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辉扬与“人文”的回归——简论编辑出版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人文主义论文,编辑出版论文,人文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主义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而逐渐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尤其在牛顿力学创立并在解释自然界宏观现象获得成功后，一种过分相信和推崇科学的思潮便滋长和蔓延，科学才逐渐变成了一种信仰和崇拜力量。当科学主义辐射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便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是同科学主义的分裂与对立相伴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为反对宗教神学的主要武器而兴起，以后发展为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人文主义思潮的倡导和传播，对于摆脱神对人的束缚，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尊严，无疑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人文主义猛烈抨击科学导致伤风败俗，是罪恶的渊薮。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在经历了激烈的冲突之后，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沟通和交流。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在《科·信仰与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一套以人性为基点的新科学观，提示了科学背后的人性内趋力（“信仰”、“热情”、“直觉”）。波兰尼认为，那种离开了人性，离开了人的价值的科学是无可救药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已经破产，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能够高扬人性的新科学观，一种把人性溶合进科学研究、科学认识中的新哲学。特别是两次大战以后，人口、环境、生态、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化。这些问题并不是单一科学所能独立解决的，必须依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加以综合解决，因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交融逐渐成为主流思潮。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交融在编辑出版中的回应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20世纪从对立到交融的历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趋向，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作为整理、传播、积淀人类文化成果的中介──编辑出版事业，无疑受到这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仅这对这种影响和制约在编辑出版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现象给予初步的探讨和阐述。
（一）编辑出版界将自身提升到“科学”层面进行剖析，同时凸现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特征
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活动都受到其背后的客观规律的规范和制约，编辑出版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同样如此。然而多少年来，那种单纯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观念，成为编辑出版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座右铭，甚至把编辑出版活动视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操作过程，无科学规律可循。这种不把自身视作科学对象的陈腐观念，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人们对编辑出版活动规律的探索研究，不能不影响其在整理、传播、积淀文化科学成果中的作用和效能。
在科学日益发展，科学主义思潮逐渐浸润下，编辑出版界愈益反身观照，把自身作为客体提升到“科学”层面，对之进行理性的冷静的解剖和分析。人们纷纷著书立说，一方面对编辑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加以界说，进而探索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各自在整个编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科学的揭示和阐释；另一方面则采取科学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去论证编辑出版活动及其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宏观角度审视，并不是把编辑出版活动作为孤立静止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把它纳入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作动态式的研究，考察它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和拓展到著作物产生以前、出版以后的全部编辑活动，把作者一编辑一读者协调成为一个文化系统网络，力求使编辑出版活动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保持同步一致。
从微观上审视，即对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流程进行解剖，把这一流程分解成：信息收集→组选稿件→编审加工→设计编排→文稿校对→组织发行→信息反馈，这样一个个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环节，把每一个环节作为客体对象进行研究，揭示其局部活动规律和特征，力图使编辑出版流程中的每个环节的功能得到合理有效地发挥，以确保整个系统网络的运转趋向有序性和科学性，使系统的整体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
在对客观的物的研究同时，还对编辑出版主体──人──作为客体对象进行剖析，对编辑主体的智力、非智力因素、知识结构等方面作科学的研究。总之，当前人们对编辑出版活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宏观到微观、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无不用科学的眼光进行严格的审视。通过科学的审视和剖析，编辑出版对其自身活动的性质、规律、特征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根本上扭转和改变了以往在整理、传播、积淀文化科学成果过程中存在的迷茫被动局面。
在编辑出版界把自身活动提升到“科学”层面，进行理性剖析的同时，强烈地凸现主体意识和追求编辑导向上的个性化，成为另一种发展趋势。从根本上论，编辑出版是一种人文事业，编辑主体活动的始端对象是作者，终端对象是读者，它把满足人的需要，体现人的价值当作自身活动的宗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出版界无疑是一个大写的“人”，它同样在追求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极力显现自身的个性化特征。
据统计，全国共有出版社、杂志社三千多家，它们共同承担着整理、传播、积淀文化科学成果的重任。为了确立在编辑出版系统格局中的地位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各编辑出版部门愈来愈自觉地寻求和赁借自身的实力优势或作者群体优势，来凸现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编辑导向上的个性化特征。譬如一些地区的编辑出版界采取联合方式，集中力量侧重于某一方面著作物的编辑出版，从而形成鲜明的强劲的地方性优势。如华东地区的江苏省突出抓纪实文学；浙江省大力抓现代文学；福建省集中搞港台文学；安徽省致力于外国文学等。这种强劲的地方性优势，是其他编辑出版界所无法与之相匹敌和抗衡的。
这种追求和凸现编辑导向上的个性化倾向，在期刊出版界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社会科学期刊则充分利用各地域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文物史料、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差异，以此形成编辑导向上的个性化，来宏观设计和导引学术研究。有的以历史人物为重点设栏目；有的以地方的历史文化为重点开辟专栏。在这些方面均有其他刊物所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预测，在整个编辑出版系统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交换运动的惯性力的作用下，这种凸现主体意识和追求个性化特征的趋向将日趋明显。这样既能够导致整个编辑出版系统形成更加合理的网络格局，又能够使每一编辑出版部门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更加有效地实现其“自我价值”。
（二）从宏观角度审视知识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对知识信息的处理渗透人的情感
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初创时期，由于科学处于分门别类的整理、归纳阶段，人们孤立地从规律、本质、特征等范畴出发去剖析各别事物而忽略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本世纪30年代以来，数理逻辑、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最新科学成就的取得，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特别是系统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创立，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和认识方式。人们愈益用系统、结构、网络、架构等范畴去观察和分析事物，更加重视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科学的观察视角的转换，促使编辑出版界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审视和观照各学科领域内部以及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编辑视角的转移，导致对百科全书、丛书等编辑工程的更加自觉地追求。我国自1987年始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虽然它是按50多个学科知识门类分卷出版的，但仍然是一部结构严整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与此系统共生的有两个分系列，即专业百科全书系列和地域百科全书系列。我国完整而壮观的百科系列化大厦已初具规模，这是一座博采古今的知识大厦，它从纵、横两个方面把中华民族迄今所取得的科学文明成果，容纳入人类文化的系统网络之中。百科全书在传播、积淀人类文化科学成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出版物都无法比拟的。
现代科学呈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打破了各门类学科间的壁垒分明的界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流，导致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创立。科学发展的现实迫使编辑出版界的视角由单维转向多维，并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审视和观照各学科知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导致各类丛书的空前繁荣。编辑在设计选题时常常以构架丛书、追求出书的系列化为目标，出版社拟订出书计划更无不以推出丛书作为重点。
“丛书热”的兴起，并非由表面的经济效益的驱使，而是深层次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制约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知识对象，逐渐成为编辑出版界的自觉意识。如《文艺探索书系》的编撰者论证道：“文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作家、理论家的想象领域和思维空间迅速拓展，这是时代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激起的回响。文艺探索书系以探索为手段，以开拓为目的，从中可窥视到作家、理论家的心理历程和精神状态，了解到作家、理论家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它是当代文艺变革的缩影。”编撰者并不局限于文艺本身，而是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思维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从作家─作品、主体─客体、创作─批评等不同视角对文艺现象进行深层次的阐释。
丛书框架内的各类学科知识并非彼此分隔，人为地加以凑合，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往往是围绕一个焦点，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进行论证和阐述。特别是当前一些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方面的系列丛书，更是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转换这个焦点，触及到社会公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并从历史意识和当代意识相交融的视点上，有深度地阐释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所包孕的文化涵意，以启迪人们的思考。这种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审视知识对象的相互关系的趋势，在期刊编辑中同样明显地存在。总之，高度重视各学科领域知识间的相互关系，把事物放在整个社会一文化背景下，作为广义文化的一个方面来审视，运用系统、结构、网络等范畴对之进行阐释和描述，对对象客体作综合的统一的把握，愈益成为编辑出版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
编辑出版界一方面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去重组知识构架，体现着强烈的科学理性意识；另一方面对知识信息的处理，则充分渗透着人的情感。百科全书、丛书的构成，显示出知识信息量的增加。面对知识信息总量的不断膨胀，人们不无产生某种迷茫和困惑，为解决这一矛盾，编辑出版界推出各种形形式式的书摘、文摘类读物。这种短小的、采撷知识精华的出版物，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信息的迅速把握。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跨入信息时代，对信息载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种变化，编辑出版界还借助于科技力量，创制出各种非纸张型态的出版物，从供高层科研机构使用的缩微菲林，到普通大众购买应用的音带书、电子辞书、电子百科全书、翻译对照机等，为人们更快、更多地获取知识信息，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和条件。
另外，客观事物的规律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虽然人们不断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来为自身服务，但是规律对众多的人来说毕竟是一种神秘的毫无情感的东西，与人存在着某种隔阂感。这是一些科学出版物不能深入普及的重要原因。而各类科普读物、各类图说本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隔阂。编辑出版者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或直观形象的图像，来替代深奥枯燥的理论推演和公式推导，更多地把人的情感、体验渗透到对客观事物规律的阐释和解说中去。这就把异己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规律变成了与人能够亲近和接受的东西，缩小了有情感之人同无情感、冷酷的规律之间的距离，使人能更有效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这样的替代和转换同样存在于对古籍的挖掘和整理上，由此导致各种白话本的异军突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是两种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文化，由于在语言符号、语言规则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不可能为现代社会群体所全部理解和接受。通过文白的对译，把佶屈聱牙的古代语言符号转换成现代人能够接受的语言符号，使得年代相隔久远的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实现充分交流，从而缩小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缩短了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编辑出版界帮助人们在最大限度上了解和把握规律、沟通和实现现代人同古代人的心灵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充分体现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显现。
（三）导引人用科学理性征服客观世界；同时使人更加关注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
一部科学史，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和进步，都是依靠和通过编辑出版活动来加以整理、传播和积淀的。每一种有价值的出版物，不仅是前人科学成果的载体，而且更是后人用以继续研究客观事物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编辑出版界在培养人的科学意识和理性思维，在导引人把整个世界作为客体，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观照，揭示和利用规律造福于人，帮助人在自然客体上充分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进程中，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潮被不断介绍引进。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已成为认识工具而被广泛利用，更是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对此有人形象地称之谓“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而编辑出版界则为运动的兴起和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导引人们向外开拓视野，用科学理性征服客观世界的同时，编辑出版界又导引人们把视线从客体转向主体。人类对自身命运与前景的关注越来越成为科学界思考的一个重点，越来越从主体的心理功能和体验出发来分析和把握客体，对客体的研究无不渗透着人的情感和体验。这同样也成为编辑出版界思考的重点。
伴随着人的视野的根本性转移，体现在编辑出版领域，便是心理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人生哲学等方面刊物的大量问世。这些书籍刊物的面世，帮助人们把触角拓展到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研究、探索人的心理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表现形态，甚至把视线延伸到人的意识深层，去找寻人的行为生成的渊源。而众多的人生哲学读物，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引导人们认识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更为统一和谐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对于人科学地认识自身的内在心灵世界，有效地控制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使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更加完满地实现，具有深远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承受着比以往大得多的精神压力，情绪的焦虑、心理的紧张，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为了帮助人们摆脱和消除生活快节奏带来的压力，求得心理的协调平衡，由此大量文化综合类读物便应运而生。不同年龄层次的社会群体，都成为编辑出版界的服务对象。从养生保健、烹调服装、到琴棋书画、种花养鱼，几乎包融和囊括了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文化综合类读物大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读性强、生活气息浓郁。既可供人了解信息、增长知识，又可供人欣赏消遣、陶冶性情，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的因人而异的生活情趣和爱好。使人既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也在美化和享受生活中去体验和领悟人生的意义和生活价值 。
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给予编辑出版界的思考和启示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交融，给予了编辑出版界深刻的影响，同时促进了编辑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但是，在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理解和实际把握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偏差。例如，各类丛书的泛滥不能不令人忧虑。应该认识到，丛书的形成既是人的认识深化的表现，也是知识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同学科知识之所以能够建构成一个合理的丛书框架，其中必然有一个能够把各类知识凝聚、整合到一起的“合理内核”，它犹如“阿基米德点”，通过这一“点”向不同方向辐射而内在逻辑地延伸和拓展，从而把各类知识整合成一个自足的知识体系。编辑出版界应牢牢地探索和把握这个“阿基米德点”，切忌把一些没有内在关联的学科知识东拼西凑地构成所谓的丛书框架。否则将是一种缺乏科学态度的知识误导，与科学主义精神真谛相违背的。另外，当前名目繁多的“辞书”等工具书的大量出版，从积极意义上论，它在帮助人们更加科学、规范、有序地掌握知识、认识事物方面，无疑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对各类工具书大量出版所产生的负效应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某种认识工具的过度信赖和迷信，是科学主义思潮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它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和限制了人们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于“辞书”等各类工具书的泛滥状况，应予以必要的限制，否则将会诱导人们产生认识上的“惰性”，不利于人们认识视野的拓展和深化。
再如，当前不少有识之士尖锐指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意义被湮灭在金钱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剌激之中，人在自身所创造出的物质文明面前又一次感到迷茫和失落。产生这种现象和根源，主要是人们还没有完全适应新旧经济体制的转换，但是人的消费欲、享受欲的畸型膨胀，同某些编辑出版物的误导不无关系。一些编辑出版部门为自身经济利益所驱使，偏离正确的编辑指导方针，致使大量低层次的出版物涌向市场，对形成这种畸型消费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这不能不说也是当前人文主义精神失落，在编辑出版界的一种反映。
在整理、传播、积淀人类文化科学成果中负有重任的编辑出版界，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精神实质。在编辑出版活动中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统摄下，坚持以科学主义为主导，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和趋合点。为此，编辑出版界既要下大力气调整和重构这样两个“结构”：一是编辑出版界自身的知识结构，应当着重从科学发展趋势的角度去重构知识结构，并形成必要的“超前意识”，用这种“超前意识”去审视知识对象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调整和重构作者群体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学科交叉和文理渗透，使重构的作者群体结构能更加有效地体现和实现编辑出版的指导思想和意图。
编辑出版界又要在满足人的一般知识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导引人们从更高层次上去思考“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以显示出“人的终极价值”。特别是在当前，如何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前提下，维护以儒家哲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重建儒家理性的理想主义哲学系统，既是当代人文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样也应成为整个编辑出版界认真思考的中心课题。
总而言之，“科学”的辉扬和“人文”的回归，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编辑出版界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