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清淡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
这一首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幽居》，作于他辞官别秩闲居郊外之时。诗中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那早春细雨中的诗情画意，那达观通脱的人生态度，那古雅清淡的气韵风致，构成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士人心灵图卷。在中国诗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这类诗的作者也不乏其人；而在中国古代诗论家的心目中，这类作品和诗人则已被奉为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或规范。
这些诗人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历代诗评中，而且，传统诗论赋予他们的角色评价常常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以他们的始祖和总代表陶渊明而言，从他身后不久的梁代起，就有钟嵘在其《诗品》中追认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到了隋代，又有王通在《文中子中说》中封他为“放人”；宋人徐铉和葛立方更推他为“逸民”（徐铉：《送刁桐庐序》《徐公文集》卷二四）、“第一达磨”（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二）；而在清人吴淇、顾炎武、龚自珍的眼里，陶渊明又成了“圣贤之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一）、“有志于天下者”（顾炎武：《菰中随笔》、“卧龙豪”（龚自珍：《杂诗》，《定庵文集补》）。又如柳宗元，南宋刘克庄赞扬他复兴“雅道”，是“本色诗人”（《后村诗话》前集卷一）；而清人乔亿则指出他长于“哀怨”，视其为“骚人之苗裔”（《剑溪说诗》卷上）。此外，王维身兼“高人”①、“卧龙”②、“神仙侣”③三任，张九龄、孟浩然、常建、储光羲、韦应物、梅尧臣、王士祯等，也分别被标上诸多名号。这种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一方面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诗论家们广泛注意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他们具有非他人能够比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致于在同一人身上出现了上述诸多看似抵牾难合的角色评价。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诗评家们拈出，在某种审美尺度下被组合成一个凌跨几个朝代的诗人群，并由此对诗歌创作和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其例的。于是，其间奥秘，便很有深入探究一番的必要。
一、清淡诗派的角色特征
相互一致的角色特征，是清淡诗派成员走到一起的外在依据。
众所周知，屈原以他光耀千古的抒情长诗《离骚》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积极进取、百折不饶、九死不悔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杜甫一生追求理想政治，批判黑暗现实，自称“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陆游虽自号放翁，却始终心系“扫胡尘”、“靖国难”，以致于到了晚年，仍然“尚思为国戌轮台”（《十二月四日风雨大作》），他们堪称入世型诗人的代表。作为批判现实的诗人，他们虽然也曾行吟泽畔、筑堂花溪、僵卧荒村④，但他们的行事与心态既不同于佯狂避世的楚狂接舆，又与自号华阳隐居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迥然相异。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富有这类诗人特有的浓烈感情外，更不乏政治家忧时悯世的胸襟怀抱。其角色特征在于“入世”二字。
与入世相对的自然是出世。在中国封建社会，出世之人除了宗教徒而外，大量存在的恐怕就是被称为“幽人”、“逸民”的隐士了。从《后汉书》开始，历代史书就专设隐逸传记载隐士行事。《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把隐士划为三种类型：
古之隐士，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絜治世县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贲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
在这里，第一类有德行而不受万乘之聘的隐士和第三类乐山林逃丘园不与世事的隐士比较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所谓“真隐”。比如许由闻尧欲让天下于己而到河边洗耳；庞公与其妻躬耕畎亩，不受官禄，后为采药入鹿门山，不知所终等等。至于第二类，严格地说，不能算作真正的隐士，他们或怀才不遇，或不合流俗，对于出处辞受，完全持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所以，后来的史书隐逸传，就把这一类人排除在外，而专以终身不仕而又有世名当作划分隐士的标准了。总之，隐士的角色特征，在于“出世”二字。
较之入世型诗人屈原、杜甫、陆游等和出世的逸民隐士，以陶渊明为始祖和代表的诗人群自有其角色特征。他们与上述两类人在某些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入世型诗人比较，二者在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方面是一致的；但是，陶渊明等人在出处语默方面远远不如屈原、杜甫、陆游等那么执著，他们并没有把魏阙庙堂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在他们看来，江海山林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在宦海沉浮与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心理平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江海山林势必将会成为他们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与隐士逸民比较，二者在追求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方面是一致的；而其不同之处在于，隐士逸民既以此种人生态度处世生存，更以此种处世方式成名立身，历而他们可以被视为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的物化或象征，而陶渊明等人虽然把它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但并不把它当作唯一的生存方式。在出处进退方面，陶渊明等人基本上持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但这并不排除发生在他们内心的激烈的冲突。这种内心冲突往往在相互对立的两极因素中展开，比如穷通、贵贱、荣枯、悲乐、自由与樊笼、纵浪大化与投身纷纭等等。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产生或仕或隐的现实抉择。对于隐士逸民来说，这种内心冲突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他们隐逸山林之前就已经消解；而对于陶渊明等人来说，这种冲突却时时伴随着他们的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入世还是归隐，都无法摆脱，从而他们吟咏性情、描绘自然的诗歌，便可视为其纷繁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清淡诗派形成的心理基础
在文学史上，每个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无不有其内在的心理基础；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也不例外。不过，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自然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般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成立，除了一定的纲领宗旨、组织形式外，主要依靠相互认同这一心理基础；或者说只要有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和文学交往，就可以初步构成一个诗派或诗人群，如建安七子、江西诗派等。这样的诗派或诗人群，通常是成员共处于同一时代，其创作或开一代诗风，或被视为一代诗风的标志。而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成员并不共处于一朝一世，也没有某种纲领宗旨、组织形式，他们的创作不被认为是开了一代诗风，或被视为某一代诗风的标志；他们所以构成一个诗人群，成为一种诗风的代表，主要是历史选择或历史认同的结果。如同他们分处于几个不同时代一样，他们的创作被认为是凌跨时代的，被视为中国诗歌审美理想的代表或标志。当然他们自身之间，也有着凌跨时代的相互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是相互认同和历史认同的统一。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尊古重史的传统。历史既可以是一种工具，可借以知兴替、明得失，把握事物盛衰之道；历史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可借以法先王、追前贤，标举某种理想人格及其生成化育的一切。人格化的历史传统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而深刻的。首先，它依靠的是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认同，这种理想人格从观念、情趣等方面对人们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对其产生一种奇特的情感共振，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其次，这种理想人格本身又是十分朦胧和含混的，作为理念与形象的结合体，它仿佛某种文学意象或意境，具有多义性，这就给人们的阐释留下了相当的空间。可以说，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独特机制——以复古为革新，托古以行其道。这种机制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便是学古与通变的统一。
陶渊明等人是典型的尊崇传统、对往古社会和先民有浓厚兴趣和感情的一群。在这方面，陶渊明具有无可争议的代表性。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几次出仕和归隐，无论是出还是处，他的诗中都少不了往古社会的氛围和怀古的情调。在他生命的调色板上，“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饮酒二十首》其五）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是两种相近而不可或缺的底色。从某种角度来说，“遥遥望白云”甚至可以成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理底蕴。当他与邻人朋友来往时，是“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二首》其一）；当他独处衡门时，是“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时运》），“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萦系于怀、悠思难忘呢？且看他的内心独白：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甚静，寤寐交挥。（《时运》）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其二十一） 这是对先民任真自得的生活的追思；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道丧向千载，今朝斯复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二十首》其三） 这是对古道沦丧的叹惋；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这是对精神偶像的依恋；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
缅怀千载，托契孤游。（《扇上画赞》）这是对往古社会的追寻。
以上几个方面，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人格化的历史。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先师先民古道古书就是历史的表征，就是他理想寄托之所在。其对陶诗创作的影响，就是给他的诗作笼罩上一层往古社会自然淳朴的氛围，赋予抒情主人公以理想人格的基调。这样一来，陶诗就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感，做到了学古与通变的统一。这是深层意义上的学古与通变，人们很难在一般的阅读活动中读出，只能沉潜到作品内部去体会。这是就陶渊明的一般诗作而言，至于他的拟古之作，如《拟古九首》，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一般的拟古之作，即使不标明所拟对象，人们也很容易找到摹拟的痕迹，从而确定所拟对象；而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却自然浑成，无迹可求。正如明人许学夷所说：“靖节《拟古九首》，略借引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摹拟之迹。”（《诗源辨体》卷六）清人方东树说得更加明白：“渊明《拟古》，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昭味詹言》卷一）
“用古人格作自家诗”使陶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使陶渊明以及陶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朴素自然的往古社会和志趣高远的理想人格的象征。因而，陶渊明及其诗歌就被转换为一种历史传统，成为尚古心理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一点对清淡诗派的构成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尚古心理的作用下，一方面陶渊明以及陶诗成为清淡诗作者们的师承对象，这是他们进行历史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陶渊明以及陶诗又成为清淡诗作者们相互联系的中介和纽带，而这正是他们相互认同的心理基础。所以在清淡诗作者的笔下，怀古与拟陶之作往往交错出现，陶渊明和陶诗常常作为一种意象或情境进入他们咏史怀古的篇章。
这是一般的怀古诗句：
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张九龄：《叙怀二首》其一）
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王维：《辋川闲居》）
洗帻岂独古，濯缨良在兹。（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
士贤守孤贞，古来皆共难。（常建：《赠三侍御》）
摇摇世祀怨，伤古复兼秋。（储光羲：《登商丘》）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韦应物：《与村老对饮》）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柳宗元：《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尝闻晋高士，时偃北窗风。（梅尧臣：《昼寝》）
历下亭中坐怀古，水西桥畔卧吹笙。 （王士祯：《忆明湖》）
诗中只是体现了一种怀古的心态或情调，加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之后，此一心态或情调就有了实际的内容，并在对陶渊明人格认同的基础上，使诗的基调与吟咏内容形成为一个浑然无间的整体：
自为本疏散，未始忘幽尚。……且泛篱下菊，还令郢中唱。（张九龄：《九月九日登龙山》）
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王维：《送六舅归陆浑》）
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孟浩然：《李氏园卧疾》）
去时能忆竹园游，来时莫忘桃园记。（储光羲：《酬李壶关奉使行县忆诸公》）
终罢斯结庐，慕陶终可庶。（韦应物：《东郊》）
当时陶渊明，篱下望亦久。（梅尧臣：《和江邻几有菊无酒》）
陶潜令彭泽，柴桑一舍耳。犹对匡庐山，共饮西江水。（王士祯：《彭泽雨泊有怀陶公》）
常建和柳宗元虽没有直接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入诗，但《空灵山应田叟》分明是常建笔下的桃花源，而柳宗元的《饮酒》诗不仅深得陶诗之壶奥，而且“绝似渊明”⑤。
但是，仅仅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入诗，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由于陶渊明人格的感召力和陶诗艺术的感染力，咏陶和拟陶之作历来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苏轼出于对陶诗的喜爱和对陶渊明的钦佩之情，就曾在贬谪惠州之时，做过和陶诗数首；但苏轼诗风显然与陶诗大相径庭。所以，张、王、孟、常、储、韦、柳等人对陶诗的认同，除了受人格化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外，还存在着一个通变的问题。
通变的概念是与学古同时产生的。刘勰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旨在抵制“竞今疏古”之风，主张“还宗经诰”，即“明道”、“征圣”、“宗经”。但通变与复古不同，“通”指文学传统的先后继承，“变”指文学的不断发展，通变即探本求源，以达到“通则不乏”、“变则可久”（《文心雕龙·通变》）。可见，通变是以学古、通古为前提，以变为目的的。也就是说，通变虽然以变为主，但通却是其基调。由于通变的学古、通古色彩，后代诗论家在谈到“变”的问题时，往往强调“正变”，使之与通变对应。如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
“诗变而不失其正”，“有盛无衰”，可以说是诗论家们的理想。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识别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亦即确认传统和正宗；其次是创变而不失其正调，亦即诗评中常说的“某某得某某体格之正”。一旦被视为变调，就已超越出正变的范围了。
张、王、孟、常、储、韦、柳等人正是学陶而不失正调的一群，他们继陶诗所开创的清淡诗风之后，从各自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清淡诗风的内涵。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性之所近。
这是以陶渊明为始祖，认为唐人王、孟、储、韦、柳等从各自的品性出发，去挖掘陶诗的那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明人胡应麟更从“清”的角度，指出学陶各家的自身特点：张九龄清而淡，孟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诗薮》外编卷四）。
以上仅就陶渊明在唐代的追随者而言，至于梅尧臣、王士祯，其诗仍然不离上述唐人师陶的轨道。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并序》评梅诗：“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盖老以劲。”《宋史》本传也说梅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从而梅诗特点可概括为清奇。而王士祯的神韵说，即以含蓄、冲和、淡远为旨归，他本人也在诗歌创作（特别是五七言绝句）中加以积极的实践，其诗大抵不离清朗一路。
可见，清淡诗作者们对于陶诗的继承与发展，称得上是学古与通变的统一，做到了诗论家们理想中的“诗变而不失其正”。这个“正”，可以说是“清”的总特征或主色调；而“变”，则是在此特征或色调中的种种变换。
三、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
清淡诗作者们除了通过陶诗这一中介达到相互认同外，彼此间也存在着社会交往或心灵上的神交。这对清淡诗派的构成，同样是十分有意义的。
张九龄在盛唐初期是士林中颇富威望的人物，尤其以擢拔后进而闻名，因此他成为许多追求功名的士人所干谒的对象。王维、孟浩然都曾对张九龄有干谒之举。王维《寄荆州张丞相》说：“所思竟何在，终身念旧恩”；孟浩然《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王维甚至谈及张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如《上张令公》说：“言诗或起予”；孟浩然生平唯一的出仕之举，就是49岁时入张九龄的荆州长史幕，在短短的几个月期间，陪同张九龄登临荆州诸多名胜古迹，写下许多纪游诗。张九龄也把王孟引为同调，《答王维》说：“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在荆州长史任上与孟浩然的交往，比其他诗人更为密切。
王孟同时，孟比王年长12岁，而精神相通。相传王维曾画孟浩然像于郢州刺史亭⑥；至于诗歌，也多有唱和。如孟浩然《留别王维》：“惜与故人违，知音世所稀”，王维《送孟六归襄阳》：“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又《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储光羲与王维也互有交往，储有《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王有《待储光羲不至》；诗歌唱和如王维《偶然作六首》，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等。
除上述四人互有社会交往外，其他清淡诗作者则是通过对陶诗或同类作品的模仿和评价达到相互认同。如韦柳的拟陶和学陶，梅尧臣的拟陶、拟韦，王士祯对王孟韦柳的推重等，这些都是构成清淡诗派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清淡诗作者们是通过陶诗或相互交往唱和达到相互认同的话，那么，历代诗论家对此类诗人的选择和推重则是一种历史的认同。对于清淡诗派的构成来说，后者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清淡诗派与文学史上其他诗派的主要区别之一。这种历史认同一般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在对陶诗的评价过程中，一些以陶为师的诗人被纳入陶家风范；另一方面是在对清淡之美的欣赏和提倡活动中，陶渊明等人被奉为这种审美理想的体现者和代表。
可见，清淡诗派是一个由陶渊明的人品风范所发起的，以陶诗风格为中心特征和共同审美趣尚的诗人群体。当然，陶诗的风格不只清淡一种，不仅有“悠然见南山”式，还有“金刚怒目”式；追随陶渊明的也不仅仅是王孟常储韦柳以及梅尧臣、王士祯等几人，而且就这几个人来说，其诗风也不能视为只有清淡一种；但是，从中国诗史的实际情况看，清淡诗风的确是中国诗史上生命力最强、涵盖面最广的诗风，而陶渊明等人也的确是这种诗风最有资格的代表。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这个诗人群可称得上是独特的文人集团。其成员只是存在于一种共同的审美视野和社会心理状态之中，靠一种共同的创作风格以及造就这种创作风格的独特心态维系着，并达到一种价值认同。
从美学史的角度来，这个诗人群体所造就和代表的诗风，不仅生生不已、绵延不绝，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被不断加入新的有机成分，后者通过古人不绝于口的吟赏和品评，终于形成为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和规范。
总之，这一中国诗史上跨越年代最长的诗派，不是由诗人自身发起组成的诗派，而是诗论家们心目中的诗派。明人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卷二中说：
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
曲江、鹿门、王丞、常尉、昌龄、光羲、宗元、韦物，陶也。（唐初）张子寿（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之以风神者也。
其视线虽停留在宋以前，但就目前所述，显然已经把陶渊明等人视为一个诗派了。这里承袭传统观点，称陶渊明等人组成的诗人群为诗派；由于他们以清淡诗风为自己的代表性风格，故称之为“清淡诗派”。⑦
由于这一诗派的独特性，因而与其相关的问题，如清淡诗风的总体特征及其内涵、清淡诗风与时代文化特征以及诗人心态的关系、清淡诗风的文化蕴涵和文学传统、清淡诗风的美学意义等等，便成了在这一新的角度下极有价值的课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是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认识的。
注释：
①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不见高人王右丞。”
②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其一：“澄潭昔卧龙。”
③李日华：《读右丞五言》：“紫禁神仙侣。”
④屈原遭谗被疏，流放江南，行吟泽畔，笑傲沧州；杜甫辞官入蜀，卜居花溪、营建草堂；陆游被劾去职，归老故乡，有“僵卧荒村不自哀”的诗句。
⑤《笔墨闲录》，转引自《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53页。
⑥参见皮日休《郢州孟亭记》，《皮日休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⑦笔者认为，陶渊明等人组成的诗人群既然是相互认同与历史认同的结果，便具有了构成一个诗派的必要条件。与同处一个时代以及共同的文学纲领这两点相比，诗派成员的相互认同以及批评史上的历史认同似更为关键，更何况清淡诗派具有一个公认的始祖陶渊明，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清淡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