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政治效能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 2010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_政治论文

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 2010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能论文,公民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政治效能感”就作为一个反映公民政治态度的重要变量而被西方学者广泛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相当关键的心理变量。作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坎贝尔(Campbell)将其界定为个人认为其“能够在可能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感觉”①,他认为,正是这种感觉推动着公民去实践他的公民责任。其后的学者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区分出了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这两个维度,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内在效能感反映的是公民个体对其政治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即“我能对政治过程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外在效能感反映的是公民对于外在政治系统对其可能的政治回应程度的主观感知,即“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会重视、回应我的要求”。②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揭示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强相关性。③与此同时,政治效能感也是反映一个政治系统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内在指标,民主反映在民众的心理层面就是其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的行为能够对政治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

       西方学术界对于政治效能感已经有了比较长时间的关注,对政治效能感的内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均已经十分丰富。而在我国,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规范的实证研究成果还相当缺乏,仅有的实证研究也多把目光放在了少数几个农村地区,基于全国范围大样本的考察我国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研究我国这种特定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效能感,揭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不仅对了解我国公民的政治态度,研判其政治行为有重要意义,对于国际学术界的政治效能感研究也是种有益的补充。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影响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有很多,从大的方面可以将其分为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两大类。微观因素主要是指公民个体层面的因素,包括反映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学因素(以下简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政治行为因素和政治心理因素等,宏观因素是指政治系统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党制度、政治体制等。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具有相对统一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故而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在所有影响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受关注最多的因素。反映公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城乡类别等。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比较高,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因而也会具有比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坎贝尔(Campbell)认为女性的政治效能感一般要低于男性。④但安德森(Andersen)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1952-1972年间美国职业女性的政治效能感有了很大的提升,到1972年其政治效能感已与男性相差无几。⑤艾布拉姆森(Abramson)确证了种族与美国儿童政治效能感直接的强相关关系,自人儿童的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黑人儿童,通过进一步研究,他发现教育水平是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⑥吴重礼的研究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和政治效能感都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⑦在年龄方面,艾布拉姆森的研究发现,老年群体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低于年轻群体,而他们的外在政治性能感的差异却不大。⑧

       郑永兰等对我国苏南农村的研究也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收入水平等,都与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显著相关,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政治效能感一般也较高。⑨李蓉蓉的研究则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都是影响村民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高的、具有党员身份的村民,会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⑩在另一个研究中,她还发现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也有一定差异,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要略高于市民,而其外在政治效能感要低于市民,就总体而言村民的政治效能感还是要明显低于市民。(1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男性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高于女性。

       2.年长的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低于年轻公民。

       3.高收入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高于低收入公民。

       4.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公民。

       5.党员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高于非党员。

       6.市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高于村民。

       (二)政治行为因素

       政治态度会影响政治行为,同样政治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态度。学界对于政治行为对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行为。一方面,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有助于提升选民的公民特质(12),提高其内在效能感;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行为也会迫使政府更好地响应民众需求,进而会提升选民的外在效能感。施滕纳(Stenner Day)等的研究发现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和其政治效能感确实会有相互促进的作用。(13)池田(Ikeda)等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对其政治效能感正面影响。(14)王靖兴等在台湾的研究则发现公民选举参与行为影响的主要是其外在政治效能感,它对内在政治效能感并没有影响。(15)

       除了政治参与行为外,公民的政治关注行为和政治讨论行为会丰富政治知识,增加其对政治体系和过程的了解程度,提升其政治参与能力,因而也很可能会增加他的内外政治效能感。塞米科(Semetko)的研究发现西德公民的时政新闻关注度对其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影响,时政新闻能够普及政治知识,提升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16)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7.有过政治参与经历的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要高于无此类经历的公民。

       8.公民对政治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内外政治效能感越高。

       9.公民参与政治讨论越多,其内外政治效能感越高。

       (三)政治心理因素

       除了政治行为,研究者发现公民的其他政治心理也会对其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其中主要的有政党认同、政治信任、社区认同、政治认知等。兰伯特(Lambert)的研究发现政党认同较强的民众更容易夸大自身的影响力,因而其政治效能感也相对较高。(17)政治信任也同样会影响到政治效能感,它影响的主要是外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度低的人,更容易认为政府不会回应其诉求。布莱克(Black)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关联性。(18)安德森(Anderson)的研究则发现社区认同感对于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社区认同感强的公民相对而言会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19)政治认知同样可能影响政治效能感,政治认知水平高的公民,一般更关注政治,也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黄信豪在台湾的研究证实了这政治认知与内在政治效能感之间的紧密关系。(20)本文主要讨论政治信任、政治认知这两种政治心理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0.公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其内外政治效能感越强。

       11.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越高,其内外政治效能感越强。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调查数据,它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点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它在全国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调查涉及近12000个家庭,完成有效问卷11783份,其数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CGSS2010对公民内部效能感的测量用答题者对以下三种陈述的同意程度来衡量:“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答题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五点计分。本研究将其得分加总求和,获取调查对象的内部效能感分值,其中第一项为反向问题,用反向计分方式计分。CGSS2010对公民外部效能感的测量也是用答题者对三种陈述的同意程度来衡量:“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答题项也完全同上,本研究将其得分加总求和,获取调查对象的外部效能感分值,其中第一、二项为反向问题,用反向计分方式计分。内、外政治效能感得分加总,即为答题者的政治效能感得分。CGSS2010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量表与国际上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标准题项十分接近,具有较高的测量效度。

       2.自变量。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城乡类别等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基本上都可以从CGSS2010的数据中直接或稍加处理获得。其中,本文将年龄重新划分为“30岁以下”、“31岁-40岁”、“41岁-50岁”、“51岁-60岁”、“61岁-70岁”、“71岁以上”6个年龄段,用1-6对其编码。本文采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来反映其收入水平,在数据处理时取收入的自然对数,以使数据更为集中。将受教育程度合并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与技校、大专与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五个层次,用1-5对其编码。政治面貌重新划分为党员和非党员两类,用1和0对其编码。

       在政治行为方面,本文采用“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这一题项衡量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回答“是”编为1,“否”编为0,“没有投票资格”的归为缺省值。对政治关注程度和政治讨论行为的衡量,本文用“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这两种行为的频率来衡量,从“从不”到“总是”用1-5编码。

       对于政治信任,本文采用答题者对于中央政府和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衡量,从“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按1-5编码,两者加总即为其政治信任得分。对于政治认知程度,本文采用对以下六种表述的同意程度衡量:“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必须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如果政府侵占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只能忍了”,“政府官员的工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对于“领导送温暖”等举动,老百姓应该感激”,“老百姓应该服从政府”,“只要纳了税,就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按1-5编码,其中第2、4、5为反向题用反向计分,加总即为其政治认知得分。

       (三)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regress analysis)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本文采用SPSS19.0作为分析工具,分别以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为因变量,构建了3个回归模型(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女性,但其差别主要来自于内在政治效能感,男女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差异并不显著。与此相似的是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公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男性公民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更容易认为自己能对政治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而对于“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的认知上,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假设1和假设3均只得到部分证明。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男性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政治方面的自我感觉更为良好,认为自己能对政治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但“政治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可能要取决于更多的外在因素的影响。

       年龄和政治效能感的负相关性得到了证实,老年群体在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方面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年轻群体,假设2成立。年轻群体在政治知识、政治参与能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相较于老年群体都有明显的优势,其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也是情理之中。政治面貌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也得到了本研究的证实,党员的内外政治效能感均显著高于非党员,假设5成立。党员通过其组织生活,对于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学习比其他群体要多很多,其政治知识相对丰富,对于参政议政的程序也比其他群体更为了解,政治参与的能力、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也自然更强,故而他们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并不奇怪。这两个结论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城乡差别对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本研究的证实。无论是内在政治效能感还是外在政治效能感,城乡居民都不具有显著差别,假设6不成立。这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但是我国农村自80年代末以来开始推行农村民主自治,村民已经有了近30年的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的经历,这种民主实践使得村民感觉自己能够对村庄的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施加影响,政治系统也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对于城乡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作用所抵消了。

       收入对于公民政治效能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0.05<P=0.073<0.1),随着收入的增高公民政治效能感会有一定的提升,而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上,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相对于低收入者更容易相信“政治系统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不过收入对于外在公民政治效能感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并不是十分理想(0.05<P=0.076<0.1),而收入对于公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则未被本研究证实,假设3也只是部分成立。这个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公民对其政治影响力的感知并没有随着收入增长得到显著提升,这或许可以从我国的改革路径得到解释。我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推进,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其经济上的能量并不能马上扩展到政治方面。相反,有些高收入者因其某些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和某些政策上的“擦边球”行为,往往会有一些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加之我国的行政权力过大,个人、企业与政府的谈判地位完全不对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其政治效能感的提升。

       (二)政治行为因素的影响作用

       政治参与对公民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上次基层选举(居委会或村委会)中参加投票的公民相较于没参加投票的公民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但具体来看,其投票行为影响的主要是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它对公民内在政治效能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7部分成立。也就是说,参加投票的人更容易认为政治系统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但对于“是否能对政治产生影响”的认知他们与没参加投票的人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论与芬克尔(Finkel)在美国和王靖兴等在台湾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他们的研究也都发现政治参与和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有密切关系,而对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明显。

       政治关注程度对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正面影响也得到了本研究的证实。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频率高的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均要显著高于阅读频率低的公民,假设8成立。通过我们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时事阅读行为对于内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显著程度(P=0.000<0.001)要明显高于其对外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显著程度(0.01<P=0.036<0.05)。时事阅读不仅反映了公民的政治关注程度,同时它也是一种政治学习行为。通过阅读公民的政治知识会更加丰富,对政治的了解程度也会增加,他们也更清楚政治参与的途径,故而时事阅读多的公民更容易感觉自己能对政治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政治系统是否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要取决于更多的因素,其影响的显著水平也就相对较低。

       政治讨论行为也对公民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参与时事讨论多的公民的内外政治效能感均要显著高于参与时事讨论少的公民,假设9成立。公民在政治讨论时,对于现实政治会进行更多的思考,通过讨论,他们也会获取更多的政治相关的信息,加深对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的了解,并在讨论中提升对于自我政治能力的认知,故而参与讨论多的公民更有可能认为自己能影响政治,政治系统也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

       (三)政治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

       政治信任对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作用就显得比较复杂。它对作为总体的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却表现出一定的负面影响作用(0.01<P=0.014<0.05)。也就是说公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他就越容易认为政治系统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但他对于自己能对政治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的判断反而会降低。因而假设10也是部分成立。政治信任对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以往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政治信任与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密切关系,但其对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作用还未见以往研究提及。这可能与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相关,对于政府信任程度高的群体其受以往“臣民文化”的影响可能相对较深,他们更相信政府,也认为政府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影响政府,能参与到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去。

       政治认知水平对于政治效能感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它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来实现的,政治认知水平对于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11部分成立。政治认知水平高的公民更容易认为自己能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力,但他们对“政治系统是否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的感知与政治认知水平低的公民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政治认知水平高的群体对于现实政治的运作过程更为了解,对于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的途径也更清楚,故而他们会更容易认为自己对政治系统能产生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更清楚现实政治的局限性,对于政府是否会重视回应自己的要求,他们并不比其他群体有更大的把握。

       五、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文根据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0)的大样本数据,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行为、政治心理这三方面因素对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政治关注程度、政治讨论行为和政治认知水平是影响我国公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主要因素。男性、党员、年轻群体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女性、非党员、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政治关注程度、政治讨论行为和政治认知水平均对公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作用。影响我国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因素相对少些,主要有年龄、政治面貌、政治参与行为、政治讨论行为和政治信任水平。党员、年轻群体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同样要显著高于非党员、老年群体。政治参与行为、政治讨论行为和政治信任水平对我国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城乡差别对于我国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均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研究分析了我国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探明了各因素对我国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的显著程度,但对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因素对公民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机理和影响路径并没有做详细的考察,这也是下一步我国政治效能感研究可能的方向。

       注释:

       ①④Campbell,A.,G.Gurin and W.E.Miller,"The Voter Decides",Row,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②Balch,G.I.,"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Political Methodology,1974,1-43; Coleman,K.M.and C.L.Davis,"The Structural Context of Politics and Dimensions of Regime Performance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fficac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76,9(2),189-206; Craig,S.C.,R.G.Niemi and G.E.Silver,"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A report on the NES pilot study items",Political Behavior,1990,12(3),289-314; Niemi,R.G.,S.C.Craig and F.Mattei,"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1,1407-1413.

       ③Abramson,P.R.,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Formation and change.W.H.Freeman and Company,1983; Zimmerman,M.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Construct validation stud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9,53(3),554-566; Michelson,M.,"Political efficacy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of Chicago Latino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0,81(1),136~150.

       ⑤Andersen,K.,"Working wome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1952-1972",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75,439-453.

       ⑥⑧Abramson,P.R.,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Formation and change.W.H.Freeman and Company,1983.

       ⑦Wu,C.,"Psycho-Politic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Case of the 1994 New Orleans Mayoral Election",Journal of Black Studies,2003,33(6),729-760.

       ⑨郑永兰等:《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苏南四村365位村民的问卷调查》,载《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1期。

       ⑩李蓉蓉:《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11)李蓉蓉:《民主化进程中中国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研究》,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2)Finkel,S.E.,"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A panel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5,891-913.

       (13)Stenner Day,K.and M.Fischle,"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Politics,1992,27(2),282-305.

       (14)Ikeda,K.,T.Kobayashi and M.Hoshimoto,"Do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ke a differ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hoice,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efficacy",Electoral Studies,2008,27(1),77-88.

       (15)王靖兴等:《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对其政治功效意识之影响;以2004年总统选举为例》,载《台湾政治学刊》2007年第1期。

       (16)Semetko,H.A.and P.M.Valkenburg,"The impact of attentiveness on political efficacy:Evidence from a threeyear German panel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8,10(3),195-210.

       (17)Lambert,R.D.,J.E.Curtis,S.D.Brown and B.J.Kay,"Effect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governing parties on feelings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6,19(04),705-728.

       (18)Black,M.,D.M.Kovenock,W.C.Reynolds and U.O.N.C.Science,Political Attitudes i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s:Comparative State Elections Project.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74.

       (19)Anderson,M.R.,"Community psychology,political efficacy,and trust",Political Psychology,2010,31(1),59-84.

       (20)黄信豪:《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持续与变迁——政党轮替前后的分析》,载《选举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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