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经济萧条下的日本个人消费透视_日本银行论文

复合经济萧条下的日本个人消费透视_日本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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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外部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给“泡沫经济”崩溃后处于恢复阶段的日本经济再次蒙上了阴影。日本银行1998年7月份的报告指出,随着工矿业生产的锐减, 就业率和收入大幅下降,整个经济陷于“全面萧条”中。1998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首次负增长。小渊政府以增加企业设备投资、扩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刺激政策,目前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战后日本所经历的一直是政府主导的、以企业设备投资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作为需求之一的企业设备投资已趋于饱和。这样在当前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个从消费,分析其增长乏力的原因,用扩大内需带动经济的复苏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拟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个人消费增加的必要性

(一)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战后日本经济便以欧美等先进国家为目标,实施“赶超型”的产业政策。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进性,从一开始便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出口为目标。个人消费受到极大的抑制,以便增加资本的积累,为此形成了独特的“供给管理”宏观经济政策。

50年代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的资金、原料投向煤炭、钢铁、化肥、电力等部门。60年代到70年代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行“集中生产方式”,扶植重化工业,并进行产业高级化调整;同时以“特别短期折旧方式”刺激企业设备投资。80年代以后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植市场竞争中失败的萧条行业,实现现代化。从以上对产业政策的简单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强化企业设备投资是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忽视消费抑制消费成为必然。经济运行的结果便是国内市场狭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这表明了企业设备投资已渐趋饱和,而个人消费还有很大的扩展余地,因此用增加个人消费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是现实可行的。

其次,“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银行等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不良债权”。一般来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80年代末期,由于日本货币当局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使大量的货币流向股票、债券、房地产市场,造成虚拟金融资产的价格严重背离实物价格,暂时的经济繁荣使企业急剧扩大设备投资。企业的经营者往往脱离本企业经营目标,或通过发行公司债券,或向银行申请货款来筹集资金,进行超出企业承受能力的设备投资。据统计,企业仅发行公司债一项,从1986年到1989年,较1985年每年就增加50%以上。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资产贬值”效应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债权(坏帐)包袱。98年1 月大藏省公布的不良债权总额达76.7万亿日元,约合5900亿美元。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多家大金融机构在此前已倒闭。97年桥本内阁决定实行金融改革,被称为“日本版的大爆炸(big—bang)”。 其主要的内容是提高金融机构服务的透明性,加强金融监管,严格银行经营的负债率。另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机构对企业设备投资贷款表现为“惜贷”,这样企业设备投资难以有较大的增长。而企业负债经营,由于缺少资金注入,对短期内走出困境十分不利,从而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二)外部经济环境的要求。首先,贸易磨擦加剧。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外贸收支的巨额赢余,“外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迫于贸易摩擦的压力而噬需转变。只有开发国内市场,增加个人消费,才能减少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

日本一贯奉行“贸易立国”政策,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1992年贸易顺差曾高达1175.5亿美元,1994年达1211.67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头号债权国。欧美先进国家纷纷减少对日本出口商品的优惠,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开放国内市场,承担起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日本贸易摩擦的表现主要是:贸易摩擦的商品多。从50年代的纺织品到60年代的钢铁、汽车,一直到70年代的半导体都先后与欧美发生摩擦。由于日本在工业高附加值产业结构方面与欧美诸国相类似,容易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尤其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尖锐化,克林顿政府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动辄以“超级301 法案”相要挟。此外,贸易摩擦的国家(地区)增多。在与美国贸易摩擦中,美国一方面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已着手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对其出口的一些商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同时又用迫使日元升值的方法来抑制日本商品的出口。与欧共体各国的贸易必将面临更大的竞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为改变对日本长期巨额国际逆差局面。也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税率。加之,日本与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在对第三国(主要是美国)出口的相应产品上也有着激烈的竞争。

其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97年7 月开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无论是NIEs国家还是东盟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停滞或负增长。这势必会减少该地区的进口,而该地区又是日本工业品的主要市场,短期内出口将面临严峻的形势。东南亚国家经济形势的主要表现是:

(1)货币贬值加大了东南亚地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能力。 在日本的出口市场中,东南亚地区仅次于美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商品的四分之一是输往东南亚的,日本向亚非拉地区出口的机器一半以上和成套设备的五分之四也是输往东南亚的。在这次危机中,泰铢、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幅分别达40%、30%、50%和35%,新加坡元,台币跌幅也在10%以上。这样该地区的出口在价格上优势,使日本出口商品面临很大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各国国际收支存在巨额逆差,金融货币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产业结构噬需调整,目前看各国恢复经济增长,增加进口还有待时日。日元汇率若想保持稳定,则日本出口商品竞争力将大大削弱,反之,若日元贬值,则又会带来东南亚国家货币新一轮贬值,进一步使各国经济恶化,从而引发世界经济衰退,更加不利于日本商品的出口。

(2)宏观经济紧缩将减少东南亚各国进口需求。 除货币贬值所产生的抑制进口效应以外,危机过后东南亚各国普遍采取严厉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如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利率,加强金融监管等。国际货币基金(IMF)以经济调整作为给各国提供货款为条件。此外, 东南亚各国必将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来平衡国际收支。有资料显示,各国已经积极采取使用本地货物以代替进口货物的措施。

以上从内外两方面说明了增加个人消费的必然性,有助于认识其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

二、透视个人消费乏力的原因

尽管个人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近年来其增长却十分乏力。1997年10月到12月的个人消费比前期仅增长了0.3%。 本文认为个人消费乏力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生产中所需的一切投入被称作生产要素。由于各个国家资源禀赋存在着差异,表现在生产要素上便是某种要素较丰富,某种要素较稀缺,这必然反映在生产要素的价格的高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便会用价格低(较丰富)要素替代价格高(较稀缺)的要素。

日本除较丰富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外,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料、燃料都十分缺乏。战后初期,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指出了日本基本国情的三个特点:1.资源贫乏。石油、铁矿石以及其他消耗能量大的工业原料都要依靠进口;2.人口相对“过剩”,与其资源相比劳动力显得较充足,解决就业、粮食问题,只能靠工业现代化;3.具有资本主义发展后进性,需要完善市场与竞争机制。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使日本认识到只有有意识地加速扩充资本积累,才能使经济获得迅速的增长,国民生活水平才能大幅提高。

由于赶超阶段劳动力比资本丰富,使日本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压低工人工资以取得国际市场竞争力。1950年日本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的33%,西德的71%,和英国的77%。到70年代中期,在日本早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情况下,其工人工资仍大大低于美国和德国。企业通过低工资——高积累来扩大资本积累,必然导致收入的低水平,从而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政府也把增加出口,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自己的任务,制定了加速企业资本折旧,减轻税收负担的种种措施来刺激企业资本的积累与投资。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增长率大大快于工人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1955—1973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增长22.89倍,年增长率达19.3%, 而个人消费相应数据仅为10.35倍和14.4%。1980年—1990年,国内总资本形成增长了80.3%,其中私人设备投资增长了122.9%,而家庭同期消费支出仅增长了72.8%。结果家庭消费占GNP比例已由1980占58.1%下降到1985 年的57.9%,1990年又下降为56.2%。

日本凭借迅速扩大的设备投资和廉价劳动力,使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迅速赶上欧美先进国家,从而能出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和关制成品,进口工业原料和初级产品,达到了使经济增长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性高积累、低消费是个人消费乏力的传统原因。

(二)高储蓄率与个人消费。日本“设备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渠道:企业内部积累、政府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机构贷款。日本企业或外部资金主要是通过间接融资实现的。而企业与银行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机构的“超额贷款制”,既放款额超过他们的存款额,其超过部分靠中央银行的贷款来实现,使企业可以得到充足的设备投资资金。日本银行系统的特色便是将企业成长性取向放在首位,而银行利润居于次位。在银行对企业的全方位服务中,“窗口指导”独具特色,即通过提供信息,给与优惠政策,使企业发展方向与政府制定的经济战略相一致。政府的战略方向一般以赶超先进国家,增强竞争力,保持高速增长为目的,这样金融系统有力地促进企业设备设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居民个人储蓄,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储蓄占收入的比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以整个高速增长时期为例,1955、1960、1965和1970年居民储蓄率分别达13.4%,17.4%,17.5%和20.7%。而1970年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原联邦德国居民储蓄率却分别只有5.8%,8.2%,13.8%,16.1%和16.4%。如果储蓄意味着放弃现在消费,它或者直接产生用于未来消费的商品,或者形成将来会产生收入的资产,这些资产产生未来收入可以用于未来消费的话,则高额的现期储蓄必然抑制现期的居民消费。

随着整个社会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表现为递减。当边际收益降至不能弥补储蓄的机会成本——当前的消费一时,整个社会便出现了利息率很低,但储蓄仍在大量增加的现象。这与消费者理性行为相悖,但分析一下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便可知道这种行为具有着现实性。首先,日本的社会福利投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日本居民在得不到必要的社会福利保障条件下,被迫进行各种名目的储蓄。尤其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更加剧了人们宁愿牺牲目前的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的行为。其次,日本政府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施行财政刺激,对企业补贴,其资金来源于税收,消费税是其中重要一项。再加上东方,尤其日本人勤俭创业的习惯都可以说明这种时间偏好的“不理性”与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称为时间偏好。当推迟的未来消费获得小于现在消费时,便表现为时间偏好的“不理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日本政府在日本经济低迷情况下,降低利率,尽管处于很低水平,而居民存款额仍然很大的原因。

1997年以来日本央行不断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目前实际利率已经为负,但是储蓄额仍不断增加。经济人士指出利率已跌至“流动性陷阱”水平,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弹性无穷大,新增货币被出售债券的人保存在身边,消费、投资却没有增加。另一方面,利率降低有利于消费的同时,更有利于资本积累与设备投资。这是因为企业还贷成本下降,由投资乘数和加速数原理可知设备投资扩大,生产力提高,经济扩张。若是消费减少,则出现库存增加,生产能力过剩,效益降低,这时加速数原理又发挥作用,最终使企业设备投资不振,工厂开工不足,居民收入降低,消费更加疲软,经济最后进入恶性循环之中。

(三)日元汇率与个人国内消费。1985年,西方五国财长达成“广场协定”,大幅度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即从1美元=250日元上升到1美元=180日元左右),以消除日本与欧美大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平抑日益激烈的、由出口导向战略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但是,日本政府为为抵消汇率上升所导致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一方面通过财政对大企业集团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就是多次大幅度地降低利率,结果导致日本企业利润并没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损失。相反,使进口原料费用降低。这样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日元汇率在巨额储备的支持下走高。 1993年上半年为例,1美元=105日元左右,95年更达创纪录的1 美元=79.5日元。虽然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汇率偏软,98年5 月下旬到6月上旬连续跌破多个心理关口,一度达146日元对1美元, 半月间日元贬值幅度超过10%。但这只是美国套利基金投机失败,引起的抛售风潮所致。在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回升到136日元对1美元。进入10月日元继续回升,维持在110—120日元对1美元之间。 按实际经济状况日元汇率应维持在120—130日元对1美元之间, 目前看日元汇率还偏高。

日元的升值,使日本人显得更富有,使大批日本人出国旅游,进口增加,表面上看是消费增加了,但实际上所增加的是外国进口商品,而对本国经济有推动作用的国内消费反而下降更多。因为一国储备(R )增加,由货币供应量(M)与银行体系的国内信贷量(D), 有关系式M=R+D。由于国际收支(B)需要储备变化(△R)去平衡,即B=△R,则△M=B+△D。

若一国不变动银行国内信贷量,即紧缩国内贷款额,则储备增加会使货币供应量增加,结果一国物价开始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由前文知,日本政府为抵消日元升值,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需大幅度降息,即△D也同样增加。这样,国内充斥着大量的资金,物价上涨, 相对于外国产品,其对本国居民吸引力大大降低,这样国内产品消费并没有实质性增长。因为就正常商品而言,当消费者面对国内国外两种商品的选择时,因为汇率短期固定,本国商品的价格上升,外国商品价格相对不变,便会诱发价格的替代效应,即更多地消费外国商品,减少本国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本国居民持有的货币余额增加,收入效应便也出现了,并增强了前面的替代效应。从而外国商品消费增加的比例大于本国商品增加的比例,并没扩大本国的内需,出现了“漏出现象。

(四)财政改革与个人消费。长期以来,日本偏重于以财政政策促进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1995,1996两年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财政支持的。然而,这种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厉行“财政再建”的地步。于是桥本内阁1997年推出了财政改革方案,其内容主要是提高消费税率,停止两项特别减税,提高养老金保险费以及医疗费中个人承担比例,这些措施共增加国民负担9万亿日元。 公共开支下降了10%,使占GNP比重15%,就业人数多达660万的建筑业陷于萧条中。财政紧缩加重了人们对经济萧条的预期,从而更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这是景气不振的直接原因。

以上重新审视了个人消费增加的必要性并分析了近期增长乏力的原因。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依靠完善的市场机制来使经济健康地运行。增加消费需求,减少企业设备投资应当成为重要的一环。而以此为契机,深入分析居民国内消费乏力的原因,也有助于解释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崩溃及目前的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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