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低收入者权益 缩小贫富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差距论文,低收入者论文,权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750（2003）04-0013-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民生产力得到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贫富分化的现象也相继出现，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切实保护低收入者权益，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
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0.458。按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Best），在0.3～0.4之间为（Normal）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Warn），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收入上看，2002年，全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3∶1，但实际上，农民除去实物性收入与用于第二年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化肥、农药等，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达到5∶1，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种隐形福利，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可能达到6∶1，而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53.6％。可见，我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了。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就为我们关注低收入者的生存状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建设更高层次的普遍富裕的社会，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一、我国低收入者的群体构成及面临的困境
我国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农民，进城打工者，城市失业者与早年退休者，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负担重，压力大，生活面临困境。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富余劳动力多，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低，而且负担重。尽管国务院要求大力减轻农民负担，提出了费改税等措施，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一些部门行为使农民的隐性负担有增无减，农民的财产权受到侵害。
从90年代起，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涌入城市，到目前已超过上亿人的规模，因为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较差，他们在城市中从事一些边缘性工种或城里人不愿做的工作，其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打工者工作环境差，工资低，而且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其财产权甚至生命权都受到侵害，浙江省永康市以生产小五金出名，同样出名的还有断指事故，仅2002年遭遇断指工伤事故的人数高达813人，以至该市接指诊所十分兴旺。在沿海的一座大城市，明文规定外地民工死亡赔偿金为5万元，大大低于城市人因工死亡赔偿的金额。而这一规定居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和法院的认可，从工资待遇方面看，农民工名义工资没有显著增加，实际工资在下降。即使这样，工资也经常被拖欠，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提供的材料中获悉，在过去的5年间，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为劳动者追回被克扣或拖久的工资46亿元。农民工在城市中无疑属于边缘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过被收容与遣送的经历。今年“孙志刚事件”被揭露后，许多打工者述说自己被收容的经历，一位现在事业有成的企业主，说自己曾被收容过三次，另一位说自己在收容所险些被打死。这些事实说明，一些部门的非法行为不仅损害打工者们的财产权，而且损害到他们的生存权。
在城市，失业下岗者的生存状况也令人堪忧。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大部分下岗职工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部分城市的市民还可以参加最低收入保险，但这些人的收入低确是事实。尽管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再就业措施帮助他们，但他们的就业渠道较窄，多从事一些家政服务等拾遗补缺的工作，经济学家一般把失业增加的原因归结为国有企业亏损、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不景气，总之，是暂时性原因。但另一重要原因却被忽视，那就是新技术革命，使不少传统职业被淘汰。虽然，新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但城市失业者很少能得到这种机会。因为，在目前的下岗职工中，“40～50”者居多，这些人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又多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只青睐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我国大学生就业尚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即使新的就业机会来临，即使国有企业调整好了，他们仍然无法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与稳定的就业机制中去。他们是社会转型期的被淘汰者。而这部分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过贡献，理应为他们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另外，一些老职工，由于制度原因，过去未参加养老保险，退休后可能面临无养老金或只有很少养老金的状态，他们会成为低收入者。一些企业早年退休者，他们的退休工资比较低，他们的生活也较为贫困，他们的状况也应得到关注。
二、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的应对措施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改变低收入者生活状况，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与社会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1.促进经济增长，进行结构调整
首先要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协调稳定的增长可以促进就业，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劳动增加收入，改善生存状况。按照“十五”规划，我国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其次是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尽管目前第一、二产业的在岗人员已经富余，但第三产业仍有就业空间可以拓展。就从业人员比例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都在60％以上，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达到50％左右，而我国还不到50％。从产值上看，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5％，我国为39％。这些都说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从统计数字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17万个，而第三产业产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85万个。所以发展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大有可为，从所有制结构来看，近10年来，城镇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净增1.18亿人，已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
2.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国家政策的实施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会有不同的影响。低收入者因为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在政治上其利益常被忽视。这需要我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让各阶层的代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对政策的可行性与实施后果进行充分论证，防止政策实施损害弱势群体。
据报道，全国9亿农民，才有1名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有2238名，从公布的政协委员的“界别”看，农民委员有68名，占总数的3％，本来就太少。而且在这68名委员中，有2名是与农民不沾边的房地产、酒楼老板，他们其实是非公有制经济界别的委员。其他66名委员中，领导、科研院所和其他委员各占三分之一，真正的农民代表只有来自安徽省的1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协委员是各党派，团体、各个单位经过充分协商产生出来的。在党派、团体、单位等组织中，农民似乎都沾不上边，至于这名真农民是从哪个方面被推荐出来的，也不得而知，而普通市民的代表名额也很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作为人大构成的基本细胞，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是决定人大权力行使的重要条件。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县以上的人大代表则实行间接选举，选民不能决定选谁当代表，代表的产生也不是由下级人大代表中酝酿而来，其候选人是党委组织部门根据应代表的党派、群团、阶层、界别、民族、性别而确定。这样就使选出的代表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的意愿，也使普通百姓很难成为人大代表。如湖北潜江的普通公民姚立法，为竞选人大代表，被单位违反国家规定予以停薪留职。他参政的热情不改，四次竞选人大代表，终于当选。此后，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工作，维护普通公民的利益，为教师追讨一亿元欠薪；帮助董滩村村民排除镇政府的干扰，实现真正的直选，选出村民拥护的村委会。其实并非普通市民与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而是我国的选举制度不够完善，一些政府把持选举，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导致群众缺乏政治参与热情。
我们要对人大与政协代表的选举及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各阶层的人都能参政议政，以保护各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
3.严格保护私人产权
有人认为，富人的财产比穷人多，保护私人财产对富人更有利。甚至有人认为，保护私有产权就是保护权力资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首先，保护私有产权的本质含义是保护合法获得的财产，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保护非法获得的财产。一些富人通过不法手段所获得的灰色与黑色收入是不被保护的。
其次，严格保护私有产权对低收入者更有利。财产权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合理的财产权制度安排隐含一个前提：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任何其他个人的财产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够享有特权。否则，“有特权的人”就可能侵犯“没有特权的人”的财产权。富人相对穷人来讲，往往也是有势的人，富人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穷人更需要国家的法律与政策的保护。据福布斯的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名富豪竟有40％以上涉足地产业。地产界多富豪并为其趋之若鹜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时代，政府花了不少钱在基础建设上，其收益却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地产商的报表上，据报道，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规划开发面积63万平方米，曾号称“上海首富”的地产商周正毅不仅能在该项目中免交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还获得一系列的支出优惠，节省资金成本一举超过数亿元。而周正毅又以“空手套白狼”的把戏获取经营房地产的资金，周非法获得大量地产项目，然后以此抵押贷款，再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在沪港两地之间又涉嫌外汇非法流出。由此，周正毅的成立仅5年的农凯集团，才能由5亿元的资产迅速膨胀到2003年初的200多亿元。而很多被拆迁的普通市民，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其收入与积蓄不足以让他们另外购买住房，由有房户沦为无房户，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在农村，很多农民的土地被一些政府违法征用，只得到很少的补偿。这些农民失去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生活陷于困境。这都是弱势群体的财产权被损害的表现。由此可见，保护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权益实属当务之急。
4.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职业培训，为低收入者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通过劳动致富的机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政府在这些方面应提供帮助。
目前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网络，比如说华南劳务协作网，华北劳务协作网等等，需要用工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传输到劳动力输出地区，这有利于输出地有的放矢地组织农民工进行劳务输出，减少民工流动的成本，提高民工的就业率。
发展职业培训，使人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我国虽然是劳动力绝对量供过于求，但是也存在结构性失业，使大量岗位流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今年一季度全国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职位供求不匹配，将近17％的就业机会在无形中流失，全国累计流失岗位达到152.6万个。政府应对失业者与农民工提供一些免费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素质，为他们增加收入、改善环境提供条件。
5.加强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之中，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大难点，是中、老年职工的“空账户”问题，如果不对老职工作出国家补偿，“做实”他们的账户，以个人账户为主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就难以建立。应通过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现有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就是由现收现付制的“劳保”体系积累的职工社保基金所形成的，将这部分资产通过社保基金理事会拨还给他们，于理于法都是应该的。
至于农村居民，他们基本上是被社会保障体系摒弃在外的群体，我们也应考虑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考虑用财政支出来保障农民的低保救济。党和各级政府应依据我国目前农村与国家财政的状况，按计划、分阶段地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贫富差距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责任是利用宏观政策进行有效调控，不使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只有保护好低收入者的权益，缩小贫富差距，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才能让全体民众都看到发展的希望，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