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老子关系的新审视——以《庄子#183;内篇》和简本《老子》为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老子论文,简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涉及庄子与老子关系时，“庄子”一词应析为“庄子”和“《庄子》”两个概念，因为《庄子》还有内、外杂篇之分，乃庄子及其后学分别所作。有学者指出，《庄子》书中引述《老子》之语、阐述老子思想全部在《外杂篇》，故《老子》成书晚于《庄子·内篇》而早于《庄子·外杂篇》，《内篇》作者还没有见到《老子》一书[1] (P394)。时至今日，这一结论显然已经不能成立，因为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后期墓已经出土简本《老子》，《老子》一书不但早于《庄子·外杂篇》，也应早于《庄子·内篇》。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庄子·内篇》的作者已然见过简本之类的《老子》，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老子》一书、没有一句引到《老子》之语呢？还有，以往关于庄子与老子关系的考察，多因没有区别《内篇》和《外杂篇》以及没有确定《老子》的成书年代而出现诸多分歧，现在在有了简本《老子》的情况下，对于庄子与《老子》的关系，可以获得哪些相对肯定一些的认识呢？
本文关于庄子与老子关系的新审视，即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庄子”指的是《内篇》作者庄子，而非整部《庄子》，《老子》则以新发现的简本为据。
一
本文以《内篇》为依据，探讨庄子与老子及简本《老子》的关系，前提是须肯定《内篇》确为庄子所作。目前学界对此尚有歧见，或认为《内篇》与《外杂篇》已被郭象搞乱，研究庄子思想应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依据，打破内外杂篇界限选择有关资料[2] (P353)；或认为内外杂篇皆是庄子所作，只不过具体划分《外杂篇》是庄子早期作品，《内篇》是庄子晚期作品[3]；或认为《内篇》是汉初庄子后学所作，《外杂篇》才是庄子所作[4] (P386)。这样，内外杂篇孰先孰后及其作者问题仍是庄子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对此，笔者认同学者们对《内篇》早于《外杂篇》已经进行的多方论证。这里所要作的补充论证在于，以往论证都还属于个别论证，它们只能解决《外杂篇》中的某一篇或某几篇在《内篇》中的某一篇或某几篇之后，尚没有论证《内篇》作为一个整体先于《外杂篇》，且确与庄子有关。笔者据种种迹象发现，《内篇》很可能曾作为一部《庄子》，在战国时代即先于《外杂篇》单行于世。这个证明就来自《庄子》。《大宗师》有这样一段描述：意而子希望追随许由，许由认为意而子已经被尧的仁义、是非所黥、劓，难以再得“道”，意而子说我可以恢复原貌，“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这才说：“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吾师乎！”这段话恰恰在《外杂篇》中的《天道》篇中又出现了一次，而《天道》分明说是“庄子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很显然，《天道》作于《大宗师》之后，其作者认定《大宗师》为庄子所作，许由的话是庄子所撰，代表庄子思想。其实，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即“庄子曰”就是“《庄子》曰”。《天道》篇作者是在引述《庄子》中的语句，才没有称这段话是“许由曰”。
先秦多无书名，惯常之例是以作者名代称书名。《庄子·外杂篇》引《老子》一书即称“故曰”或“老聃曰”。《墨子》引《老子》一书也称“老子曰”，所以，“庄子曰”完全有可能是“《庄子》曰”。上引材料说明，《天道》篇的作者已经见过一部《庄子》，《大宗师》就是其中的一篇。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内七篇曾作为一个整体，以《庄子》为称，在战国时代已经单行？
刘笑敢先生在论证《内篇》先于《外杂篇》时曾提到《天地》第四节有“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之说，而《内篇》中恰恰有几个寓言，即《逍遥游》中的许由教训尧，《齐物论》中的“齧缺问乎王倪”、《应帝王》中的“王倪……行以告蒲衣子(即被衣子)”，不难看出，《天地》篇所述这些得道之人的师承关系，即是对《内篇》中这几则寓言综合梳理的结果[5] (P19)。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则寓言分别出自《内篇》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应帝王》，包括了其中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可以设想，《天地》篇的作者应是读了包括内七篇在内的这部《庄子》之后而为文的。
此外，《秋水》中有一段借公子牟之口讥讽世俗之人难以了解庄子学说，曰：“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了解“庄子之言”而用“观”字，可见庄子之言已经著于竹帛，在后学中流传。
综上，《内篇》应是一个整体，早于《外杂篇》，乃庄子所作。作为对这一点的一个补充证明，还有学者曾撰文提出应打破内外篇界限，根据《庄子》一书中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划分庄子及其后学不同流派的作品[6]。有意思的是，该文通过思想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内七篇全部属于庄子A系统，外加外杂篇中的《秋水》、《田子方》、《知北游》、《达生》、《山木》。且不说《秋水》等篇是否庄子所作，这个结论起码又一次证明，内七篇全部属于一个系统，乃庄子所作。
二
从《庄子·内篇》看，庄子的确没有引述过《老子》之语。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这说明此时《老子》尚未成书，但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已经可以否定这个推测。
据考古专家介绍，出土简本《老子》的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位置在楚国郢都外墓地范围之内，这一带楚墓的序列已经排定，足以说明该墓属于战国中期偏后。具体来说，这座墓最接近离它不远的荆门包山一号、二号墓，包山二号墓所出竹简有一个纪年可确定为公元前323年。比包山二号墓晚的包山四、五号墓也是地道的楚墓，应早于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人占领。因此，包山一、二号墓及郭店一号墓估计都不晚于公元前300年[7]。这个时间起码证明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之前。上面提到《墨子》引用过《老子》，而据李学勤先生介绍，战国中期的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发现有《墨子》佚篇，可知战国前期已有《墨子》流传[8] (P224)，那么被《墨子》所引的《老子》自然又在该书之前。这样，二重证据已基本将《老子》的成书锁定在战国前期之前，从而证明了该书很可能就是春秋末年的老聃所作。
庄子生卒年不详，但大致生活在战国中期。《史记》庄子本传明确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竹书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得梁惠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70—前319，齐宣王在位时间为前320—前302。从《庄子》中可知庄子与惠施同时，且死于惠施之后，而惠施就主要活动在梁惠王时期，其事迹见于记载最晚的是梁襄王五年(前314)出使赵国“请伐齐而存燕”。此时惠施尚能出使，其去世还应晚上几年，庄子则要更晚一些。
这样说来，《老子》绝不会晚于庄子写作《内篇》诸篇之时，明矣。
说到《老子》，其实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还有不小差异，以往学术界持《老子》“晚出说”的一些理由，全部见于今本《老子》，由此有学者提出简本《老子》为《老子》原始本，今本《老子》乃在此基础上增益改定而成，作者很可能就是战国中前期的周太史儋[9]。笔者基本认同此说，但认为此后还应有所增益，因为从后来的帛书本与今本仍有不同看，《老子》有多种传本。这样，对于庄子与《老子》关系的考察，严格说来就应该以简本《老子》为据，因为就时间来说，庄子很可能尚未见到今本《老子》。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即尽管简本之类的《老子》在庄子撰写《内篇》之时已经流传，而庄子恰巧没有见过它们？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这里没有必要以人所共知的庄子“其学无所不窥”来推定这种可能性的微乎其微，即便对照《庄子·内篇》及简本《老子》，即会发现道家一些基本概念、特有范畴也已经为两书所共有，因此就出现先后讲，只能是庄子采纳、吸收了《老子》，而不是相反。
三
或许正因为庄子没有像其后学在《外杂篇》的某些文章中那样宗法老子、引述《老子》，学界还有一种倾向，即认为庄子本人与孔子的关系要比与老子更接近一些。有学者指出，孔子在《庄子》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144次)，而作为道家开山的老子只出现了68次，不到孔子的一半，这说明孔子在庄子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分量，甚至超过了老子[10]。
考察《庄子·内篇》，且不说庄子之学是否与儒学有关，仅就庄子对待老子和对待孔子的态度而言，事实并非如上所述。在《内篇》中，庄子虽然没有引述《老子》，却多次提到了老聃，还有一处恰恰涉及到老聃与孔丘：
“老聃死，秦失吊之，……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11] (《养生主》)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11] (《德充符》)
“阳子居见老聃，……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11] (《应帝王》)
从中不难看出，在庄子笔下，老聃是一位顺应自然的游于无有的得“道”之人，以致于阳子居诚惶诚恐地求教于老聃，令孔子佩服的无趾请教于老聃，而且从无趾口中，可知孔子也曾频繁向老聃学习。
当然，无论是孔丘还是老聃，其对话大都是庄子根据需要所杜撰。但综合考察《庄子·内篇》，会发现其中历史人物一类，还是大致可以反映庄子心目中关于先贤所臻境界的基本把握的。正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庄子哲学体系涵摄三大人格境界：一是理想人格境界，又称真人境界，超越了时空、生死和物我界限，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二是隐士境界，即“游方之外者”的境界，顺天而不顺人；三是“游方之内”的士大夫的境界，是“顺人而不失己”或“内直而外曲”[12]。这三重境界在庄子那里是有高下之分的。《人间世》即重点表述士大夫的境界，庄子让孔子所代言的也都是这一层次的追求。至于得“道”，孔子远远不及，《内篇》中除上引无趾称孔子已经被天“刑之”之外，还有多处借他人之口和借孔子自己之口贬抑孔子，比如《齐物论》：“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德充符》：“仲尼曰：‘夫子(指王骀)，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老聃，则大致介于游方外之人和得道之人之间，显然在孔子之上。这反映了老子、孔子学说在庄子心目中不同的分量。不管庄子最初是否曾就学于儒家，出自孔门，在他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他对老子思想的认同显然超过了孔学，最终导致将孔学作为了思想桎梏，以致于要解其桎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庄子以老聃为师呢？事实也并非如此。就《内篇》而言，老聃也只不过是庄子提到过的得道之人中的一位，在他之上还有许由、齧缺、王倪、被衣、邈姑射神人等真真假假的真人、神人，丝毫看不出专以老聃为宗师的迹象。
四
现在，在确定了《老子》成书在前、庄子的确了解《老子》一书的情况下，对照《庄子·内篇》和简本《老子》，就会发现，就《内篇》中庄子所阐释的思想看，在他心里潜在地有着超越老子、更透彻地体悟“道”的取向。也就是说，庄子是一位独立不倚的思想家，在他心目中除了师法道之外，别无所师。所以，他没有必要引《老子》为证，更没有必要像弟子或信徒那样亦步亦趋地阐释《老子》思想。相反，对于《老子》书中的许多范畴，庄子都作了更极端化的生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庄子还阐发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范畴和思想。
比如简本《老子》明言“天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却说“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1] (《齐物论》)，自“有”溯于“无”，更自“无”上溯于“无无”，乃至于“无无无”、“无……”。
再比如关于二元转化，简本《老子》已经充满“变”的色彩，所谓“反也者，道动也”。这个“动”不但包含事物会向对立面转化，而且包含事物本身就有对立两极的相互转化，所谓“进道若退”、“大攷(巧)若拙”。庄子哲学也满篇充斥大小、多少、长短等二元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是，在老子那里，进退、巧拙的概念是确定的，只不过看你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说，往往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短时与长久、手段与目的、态度与功效等等的区别，庄子则完全抹煞二元的对立，“大”本身就又是“小”，“是”本身就是“非”，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11] (《齐物论》)。
再比如体道之用，简本《老子》已经为人生设计了“人法道”的行为方式。其中既包括人君治世，如“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也包括个体的平安康泰，如“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古(故)智(知)足不辱，智(知)止不怠(殆)，可以长旧(久)”。庄子也提到过“明王之治”[11] (《应帝王》)，但那是指“道”本身的化育之功，即“道”之治。至于个体人生，庄子所阐述的固然也包含有保身之道，但与《老子》单纯强调的保全人的物质、肉体等外在的生命需要不同，庄子更突出地追求体道之后的心灵状态。《逍遥游》、《大宗师》等篇中反复描写的无功、无名、无己、无死生之别的与道合一的至人、神人境界，就是《老子》中所没有的。
这一切，都可见庄子吸取老子哲学又予以超越和突破的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据简本《老子》考察庄子与老子的关系，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一”这个概念的首创问题。今本《老子》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句，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的描写，还有“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之说，然有学者已经指出，《老子》中这所有带有“一”的语句均不见于简本，《庄子·外杂篇》中引用《老子》之语也没有引到这种语句，由此推断“一”的思想乃后来所加[13]。而在庄子这里，“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庄子与老子道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在于强调“道”的整体性，强调道就是“一”，只有道是一，具体事物则有分有成，起灭变化。道是整体，就不能分割，有分割，就不是“道”了，正所谓“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11] (《齐物论》)。而这正是庄子相对论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道”是“一”，是“全”，世间任何具体的事物便都是非一，都是偏，都是相对的了。庄子不同于老子思想的特色内容，诸如齐万物、一死生、等是非、精神上无我逍遥等等，正都是由此而生发。如前所说，就时间来说，庄子有可能见不到今本《老子》，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庄子所见到的《老子》尚没有“贵一”的思想，“道一”思想就是庄子所创。这样一来，庄子超越老子独创体系的成分将更加强化。
二是关于庄子对待儒家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今本《老子》的反儒倾向至为明显。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等。这些说法在《庄子·外杂篇》中得到强烈回应，《胠箧》直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将矛头直指儒家的“仁义”之说。相较之下，《庄子·内篇》对孔子的态度则显得温和得多，以至于学界有“庄子盖助孔者”之说。而对照简本《老子》，会发现上述这些与儒家对立的语句，或者说法有异，或者概不存在，学派对立的倾向至为淡薄。比如“大道废，有仁义”，在简本中为“大道废，安有仁义”，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这样，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庄子在道家反儒方面的作用问题了。如前所述，庄子在《内篇》中虽没有强烈反孔，但对孔子是有所贬抑的，是把孔子放在老聃之下的。如果庄子所见《老子》是简本而非今本之类，那么他的贬孔倾向就不是受到《老子》的影响，而是缘于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正是出于对“道一”的独特把握，出于对精神上超越一切世俗羁绊的境界的追求，庄子否定了当时各家各派关于是是非非的所有争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于是他否定了孔子，也超越了老子，成就了只此一家的庄子。
综上，简本《老子》的出土，肯定了《老子》并不晚于《庄子·内篇》。庄子在《内篇》中没有称引《老子》，显示了他并不宗老、解《老》的态度。庄子是不步人后尘的独创学派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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