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偏执对突破式创新窘境的调节效应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窘境论文,偏执论文,效应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Christensen提出的创新者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认为，大公司为维持自己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不得不取悦于最有价值的顾客，而且别无选择——它们受到像重力一样的力量牵引走向末路”。营销能力越强的公司越想“讨好顾客”，就越不愿进行“突破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一旦面对实行这种创新公司的进攻时，往往因无法正确应对很快被“颠覆”(Christensen，1996)[1]。无独有偶，英特尔公司前总裁安迪·格鲁夫在纵观企业的起落沉浮后归纳出精辟论断，“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当Sears公司沉浸在世界上管理的最好的公司之一的赞誉声中时，Visa和Master Card抢占了他的市场份额。DEC公司开创了微型计算机市场，却被后继的王安和惠普咄咄相逼，最终使得个人计算机市场落入了苹果和IBM之手。施乐公司曾长期是大型复印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佳能公司却能够以台式复印机为利器将施乐的市场领导地位彻底颠覆。
然而，并非所有坚持“顾客导向”的大企业都不能摆脱被“颠覆”的厄运。在企业实践中，我们也不乏观察到许多营销能力强的大公司能够勇于开展突破式创新，进而确保其领导者的市场地位。比如，按照半导体产业的摩尔定律，不断升级计算机芯片的英特尔公司；拥有约10万项发明专利，在剃须刀等小家电市场牢不可破的飞利浦公司；不固步自封，勇于研发喷墨打印机挑战业已成熟的激光打印机市场的惠普公司。
那么，究竟为何某些曾经如日中天的公司，经不起岁月的洗礼和时光的冲刷，当突破式创新来临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同样昔日辉煌的公司能够始终站在产业技术进步的浪尖，将辉煌再度延续。英特尔公司前总裁安迪·格鲁夫提出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著名论断或许能够启迪我们开启其中的奥秘。据此，我们得到本研究的核心命题：市场偏执是左右企业能否跨越突破式创新窘境的关键因素。
二、文献回顾
(一)突破式创新窘境内涵的一般性界定
目前关于突破式创新窘境的主流概念是Christensen和Bower于1996年提出的。他们认为“突破式创新窘境”指的是，大型企业并非不具备识别和开发“突破式”创新技术能力，只是因这些“领导企业”固守顾客导向的营销理念，导致它们将能否与顾客保持最亲密关系视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本能排斥那些刚诞生的“突破性技术”。Christensen对突破式创新窘境的界定是基于现象描述的观点，虽然清晰的勾勒出了突破式创新窘境的特征，但由于其没有从更为一般和抽象的层面给出突破式创新窘境的成因性定义，所以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某些大型企业并没有身陷突破式创新窘境的管理悖论。
本研究认为突破式创新窘境是两种彼此矛盾的作用机制相互影响的产物。一种作用机制是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本文冠之为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一种作用机制是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本文冠之为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在一个企业里，这两种相反的作用机制或者状态是同时存在的。当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表现为“优势态”时，企业陷入突破式创新窘境，当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表现为“优势态”时，企业超越突破式创新窘境。
1.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正向影响 突破式创新的研究源于Schumpeter(1942)[2]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论述。Schumpeter的论证基于一个重要假设，即大型企业的创新强度远胜于小企业(Scherer 1992)[3]。该假设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Galbraith(1952)[4]和Ali(1994)[5]的研究认为，相对于小企业而言，大企业在实施突破式创新方面的能力拥有许多优势。比如，大企业在创新研发过程中享有规模经济，能够分散风险，并且易于获取创新所需的金融支持。Kotler等(2006)[6]指出，奉行营销(市场导向)观念的公司既关注顾客现有(当前未被满足)需求，也会关注顾客潜在(将来)需求，其创新绩效胜过非市场导向型企业。Amabile等(1996)[7]指出营销能力在整合企业资源与推动创新领域工作方面有重要作用。Song等(1996)[8]则认为在产品研发阶段，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竞争是需要被评估并被整合到新产品创意过程中，营销能力对于辨识正确的创新方向和创新的商业价值起至关重要作用。Barclay(2002)[9]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能否快速将新产品投放到市场越来越成为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Weerawardena(2003)[10]在就营销能力对公司以创新为基础的竞争策略影响的研究中，得到营销能力对创新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结论。于建原等(2007)[11]以中国企业为研究背景的实证结果也显示，营销能力能够刺激企业自主创新欲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预期，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绩效。
2.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 然而，当代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如Bennett和Cooper(1979)[12]以北美企业的创新实践为例，认为由Levitt、McCarthy、Kotler等人创立的现代营销理念“不是一朵无刺的玫瑰”，此观念在阻碍企业创新。奉行这些理念的企业通过经常性的市场研究密切了解与掌握顾客对其现有产品的评价与改进建议，普通顾客又因受知识结构、信息搜寻能力限制与对更新成本的顾虑等，只能给出对产品的局部改良建议。于是，这些企业将越来越疏于进行全新技术研发，转而热衷于以“修补与粉饰”为内核的商业活动。突破式创新窘境的另一种解释是组织惯性。Schumpeter假设的反对者认为，随着企业营销能力和组织规模的增强，大企业会演变成官僚化、市场反应迟钝与风险厌恶型的组织(Mitchell和Singh 1993)[13]。一旦能力刚性和组织惯性发生作用，大企业将本能的选择“渐进式创新”而非“突破式创新”。王永贵等(2004)[14]在进行组织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中，也得出营销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消极影响的结论。
(二)市场偏执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刺激作用
英特尔公司前总裁安迪·格鲁夫是在营销和管理领域提出“偏执狂”概念的先驱者和倡导者。格鲁夫(1996)[15]表示，他在考量市场中的诸多因素时，都倾向于市场偏执。在高度竞争和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无论多么周密的企业计划都不能预见未来的市场变化，企业最好的方式是建立一种活力、有效的应急机制，“偏执狂”帮助英特尔形成了该种应急机制(格鲁夫，1996)。Malshe(2005)[16]继承和发展了格鲁夫的市场偏执思想，并从营销管理视角给出了市场偏执的明确界定。他认为市场偏执指的是企业对市场因素采取怀疑、警惕的倾向。市场偏执型企业通常认为市场中存在隐形的、结构性的信号，这些信号如果不被及时的发现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则可能威胁和损害企业经营。
Lauerman(1996)[17]和Sweetman(1996)[18]认为市场偏执能够帮助企业正确地解读竞争对手的信号以及提升市场绩效。Kramer(2003)[19]的研究表明市场偏执能够弥补企业的脆弱面。Peter Slovik，Sysco公司的首席信息官，表示Sysco公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偏执公司，Sysco公司每年都要花大量的时间焦虑他们所未知的市场以及竞争状况(Cope 2000)[20]。Tebbe(1998)[21]指出在一段时间内，IBM的发展速度不敌市场偏执型公司，结果被惠普和微软所超越。
综上，就突破式创新窘境而言，人们既可以发现诸多支持性的观察事实——许多大企业因为营销能力增强而回避突破式创新，本文称之为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又不乏找到能够否定其始终成立的观察性事实——不少持续开展突破式创新的知名企业，本文称之为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虽然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市场偏执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但市场偏执是否为调节突破式创新窘境显现与否的重要变量却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所以，如何对上述“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以及企业在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和隐性态之间的转化机制做出合理解释，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命题。
三、研究假说与研究模型
(一)研究理论构建思路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潜在假设和研究情景的挖掘与抽象，本文认为突破式创新窘境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相悖的研究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突破式创新窘境的两种状态是同时存在的，即营销能力既可以正向刺激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表现为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营销能力也能够阻碍企业实施突破式创新，表现为突破式创新显性态。而不同学派的学者往往只将其研究局限于其中一种状态或者一条影响路径的讨论。
其次，某些重要变量，比如市场偏执，在调节着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正负影响效应。也就是说，当企业的市场偏执增强时，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会减弱，正向影响效应会增强；而当企业的市场偏执减弱时，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会增强，正向影响效应会减弱。这一调节机制极可能成为诸多观察性事实背后隐藏的普遍规律：奉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英特尔公司能够持续的开展突破式创新，其市场地位一直让追赶他的AMD公司望尘莫及；而Sears公司、王安电脑等企业在达到事业巅峰后，通常“无力”进行突破式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则可能与他们对市场偏执的忽略紧密相关。
(二)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影响路径
如前所述，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表现为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菲利浦·科特勒(2006)等认为，对创新风险评估与对创新商业性回报预期是受公司营销能力影响的。Weerawardena(2003)是较早就营销能力对企业创新影响作专项研究的学者，他验证了营销能力对公司以创新为基础的竞争策略会发生影响，并得到了营销能力对创新强度呈显著正向相关性影响的结论。于建原等(2007)以中国企业为情景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营销能力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欲望、自主创新预期以及自主创新绩效均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
自噬倾向(Willingness to Cannibalize)是指企业愿意以牺牲既有产品销售额为代价而推出新产品的倾向(Mason and Milne 1994)[22]。Karin，Harvey和Rother(1978)[23]建议将自噬倾向的影响程度纳入到公司执行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之中。Chandy和Tellis(1998)[24]的研究表明，在突破式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除了Schumpeter提出的公司规模外，自噬倾向是一个被忽略却非常重要的突破式创新驱动因素。
于是，虽然营销能力和自噬倾向均可能对突破式创新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但自噬倾向作为企业特定态度表征标变量(Deshpande and Webster 1989)[25]，应当视作营销能力(一般性能力表征)的结果变量。于是我们得到如下两个研究假设(见图1)：
(三)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影响路径
同样，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表现为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Zucker(1977)[26]认为组织能力一旦形成，通常就会被逐步制度化以提高其作用的效率。而制度化的能力则会导致行业在位者出现组织惯性(Li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27]。Tushman和Anderson(1986)[28]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组织惯性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随着组织的成长，组织的复杂程度和内部的相互依赖程度会随之增加。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复杂度和相互依赖度则会阻碍组织进行革命性的变革，组织惯性也就随之产生。Leonard-Barton(1992)[29]的研究表明企业既有的传统能力往往具有刚性，而能力刚性会负面影响甚至阻碍企业创新。
因此，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部分大企业因为组织惯性，只专注于利用既有的能力，却忽视了能力的更新和创造(Tushman and O'Reilly，1997)[30]。既有能力的延伸利用只能促使企业启动渐进式或者模仿式创新，于是组织惯性会通过扼杀企业培养新能力，从而阻碍企业启动突破式创新和抑制企业的长期利润率(Levinthal，1997)[31]。
由于营销能力是企业的重要能力之一，所以本文认为营销能力的提升和制度化可能导致组织惯性，而组织惯性会通过抑制企业自噬倾向进而降低突破式创新。归纳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见图1)：
：营销能力会导致组织惯性的形成
：组织惯性会抑制企业的自噬倾向
(四)市场偏执对突破式创新窘境的调节作用
Fombrun(1992)[32]指出大企业轰然倒塌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大企业的流程和能力出现了组织惯性，而组织惯性使得这些大企业对具有潜在威胁的市场因素视而不见。企业过去的成功会导致其态度上的傲慢和认知上的偏差，于是企业会否定变革的必要性(Levinthal，1997)。组织惯性会让企业对利用既有能力在将来实现成功创新显得信心十足，这种过分自信会使得企业忽略开发新的组织能力以及新旧能力的整合与平衡(Hammond，Keeney，and Raiffa 1999)[33]。这种自信还会使企业高估其既有的竞争能力，并且从主观上弱化环境中存在的挑战这种自信的负面信号(Levinthal，1997)。
由于市场偏执能够促使企业保持柔性、活力、有效的认知机制(格鲁夫，1996)，并帮助企业及时地发现环境中的危险信号(Gilad 2004)[34]。所以，本文认为市场偏执会负向调节(或者减弱)营销能力导致组织惯性的作用效果，并得到如下假设(见图1)：
：当市场偏执较弱时，营销能力会促使组织惯性的产生；当市场偏执增强时，营销能力会抑制组织惯性的产生。
四、研究设计
(一)构念测量与量表预调
1.市场偏执 Malshe(2005)将市场偏执视为二阶构念，包含顾客偏执(Customer Paranoia)和竞争偏执(Competition Paranoia)两个一阶构念。其中，顾客偏执包括顾客现有需求、未发现的顾客需求、对现有顾客的挽留、发现新顾客以及顾客满意度5个测量项目。竞争偏执包括对竞争的经常忧虑、经常想象竞争损害公司业务的不同情景、思考竞争对手行动的潜在威胁、竞争对手是否具有威胁我们生存的能力、竞争对手会利用任何由我们劣势所产生的机遇、仍然存在未被发现的威胁、不断挑战公司既有业务、市场研究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寻找威胁和谨慎的对待每一个新市场发展，共计9个测量项目。
2.营销能力 本文将营销能力视为一阶构念，采用于建原等(2007)所开发的营销能力测量量表。该量表的开发过程遵循了Churchill(1979)[35]对营销构面测量量表开发的建议，量表内容是在Vorhies和Harker(2000)[36]、Weerawardena(2003)所开发的营销能力量表基础上，依据中国企业情景添加了品牌和企业声誉两个测量维度而形成。整个量表由市场研究、定价、渠道、促销、品牌、顾客关系和公司声誉7个测量项目构成。
3.突破式创新 根据Gregan-Paxton和John(1997)[37]的定义，突破式创新是对既有产品种类划分的超越，即其不是在既有产品种类之间重新分配份额，而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产品种类。本研究采用Chandy和Tellis(1998)所建立的突破式创新测量维度，其包括企业是否经常推出与既有产品差距甚大的突破式创新产品，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比较滞后，企业近三年的突破式创新数目，企业近三年的突破式创新所贡献的销售百分比，共计4个测量项目。
4.自噬倾向 本研究沿用Chandy和Tellis(1998)所建立的自噬倾向测量量表。该量表包括改变组织计划适应新产品开发，支持对现有产品销售产生冲击的新产品开发，改变既有流程适应新产品开发，在采纳新技术过程中变更组织能力，反对淘汰既有生产设施的新产品研发，愿意以牺牲既有产品销售为代价来提升新产品的销售，改变任务实施方式来适应新产品研发，支持导致现有投资损失的新技术研发，共计8个测量项目。
5.组织惯性 组织惯性是组织不再移动或者行动的趋势(Gresov，Haveman，and Oliva 1993)[38]，它表现为组织不再学习和培养新能力，而只是沿用既有能力。于是，本文将组织惯性分为能力延伸和能力创造两个子构念，并采用Zahra，Ireland，Hitt(2000)[39]所开发的量表加以测量。其中，能力延伸包括既有技术的升级，对成熟技术的投资，提升在既有成熟方案中解决顾客问题的能力，在企业已经拥有创新经验的领域提升技能，增强提升既有创新活动效能的能力，共计5个测量项目。能力创造包括获取完全崭新的企业创新技能，学习完全崭新的行业创新能力，获取完全崭新的促进创新的管理和组织技能，首次获得与研发相关的技能，在没有经验的领域增强创新技能，共计5个测量项目。
虽然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为国外成熟量表，但为了保证量表的中国情景适应性，本研究仍然按照Churchill(1979)所提出量表开发流程设计建议对量表实施预调查。首先，笔者将所有需使用的英文量表进行英→汉翻译，再请一位营销学博士生回译成英语，以检查笔者对量表原文的理解。通过后，再由在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西南财经大学EMBA班学员为对象进行预调查。预调查数据采用SPSS 13.0和Lisrel 8.70软件进行分析，主要检测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同时进行EFA与CFA分析来检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最后，基于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以及专家讨论意见，删除了初始量表中信度值与因子载荷不达要求的题项，形成正式量表。
(二)数据收集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局域差异，本研究收集了四川、湖北和广东三个省份的企业数据。调查从2008年1月中旬始至2008年3月底止，历时2个多月，共发出问卷622份，回收问卷505份。剔除关键问项缺失和没有开展突破式创新的企业，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58份，有效回收率为73.63％。受调企业主要是集中于通信、电子、医药、软件开发等行业。其中资产规模在2亿(RMB)以上企业占21％。国有(国营)占42.3％，外资(或中外合资)占25.6％，股份制占21.2％，民营(集体)占6.7％，自然人合伙占4.2％。
虽然本研究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但无响应偏差仍可能对样本质量以及研究信度与效度带来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将由委托方发放与我们直接发放问卷分为两个比较组，检验两组问卷在基本资料上有否显著性差异(Armstrong ＆ Overton，1977)[40]。结果表明，无响应偏差对本次调查影响可忽略。
(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样本数据的信度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中的5个构念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这一“门槛值”(表1)，可判定为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能满足研究所需要信度要求。
效度检验包括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与判别效度(Discriminate Validity)检验。收敛效度检验是对各研究构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在输出的CFA模型拟合度指标中，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均小于2；NFI和AGFI均超过了0.9的理想水平；RMSEA都达到小于0.08的理想水平：这表明模型中验证性因子拟合度很高。5个构念的题项因子载荷也较高，最低为0.711，且都满足P＜0.01显著性检验要求，5个构念的AVE值＞0.5。据此可判定量表有很高的收敛效度(Anderson and Gerbing，1988)[41]。
判别效度检验是通过比较构念的AVE值与对应的构念间相关系数平方。因此，本研究通过SEM模型计算了5个构念间的相关系数，然后将AVE值置于对角线(表2)。结果表明，所有构念的AVE值均满足了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相关系数平方的判别方法(Fornell and Larcker，1981)[42]，量表能通过判别效度检验。
图2 市场偏执调节效应的路径检验系数
(四)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首先，以市场偏执为分组变量，对市场偏执采用Ward方法进行多层聚类分析，样本经聚类后被分高市场偏执(156个观测)和低市场偏执(302个观测)两组。然后分别对这两组子样本进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输出结果见图2。两组子样本也表现了较高模型拟合度，且所有路径系数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在低市场偏执组(图2a)，营销能力对组织惯性的影响系数是0.492；在高市场偏执组(图2b)，营销能力对组织惯性的影响系数是-0.282。营销能力突破式创新的正(高市场偏执时)、负(低市场偏执时)影响效应显现出来。
为确定市场偏执是否对突破式创新窘境起调节作用，本研究以Lisrel 8.70为计算平台，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分析技术”对聚类后的两组子样本进行调节效应的卡方验证，验证结果见表3。在表3中，△
=55.062，在2个自由度下显著，市场偏执对突破式创新窘境的调节作用得到统计显著性验证支持。这样，将市场偏执引入分析模型后，就能充分解释突破式创新窘境：1)当企业的市场偏执较低时，营销能力容易蜕变为组织惯性，进而负向影响突破式创新。如果此时，突破式创新窘境的显性态(负向影响路径)大于突破式创新窘境的隐性态(正向影响路径)，则企业跌入突破式创新窘境，即本能的抵制突破式创新。2)当企业的市场偏执较高时，营销能力成为一种“柔性”能力，其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始终为正，企业非但不会身陷突破式创新窘境，反而会始终、持续的开展突破式创新。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与讨论
数据验证的结果证明，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说H1～H5均通过检验并得到统计显著性支持，因而成立。主要研究结论(见表4)总结如下：
①突破式创新窘境显现与否是其自身两种状态(显性态与隐性态)相互“博弈”的结果。当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为“优势态”，即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机制为主效应时，企业会超越突破式创新窘境；反之，当当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为“优势态”，即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作用机制为主效应时，企业会跌入突破式创新窘境。从图2a中可以看出，就本研究样本中的低市场偏执组而言，突破式创新窘境隐性态(0.229×0.418=0.096)弱于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0.492×-0.725×0.418=-0.149)①。因此，低市场偏执组的企业已经身陷突破式创新窘境，突破式创新的欲望和效果均开始下降。
②市场偏执“逆转”突破式创新显性态的影响方向。在图2a中，低市场偏执组的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的路径系数为，0.492×-0.725×0.418=-0.149；而在图2b中，高市场偏执组的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的路径系数为，-0.282×-0.566×0.424=0.068。所以，随着企业市场偏执的增强，突破式创新窘境显性态的路径系数由“负”变“正”。这说明，市场偏执能够有效“阻断”营销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高市场偏执的企业中，营销能力成为一种“柔性”能力，其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始终为正。
(二)研究启示与策略建议
通过本研究所得结论，可提出如下企业策略建议：
①组织惯性与能力刚性阻碍了中国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企业的发展如同物体的运动一样，客观上存在组织惯性。在企业的发展中，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会得到组织的承认，进而被制度化的保留下来以提升其使用效率，但同时弱化了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能力刚性。既然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实践中习惯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通过高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使其产业化的商业盈利模式，那么，推进这一过程的组织能力势必同样会出现刚性。模仿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是两条不同的组织发展轨迹，需要的是不同的组织能力。于是，现阶段中国企业没有大规模开展突破式创新，是因为习惯于采纳创新的中国企业面临突破式创新的挑战时，过去的组织能力出现了刚性，而新的适应突破式创新的能力还没有形成，陷入了“能力缺失”或者“创新惰性”的两难境地。
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市场偏执让企业保持市场警觉，不断进行突破式创新。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虽然企业(营销)能力的增强可能让组织变得“僵硬”，从而无视环境的变化，并最终被竞争所淘汰；但市场偏执可以阻断企业能力刚性和组织惯性的演进过程，从而增强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笃信偏执万岁”，安迪·格鲁夫带领“芯片巨人”英特尔公司渡过“浮点数危机”，一路乘风破浪，始终保有强大的创新动力和优异的市场业绩。时任雅虎CEO的Tim Koogle(1999)也声称，“我们(雅虎)是一家极端外部导向的企业，我们对外部环境保持市场偏执”。
就中国企业而言，我们也能观察到少数秉持市场偏执，不断超越竞争对手，取得不俗成绩的优秀企业。北京雪花冰箱厂曾于1956年成功试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冰箱，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电冰箱市场的“霸主”。但当雪花冰箱厂于2002年被青岛海信收购时，曾向雪花冰箱厂拜师学艺的青岛冰箱厂却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海尔集团。海尔的崛起与雪花的没落的背后固然有许多影响因素，但从海尔张瑞敏的除了“偏执狂才能生存”之外，还应该是“自虐狂才能发展”的思想中，我们或许能够解读出一些滋味。
华为总裁任正非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可能活不成了，产品低价也卖不出去，这种恶劣的情况会维持七八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这样才活了下去。”而在这种忧虑、偏执思想的后面是华为2007年全球销售额160亿美元(1200亿人民币)，昂首挺进世界500强。
所以，中国企业在提升营销能力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市场偏执。只有两股力量并驾齐驱才能促使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锻造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六、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回答了突破式创新窘境的一般性成因，以及市场偏执对其的调节作用。然而，环境动荡性等其它因素也可能产生影响或者调节作用，即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或者竞争境况，其能力的生成和演变应当具有不同的规律。并且，当同时考量市场偏执和环境动荡性时，营销能力应当如何影响突破式创新，突破式创新窘境是否依然存在，都是本研究限于经费和篇幅而未加讨论之问题。这些问题的探索既构成了本文的局限，同时也是未来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或方向。
注释：
①负号是作用的方向，此处比较的是绝对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