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传播的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3-0032-09 社区何以可能？在传播学者看来，社区与传播的关联似乎不言而喻。从词语构成来说，英文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具有共同的词根，这表明，“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1]3。不过，与承认传播和社区的天然联系相比，有关这种联系的具体机制与过程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使得传播对于社区的意义未能得到充分展现。 在针对社区问题的讨论中，人们直觉地注意到传播对于社区形成的作用。比如，传统的、具有特定地域范围的社区，其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能够面对面地互动、交流；小的群体与组织也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而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借助媒介进行交流更为便捷，更大范围的社区就应运而生。[2][3]然而，对于大多数社区研究者而言，传播只不过是社区形成中的一个具体因素，相对那些更为宏大的经济、政治因素而言，不具有显著性和紧迫性。而在传播学研究中，社区往往又如同一个既存事实，常常被轻易跳过，人们对发生于“其间”的传播行为更有兴趣，倾向于观察人们具体互动的方式与数量[4]，并与社区认同、治理等具体问题相关联；[5]或者集中关注传播媒介，尤其是具有跨越地理界线的大众传媒，探讨它们对于更大范围社区的意义。[6][7][8] 毫无疑问，社区传播不能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现实，具体的传播行为与媒介也能够对社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仅此尚不足以宣称没有传播就没有社区。具体的传播行为如何构成了社区？当时的互动如何转化成超越个人、持续存在的共同体？如果说传媒促成了虚拟社区，那么它们是否又成为了地域性社区的掘墓人？维系社区的根本机制是什么？社区何以存在？传播与社区关系问题不能解决，不仅关乎社区的传播实践，而且还将影响到人们对于社区本身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区传播理论，应该能够将传播与社区构成本身相勾连，即探索一种社区构成的动态机制，而不仅仅是将社区当作是先验事实，也不要把传播降解为一种工具或策略。本文即尝试建构这样一种有关社区传播的理论，它无意于探讨“社区中”的传播，而是关注传播如何构成社区。在我们看来，社区作为自由个体的联合，并不必然存在，而是需要行动者的努力与协作；而促进联合、构成社区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传播，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各种因素最终也必须在传播与媒介基础上发生作用。 具体来说，我们把社区看作是由传播所构成的网络：传播既网罗了空间中的人，也连接了空间与人；传播构造了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也建构了意义之网，使得社区成为富有意义的地点。一般的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网络(社会网络)往往比较具体，是一种人际关系网络[9]，且大多从结构等方面展开分析，而较少讨论网络形成的过程与机制。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网络是传播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更多地关注传播编织网络的过程与方法，由此深化有关社区网络的研究。而且，传播的网络不仅仅是具体的人际关系，还包括共享的文化与意义，这应是共同体概念的本义。我们希望能够将人际网络与意义网络连接起来，探讨关系与意义如何作用于社区，即本文所说的传播如何构成社区。构成一词来源于吉登斯(A.Giddens)[10]，本文虽然没有直接运用他的结构化理论，但吸收了他打破主客体二元论的思想。与一般的建构社区观念不同的是，构成性社区传播理论特别强调空间、文本等因素在构成社区过程中的作用。社区空间与文本也是拉图尔(B.Latour)[11]所说的行动者，与社区人一起构成了行动者网络。因此，传播构成社区即包含了三个层面上的网络构造：人际网络、意义网络和行动者网络。 一、作为网络的社区 社区是什么？社区是否必要？社区如何可能？长久以来这些问题困扰着社区研究者，尤其是对于社区的界定，又影响了对于后面两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从网络而非实体的观念来理解社区，有助于解决诸多是非。 当今的社区概念大多与特定地理范围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G.A.Hillery Jr.)曾对94种社区定义进行比较，他发现这些定义的差别主要沿着两种方向展开：一种思路强调地域和地方基础(territorial/locality based)；另一种思路则侧重于社会或网络关系(social/network relationships)。[12]这一差别所反映的矛盾，一直围绕着有关社区的讨论和研究。不过，似乎多数人倾向于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希勒里当时即发现有69个定义都包含了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等三个基本特征。这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学的观点，实际上强调了社区的地域性，排除了非地域性的关系网络。 其实，在滕尼斯(F.Tonnies)1887年出版的著作中，Gemeinschaft(英语译为community)并不一定必然是地域性的。根据滕尼斯的观念，Gemeinschaft应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3]iii它建立在本能、习惯或者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其形式则包括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正因为此，有中国学者将其译为共同体。将社区概念与地域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的，是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帕克(R.E.Park)在《人文生态学》一文中，就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社区进行了界定：第一，以区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第二，他们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于居住的地盘；第三，生活在多种多样的依赖关系之中，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共生的。[14]帕克将社区与地域关联的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社区观念。比如费孝通即以社区来命名community，以表示“一群聚集在一个地方分工合作的人”[15]。 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这种基于地域的自然联系还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它对居于其间的人们还有多大影响？当滕尼斯区分社区与社会时，就抒发了城市社会取代传统社区的哀伤。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沃斯(L.Wirth)对城市化与社区运行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更直截了当地宣布了社区的“消亡”。[16]不过，60年代以后的一些学者，如甘斯(H.J.Gans)、萨托斯(G.D.Suttles)等，逐渐修正了早年的观点，认为现代城市中的社区在经历了转变和发展以后，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17][18]或者用康莱利(C.E.Connerly)、卡萨达和詹诺维茨(J.D.Kasarda & M.Janowitz)等学者的概念来说，现代社区是一种“有限责任社区”(community of limited liability)。[19][20] 无论是社区消亡论，还是社区延续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将社区实体化了。这种社区观念不仅把社区固定于某一实体空间，而且将其间的关系也看作是自然、共生的，不可化约的。事实上，传统乡村社区的关系本身也比较复杂，未必都是自然共生。费孝通就曾指出：“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21]77。如果不把社区看作实体，那么社区应当是什么？回到希勒里的总结，地域观念之外的第二种社区观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而这种网络的观点最早则可追溯到齐美尔(G.Simmel)。[22]其实，即使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人群之间，如果没有依赖关系，仍然不能称为社区。但是这种关系，不必非得是自然、共生的。这种关系，笼统地说是社会关系，但更为准确的表述，应当是网络关系。而社区与社会的差别，则体现在网络形态与特征的不同。 网络的特征大体有三：没有边界、去中心化、疏密不一。“一个网络就是一套互相关联着的节点……网络是一种动态的、开放式的结构，只要它们不断地接纳新的相关节点；网络也是去中心化的，而且还共同分享着做决定的权力。”[23]网络的意象对于实体化的社区来说，具有颠覆性。实体的社区拥有地理边界，而网络化社区则意味着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弭。社区中的人群可以结成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不受社区地理边界的限制。社区的政治经济生活也不再局限于小范围内，而是更大的网络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社区看作是城市网络的一种节点。城市网络的构成复杂多样，社区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参与构造城市网络。从最为直观的层面来看，各个社区连接而成城市；城市生活的诸多环节，也是以社区为基础而展开的，比如居民的合作治理。 网络的去中心化则意味着社区不再是滕尼斯所说的“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3]。那样的社区虽然认同强烈，但并不平等，统一意识束缚了人的自由；掌握话语霸权、处于权力中心的群体，控制了社区生活的各个层面。而网络化的社区不再有唯一中心，各种力量博弈、合作，共同治理社区问题。 网络的疏密程度表明社区关系的密度。社区消失论或延续论的主要论据都是城市社区关系的存废与否，但是威尔曼(B.Wellman)则根据网络密度，区分出几种类型的社区，从而避免了简单的存废判断。第一种是延续的社区，其中紧密编织的网络联系和严格的边界共存，但是社区内部的团结并不意味着平等。对其成员而言，社区既是资源又是束缚。第二种是解放的社区，即突破地域界限，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多样化、特殊化的关系网络，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网络之间自由移动。在此，社区更多地为个体提供资源而非限制，其网络结构则编织疏松、边界松散，难以实现内部的社会控制。第三种是消失的社区，即主要依赖于正式的社会机构提供资源，如军队、公司、大学和教堂等，传统的基础关系和社区则被弱化了。由于外部权力关系的介入，社区自治和团结逐渐消失，人们的关系网络更加稀疏。[24]应当说，这三种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城市中，体现了城市社区的多样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对于个人和社区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关系形式的变化，而是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来源于“体制化关系网络”，所以“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产物”。[25]当我们将社区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时，它就很少作为限制性的实体存在，而是以网状关系形式嵌入到个体的整个关系网络之中，成为个体可以策略性支配的资本，服务于个体的目的。 从我们今天的城市和社区建设实际来看，以关系而非实体的观念来理解社区更有现实意义，它关系到人的社会性生存问题：如何在肉身所居留的空间中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使人们能够合作行动，解决地方空间中的具体矛盾？同时，人们如何在社区关系中获得有价值的社会支持和精神慰藉？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社区建设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的一种结构性转变，因为社区是当今中国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可用作社会支持(有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和进行社会动员的组织资源，也是一种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社会资本。 二、传播编织的人际网络 由于社区对应着具体的城市空间，所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社区理解为既存事实，传播只是发生于“其间”的特定行为。即使是从网络的观念来看待社区，也时常将其视为静止的存在或特殊的结构，并不追问其来源。的确，网络的意象本身并不具有动态性质，只有从传播互动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网络形成的机制，才使得作为网络的社区成为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社区并非实体或先验事实，也不必然存在，而是需要行动者参与协作、积极构建的网络，这是一个不能停止的过程。也只有从动态的形成过程来考察社区，传播的作用才不再是附属的、工具性的。相反，传播是构成社区的基本过程，其具体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传播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它构成了社区的基本构架；第二个层面是意义之网，通过传播赋予意义，建构社区的“想象共同体”；第三个层面则是在更为抽象的维度来探讨各类行动者所构成的社区网络，人们的传播活动把包括空间、文本在内的非人类行动者联结起来，构成行动者网络，这是社区得以维系的基本“配方”。 作为一种关系网络，与一些先赋关系(比如血缘关系)不同，城市社区的人际关系大多是后致的，是人们沟通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交往互动，人们才能熟识、亲密，然后建立关系、编织网络。而人们沟通互动的动力则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威尔曼认为，网络的密集程度则主要受制于环境性质，即人们从外部可获取的资源越多，与社区的联系就越松散；传统社区之所以关系紧密，就是因为外部资源有限，人们生活的主要资源都依赖于社区。我们认为，环境资源的可获得性固然重要，但也并非唯一因素。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许多社区活跃成员，同时具有丰厚的社会资本；一些与外界交流频繁的社区，其内部网络也十分密集。 笔者曾在上海新江湾社区进行调查，这里的网络论坛十分活跃，社区居民在论坛上识邻结友、互助支持，就一些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展开热烈讨论，并且在网络帮助下结成线下松散团体，开展社区公益和维权活动。但是，这个社区并不缺乏资源，相反，它在上海也属于较为“高端”的社区。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江湾城目前总人口约为21500人，其中上海户籍78.5％，外省市户籍21.1％，港澳台同胞0.15％，外籍人士0.25％；在所有大于21岁的居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54.35％，研究生学历者占7.56％。①居民的教育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他们对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期望值较高，而对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的接受度较低；另一方面，他们民主参与社区管理的呼声较强，运用政策法律维护权益的意识较强，运用网络媒介表达诉求的能力也较强。可以说，正是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为其参与社区事务、编织社区网络创造了条件。 当然，并非所有“高端”社区都具有比较密集的社区关系网络，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社区传播网络的编织，不能缺少传播媒介；在媒介的作用下，社区内部的力量也能够改变网络的密度与活跃度。在社区中，促进传播网络形成的媒介形式多样，最为人们熟知的媒介形式就是社区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论坛等，一般的大众传媒很难顾及小型社区居民的诉求。[26][27]在我国，真正的社区报纸、广播和电视并不多见，被命名为社区报的社区媒介仍然主要承担自上而下的宣传任务，未真正参与到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和社区建设当中。[28]一些商业媒体开设社区版面或专刊，但大多以消费为目的，难以深入、全面地反映社区生活，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也不大。不过，近年来，如前文所述的商住小区网络论坛，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区媒介。 上述新江湾社区的梦想雍景苑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雍景苑论坛上有一个专门的“自我介绍帖”，这一帖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小区居民的“报到帖”，不断地有新入住的居民跟帖，介绍自己所居住的具体单元、职业、家庭等基本情况，乃至发布照片，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和回复率。有些居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疑惑，也会第一时间在论坛上求助，这些帖子也总能得到其他居民的回应，甚至会出现“一呼百应”的盛况。[29] 另外还有一种社区媒介时常被人忽视，那就是社区的公共空间。其实，一些社区并没有专门的报纸电视等传媒，但是依然具有密集的关系网络，主要原因在于社区中广泛存在的人际互动，尤其是面对面的互动。通常，社区的交往互动发生于社区公共空间之中，比如弄堂口、中心广场、亲子游乐场地、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地。城市规划学者盖尔(J.Gehl)认为，“空间形式对社会关系的发展不具有促进作用，但这并不否认物质环境以及功能性和社会性的空间处理能够拓展或扼杀发展的机会”；公共空间应当使人们“能方便而自信地进出；能在城市和建筑群中流连；能从空间、建筑物和城市中得到愉悦；能与人见面和聚会”。[30]55-57不过，目前我国的商住小区大多不太重视公共空间建设，未能提供便于互动交流的空间和场所，极大地限制了居民的交往。 除了有形的媒介外，无形的媒介也能促进社区网络关系的形成。事实上，人们聚集在一起，或者关注社区报纸，往往是因为有事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社区事件或焦点活动才是最为根本的传播媒介。人们在弄堂口交流八卦，在社区中心搓麻将、跳舞，在图书馆听讲座、讨论读书体会，等等，正是这些有趣的活动将人们联结起来，形成网络。近年来，居民针对社区侵权问题团结起来进行抗争，推动了社区组织的建立，为社区编织了更为密集的网络。笔者调查的另一个社区——上海中远两湾城，社区居民共同在论坛上揭露群租房的问题，批评群租户的不良行为，讨论整治群租的办法，动员社区里的相关社会资源(如律师、记者等)，甚至引起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一度成为舆论焦点。[31] 三、传播建构的意义网络 通过传播编织的社区网络，就像是社区的基础结构，而社区精神、社区文化则是上层建筑，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认同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些精神与文化，社区难以成为共同体，而社区精神与社区文化的形成，也是传播的结果，即通过传播而为社区赋予意义，从而建构了社区的观念。 社区意义的建构从认同开始。作为一种社会认同，社区认同主要指人们对于所在社区的成员感、归属感。一些调查显示，我国社区的认同感并不高。[32][33]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认同既是传播的结果也是传播的原因。因为没有传播互动人们难以形成认同，而认同缺失又限制了传播互动的进行。如何打破这种僵局？仍然有赖于媒介。 在上述上海中远两湾城的案例中，我们发现，网络论坛不仅为社区网络编织提供了媒介与空间，而且引起社区居民广泛关注和参与的网络媒体事件，更像一场共同参与的表演，催化了社区认同的产生与发展。根据我们的文本分析和访谈资料，两湾论坛所建构的社区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居住场所的认同、情感投入和参与感，而这些内容在社区论坛上集中表现为对于“两湾人”的建构和认同。由于群租房问题直接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居民在网络论坛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危害及解决办法的时候，反复重申了自己或者其他居民的社区人身份，“两湾人”这一表述在许多帖子中反复出现，作为集体的“我们”逐渐得以建构。 社区建构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对共同体的“想象”。著名学者安德森曾提出“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34]像民族国家之类非直接接触的共同体需要想象并依赖于媒介，这比较容易理解，在经常面对面接触的居住社区中是否还存在想象呢？在我们看来，再小的社区也需要想象形成某种共同体，不过其想象的方式和媒介有所不同。比如，民族共同体出现之前的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主要依赖的媒介是语言，而18世纪兴起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则主要依赖于当时两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小说和报纸。在小型社区之中，人们可以亲身接触，但在人际交往中仍然要使用语言，而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虚拟和想象。人们通过传播互动建立关系，并且将各种关系抽象、汇总成一个统一体，这也是想象的、建构性的。社区中的关系通常比较稳定，其基础就在于想象的统一体的存在。人们按照统一体的要求交往互动、团结协作，进而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 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位看守大门的中年妇女参加了爬山群，从此穿着打扮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她的农民工身份、“低级”的工作和低收入使其在单位里地位也很低，平时穿着土气，也很少与外界交往。但是在爬山过程中，身份、工作和收入都变得含糊不清，身体的价值更为突出，而她在农村劳动中锻炼出来的体力和身材就变成了引以为傲的资本。于是，她越来越热衷于爬山，而且平时衣着也变得光鲜艳丽起来，上班时神采飞扬。对于这位中年妇女来说，社区的意义已然改变，至少产生了多重的空间。她在一个网络中位置的改变，使其对整个社区的想象都发生了颠覆，形成与原先截然不同的认同。而且，新的空间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想象，当她以新的想象与他人互动的时候，这种想象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成为共同的想象，至少在爬山群中如此。在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语言、肢体语言、衣着打扮、神态表情都是传播的媒介，也是共同体的表征。 不过，我们从共同体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个人与社区的关系。如果共同体意味着统一、一致，那么个体在获得支持的同时，也会受到限制。在鲍曼(Z.Bauman)看来，共同体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确定性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并且由此引发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同体给人最大的慰藉就是安全感和确定性，但是由此人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自由，或者说自主、自决权、成为自我的权利等。由于滕尼斯的共同体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所以它就排除了任何反思、批判和试验的动力。相反，“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35]。其实，当鲍曼仔细地区分出一致的共同体和平等的共同体时，也就决定了两种共同体不同的交往规则与形式。在一致的共同体中，人们被要求按照统一的精神与意志交往、行动，而平等的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就是不同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人们在相互尊重和协商妥协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不同于简单的一致。 根据冲突论的观点，冲突也具有整合的作用。真正对社区有害的不是冲突，而是漠不关心和消极被动。“冲突是互助合作的必要补充，它为日常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并通过系统的参与者建立并维持着集体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冲突在各种断言他们有权在系统内部要求资源的群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设立并不断强化了这些群体之间的边界，通过互相承认彼此均拥有一直存在下去的权力而共同凝聚在一起。”[36]在上海中远两湾城的案例中，居民与群租户的冲突以及居民就如何解决群租问题而发生的矛盾与协商，凸显了社区意识和社区认同。在爬山中年妇女那里，虽然没有直接冲突，但是潜在的阶层差距被新的关系形态所冲击，人们以不同的身体和传播行为协商着新的交往规则和群体边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社区空间。在这些过程中，与其说社区限制了个人自由和自主，不如说是通过人们的主动行为，在社区获得了更多的平等和权利。 四、传播构成的行动者网络 传播编织网络、传播建构意义，这些过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上文分析了各种媒介与传播形式的作用，但是这些媒介与传播作用发生的具体机制如何？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不能真正解释传播是究竟如何构成了社区。关键问题在于，传播互动是一种高度流动的、抽象的过程，它如何形成与社区相对固定的关系与认同？如何避免具体的人际网络与抽象的意义网络成为互不相关的两层皮、无法真正连接？在传播、媒介和社区之间，还需要更为细致的阐释，以建立明确的关联，并解释社区能够稳定、持久的原因所在。 可以想见，没有关于社区的想象，人们无法确立交往的规则，也就不能真正建立关系。反过来，没有具体的、真实的互动，有关共同体的想象也无法共享、成为个人的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在虚拟社区中，与远方未曾谋面的人的交往，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具体的真实的，甚至人机之间的互动也同样如此，此即李维斯(B.Reeves)、纳斯(C.Nass)所说的媒体等同。[37]那么，作为抽象的想象和规则如何进入具体的交换过程，而稍纵即逝的互动又如何对相对不变的意义系统发生作用？其实，同不能把社区实体化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人际网络和意义网络固定化；与其说它们是社区的两个构面，不如说是分析社区网络的两个角度，而社区只能有一个共同的网络。为了连接这两个网络，我们需要引入第三个网络概念：行动者网络。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法国新社会学派的拉图尔用来分析社会联系方式的理论体系。[38][39]在此，网络并非指社会的网状联系形式，而是一种方法论。他反对把社会看作实体，而应是各种异质事物之间的联系，即行动者网络。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不仅仅指能够行动的人类，还包括“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比如非人类行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异质行动者联结所形成的网络已经转换为新的事物——宏观行动者，具有不同于任何单独行动者的能力和意义。拉图尔曾以人与枪为例：既不是枪杀了人，也不是人杀了人，是持枪人杀了人——人与枪的联合改变了人也改变了枪。[40]不过，这种转换常被视为当然，即被“黑箱化”了，手枪也被纯化为所谓客体。拉图尔重申“客体”的能动性，不仅要指出许多人工产品本身凝结了人的意志(手枪本身不会杀人，但包含了特定的伤害意图)，而且由于非人类行动者的参与，社会才得以持续、稳定，否则人们只能像大猩猩一样，陷入不断的当下互动之中。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不断地网结各种人与非人而形成社会。 拉图尔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颠覆性意义，比如对于实体社会的观念、主客体二分法等，并被运用于科学技术、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讨论的社区问题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十分契合，因为从本质上而言，社区的构成与社会是一致的，它们是异形同构体(isomorphic)；[41]社区与社会的差别体现在联合的具体行动者和方式上。在此我们着重讨论文本和空间这两个非人类行动者，他们在构成社区网络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 所谓文本，不仅仅指书面文字和作品，还包括视听材料，以及口头流传的故事、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区雕塑等。之所以称其为文本，是因为它们不仅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还能将意义“凝固”，为人们识别社区提供“表层”[42]，并成为社区精神的体现或标志。在前文分析人际网络和意义网络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媒介的角度看待语言符号、焦点叙事等现象的。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文本，那么它们实质上也是行动者，正是它们的加入，使得人际的互动具有了超越当时当下的意义。在小规模的社区中，共享的口语能够铭刻关系、记录历史；而在跨地域的社区中，共同使用的书面语言，如阿拉伯文、中文和拉丁文等，则可以把持有不同方言的人纳入一个纯粹的、共同的符号世界。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是传播的文本，提供了集体认知与社区认同的表层，具有稳定和维持社区的作用——否则，人们将陷入无休止的互动，而无法获得超越性的共同体观念。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交换个人理解与想象的工具，它们本身也是认同的空间与标记，由传媒所构建的共同身份成为个体之间的黏合剂。其实，媒介一词不尽准确，它貌似中立、客观，反映了人类对其客体化(黑箱化)的结果。事实上媒介同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正是由于媒介的作用，人们既能够开展活跃而具体的互动，又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共享的共同体。所以，媒介与符号，都是积极的行动者，它们与人联结而成网络，构成富有意义的社区。 如果说文本是构成各种类型社区所无法或缺的行动者，它们为社区构成提供了识别表层，那么空间、地点则是地域性社区构成的关键。空间与地点若不能真正与人联结，它们就没有实际意义，也不是真正的社区。作为行动者的空间，一方面自身具有意义，也是一种社区文本；另一方面，人们以空间为媒介结成各种群体，编织出各种形式的关系网络。首先，社区空间不仅仅是人们交流互动的场所，而且这些空间通过与人们的关联而产生了意义，并在岁月长河中镌刻下社区的精神与文化，向后来者传播。[43]一些建筑、地点之所以被视为社区的标识，正是因为它们被社区居民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比如村口的“歪脖子柳树”，小区的某个雕塑，它们既是居民聚集的地点，也是记忆中社区的符号。也就是说，这些空间、物质既是媒介又是文本，它们既促进了传播行为，又作为传播互动的结果而产生意义，是人与人的交流所书写的社区文本。这些媒介或文本一方面具有相对独立于其制造者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总是被各种使用者重新书写、赋予意义。比如歪脖子树下，恋人可以约会，敌对者也可以决斗。物质空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社区的建构过程之中。 其次，空间地点作为行动者，把原本分离的个体联结起来，组成新的群体，为社区编织紧密的人际网络。在有关爬山者调查时，我们看到各种类型的群体，以不同的媒介方式联络组合。上文看守大门的中年妇女加入的是网络QQ群，群管每天在QQ上发布信息，约定爬山时间地点；群友也在QQ上聊天、传照片，有着比较强烈的群体认同。而一群退休老人则自称山友，主要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松散集合，大多数时候各走各的线路，也有较强的认同感。还有一些更为松散的联系，比如各自爬山，但是经常聚集在某处“农家乐”搓麻将的“麻友”，具有一定的认同。这些关系疏密不一的人际网络，采取了不同的沟通媒介，但是有一个媒介却是共同的：空间。这些人际网络的活动，都是围绕特定的空间展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地点，其关系网络本身难以维持。或者说，这些空间也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它们本身即具有意义和能动作用。它们把人们联结起来，形成了新的关系，不同于工作单位的同事，也不同于其他娱乐健身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所述，新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身份等级，人与人的交往更加自由、平等。而这个空间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它不再只是土地、岩石、树木和花草的集合，而是富有意义的地点。与那些以物质或感知的方式来认识的空间不同，地点意味着“空间内我们定居下来并能说明我们身份的具体位置”[44]5。而从更为宏观的社会背景来看，被制造出来的地点则是与全球化相反的过程——“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的结果[45]，承载着制造者的主体性与地方认同，这才是社区的本义。 五、结语 本文视社区为网络，认为是传播构成了社区。所以，社区传播就不仅仅是在社区中的传播，而且是通过传播而构造社区(制造地点)的过程。我们从三个层面阐释了传播构成社区的机制和方式：首先，传播互动行为编织了社区人际网络，这是社区网络构成的基础。而针对当前许多城市社区关系淡漠、缺乏交往的问题，我们特别强调传播媒介的作用。不仅仅是社区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是促进社区居民交往的媒介，有利于人们互动的社区公共空间、吸引居民关注的公共事件等，也都是社区传播的媒介。其次，传播建构了社区意义网络，这是从共同体的角度看待社区。但同时也应当指出，作为支持而非限制的社区，应当建立在共识而非一致的基础之上。最后，传播构成了行动者网络，这是分析意义上的社区观念：传播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联结起来，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网络，即“宏观行动者”。这一层面的网络分析力图打破主客观二分法，将人际网络和意义网络关联起来，构造出真正统一的社区网络。 传播构成社区的观念，突破了把社区实体化的传统思想，不仅在传播与社区之间建立了更为深切的关联，而且为社区建设和社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促使我们如何真正从传播的角度来理解社区，而不是将社区实体化、静态化。在为社区提供物质设施、进行空间规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其可沟通性；在社区建设中，将人与人、人与地的传播互动和网络建构作为最终的关切。只有这样，社区才能成为现代人真正的家园。 应该说，我们的分析仍然是框架性的，虽然以往的个案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依据，但还需要更多的经验材料以丰富、完善它，尤其是有关第三层面即行动者网络基础上的社区构成问题，仍有待于更为详尽的经验研究来支持，这将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目标。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够拓展社区传播的视野，促进各学科社区研究的对话，最终有助于社区发展与建设。 收稿日期：2014-10-03 注释： ①详情参见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街道“社会管理创新”课题调研组的报告《积极探索虚实并重的社区管理新模式》(载于《上海综治研究》2011年7月号)，笔者作为专家参加了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