口头叙事媒介的口头性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得以直接呈现。经典传播学把口头传播分为体内传播与人际传播两种形式[3]，体内传播既可以是默默无语的神经中枢与多种官能的信息交互过程，也可以是自言自语的借助口头性来实现无意识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感知的交互活动。人际传播所兼具的口头讲述与耳濡目染及其构成的对话情景，成为人际传播的典型模式。从口头传播的实践研究可知，体内传播与人际传播在口头性方面的交互共在关系，构成口头叙事媒介第一层级的立体性。口头传播过程中，口头叙事媒介成为体内传播与人际传播共时作用的整体结构，在此建立了自我/个体/自然与他人/群体/社会的共在关系，这一关系得到了人类学不证自明的许可。从这一组关系中，我们找到了本真的、简单的属于口头传播内在性质的哲学依据:人的出场，首先是自我的自明性出场，其次才是基于口头性的他人的审问式的对照性出场。
2.口头叙事媒介的立体性还体现在它的媒介多样性与交互性。除了体内传播与人际传播共在的特点，口头叙事媒介还隐含有媒介的复合形态。首先，口头叙事媒介最直接地创建了人的媒介性，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媒介过程中完全、自由地充当着媒介本身，人从主体过渡到了主客合一的状态。其次，人在实现其主体身份与客体对象之时，还担当了二者的联结体。正因为人在口头叙事媒介中完全具备了媒介的意义，作为人在交往和传播中的表达方式，肢体、姿态、音色、容颜、礼俗以及浸透在发肤衣饰上的人的信息，都直接地成为媒介内容，口头叙事媒介不再只有口头过程、口语表达和耳濡目染，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举止、神色、时间记忆和空间感知等，以其独特的方式成为媒介本身，成为口头交往应有之义，成为媒介多样性的丰富的人的内涵。当然，这些作为人的媒介特性，从不独立存在，而是交互作用，此起彼伏，共同显示出人这种媒介的生命活力。这是口头叙事媒介第二层级的立体性。
口头语言及其必然附着的身体语言，既构成口头叙事媒介的重要内容，也创造了口头叙事媒介在人际交往中的优势。作为生理、心理机制的内在因素的口语，它与社会约定性同谋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语/方言特征，通过最为优越的日常生活的运用与磨练，口语成为最富于生活意义的自然语言，从语音、词汇、语法等多个语言层面得到充分发展与深入哺育，使之具有了对自然世界、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内心体验等自然、文化现象予以描写、表现的神奇能力，因而具有了充分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历史机遇，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劲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
(二) 口头叙事媒介具有“弱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性的论述，是笔者论述弱主体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是人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改造原则，从人的内在理性出发，建立把握外在事物的尺度，强调人的能动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于改造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口头叙事媒介由于是凸显在人自身之中的一种媒介，因而具有了人的主体性的某种边缘的、延伸的性质，即“弱主体性”。
口头叙事媒介的性质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人作为媒介之后，媒介本身的平静、客观和非生物特征被取消了，进而成为有理有据、有情有义的情景媒介。这种媒介区别于人类创造的其他技术媒介，也可以称之为天然媒介。它不是人为创造的，而是人类在其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自然能力。据英国遗传学家安东尼·玛纳克所主持的一个项目组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发现了语言基因的进化原理。研究认为，老鼠和所有灵长类动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语言表达“行不通”的属于5%“最稳定遗传物质”的FOXP2 基因。科学家计算出对人类产生语言起决定作用的“FOXP2 基因突变”发生在大约12 万至20 万年前，这与现代人口迅猛增加一致[4]。这项当代遗传学的研究证明，人类的口头叙事媒介起因于生物进化，是一种遗传性功能，这对于世界万物而言，这一功能的获得为人类自立于地球去创造文化及其技术媒介提供了基本前提。
口头叙事媒介的弱主体性，使得任何口头传播都变成了一个故事，一个可以讲述和聆听的故事。
这一媒介变化，实质上是对媒介的否定。因为人作为媒介时不可能独立存在，他必须与前因后果，与人情事理，与喜怒哀乐，与此情此景……等等，密切关联，表象上人已成为媒介，已作为传播方式去交流信息，而其符号化的背后则是情意绵绵的人际活动，每一个人的媒介化，人的每一次媒介化，都具有完全独特的情景意义。
换言之，人作为媒介，他是一切媒介中最为独特的媒介因素，人所携带的精神世界，将媒介变成了一个个可以升华的世界，可以自成一体的世界，由此，原本变成了媒介的人，却因自己成为媒介而更加鲜明的获得了主体性，甚至将那部分媒介的意义也主体化了，媒介在人的阶段，第一次具有了人的意义。作为媒介的出发点，人把自己交给了没有情感的物化世界，然而，在物化的途中，人却以高贵而活力无限的品质，将媒介的僵硬融解，又重新返身到人的明亮世界，人的灵动与生命能量得到强化，媒介因此而透明，由此进入“弱主体”的行列。
黑格尔深入探讨过作为媒介的人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没有哪一种媒介像人那样，鲜活、丰富而充满意趣。这可以理解为，人作为媒介时，人的主体性特征始终明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的媒介身份[5]。这一观点是黑格尔在讨论戏剧艺术之时，关于人作为媒介的纯粹性的辩论。其实，人的主体性在人作为表演媒介的过程中还是受限制的。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口头叙事媒介中的人有很大差异。因为，口头叙事媒介中的人是本然的人，主体性与媒介性具有同等意义，既是主体，也是媒介，人充分地张扬着，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原初品质由此得到证明，由此得以延续和传承。
二、仪式性与日常性的审美:作为艺术媒介的口头叙事媒介
艺术媒介是艺术呈现的材料或感性形式[5]。口头叙事媒介不仅具有传播媒介的功能，而且还作为艺术媒介创造了口头叙事艺术。人作为口头叙事媒介的承载者和运用者，决定了口头叙事媒介表达故事想象、吐露心声情思的第一媒介地位，其日常传播功能因而得到强化和扩张，故事、歌谣生产与传播的背后是口头叙事媒介内在性的深化，除了传播媒介层面的人类学意义外，口头叙事媒介在叙事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中直接获得人的主体性意味，在人类的口头叙事艺术活动中成其为艺术媒介。鉴于讨论的有效性，笔者主要从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的角度展开，较为深入地梳理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法则，相对宏观地辨析口头叙事媒介与艺术的深层次关系，以期对人类叙事的口头媒介传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
(一) 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具有鲜明的人类学特性
从艺术媒介的角度讲，口头叙事媒介没有分离出纯粹的艺术媒介功能，但在传承和创作口头作品时，口语特质、讲述活动的艺术整体性以及隐在的表演性，寓于口头传统之中，成为文化传统的艺术表达形态和艺术风格。人的声音符号具有的人性色彩和个人化特征，以及所必然要求的语境信息，成为声音符号建构故事、演绎情感的首要性质。古典学者在讨论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特质时，大多以口头叙事媒介与书写媒介作比较，反衬出口头叙事媒介的特殊性。
在口头叙事媒介的诸元素中，口语更典型的显现了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风格。就一般的人际交往来说，口语的灵活运用至关重要。口语这一事实说明，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存在着或将产生某种程度的相互信赖与语境约定，因为相互影响的交流或对这种交流的期望是交往主体日常经验中内在的价值取向[6]。口语基于上述的伦理学认同，开始在日常交往中被人们更为频繁的运用，尤其是修辞学对口语的不断创造，使其从日常信息传播的重任中，附加上了以修辞为手段的口语艺术能力。修辞讲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扩充了人的意义，开拓了事件的深度，同时使修辞语言的附属性转变为元口语性。口语所涉讲话者与对话者的方式及其产生的言外之意，以我们熟悉但简单化的方式无法理解，必须立足口语传统才能领悟。口语所代表的口头叙事媒介是音响的，也是视觉的。一些重要及特殊的意义是通过运用我们所谓的讲话这一音响及体态动作等视觉媒介来表达的，那些有着创造性与情感个性的修辞内容既是说唱并重的，也是声形交加的，讲述与表演同在，因而，口语艺术自一产生起就是综合艺术。
(二)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总是以日常生活与民俗仪式为其语境的
在日常交流的氛围里融入生活，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品格附着在日常交往的事件处理和情感沟通之中。
民俗仪式上的口头叙事媒介，其综合功能被不断放大。特定场景的传统性意义，是民俗仪式相对稳定性的表现，人们透过习俗与仪典，讲述传说，传承信仰，排演仪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认同践行周期性的民俗生活。就日常生活与民俗仪式的关系而言，既可以说日常生活与民俗仪式二而为一，日常生活包含了民俗仪式的过程，民俗仪式填充了日常生活。也可以说日常生活与民俗仪式互为突破，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和重复性，在民俗仪式的参与下沦为片断，时有革新的局面，避免人们局限在日常生活中而变得僵化与冷漠。反之，民俗仪式的爆裂感和无序狂欢，带给人的动荡与不安，则因日常生活的沉稳有序，得到训化、规整与呵护。口头叙事媒介在这种辩证的生活关系中，其艺术表达得到了强调，仪式的神秘与圣洁，为口头叙事媒介的出场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形态，尔后在仪式的排演中，口头叙事媒介以非常态的方式辗转于时间的刻画和空间的塑造中，娱乐的调笑也带上了合法的严肃性，夸张的口头表演尽显民间艺术的风流奇诡，于是，口头叙事媒介光彩四射，民俗仪式成了口头叙事媒介最好的艺术演练场域。
一个较全面的观念是，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是有局限性的，尤其依重于生活情境的一次性不可重复的表演性呈现，使得口头叙事媒介在进行艺术创造时缺乏静态、深刻的可记录性，这是它致命的“阿喀硫斯之踵”。而这一点，在许多民族的艺术生活中都是借助技术媒介来加以弥补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论，虽然悠久的农业文化滋养了丰厚、强大的口头传统，但我们从数以万计的史料中探寻到的一个历史真实是，大量的书写媒介所传承的文献，对于建构和维护口头传统事实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有很发达的笔记小说，即属此例。相对来说，历史性书面叙事的情景性与参与性较之于表演性口头叙事要弱得多[7]。
另外，口头叙事媒介由于缺乏静态特质，流动的易逝性也就直接损害了口头叙事媒介成熟而优秀的艺术表达品质。尽管我们可以借助技术媒介来记录和复制，但这些记录终究只是记录，原质的、生命化的、弱主体性的口头叙事媒介所张扬的那份卓越无双的艺术表达，却从此不再涌现。在这个意义上，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是不可逆的艺术传承，其局限性成就了口头艺术非凡的艺术魅力，同时在人类口头艺术的历史河流中生生歇歇，消消长长，创建了人类艺术最为精彩的人自身天然呈现的艺术杰作。
更何况，当代技术媒介的轰然兴盛，已造成严重的媒介偏斜。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已失去人类学的支撑，日常生活和民俗仪式中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不再为时代所重，人们对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功能不再有深入的认知和传承，它重又回归到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工具的位置，其作为艺术媒介身份已悄然藏身，整体上的口头艺术正在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