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跨越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4-0022-09
20世纪以来，全球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庞大的扩招与增长，高等教育发展由精英教育阶段步入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1900年，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约为5万人，占适龄人口的约1％左右。到了2007年，在百年发展之后，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1.525亿人，规模增长了305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6％[1]。从总体上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发达国家模式和后发国家模式。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以欧美和日本为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是在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在高等教育投入的生均水平较高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而逐步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扩张也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相适应，实现了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高等学校多样化。后发国家发展模式则普遍是在人均GDP水平较低，高等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较低的背景下以较快速度实现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结构传承了精英阶段的特征，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特征
后发国家高等教育扩张主要基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而非经济的自然需求，高等教育结构是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放大版”，没能建立起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多样化高等学校。斯考费和梅耶利用1900年～2000年全球各国的每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人口数、利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验证了全球高等教育扩张背后的影响机制，发现相对于传统国家发展水平指标(用于验证人力资本)，不断增加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人权意识高涨、发展规划更能有效解释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扩张现象。特别是针对1970年～2000年快速增长现象的分析模型中，产业发展的显著影响作用则完全消失。罗纳尔德·多尔在《学历病》一书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在经历了一个逐步性发展进程之后，学历才得到公认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与此不同，在亚洲等的后发国家，学历一开始就成为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的前提条件，学历的特殊效应导致了学历文凭竞争加剧，以至于毕业生供过于求，导致了学历病的爆发与蔓延，大学生失业现象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2]。
(一)后发国家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以较快速度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18～22岁同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反映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数量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用数据衡量的话，到底在人均GDP达到什么水平时，就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世界各国并无一致的标准。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国家，1940年，在美国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的时候，其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5％[3]，1970年，在其人均GDP约为5000美元的时候，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为49.9％)。许多研究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设想，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会普遍按照美国模式预演。但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却呈现出与美国不同的路径。在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0％左右的时候，欧洲仍保持精英教育模式，只有不到5％的适龄青年进入高等院校。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逐步实现了大众化。英国在1970年人均GDP为2223美元时，其毛入学率为14.4％；法国在1965年人均GDP为2095美元时，其毛入学率达到了14.2％；联邦德国在1970年其人均GDP为3087美元时，其毛入学率为13.4％，基本接近大众化的水平。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时，才逐步实现了普及化。2006年法国人均GDP为36642美元，毛入学率达到56.2％；英国2006年其均GDP为39227美元，毛入学率达到59.3％；德国2006年人均GDP为35166美元，毛入学率超过50％，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东亚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和大众化的时间和欧洲差不多，但其人均GDP水平却差距于欧洲主要国家。日本在1970年其人均GDP为1945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18％，在2002年人均GDP为30745美元时，毛入学率为50.5％。韩国在1980年其人均GDP为1674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4.1％。韩国高等教育是快速发展的，1990年其毛入学率居世界第7位，超过了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995年其毛入学率达到了52％，居世界第8位，当时其人均GDP尚不到1万美元。表1列出了一些代表性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的对应情况[4]。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处于追赶状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GDP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阿根廷在1970年人均GDP为1318美元的情况下，毛入学率达到了14.2％，2000年其人均GDP为7703美元，毛入学率达到了53％，其后不断发展扩张，到2009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71％，而其人均GDP仍为7665美元。智利、乌拉圭、秘鲁等国从大众化步入到普及化中期阶段(毛入学率达到60％)时，还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秘鲁2001年人均GDP为2056美元，其毛入学率达到了32％，其后一直缓慢发展，到2006年人均GDP为3312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35％。智利在1998年人均GDP为5278美元时，毛入学率为35％，到2009年人均GDP达到10179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59％。埃及、约旦、突尼斯、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巴西等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印度、斯里兰卡刚从精英阶段步入到大众化阶段。巴西2008年时人均GDP3700美元，毛入学率达到16％，2005年人均GDP为4723美元，毛入学率为25.5％；印度在2005年人均GDP为1028美元，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步入大众化阶段；印度尼西亚在2000年人均GDP为773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15％，到2009年人均GDP为2273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22％。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欧洲主要国家是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和处于2000～3000美元时，分别步入了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阶段；美国则是在人均GDP在2000美元和人均GDP5000美元情形下，分别步入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日本和韩国同是在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的时候步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韩国更是在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时步入了普及化阶段，到2009年其人均GDP18334美元时，毛入学率更是高达91％。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是在人均GDP1000～1500美元时，就步入了大众化阶段，部分国家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时，步入了普及化阶段。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历程看，都是用了较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00年的4％增长到1946年的17％，用了46年，到1970年的48％，用了24年。英国从196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4％增长到1972年的15％，用了10年，再到1995年的49.5％，用了23年。日本从1947年到1970年，毛入学率从几乎为零增长到15.81％，用了23年，再到2000年的48％，用了30年。
(二)后发国家是在投入水平较低，并且主要是依靠社会投入增加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高等教育投入是高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职能的扩展，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投入可以分为政府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包括学费、捐赠等)两个部分。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的比例存在差异，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的水平与人均GDP、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美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1940年人均GDP为1014美元，毛入学率为15％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71％，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21％和0.49％；1960年美国人均GDP为5264美元，毛入学率为31.5％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10％，其中，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9％和0.61％；197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人均GDP达到13827美元，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2.0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94％和1.12％。到2007年，美国高等教育总投入达到了创纪录的3.1％，其中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和2.1％。日本在197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7％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为0.92％，其中，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8％和0.44％；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1％时，高等教育总投入为1.28％，其中政府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0％和0.68％；到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51％，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8％和0.89％。有学者曾专门统计过OECD主要国家1978～2009年高等教育投入的平均值，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模式，美国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2.75％，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4％和1.71％；日本总投入为1.2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39％和0.88％；澳大利亚总投入为1.58％，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78％和0.80％；加拿大总投入为2.43％，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46％和0.97％；英国总投入为1.12％，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8％和0.44％；意大利总投入为0.79％，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56％和0.23％；法国总投入为1.24％，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3％和0.21％；德国总投入为1.1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97％和0.14％；加拿大总投入为2.46％，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49％和0.97％[5]。
发展中国家情况也是各异。以2009年的有关数据为例，阿根廷毛入学率为71％，人均GDP为7665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4％，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1％和0.3％；秘鲁毛入学率为35％，人均GDP为4412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2％，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和0.8％；印度毛入学率为16％，人均GDP为1127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3％，几乎全都为政府投入，社会投入极少；智利毛入学率为59％，人均GDP达10179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2.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3％和1.8％，印度尼西亚毛入学率为22％，人均GDP为2273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0.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5％和0.2％[6](p78-85)。总体来看，后发国家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占GDP比重偏低，并且主要是依靠社会投入增加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投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数量有关系，但并不一定是正相关，在OECD国家中，美国、韩国、加拿大投入水平较高，都在2％以上，美国在2007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3.1％，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属于中等水平，大约在1％～1.5％之间，智利达到了2.1％，印度尼西亚只有0.3％。同时，各国高等教育投入中的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的比例不同，有的以政府投入为主，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有的则是以社会投入为主，如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秘鲁、智利等。
(三)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相脱节，高等学校是精英教育阶段的“扩充版”，没有建立起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并且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
在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已由社会边缘进入到中心地带，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是培养人才，面向未来的事业，到21世纪中期，高等教育为劳动力市场究竟应该培养什么类型、何种专业的人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才能适应未来50年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传统观点认为，高等学校需要认真细化研究针对未来几十年经济和科技对于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然后据此研究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建立所谓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经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答案就是提高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建立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适应性，以适应技术变革、组织变革、产品结构调整及工资水平的变化。卡内基高校分类方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70年，克拉克·克尔担任卡内基金委员会主席时，根据不同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同任务，将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予以分类，并制定了明确的分类标准，于1971年制订了供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内部使用的版本。此后，卡内基高校分类经过系统修改，又先后出版了1976、1987、1994、2000和2005年5个版本。多样性也是欧洲高校的优势，欧洲教育政策也正在通过指标分类体系引导欧洲高校多样性的发展。欧盟给予高校分类的定位是，分类不应该被看做是大学排名的工具，强调分类的多指标和非等级性，目的是帮助高校树立自身形象，而不是在各种机构之间建立等级制度。其次，分类并不是对高校质量进行评价的工具。欧洲高校分类方法强调系统多样性、结构多样性、专业多样性、方式多样性，声誉多样性、构成多样性、价值与氛围多样性[6](p33-44)。
无论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法还是欧洲高校分类法都是对高校现状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指引高校朝着多样性道路前进，并无判别高校优劣高低之意。当然欧洲高校分类与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都是在欧美高等教育较为成熟、高校多样性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成熟与多样性的高等学校体系是开展有效分类的基础。可以说，欧洲高校分类方法和卡内基高校分类方法是对欧美高等学校现状的统计与描述，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归纳，具有统计学意义，是在现实基础上开展的分类而不是以分类指导高等学校发展。在高等学校多样性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开展高校分类对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意义不大，也难以为高等教育改革制定提供依据。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传承了精英阶段的特征，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扩张主要基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而非经济的自然需求，高等教育结构是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放大版”，没能建立起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多样化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失业问题突出。从埃及、印度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埃及较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其高等教育系统就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各高校规模不断扩大，生师比很高，教师明显不足，专业设置与经济需求脱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管理、文秘、商务、法律等需求趋于饱和。除少量毕业生在政府部门获得就业岗位外，大量学生面临失业。据官方统计，2006年埃及失业人口达104万人，其中75％为高校毕业生，但是实际失业人数比官方统计数据要高得多。并且，一方面是毕业生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待遇低，致使高校人才外流严重，主要流向了美、英和海湾石油输出国。
印度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从1947年的10万增长到2005年的1050万，但每个学生获得的公共资金却在1991年到2003年间下降了近30％。印度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在这些投入中，中央政府将其85％分配给少数几所精英院校，而这7所院校的学生人数仅占学生总数的2％。印度一位信息技术公司的总裁曾说：对于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全国只有7所印度理工学院(IIT)，并仅以一分之差决定着孩子们的未来，这是非常可恶的。印度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达17.2％，高于全国总体失业率。据估计，有近40％的毕业生找不到有合理收入的工作。
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符合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但自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扩招速度10％以上的时间从1999年持续到2005年。200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出台，开始有计划地降低扩招速度(10％以下)。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更明确提出稳定增长的方针，高等教育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3％上升到2002年的15％，用了24年。
其次，中国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基础上实现扩招的。1998年人均GDP是821美元。2002年毛入学率达到15％时，人均GDP是1135美元。2006年强调降低扩招速度时，人均GDP是2070美元。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为2385万人，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是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人均GDP是4394美元。
其三，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0.696％，2008年占比为1.446％。然而，相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规模的增速，高等教育投入增速有限。财政性投入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从1999年到2006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近几年才有所缓升。中央普通高校1999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12150.5元，到2005年、2006年降至10851.3元、11956.1元，到2008年缓慢回升到13631.6元。地方普通高校1999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7010.8元，2005年、2006年、2007年降至4741.6元、5072.6元、5724.1元，到2008年才回升到7017.4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高等教育投入是处于下降状态的。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有质的变化，1998年是“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到2008年改变为“社会投入为主，财政投入为辅”。1998年财政投入占60.5％，社会投入占39.5％，到2008年财政投入占47.4％，社会投入占52.6％。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0.696％，其中，财政投入占0.421，社会投入为0.275；到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446，其中，财政投入为0.686，社会投入为0.760。另外，中国高等教育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建设和改造力度，导致部分高校负债严重。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披露，当时我国公办高校拖欠银行贷款额度已达到1500亿元到2000亿。另据新快报2013年1月12日报道，截至2012年，广东50所省属公办高校贷款为98.69亿元，需向银行支付7亿元利息。截至2011年6月，很多省属高校有3亿到5亿元不等的公债。银行贷款和高额利息，是高校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困境。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校分层分类和高等学校多样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相一致，高等教育类型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高等学校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到了大众化阶段后，则会形成高等学校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导致了高校学生数量剧增、高校数量增加和高校规模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还没有出现合理的分层分类，更谈不上实现高等学校的多样化，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速、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相脱节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变革有助于高等教育成功跨越后发国家困境
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发展是与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相互作用并自身逐步进化的结果。未来中国经济10到20年的持续增长、人均GDP提高和社会变革将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成功跨域后发国家的困境，走上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之路。
(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高等教育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与经济支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速度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社会及学生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支撑力度；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动因。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支撑能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但无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甚至起到阻碍的反作用。如果前述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可供参考的话，那么，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和青年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需要更多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来提供更多的白领岗位、技术岗位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但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是中等教育阶段劳动力为主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高等教育培养的白领阶层与管理岗位。产业结构与市场创造的劳动岗位与高等教育迅速增速的矛盾，必然造成工人的“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的双重矛盾长期并存。但是，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可能化解这一矛盾。2011年中国GDP达到了7.2万亿美元，人均5432美元，是1978年人均GDP的50倍。在2002年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人均GDP是1135美元。据预测，以2007年为基数，按年均增长率8％计算，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67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7500元人民币，假如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按1∶6计算，人均GDP约合8000至9500美元。未来20年城镇化水平将会逐步提升，如果速度稳定在年均增长0.8至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在2020年将会达到56％左右。同时，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会逐步减少。18～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08年达到高峰，为1亿24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35％，到2020年则进一步降到835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93％。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步下降，使得有更大的物力和财力去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到2020年，人均GDP如果达到1万美元左右，按照国际经验，可以支撑“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
(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跨越高等教育困境是相辅相成的
随时代前行的高等教育也将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这一概念是由世界银行2006年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所提出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被视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高等教育繁荣发展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向同行。教育之昌盛，国为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说过，美国今日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是以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基础的，一流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美国效力。一些高等教育后发国家之所以停滞不前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密切关系。如智利在中等收入陷阱滞留了40年，乌拉圭滞留了38年，巴西在1975年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而至今还未进入高收入阶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阿根廷大致在2015年左右才能进入到高收入水平阶段，这样，阿根廷将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53年。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成功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达到了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了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000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日本用了12年，韩国用了7年时间。他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三个因素，但最为关键的是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学家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联合两位亚洲经济学者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证据》中指出，东亚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重视教育，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国要继续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10％左右的连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继续保持10年到20年?按照一般理论，历史上还不曾有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速，高速增长的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增速就会放缓。但是，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潜力，主要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按Maddison的数据，以1990年的购买力分析计算，当日本、德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5％，而中国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中国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这个差距水准上，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保持了20年的9.2％、8.3％和7.6％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的发展轨道与东亚经济体相似，因此中国仍然可以保持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7]。如果能有这样的发展潜力，中国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将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成长为强国奠定国力基础。同样，一个随时代前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将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三)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水平，既要扩大社会投入，更要提高政府投入力度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渠道主要是依赖社会投入。1999年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经济学消息报》撰文指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招生数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并一律实行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4000～5000元，在校消费约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经济消费。当时，高校扩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从此，学费成为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696，财政投入为0.421，社会投入为0.275，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101；到2002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269，财政投入为0.627，社会投入为0.642，其中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354；到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446，其中财政投入为0.686，社会投入为0.760，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490。扩招十年来，学杂费一直呈现绝对增长趋势，1998年，学杂费为1789元人民币，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3.0％，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2.8％；2002年，学杂费为3524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7％，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42.3％；2008年，学杂费为661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1.9％，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38.9％[8]。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中学杂费占比重过高，2008年已超过高等教育投入的三分之一，其他社会投入明显增长，国家财政投入比重不断下降，这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高达0.474的状况不相适应。如美国2007年高等教育生均学杂费绝对值是11235美元，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7％，低于中国1998年水平。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应该适度降低学杂费比重，逐步提高财政投入的比重，拓宽其他社会投入的来源渠道。到2020年，力争财政投入占高等教育投入的比重达到45％～50％，学杂费占投入的比重在25％左右，其他社会投入的比重达到25％～30％。这将为中国高等教育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后发国家困境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和投入机制保障。
(四)以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需求
要改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断裂，改变工人“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为吸纳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需要高等教育自身结构调整，实现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促进高等学校多样化，并不是按照欧美的标准来指导中国高校发展。世界各国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统被打上了时代烙印与各自特色，也是各自高等教育系统演化的结果。如前所述，高等学校分类与多样化是高等学校发展的结果，而非前提。成熟与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开展有效分类的基础。《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是十分正确的。关键是高等学校自身的实践与改革的指导，而不是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高校分类，更不能把这套指标体系强加于中国高校。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在高校规模基本稳定并竞争加剧的现实情况下，高校会逐步寻找自身定位发展方向，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的实践模式会逐步形成。
成功跨越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困境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这需要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客观的外在条件，特别是人均GDP增长与高等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同时也需要高等教育自身的努力，以期适应社会需求，回应时代挑战。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是可以成功跨越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困境，并寻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