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隧道里，祈望文学是灯——“回顾与展望：跨世纪的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隧道论文,跨世纪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将结束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灾难和希望从未如此并重的世纪，是一个生命和精神亦从未如此同样顽强而旺盛的世纪。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使人类置身于种种严峻的挑战之中，同时也将给人类社会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可能。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我们深感在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可知和未知满怀希望的同时，亦任重而道远。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面临本世纪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外国文学，对它作出全面、正确的总体评价，研究本世纪文学发展的规律，并展望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主要态势，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1995年9月21日至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0 多位外国文学专家、学者汇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青岛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和主办的“回顾与展望：跨世纪的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宏观审视：文学的过去和未来
正如同20世纪的文学呈现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态势一样，我们的研讨会在回顾过去文学的发展轨迹，展望新世纪文学走向时，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20世纪外国文学的确表现出了多元化和多声部的特性。文学流派之此起彼伏，文学现象之扑溯迷离，作家作品之层出不穷，都为当今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许许多多、言之不尽的话题。如何宏观把握20世纪外国文学的特性和总体态势，学者们从各不相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马小朝（烟台大学）对20世纪占绝对位置的两大文学概念——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和远景展望，从而表明了自己对于文学的过去和未来的富有特性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准确地再现现实生活。这一文学艺术倾向在西方已经经过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19世纪等漫长的历史阶段，因而已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同时，他还指出，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质量概念。现代主义不是具体的文艺运动，也不是统一的文艺思潮。在他的概念里，现代主义包括所有的以非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在文学上倡导反传统的各种文学创作流派。他把西方现代主义看作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元交织、扑溯迷离、怪诞离奇的一系列文学现象的总和。具体到20世纪西方文学，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确比现实主义显示了更为内蕴丰厚、风格庞杂的艺术成就。但是现实主义之流却从来没有中断和消逝，只是拉长了，变细了，有时也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辉。他不同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看法，更不同意以“无边的现实主义”来囊括所有以迂回曲折方式表现现实的现代主义文学。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邱运华（湘潭大学）从20世纪文学与传统的角度对关于20世纪文学理解方面的些许偏颇提出了自己的反拨观点。他首先力图对“20世纪文学与传统”的内涵作出必要的界定。他认为，以前在描述20世纪的文学概貌时，“20世纪文学”常常成为现代主义或少部分后现代主义的代名词。而传统就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似乎20世纪以前的一切都是20世纪的传统。邱运华认为，20世纪文学在内涵方面至少应该包括：20世纪各民族作家运用当代语言所写作的面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的作品，面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作品。邱运华作如此界定，显然是意识到长期的欧洲文化中心观念对人们心理所产生的必然暗示。他认为，“20世纪文学”绝不仅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这一提法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否具有客观性似乎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他看来，对“传统”更科学的认识应是看到它的相对性：每种文学的传统只能是它直接面对的，对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产生直接作用的文化。因此，20世纪文学便也有自身的特指传统。以西方20世纪文学而论，它所依据的观念、主题和形式，应是直接来自于19世纪末的文学遗产，尤其是直接来自于象征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它们汇同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观念，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波特莱尔等人对艺术形式的新思索、新理解，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
关于20世纪文艺思潮，王钦锋（宜昌师专）引出了对柏拉图与20世纪文艺理论的密切联系的探讨；他甚至认为，20世纪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许就是“回到柏拉图”。他认为，我们不应只看到20世纪理论（尤其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消解理论”）对柏拉图理念论体系单纯的批判方面，还要看到它与柏拉图哲学，尤其是与柏拉图哲学中“边缘成分”所结成的同谋关系。这种同谋关系反映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热奈特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立上；种种反传统思想的弄潮儿又回到柏拉图哲学的夹缝之中，对柏拉图著作的某些边缘性成分如“苏格拉底对话”形式、隐喻和神话等方面进行重写，从而与柏拉图结成了新的联系。
赵炎秋（北京师范大学）把自己的视点放在了语言论的转向方面。他认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论转向相呼应，20世纪西方文学也产生了从形象到语言的方向性的转变。20世纪西方先锋派作家越来越关心文学语言本身，他们在文学方法与技巧上进行了种种实验和革新，这在某些方面使思想上的深度模式受到了消解，使形象零散化，文本平面化，结果使形象与思想在文本中逐渐消解，退居幕后，使能指、语言突出成为文学的主宰。西方先锋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已走上了为语言而语言、为形式而形式的地步，这就大大损害了形象的塑造与思想的表达，其发展结果必然导致文学的衰落。他认为，未来的文学必须克服20世纪西方文学的语言论转向的片面性，吸取形象论的长处，将语言论与形象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创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杨昌龙、井凤霞（西北大学）则以人学为基点，对西方文学史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们认为，文学即人学，文学史应是一部以重点作家、作品为基础，表述人类争取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人学艺术史，其灵魂是“人学”二字。人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科学，自有其相对稳定的内容，但更是个动态嬗变的历史概念。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进一步分析了诸种现实主义在“人学”基点上的不同反映，他们尤其探讨了从1830年左右英法资产阶级掌权到十月革命前夕，在欧洲得到充分发展的批判现实主义和从十月革命前夕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为止，以前苏联文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两大现实主义思潮在人学内涵上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批判现实主义重在暴露社会上层的灵魂丑恶，揭示社会下层的苦难遭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旨在表现下层群体的斗争和翻身，精神上获得的解放和自由。所以，如果可以把前者简要界定为抨击社会上层罪恶、呼唤人道良知的人学艺术史，那么，后者则可概括为代表下层利益的、有组织有纲领的、争取群众自由的文学艺术史，它的特征是它的革命性、统一性和理想性，其理论核心便是“群体文学”。
关于现代主义，杨昌龙和井凤霞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由多种具体流派松散组合而成，而且各流派的思想倾向和美学主张有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流派内部观点也不一致，但是，其共同点也很鲜明：都向传统理性观念和群体人学挑战，都以与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区别来标示自己的特色，都以解剖自我和弘扬个性为己任，旨在表现意识以下的深层情感和探索心理的深层真实，反对现实主义的浅层真实和浪漫主义的放浪失实。他们认为，与现实主义文学相比，现代主义的人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它是个体性人学，它重在向内心、向深层的探索，而这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人学主要向外在、向客观的探索，尤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群体人学特征，必然产生分野和激烈争执。
在讨论20世纪外国文学态势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黄晋凯（中国人民大学）对理性主义也发表了自己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在怀疑的时代，在相对主义的时代，才产生了非理性的挑战，它是对理性主义的怀疑，是新的一轮的求知。非理性主义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客观世界不可解释，对人的地位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非理性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理性定义的简单的排斥，它所“非”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理性，因为它本身同样存在着很多理性的思考，充满了思辨。对理性主义绝对真理的超越，同样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解开人类之迷的一种努力。
于细微之处见与识：理论、作家和作品
在进行了充分的宏观讨论和分析之后，与会学者进入了热烈而丰富多彩的微观评析。虽然20世纪是一个文学流派纷呈的时代，但众多细微之处的总和仍然可以展示出20世纪文学的整体概貌。
关于20世纪外国文学理论，学者们显然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侧重点，他们的角度不同，视点不同，对文学批评的内涵及现状各自作出了细致的考察。
殷企平（杭州大学）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初始场景”概念入手，分析了当代美国文坛新秀奈德·卢卡舍将“初始场景”引入文本理论，建立文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三者间的互文关系这一做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初始场景”这一概念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意指精神分析家根据病人的回忆而建构的、有助于说明患者病因的场景或事件。它具有两大含义：一，由于人类容易遗忘这一心理特点，事物的本源或真相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遮掩；二，虽然回忆不等同于真实，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它建构初始场景，从而接近真实。弗氏的这些基本思想为以后“初始场景”与西方文论的嫁接打下了基础。把“初始场景”这一概念引入文本理论的是卢卡舍，他从文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三者的联系入手，给“初始场景”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它表示一种从本体论角度无法确定的互文性事件，一种介于史实性记忆和想象性建构之间的事件。殷企平指出，将互文关系与历史真实放在一起考察，这是卢卡舍高于一般解构主义者的地方。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文学文本的多极阐释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新的手段，有利于文学作品的“重新发掘”，因此，它也许能为走出批评话语的困境提供一条途径。
解构主义仍然是学者们较为关心的问题。童燕萍（清华大学）认为，意义不定论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具有很大的对抗性，它否定文本具有一个中心和主题，否定批评对文本作全面的概括。这种意义不定论或非中心论被人们归之为解构主义批评，它是解构批评的突出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意义的不定性部分原因是写作和语言文字的密切关系。由于写作过程是结构文字的过程，文学作品是结构文字的产物，而文字本身具有的多义性、意义自相矛盾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学作品的上下文的不确定等等因素，都决定了作品的多义和复杂。她认为，批评的意义不确定论不仅有一定的实际依据，而且暗含着一种开放意识，有利于容纳对文本的多种不同的解释，善于发现作家、文本以及读者的思想的矛盾，在文学批评中拓宽了研究的领域。
盛宁（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则探讨了20世纪批评理论中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女权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把女权主义的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的话题联系起来，从直觉上说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有关女权主义、女性写作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已日渐增多，研究的范围也得到了拓宽，久而久之，一种“后现代的女权主义”便获得了理论认可。他认为，女权主义具有三个后现代特征：一是理论上的“拼盘杂烩”，即女权主义运用各式各样的理论武器，而在运用时有不少片面的、极端的做法。二是它逐渐成为失去目标的运动。从当今女权主义理论家们的争论，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们的理论建构越来越与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实际相脱离。三是话语的增值与意义的失落。女权主义者们的相互批判和争论，基本上停留在理论话语层面，语言层面是能指符号的置换远远超过了社会现实的变革。
晁召行（河南许昌师专）为20世纪西方小说总结了陌生化的特征。他认为，陌生化特征充分表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家们的创作勇气，它不但影响和改变了读者对世界的看法，而且也影响和改变了读者的小说观。这种陌生化特征主要存在于表现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和新小说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小说流派中。其追求与贡献表现为：注重表现主观的真实；注重表现真实的主观；重视艺术表现的创新；将传统小说的对世界、对人的解释变为对世界和人的观照，将传统阅读对小说的接受变为对小说的理解。但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小说的陌生化也暴露了小说艺术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存在着感知和审美的矛盾；存在着大众化和学者化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取消小说意义的倾向。
有关文学史的讨论无疑是我们这次研讨会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尤其是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讨论，因为表现了不同的观点而更显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俄罗斯文学， 由于它在20 世纪极其特殊的风雨经历，更由于它对于中国文学曾经产生过的深刻影响和二者之间不可磨灭的联系，现在已是中国各个国别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张捷、李辉凡（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提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它融合了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这两种提法的内涵。他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应包括三个板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以及侨民文学。
陆人豪（苏州大学）对于俄罗斯文学史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国的俄苏文学工作者已在如下一些问题上基本上达到了一致：重新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17年十月革命的俄罗斯文学，还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老一辈侨民作家和五六十年代后移居国外或被驱逐出境的新一代侨民作家，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重新评价苏联国内被镇压、被批判的作家和被禁、被批的作品；重新评价在苏联国内一直被肯定的作家和作品；编写一部包括上述文学现象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苏联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过程，当然可以独立成史，即重写苏联文学史。
黎皓智（南昌大学）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方面补充了陆人豪的发言。他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有三个重要时期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两个世纪之交，即1892年至本世纪初；二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三是七八十年代。
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美国文学史、波兰战后文学、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等都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谈到20世纪的文学现象，大众文化对文学所产生的挑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但大大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把工业化大生产的模式带入了文化领域，于是，电影、广播、电视、平装书等大众传播媒介引发了大众文化革命。这场革命无疑对长期统治着西方文化生活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挑战。邓红风（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认为，传统的文学社会功能表现为：对人类生活进行解释，为社会提供娱乐和消遣，引起人们对社会不公、弊端等黑暗的注意以求加以纠正，再现重大历史事件，记录和发展语言，反映和影响时代精神和思潮，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等。这些传统的文学社会功能在工业化革命之后，便渐渐被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所取代，纯文学根本无法在上述功能方面与大众文化竞争，它在影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方面的作用比之19世纪明显减少了，于是纯文学必须做出新的选择。在大众文化的冲击面前，西方文学家所探索的是大众传播工具还无法表达或难于表达的人类生活领域和主题，于是，下意识、荒诞不经及虚无成了20世纪西方严肃文学的主题，意识流、心理分析、黑色幽默等形式就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开掘。
与此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王守仁（南京大学）注意到了“汽车”这一形象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美国50年代的社会小说有很多都与汽车发生着深刻的联系。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汽车王国，而汽车则是工业化社会的标志。车轮上的文明是一种动态文明，汽车扩大了个人自由行动的空间和范围，可以制造出绝对自由的幻觉。从文化角度讲，汽车具备现代社会的特征，它在给予个人极大行动自由的同时，又对自由加以必要的规范和限制。50年代，美国不少作家注意到汽车给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行为带来的变化，对汽车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和思考。这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有《麦田里的守望者》、《洛丽塔》、《在路上》、《兔子，跑吧》等。作家们通过描写汽车时代的社会生活来表现美国文学中“出走”这一母题，从而赋予其作品社会批判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家和作品永远是文学最具体的本质代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它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才拥有了自己的特性和风采。尽管20世纪是一个“各领风骚”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或一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决定了20世纪文学建构的巨擘；但这并不等于说，20世纪没有大家和大作。当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叶芝、卡夫卡、萨特、托马斯·曼等人的名字被提及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高山仰止的尊崇。《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荒原》、《魔山》、《城堡》、《万有引力之虹》、《第二十二条军规》、《百年孤独》等作品，仍然是20世纪文学最杰出的成就。我们的研讨会对这些作家和作品都作了一而再的评析和关注，这也表明文学的永恒魅力是常说常新的缘由之一。
捷克作家昆德拉对于20世纪的文学来说，也许算不上大家，但他对中国读者来说，显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一个富有华彩的作家。仵从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认为昆德拉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作家，他的独特性表现在基本词的使用、复调式结构、小说的音乐性、幽默（或喜剧形式）等方面。他认为昆德拉植根于“存在”之思的这些独特性而生成的小说文本，既有别于19世纪前的古典传统小说，亦不同于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小说，同样，也有别于二战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或“实验小说”，但又无法否认它对传统血脉的承袭与对现代精华的吸纳。
同样，20世纪还有许许多多也许说不上不可或缺、但又绝对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存在着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的研讨会都给予了关注。比如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缪丽尔·斯帕克的《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以及“说不尽”的劳伦斯等。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不必为“白驹过隙”而嗟叹，因为过去近一百年的文学毕竟有过厚重的辉煌；我们更可以为“来日方长”而乐观，因为远处的希望永远是最真实的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吴元迈先生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对21世纪的文学作了这样的憧憬，他说，21世纪将是“世界文学”的世纪，将是众声喧哗的综合主义的世纪。无论这个憧憬会不会变成现实，下一个一百年的文学，都将是我们热爱文学、关注文学的人们生活的内容之一。文学，从来都像曙光，是内心里一盏不灭的灯。
1995年11月，德外“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