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武装起义时间、人物、地名等问题的订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地名论文,时期论文,土地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省党组织执行党的八七会议指示，组织广大党团员和群众以武装反抗国民党，从1928年春至1935年初夏七年间，全省举行了数十次武装起义，英勇地回击了反动派的屠杀，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四川以及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省内外史学工作者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缅怀先辈的革命功绩，写出了一批批有见地文章和专著。
这是十分可喜的，对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有很大的裨益。笔者由于工作需要，翻阅了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到一些地方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发现有些史书、文章在少数史实方面存在不真、不准的情况，下面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分门别类地提出订正意见，请识者指正。
一、关于时间。时间错乱会导致一系列史实的讹误。搞准起义时间，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前提。
（一）王店起义。1933年夏天爆发的邛崃王店起义，是川西农村一次空前的武装起义。由于这次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少史书、文章均以较大篇幅予以介绍，但这些介绍对起义时间（1933年6月26 日）认定都是错的，比实际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多。
笔者对王店起义日期产生怀疑，是偶然从《大声日报》民国二十二年（公历1933年，以下换算为公历）6月21 日《邛崃发生民变》的报道引发的。感到：既然早在6月21日已有王店“民变”的报道， 说明此次起义的时间肯定还在这之前，而绝不会在这之后的6月26日。 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之便，继续翻检旧报，证实了我疑之有据。成都《国民公报》6月10日第6版左下方[蜀南通讯社专访]载：“邛崃、名山、蒲江交界处马岭鬃、夹关一带，近日忽发现股匪〔1〕数百人， 将附近场镇团保杀毙数人。匪势猖獗异常。”第二篇是《成都快报》6月10日第3版[ 本报邛州6 日特约通讯]：“……名山南境接近总岗山之车岭镇亦有股匪盘踞，人枪约七八百之谱……揭出抗捐军名义以相号召……邛州夹关场受匪患尤深，该地团总、团正十余人概被残害。”从三份报纸报道来看，所载日期全在6月26日之前，最早是6日。由此可知，起义日期当在6月之前，究竟在之前多久， 笔者翻阅了四川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简称《文件汇集》）及手边其他有关文献，尽管有关的不下十余件，但具体起义时间尚付阙如。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于去年10月下旬专程赴王店，在孟朝新老人陪同下，拜访了几位知情人。下面是谈话记录。
刘福海（农民，76岁）：这个事估摸发生在阴历三月二十几或四月初头，是整小春田的时候。孟显伦（农民，75岁）：约摸在阴历四月，公历5月。那天我正在干梁子上整田。
徐富良（农民，78岁）：我记得是阴历五月初头，是个赶场天（当时王店阴历一、四、七逢场），事后没有两天就过端阳节了。
孟泗海（农民，78岁）：我记得是五月初一。当时，我在邛崃城里做小生意。初五回王店过端阳节，就听好多人还在摆“下剿子”（当地俗话，意即杀人）的事。
综上所述，大体上可以得出下面结论：一、是在“整小春田”的时间，不会在6月份；二、据徐、孟二人较清楚的回忆， 是端阳节前的五月初一。对此，孟朝新也表示同意。端午，是古今重要的民族节日，尤其在旧社会，民间很重视过这个节日，徐、孟两位老人正是借助这一时间上的显著标志，记准了五月初一这个日子的。据查，五月初一，为公历5月24日〔2〕。笔者认为，这个日期是可信的。
（二）德阳孝泉兵变。1932年10月的孝泉兵变，是四川“二刘大战”爆发后发生的一次革命兵变，有关书刊介绍兵变的时间有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简称〈斗争〉，198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下册第161页载为1932年10月24日〔3〕。不确，应是当月的20日。《绵竹中心县委关于孝泉兵变的总结》（1932年10月31日）〔4〕称，驻在孝泉镇的第29军26 团正在中共团军支领导下酝酿起义时，“……10月19日（晚）第12连的支部会议被发觉，反动长官恐慌异常，正要动手破坏我们组织时”，军支抓紧“十余小时内将各连布置妥当”，随即爆发了兵变。据此，兵变时间应为20日。这次兵变的主要领导者、中共绵竹中心县委委员王敬德，在《赤胆（王敬德化名）向省委的报告》 〔5〕（1932年12月）中，写得十分清楚。他于“18日午后2钟被县委派遣到了孝泉”，当日将县委“加紧兵变”的指示“转知各同志讨论”。 19日夜，各连支部择地讨论时，“第10 连连支在马路上开会被反动官长……发觉”，并报告了团长，各营奉令加强了戒备。王敬德同“大家商量结果”，乘第二天“营长以上的官长到德阳师部”，晚饭后第3营准时暴动。王敬德是整个兵变的亲历者、组织者， 他在事后一个半月向省委写的报告，应该说不会把时间搞错。
（三）涪陵天宝寺起义。《斗争》上册第335页将起义写为1928 年的插身季节，这太宽泛。按正常季节，川东南山区从谷雨（4 月下旬）直到芒种后（6月中旬）都是插身季节。笔者认为，在缺乏第一、 二手资料的情况下，有无可能把这个时间再搞具体一些呢？有，可以用旁证材料印证。天宝寺起义发生在涪陵郭汝栋军阀部队夥同范绍增、吴行光、赖心辉等部与第20军军长杨森作战期间（史称第一次下东之战）。为说明问题，现将战争重要日程排列于下：
5月15日 郭、范、吴等人通电，讨伐杨森。
16日 杨率所部三万余人离开军部所在地万县，在开县、开江间集结。
同期 郭以第3师副师长刘公笃为留守司令，率少数部队守涪陵， 自率三个旅向梁山（今梁平）移动。
17日 范绍增一部进驻万县。
23日—28日 两军在开江、梁山展开激战。
29日 倒杨军惨败，向涪陵撤退。〔6〕
从以上日程看，自郭汝栋部从5月15日离涪到29日返涪整整半月。 此期，涪陵兵力空虚，连郭防区的首府涪陵城也只有一个营兵力。综上，天宝寺起义所选择的“郭汝栋的大部兵力已调往前线，涪陵城大本营十分空虚”〔7〕的时机，可以有理由界定为5月中下旬。
（四）崇庆怀远兵变。俗称崇庆分州（怀远）有三个连参加的兵变〔8〕，其发生时间，有关史书均写为1934年10月。前年10月，去年3月，两次去崇州市三郎、怀远，拜访了几位年逾古稀的知情人。其中，有三郎的邓泽寰（旧职员）、王述廷（小商）、周云波（农民）；怀远的马世荣（居民）、江秀贞（女、居民），以及家居成都的杨家祯〔9〕。他们虽因年代久远，记不准具体日期，但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那时秋收已全部搞完，连田里的谷桩都已割完，地主收租了，有的农民在翻田准备点小春了。二、已经秋凉了。对此，江秀贞老人清晰地回忆道：出事后，被变兵打死的人，抬回天侯宫，挨个摆在厅内。晚上由叫化子看守，因天凉了，他们劈木材烤火。怕九月（农历）都快完了。
笔者判断这次兵变，很可能发生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句这段时间。对此，《国民公报》（1934年12月4日）的一则报道可作印证。 报道的内容主要节录刘文辉部芦山县特务大队长邹善成向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的报告称：“窃职自奉钧部寒日电率部‘围剿’大川方面黄鳌部〔10〕叛兵”，“当即率兵4连驰赴大川。适由唐王坝、 小河子窜来的叛兵五六十名，当即全部包围”。等等。寒日指11月14日。 据《斗争》下册第241—242页载：兵变后的第4天，部队“进入雅（安）属芦山、宝兴地界，堵路的队伍是特务大队长周少成的队伍。刘杰（起义领导人）眼见与党的联络无望，给养断绝，就把队伍带了过去”。当然，上文中写的第四天不一定是确凿的，只能当约数看待，比如讲十天左右。那末由此推算，此次兵变发生在“寒日”之前的十来天，则为11月上旬。这个判定，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二、关于历史背景。起义发生的远因或近因不搞准，也会有损于史实的真实性。
（一）关于1932年10月20日的孝泉兵变和同年11月25日的南部升钟寺起义，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对前者，《斗争》下册第158 页载，是“中共绵竹中心县委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而举行的。对后者，《起义录》第258页载，“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和渡江作战”， 都是不对的。史载，1932年夏天，由于张国焘的战略指导错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反敌第四次“围剿”受挫后，于10月10日在黄安县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力向平汉路西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第二天，主力二万余人西征。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一路西行，“没有全盘计划”，“好像下棋一样”，“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11〕。可见，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四川去搞根据地。西征的两个半月中，不仅在10月、11月没有到四川的打算，甚至12月上旬越过秦岭进至陕南时，仍无入川的打算，而是“准备在西乡、镇巴一带立脚”。后来，经过调查，由于这一带“连年干旱，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住”。特别是这时，“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四川。”军阀正在混战，机会很好。于是决定入川。”〔12〕这样，从12月17日起，全军从西乡出发，翻大巴山进入川北。综上，红军入川创建根据地，并非早就确定了的，而是在12月中旬才定下的。由此看来，有关史书所说在10月、11月爆发的孝泉、升钟寺起义的历史背景是“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是不正确的。
（二）关于孝泉兵变另一个背景，《斗争》下册第158页说， 因“10月初，邓锡侯、田颂尧联军与刘文辉的军队在成都发生激烈的巷战”，同样不确切。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军阀史》第285 页载：“11月14日，成都巷战发生”，明确回答了成都的战争发生在11月中旬，而不在10月初。
三、关于历史人物。有的书和文章中，对一些起义领导人的姓名、任职、政治面貌和重要情节，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一）关于川北民军起义的领导人任炜章的名字、政治面貌和职务。任是川北民军的司令，1933年1月19日在南江北部率所部2000 余人起义加入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红军独一师，一些书刊记载是有出入的，把名字写成伟章或玮章，“伟”“玮”是“炜”之误。根据《南充中心县委向省委的报告》（《文件汇集》甲8）：“至平民军方面， 前该军领袖任炜章，经过升钟寺到南江……”文内明白无误地写的“炜”字。另外依据任炜章在渠县当县长时的同乡、监印官任宗熙和任炜章之女任芬余的信件〔13〕；信中均写作“炜”。《新蜀报》1933年4月1日第6 版标题“任炜章因作战不力被杀”；该报4月14日第14日第6标题“任炜章附共遭诛记”都作“炜”，是十分可信的。
任是否当过杨森部的混成旅长？《斗争》下册第154页载， “1929年，他任川军20军第2混成旅旅长”。不确。杨森1928 年冬天和刘湘打仗第二次下东之战以前，拥有七八个师，师下辖旅。任系何金鳌师第18旅副旅长（旅长龙焕章），这是他在杨森部担任的最高职务。1929年初，杨森在川东战败，丢掉16个县的地盘，寄食于罗泽洲防区渠县。不久，部队缩编，撤销师的建制，师长降格为混成旅长。任炜章后去军职，任渠县县长，1932年7月被解职〔14〕，从未当过混成旅旅长。
任是否加入过共产党？《斗争》下册第154页载：任炜章“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述诸人，包括任的女儿在内，均未回忆及此。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写到任炜章起义时，也没说到任是共产党员。
（二）关于南部升钟寺起义的领导人张友民。有的史书将其写作张友明。“明”是“民”之误。《文件汇集》（甲6）第469页《四川省委关于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决议》，第260 页《秋霞致中央的报告》中凡提到此人时均写为张友民。李泛山《血染的升钟》〔15〕，提到“张友民任总指挥”。关于张友民在升钟寺起义失败后的去向。1982年四川省政协刊印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历次重大武装斗争》（简称《历次武争》）〔16〕写道：“12月4日， 张友明同志率领主力脱围，向通南巴方向撤退，以后进入川陕苏区，编入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文中有几点不确：一、据重要当事人《立森向省委的报告——南部升钟寺暴动经过》（《文件汇集》甲8）， 他是在向起义军第一队“宣布化零”后“同两女同志与×阳一路，走得不知去向的”。为这，《四川省委关于南部升钟寺游击战争的总结》〔17〕，批评他“游击战失败时脱离群众，客观上成了逃兵”，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二、张友民不是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苏区时去通南巴的，而是失败后，因他同任炜章关系密切，秘密辗转去南江参加川北民军的（后任部队参谋长），红军入川后，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前往红73师联系起义事宜，使任部走上革命道路〔18〕。
（三）关于升钟寺起义领导人罗敏（后改名罗南辉）的任职。《斗争》（下）第164页写为“副总指挥”。有错。罗敏， 时任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兵委书记，被派到升钟寺参与领导起义。起义开始，他被任为军委委员兼一中队政委。根据是：《文件汇集》（甲6 ）《四川省委关于南部升钟寺游击战争的总结》及《立森向省委的报告》，均未提到罗任“副总指挥”。又，李泛山的回忆，也说罗敏“任总指挥部军委委员”。
（四）关于1928年中共丰都县委书记、丰都崇德起义领导人甘雨苏，有关史书均将其名字误为禹疏。这里有几年前发现的一件历史文物——本人的一张名片（复印件）作证。名片正中为隶书体甘雨苏，名字下为横形花纹，花纹下横排本人籍贯丰都挞坏（均为繁体字）。
（五）关于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王岳生的来历。《斗争》上册第412页只说“攻打栗子寨时，王岳森（森为生之误）来到”， 后“任总指挥”。未具体说王是谁派来的，从哪来的。《历次斗争》明确写道：“当队伍正攻打栗子寨时，贺龙同志派出王岳森同志，在他指挥下迅速攻下栗子寨”。不确。对此，《文件汇集》（甲5）第556—558页《四川省委给中央的信——介绍王岳生履历》，写的十分详尽， 这份履历“是据王岳生报告抄录”的，当不会有错。王岳生，四川叙永人，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1928年受党中央派遣回四川工作。1930年夏，被四川省委派往二路红军任总指挥。
（六）关于王维舟参加三路红军游击队的行踪。《历次斗争》收入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一文写道：红军在石柱西罗坪失败后，“数百人在王维舟同志（三路红军副总指挥）率领下突出重围……北渡长江……重新组织队伍”。这是失实的。王维舟是川东著名的共产党员，是1929年固军坝起义的主要策划者。1930年7月29日， 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忠县黄钦坝成立时担任副总指挥。后起义军经花桥、九亭、石宝寨，过长江进入石柱县境。但王维舟到花桥后即回去了，未同部队去石柱。对此，以下当事人的回忆可以证实。一、起义军前委委员、第三大队政委李维《关于三路红军游击队几个问题的回忆》〔19〕：“王维舟到花桥后就走了。”至于为什么走？李维说：一可能是省委特派员牛大鸣同意他走的，二可能是对把部队拉出梁山有意见。二、邓止戈《关于参加二、三路红军游击队的回忆》写道：“王维舟花桥寺开完会就走了，他未过河（指长江）。”三、李云程《难以忘怀的战斗历程（节录）》〔20〕写道：王维舟副总指挥在花桥“指挥部队时，见有些农民未经过军事训练……说：‘这样的队伍都作得战吗？’过后他就转去了”’。综上，王维舟并未过长江去石柱。究竟什么原因离开，待查证。
下面是关于两个反面人物有关史实存在的问题。一个是杨森，《斗争》上册第413页载：1930年7月，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之失败，是遭杨森部队和民团联合镇压的。不确。前述“第二次下东之战”，杨森被刘湘打得失地落荒，退驻渠县。这时，整个川东几都成为刘湘的防区，何来杨森派部队镇压？二是王陵基（号方舟，刘湘部第3师师长）。 《斗争》下册第233页载：1934年第二次万县兵变失败后，7月30日，王陵基在万县大操场召开大会， 公审兵变负责人吴体珂、邓述民等5人。 共产党员们把刑场当战场， 痛骂王陵基。王暴跳如雷，摘下墨镜……声嘶力竭地狂呼：“给我杀！杀！杀！”描绘是生动的，但却不是事实。因早在半年前，王即因在同川陕苏区红军作战中失职被刘湘免职，离开了万县。这有红四方面军战史和川陕苏区军事斗争史作证。
四、关于地名。
（一）“武隆火炉铺农民暴动”（载《斗争》第356—357页），武隆应为涪陵。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21〕“武龙县，唐置。明初改为武隆。清省。故治在今四川涪陵县东南。”又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第568页载：武隆，1936 年为涪陵第五区，1941年改置武隆设治局。1944年置武隆县。综上，火炉铺起义时，该区仍属涪陵。故依历史原貌此次起义应称“涪陵火炉铺起义”。
（二）关于“沐川天宝山农民暴动”和“沐川高笋农民暴动”。沐川应为屏山。据《屏山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载：民国二十九年分出置沐川设置局，民国三十一年置沐川县。对此，《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第565页记载相同。不赘。综上，天宝山、 高笋两次起义前面冠的县名应为屏山非沐川。
注释：
〔1〕旧报刊中把党的武装活动蔑称为“匪”。
〔2〕这是癸酉年，农历闰年，闰五月。
〔3〕该书提法，兵变“定于1932年10月25日”，后因泄密， “军支决定提前一天起义”。
〔4〕《文件汇集》（甲8）。
〔5〕《文件汇集》（甲8）。
〔6〕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四川军阀混战》（下）1984 年版第76—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杨森》1989年版第117—119页。
〔7〕见《斗争》（上）第335页。
〔8〕清代，崇庆为州，下辖怀远分州。民国初年， 崇庆改州为县，怀远改分州为镇。
〔9〕杨家祯，为兵变部队副营长、共产党员， 因当时“左”倾路线未参与兵变。1949年12月在24军参谋长任上起义，后任军事学院教员。
〔10〕黄鳌部，指第28军第2路司令黄鳌所辖的两个团， 其中一个团驻怀远。
〔11〕〔12〕徐向前《川陕根据地的创建》，载《星火燎原》1984年第1期。
〔13〕1983年9月11日和10月25 日二人分别给原成都军区川陕苏区军事斗争史办公室的信。
〔14〕任宗熙、任杰光、向文彬及蒲善全等给川陕军史办的信（蒲的信写于1982年7月23日）。
〔15〕李泛山时任中共南部县委巡视员、升钟寺起义领导人， 70 年代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血染的升钟》系他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写的回忆录。
〔16〕载《四川文史参考资料》总第1期。
〔17〕《文件汇集》（甲6）。
〔18〕《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36页。
〔19〕〔20〕同上书。
〔21〕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