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意识形态解放的主题与发展_计划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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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的主题及其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8)11-0028-07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0年的思想解放为什么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这一主题是如何展开的?思想解放为什么能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思想解放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通过回顾30年思想解放的历程,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30年前思想解放的历史起点是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这决定了30年来思想解放的历史主题一开始就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30年的思想解放指向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所以如此,是由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历史起点决定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双重制约。这两个模式不能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反,其中包含一系列迷信与迷误,因此,思想解放一开始就面临着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

正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宝贵经验,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1956~1978年间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56~1978年间,第一代领导集体试图突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了探索。但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探索不够,最终陷入了理论迷雾,形成了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在开始“一五”计划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学习苏联模式。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进程中,一方面,主观上出现了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迷信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1955年底,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重大问题,②触发了一次突破对苏联模式迷信的思想解放,其成果在党的八大得到充分展示。八大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突破了斯大林提出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观点;提出了经济体制上的“三主三补”方针③,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单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框架;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试图突破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所有这些,构成建国以后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思想解放的理论成果。

但是,这次思想解放的深度受到时代以及认识水平的局限。第一,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仅仅是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全面展开,矛盾尚未全面暴露。第二,这次探索的参照系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尚未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教条主义。第三,由于实践的局限,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层面展开,特别是在完善现有社会主义体制层面展开,基本没有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而且,这次思想解放被“左”的错误中断。1957年开始,伴随反右扩大化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总体上陷入了“左”的主体错误。在这种错误的支配下,思想方法上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条主义的理解,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照搬照抄,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试图摆脱苏联模式,但是,由于“左”的主体错误和上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以上层建筑变革为工作重心,强调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经济体制上采取僵化的指令性经济和自然经济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采取片面的“自力更生”战略和封闭的模式。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双重制约,经济体制陷入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发展陷入封闭状态,科技教育陷入停顿,文化发展则遭受严重倒退,人民生活陷入贫穷。一句话,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濒临崩溃,中国社会主义在错误的道路上接近极端。

所有这些,为新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一旦时机成熟,新的思想解放必然发生!同时,由于失误的关键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弄清,因此,新的思想解放的主题必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二、1978~1991年间的思想解放主要指向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主要探索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978~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思想解放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尚未深层切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尚未深层切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侧面。1978年,中国共产党选择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切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从实践层面切入才能促进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中走出来,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能够成为思想解放起点的深层原因所在。“两个凡是”实际上承载着维护1957年以来形成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政治使命,其实质是维护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因此,真理标准讨论不仅是一场哲学原理之争,而且涉及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也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发展,是沿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道路的问题。说到底,真理标准是一个直接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深层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的直接意义在于:打破了“两个凡是”,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开始打破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中国开始走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通过真理标准讨论,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恢复了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路线的端正,标志着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以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即阶级斗争为工作重心,强调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在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第二,通过思想解放的浪潮式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格局和发展格局。1978~1991年间的思想解放呈现三个波浪。一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目标模式,突破了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格局,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人民公社体制解体,首先在农村突破了“一大二公”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二是1984年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突破了从产品经济观念出发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模式。三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大计划经济框架下市场调节的空间与范围。这三次思想解放浪潮引领了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开放一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形成三次冲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改革开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引导下,开始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再认识,例如,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全新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等。

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必然带上特定历史时期的痕迹。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吸取了1956年以后党内出现的大量曾经被当作错误思想的正确的思想元素,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三自一包”、强调利润、强调责任制等。因此,1978年以后一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对1956~1978年期间思想运动的历史“扬弃”。正是这种“扬弃”确保了1978年以后思想解放起点的正确性;同时,也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是有限的,这就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总体上是在八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内进行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完善而不是置换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尚未深层切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尚未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因此,一度陷入了“计划经济”和“姓社姓资”框框,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期间,由于“计划经济”和“姓社姓资”框框的制约,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陷入徘徊。

1978~1991年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历程表明,思想解放必须深化,特别是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解放必须深入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层面。同时,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毕竟在正确的起点和正确的思想路线上启动了。因此,思想解放注定要以自身的逻辑不断推进,最终突破历史的局限,向新的高度推进!

三、1991~2002年间的思想解放主要指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主要探索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92~2002年是思想解放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起点是1991年前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徘徊,这种徘徊源于“计划经济”和“姓社姓资”的思想框框,这种思想框框最终来源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因此,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必然一开始就切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切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南方谈话”确定了全新的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从根本上打破了前述两个新的思想框框,启动和推动了中国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进程。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有三大经济制度支柱,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1978~1991年间,尽管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机制迅速扩张,按要素分配比重迅速扩大,但是,理论上始终没有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当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改革开放实践要求进一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消解了在经典作家只言片语基础上构建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根基,消解了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教条主义,真正将中国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国的土壤上,即中国人民的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早在1991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④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东西,社会主义都应该采用。”“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⑤这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是经典作家的个别命题,而是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建立在经典作家只言片语的基础上,而是必须建立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改革开放实践,即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

“南方谈话”选择计划经济作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突破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对而言,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更为直接地涉及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是更为敏感的问题,而资源配置方式则相对来说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市场机制对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人们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因此,“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消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一根制度支柱。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是一个理论逻辑整体,三大支柱是相互依靠和相互支撑的。一旦第一根支柱被抽掉,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其他支柱也难以继续存在。这就决定“南方谈话”成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起点。它启动了一个连续的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过程。这次思想解放也是由三个浪潮组成的。一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二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三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三个浪潮相继发生,最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相应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新的经济制度支柱,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经济制度支柱形成了,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方面理论与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形成。到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的。

三次高潮也标志着破除教条主义的层次不断深化。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突破了对待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教条主义,这一阶段则突破了对待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教条主义。这三次浪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基于中国的实际,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

三次高潮逐次拓展改革开放的实践空间。伴随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制度支柱被一个一个突破,实践的空间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因此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伴随改革的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单一的公有制格局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取代,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在分配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开放角度看,伴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实质性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第二阶段的思想解放指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指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条主义,指向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到十六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2002年以来的思想解放主要指向的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主要探索的是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年以来,思想解放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轮思想解放的主题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思想解放主要指向的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主要探索的是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总是为思想解放提出新的课题。一方面,世纪之交,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实践也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避免市场经济缺陷的问题,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提升开放层次的问题,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实现发展质量提升的问题,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另一方面,200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民群众对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的需求日趋迫切。所有这些,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要求。

十六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确定了新的起点,上述问题也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新的思想解放,取得了重大成果。

首先,在经济发展上破除对“快”和速度的迷信强调“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确立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应该是科学发展。1978~2002年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质量相对滞后。这样,新世纪新阶段,怎样实现中国更好发展的重大课题摆在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促进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2003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2006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将“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次发展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它破除了发展问题上对“快”和速度的迷信,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这种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指导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提出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

其次,在社会发展方面突破对“物本”发展的迷信,强调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本质属性是社会和谐。过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物本”的发展,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相对忽视发展成果的共享,相对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世纪之交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促使中国共产党破除对“物本”发展观的迷信,自觉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向“人本”方向发展。200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认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格局。

第三,继续破除教条主义,不断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体制。改革与体制完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十六大以后,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体系的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进入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改革的重心开始拓展到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共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入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政协工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模式的阶段;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进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启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思想解放。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尚未充分展开。因此,围绕这一主题的思想解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五、历史的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思想解放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历史结论与启示。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深化思想解放的任务,挖掘这些结论与启示,无疑具有历史的鉴戒意义。

首先,只有思想解放才能不断打开和拓展思想与实践的空间,因此,解放思想是推动事业发展的法宝。1957年到1978年,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陷入停滞和曲折,就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陷入“左”的主体错误,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迷雾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陷入“阶级斗争”。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向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因为通过一浪接一浪的思想解放,不断突破思想框框,不断打开思想空间,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过程。当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全新的使命,仍然需要通过不间断的思想解放,不断打开思想空间和行动空间。

其次,思想解放是连续的过程,因此,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不仅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也是面向未来的告诫。何以如此?是因为思想解放是连续的和不断深化的过程。1956年的思想解放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因为偏离正确轨道,思想解放中断,结果导致思想僵化和事业发展停滞。而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在“治理整顿”时期发生了短暂的徘徊,但是,很快就被拨正方向,进入正确进程。正是思想解放的连续性保证了事业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在思想解放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要防止一切可能的干扰、扭曲和中断。

第三,教条与框框每时每刻都可能形成并制约思想和行动,因此,破除教条主义是思想解放的永恒指向。1956年的思想解放虽然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但是没有破除对经典作家的教条主义。1978~1991年,打破了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即“两个凡是”,但是,也没有根本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只有到1992年以后,才深层次触及和破除这种教条主义,因此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支柱。同时,又面临着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对速度的迷信,片面的“物本”发展观新的“迷信”。可见,教条和框框随时可能形成,教条主义永远是思想解放的头号敌人。过去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亦如此。

第四,实践是检验思想解放成败的根本标准,因此,思想解放必须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思想解放本身是逼近真理的过程,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57年以后,思想解放之所以进入误区,关键是因为思想解放偏离了实事求是轨道,包括主要矛盾的判断、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定位都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而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是因为思想解放是建立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正确的国情判断的基础上的。同时,在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践标准,坚持用实践检验思想解放的成果,用实践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第五,思想解放的过程可能遇到各种强大的阻挠,因此,不断推进思想解放需要高超的艺术。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展示了高超的推进思想解放的领导艺术,那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时代形成了高超的推进思想解放的领导艺术。例如,为了解决“两个凡是”这一当时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选择“真理标准讨论”这一哲学争论切入。在遇到“姓社姓资”问题时,对于实践已经证明的问题,例如计划与市场是否姓社姓资的问题,在1992年及时根据实践作出结论,形成新的理论突破,打开思想和实践的空间,而对于实践一时难以作出结论的问题,例如“姓公姓私”的问题,则采取“不争论”的办法,为实践探索留下空间,伴随实践的成熟,逐渐形成了正确的结论。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93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0页。

③陈云在“八大”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④《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90~1993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529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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