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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12)02－0030－06
一、你为什么从事中国古代逻辑研究?
我从事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是为了探索该领域基本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些基本问题有：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存在?其性质如何?它与西方逻辑是本质相同，还是本质不同?能否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能否说“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除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中国古代逻辑存在论、本质论和规律论的范畴。我带着这些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领域探赜索隐，历时五十余年。
我从1956—1964历时8年，在北京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逻辑和逻辑史，聆听全国著名逻辑教授授课，遍读古今逻辑载籍。其中1956—195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1958—1961年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逻辑班学习，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逻辑组，师从汪奠基、沈有鼎，专攻中国古代文献和中国逻辑史，第二次研究生学历。
多年来，我发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著作有：1.《中国逻辑史》(先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中国逻辑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93年版。3.《诡辩和逻辑名篇赏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诡辩与逻辑名篇赏析》，台湾：水牛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4.《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5.《中国逻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6.《中华先哲的思维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逻辑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2009年版。
我发表包含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内容的著作有：1.《墨子及其后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修订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墨子大全》第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2.《墨学通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3.《墨者的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3年第2次印刷，更名《墨子说粹》。4.《墨学与现代文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2007年修订版。5.《墨经分类译注》，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石印版《王玉玺书〈墨经〉》。6.《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7.《墨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8.《墨子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科分类，把逻辑列在相对于技术学科的七大基础学科第二位，即：“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我简称为：“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
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基础学科，有全世界性，是全人类共同的科学基本知识。渊源于西方的逻辑是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知识基础和思维工具，没有地域、民族、种族、肤色、国别、经济、政治、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区别和限制，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正确方法。
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依赖于全面掌握西方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科学知识。当今西方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科学知识，已完全融入中国国民教育体系，变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逻辑是系统、发达、完善和典型的逻辑体系，从古希腊至今，已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中国古代逻辑系统、发达、完善和典型的程度，远逊于西方逻辑，只兴盛于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汉至清代两千年中，绝没有更高级原创逻辑体系诞生，20世纪后，因受西方逻辑传入的强烈刺激，才开始重新研究。
由于西方逻辑体系的系统、发达、完善和典型，当中国走向现代化、世界化之后的近现代，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必然以弘扬西方逻辑为主轴，以传承中国古代逻辑为辅助。中国古代逻辑的重新研究，必然以全人类几千年积淀的共同逻辑知识为方法和工具。当今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拒斥西方逻辑，试图自外于西方逻辑，是颇为不当的。
《诗·小雅·鹤鸣》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系统、发达、完善和典型的西方逻辑，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合理性。西方逻辑是全人类的基础性和工具性理论，理所当然地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借西方逻辑之石，治中国古代逻辑之玉，才能对中国古代逻辑给予现代科学的解释，彰显其原始的存在、本质、价值和意义，促进其现代转型，使其转化为现代人思维工具的镜鉴。
《荀子·正名》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同样是人类，有同一本性、同一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和大脑)，面对同一世界，必然拥有同一逻辑，正如全人类必然拥有同一数理化天地生科学知识一样。
用人类同一逻辑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代逻辑给予科学解释，促生中国古代逻辑的现代科学观，必定在本质上与全人类同一的逻辑一致，决不会互相矛盾，格格不入。凡与全人类同一逻辑本质相矛盾，格格不入的部分，必然不是逻辑，理应排除在逻辑范围之外。
根据西方逻辑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以及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本质相同性的科学认知，决不能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此说不符合世界民族史和逻辑史的基本事实，其谬误性犹如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数理化天地生”。
也不能说“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除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这实际上是“不同民族有不同逻辑”的另一种说法。因此说极易与辩证法“共性和个性统一”之说相混淆，其荒谬性不易被察觉。
被认为中外逻辑“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在正确的解释下，其实只是现象、表现的不同。即由于国别、时代、语言、文化、学者和学派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逻辑的表达、表述不同。如中国古代逻辑用古汉语表达，没有用人工语言符号作为逻辑变项，构造逻辑公式和形式化公理系统，没有使用西方逻辑家“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词语。
这不能说是中外逻辑本质不同，只是逻辑的一元多表。“元”，指本元、根源、本质。“表”，指表述、表达、表现。全人类逻辑本质相同，学者个人对人类共同逻辑的表述不同。但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除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
假如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数理化天地生”，说“中国的数理化天地生，除与西方的数理化天地生，有本质相同的一面(共性，普遍性)外，又有中国自己本质不同的一面(个性，特殊性)”，并把这些说法全部应用到中国工业生产实践活动，则中国出产的机械工业设备将全部废弃无用，因为不符合国际统一的质量标准。
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除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都是虚假命题，不能不辨，不能不慎。这是我50多年潜心研究逻辑和逻辑史的基本认知与切身体验。
二、你认为界定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领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是历史阶段、文献资料、方法论或其他要素?
我认为界定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领域最好的方式是历史阶段、文献资料和方法论诸要素的综合。从历史阶段说，中国古代逻辑经历发生期(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休眠期(公元前2至19世纪)和苏醒期(20世纪至今)三个不同时期。
从文献资料说，中国古代逻辑元典是《墨经》、《荀子·正名》和《公孙龙子·名实论》。成书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的墨家著作《墨子》，反映墨家从辩论的应用逻辑、对象逻辑(《尚贤》等)，到理论逻辑、元逻辑(《墨经》6篇)的进展。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荀子·正名》和《公孙龙子·名实论》，分别是儒家和名家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的不同总结。
从方法论说，应用古今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借助西方逻辑和现代语言的工具，对中国古代逻辑元典进行现代式的元(meta－，后设)研究，促进中国古代逻辑的现代转型和中西逻辑的兼容，是现代中国逻辑研究的使命、目的和特征。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1862—1943)的元数学纲领(metamathematics program)，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所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Tarski,1902—1983)提出的语言层次论，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把讨论对象语言所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metalanguage)。
“元”对应英文meta－，即在后、超越、总体。港台湾学者译为“后设”、“殿后”，即在某物之后“设立”、“殿定”。根据理论和语言分层论的观点，逻辑分对象逻辑和元逻辑(metalogic)。这种把逻辑研究区分为“对象和元”的观点，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犀利工具，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逻辑的性质、功能、转型和价值。
中国古代逻辑的元研究，有先秦和现代两次高潮，见表1。
三、你最喜欢展示中国早期思想家逻辑敏锐性的例子是什么?
我最喜欢展示中国早期思想家逻辑敏锐性的例子，是《小取》定义的推式论证(归谬法)。推式论证(归谬法)，在墨家全部文献中表现出由辩论的应用逻辑、对象逻辑，进展到理论逻辑、元逻辑的生动过程。
从墨子活动的公元前5世纪，到《小取》产生的公元前3世纪，时代跨度200百年。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出于论证说服的需要，墨子具体、形象、生动地说明议论中自相矛盾的荒谬和背理，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比喻。
《公孟》载墨子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网)也。”《非攻上》载墨子批评攻国者“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是自相矛盾，犹如“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
墨子率先在辩论中总结出元语言语义概念“悖”，表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耕柱》载墨子说：“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贵义》载墨子说：“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用“悖”概念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以驳倒对方，即归谬法。
《墨经》熟练运用“悖”概念和归谬法，反驳百家争鸣中的自相矛盾议论。《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自相矛盾，论证的理由，在于“一切言论是虚假的”本身是言论。《经说下》说：“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
虚假就是不成立。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成立，就是有并不虚假的言论，有成立的言论；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不成立，认为它恰当，必然不恰当。《墨经》指出论证的关键，是“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中“言论”、“虚假”的概念，涉及自身，自我相关。这是对悖论成因的深刻理解，同印度和西方逻辑相通。
玄奘译印度陈那《因明正理门论》论自语相违似宗(自相矛盾的错误论题)的举例，是“一切言皆是妄”，与“言尽悖”论酷似。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批评克拉底鲁论点“一切命题是假的”：“说一切为假的人就使自己也成为虚假的。”(1012b15－20)“从一切断语都是假的这一主张，也会得出，这话本身也不是真的。”(1063b30－34)
古希腊有“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人爱庇门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如果这句话真，由于它是克里特岛人说的话，则这句话本身是谎话，即假。如果这句话假，能推出其矛盾命题“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不是谎话”，不能推出这句话真。这是不典型的语义悖论。《墨经》批评的“言尽悖”论，同爱庇门德的“说谎者”悖论相似。爱庇门德命题的“谎话”，意同于《墨经》命题的“悖”，即二者谓项相同。不同的是，《墨经》批评的“言尽悖”论，主项外延指“所有人的言”，爱庇门德的“说谎者”悖论，主项外延指“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
“说谎者”悖论，后表述为“我说的这句话假”，这是典型的语义悖论：由真推假，由假推真。悖论是矛盾的恒假命题。语义悖论是涉及语言意义、断定和真假概念的悖论。中国、印度、西方三大逻辑传统，对语义悖论有相同思考的事实，是对中西逻辑同一性的证明。中西语义悖论，见表2。
墨子在论辩中常用归谬式类比推理，总结出“不知类”、“知小不知大”、“明小不明大”的惯用语，表示对方议论的自相矛盾。《公输》载墨子引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我讲仁义本来不杀人)，却帮楚国造云梯，杀更多百姓，墨子批评他“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讲仁义不杀少数人，却杀多数人，是不知事物的性质类别)。
《尚贤》载墨子批评杀牛羊、制衣裳、医病马、修危弓等小事，知道尚贤使能，而到治国大事，却不知道尚贤使能，是“明小不明大”。先秦诸子百家孟子、庄子、公孙龙和吕不韦等，都极善运用归谬法，说明墨家辩学的逻辑有普遍的工具性。
《小取》说：“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这是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小取》用古汉语的元语言，对归谬式类比推理作出理论总结，制定定义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推”是归谬式类比推理，其公式是：对方赞成“彼”命题，不赞成“此”命题，我则向对方证明“此与彼同类”，如果对方仍不赞成“此”命题，则陷于自相矛盾，从而用逻辑力量，迫使对方赞成“此”命题，以消除逻辑矛盾。其规则，是“以类取，以类予”和“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体现同一律和矛盾律的逻辑要求。
西方最早发现的逻辑规律是矛盾律，运用矛盾律的归谬法是最早应用的论证方法。归谬法是辩论术和逻辑学的核心。希腊文辩论术(辩证法)Dialektikos(Dialectic)，是动词“讨论”的引申，特指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亦称归于不可能reductio ad impossibile。形式是：如果p则q；非q；所以非p。即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矛盾，以战胜对方的方术。后成为西方对逻辑的第一个专门术语，是逻辑的总称，沿用至中世纪和近代。
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芝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都在证明反驳中熟练运用归谬法。印度逻辑术语梵文Tarka，原指归谬式推论，后扩大为逻辑学的统称。葡萄牙人傅泛际(P.F.Furtado,1587—1653，1621年来华)和李之藻中译第一部西方逻辑著作，葡萄牙高因盘利学院刊行《名理探》原本，是辩论术dialecticam。中西归谬法，见表3。
四、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最困难的问题在哪里?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古文献解读和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科学方法的正确运用。黑格尔说，逻辑“所要研究的是更深的原理、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被晋代鲁胜称为《辩经》的墨家辩学重镇《墨经》，从秦汉至清两千多年，无人通晓、引用、说明和发挥，没有高于墨家辩学的逻辑体系诞生。明末首译西方逻辑《名理探》的李之藻，清末校释《墨子》数十年的古文字学家孙诒让，都不了解墨家辩学的逻辑内容。这不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古汉语，而是由于当时缺乏解读墨家辩学中逻辑专业知识的准备，没有能借助西方逻辑科学方法的犀利工具。
孙诒让说，先秦诸子以《墨子》为最难读；《墨子》以《墨经》为最难读。《墨经》几需“九译乃通”，故学者“罕能津逮”。黄绍箕《墨子间诂跋》说，《墨经》“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家奥衍之旨”。解读墨家辩学的逻辑专业知识，要能读懂体例和语法结构都极为特殊的墨家元典，用现代逻辑和语言工具给予恰当分析。
孙诒让1897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对“《经》、《说》诸篇，闳义妙旨，所未窥者尚多”，“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基本规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孙氏笼统猜测《墨经》有逻辑，不具体了解其中有哪些逻辑内容。
西方逻辑翻译家严复在《名学浅说》说：“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严复笼统说中国古代有逻辑，也不具体了解墨家辩学的逻辑内容。正确解读古代文献，读懂中国古代逻辑元典，是当今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第一大难关。
关于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科学方法的正确运用。方法是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明确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主题、方向、目的和宗旨，明确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是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应有之义。
还必须明确中国古代逻辑怎样研究，知道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在读懂中国古代逻辑元典的基础上，选择适当方法，正确分析中国古代逻辑资料，是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第二大难关。正确运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方法论的要义，是获取预期成果的关键。
五、哪些研究领域会从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获益?反过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可以从哪些学科研究中获益?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是从属于逻辑和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子项目，必然与逻辑和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其他分支学科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可彼此借鉴研究成果和方法。近百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可资证明。
中国古代逻辑元研究的方法，是受希尔伯特元数学纲领和塔尔斯基语言层次论的启发。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已经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中获益，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进展，必然丰富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是各界学人长期研究的共同体验。
科学哲学中学术发生机制与社会功能的理论，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启发良多。李白《将进酒》诗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中国古代逻辑不是无缘无故产生，也不会渺无踪影消失。中国古代逻辑有其产生发展的必然机理和适应社会需要的功能与作用。
当今用发达的西方逻辑科学方法和现代语言，从事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促进中国古代逻辑的现代转型，中西逻辑的贯通融合，使中国古代逻辑转换为现代人易于理解和运用的知识形态，可继续发挥中国古代逻辑为现代人类服务的积极作用。[1]
收稿日期：2011－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