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和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语言学论文,中国历史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发生了多视角、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变化。语言学的新变化一方面打破了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化的格局，使得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一定时期里显得黯然；一方面在语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同时，人们在新的语言观指导下，认真反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路子，使得这门传统学科不断得以充实、更新和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也就是说，尽管语言学新学说不断涌现，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依然占据着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各种语言学流派都需要对语言的发生和发展作出科学的假设和解释，而且因为探索语言发展演变规律是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许多语言学家的旨趣所在。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语言学家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诸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研究。然而，对中国语言研究影响最深、中国语言学家结合本土语言材料取得成就最大的是前两种语言学。本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如果说前25年描写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主战场，那么历史比较语言学则是重要的方面军；在后25年里，随着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注：详见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近20多年来， 由于西方学者对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提出了新看法，加之中国学者几十年的调查积累，语言研究进入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化时期，尤其是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投入，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汉藏语言研究的发展，并带动了其他领域的语言研究。因此，阐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价值和局限性，总结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和贡献，是学科建设的需要。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价值和局限性
世界的语言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中国的小学传统。三大传统各有特色和研究重点；希腊—罗马传统以主谓语法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词类划分为基本框架，重点研究词的形态变化；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重点研究构词法和语音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语系的概念，但这两个传统所研究的语言却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并且在研究侧重点上呈互补状态。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诞生，两个传统走上了相互结合的道路，其中西欧学者在沟通欧洲语言和印度梵语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建立。作为科学语言学的奠基学科，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按生物进化模式把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之中，并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它们的原始形式及其后来的各种发展演变过程。18世纪后半叶（1786年），英国学者W·琼斯（William Jones）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和古代西欧诸语言之间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它们同出一源的假设。后来，经欧洲学者的潜心研究，最终通过一系列语音对应规律，确定了这些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并由此建立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学说。到19世纪中叶，欧洲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包括八个语族一百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称为“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揭示出西欧和印度在语言上同属一宗，在文化上具有一定渊源关系。这一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改变了欧洲人的一些传统认识和观念，同时为科学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语言观上看，19世纪初，在生物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自然主义思潮在语言学界盛行一时。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 19世纪后期， 一批年富力强的语言学家即青年语法学派的语言学家反对自然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个人心理现象，并通过对例外现象的解释以及语言演变中类推作用的研究，把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了高峰。
从语言学史上看，历史比较语言学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科学的比较方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并以共同语为上溯下联的立足点，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疏远近关系，进行系属分类，进而揭示语言的历史关系。这种研究目标决定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研究个别语言的历史，然后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构拟共同语，而共同语的构拟又能反过来修正个别语言的历史，从而促进语言的历史研究。由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涉及到语言研究的众多领域，如语言的性质、功能和变化，语言和方言，语言影响和语言融合，语言规则和语言差异等等，因此，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结构主义的内部拟测法、词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相继出现，从而在多方面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法把欧洲和远离欧洲的印度大陆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对“欧洲中心主义”、“盎格鲁—萨格逊文化优越论”无疑是不小的打击。它迫使欧洲学者认识到，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
从科学发展史上看，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探索语言历史演变的轨迹和规律，通过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律建立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构拟原始母语。这为相关人文科学提供了“语言化石”和重要参证材料。从比较的角度看，它建立的比较原则和一系列比较方法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可供操作的范式，这不仅促进了语言研究的科学化，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而且为一系列比较人文科学的建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当然，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历史比较法亦不例外。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既有历史语言学语言观和方法论方面的，也有历史比较法本身的，此外还有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
就历史比较本身而言，它无法确定所构拟原始形式的大致时代。由于封闭式直线发展语言观的制约，采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形式常被看作同一年代层次上的语言现象。然而，语言发展的事实却不是这样。语言的发展呈不平衡状态和多元方向进行，因而所构拟的各种语言形式不一定属于同一年代层次。
历史比较语言学倚重古代语言的研究以及通过古今语言的比较建构语言发展史，进而构拟原始母语，而对现代活的语言、方言的调查研究重视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比较法对历史发展过程复杂、语言结构类型差异较大且缺乏悠久历史文献记载语言的普适性。此外，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客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比较法的成效。比如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有些语言要素消失了，并且在活着的语言、方言或亲属语言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就无法构拟出那些消亡语言要素的原始形式。在这方面，所构拟的原始语时代越古老，历史比较法受材料的限制就越大。
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和方法上的一些缺陷，但它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语言的历史关系，探讨语言结构和语言成分的历史演变规律，以构拟的共同语作为上溯下联的出发点，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因为如此，语言学家们纷纷效法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其他语言，先后建立了十多个语系。然而，历史比较法在运用于非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过程中道路并不平坦，各自遇到了程度不同的困难和新问题，其中汉藏语言学家在建立汉藏语系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尤为突出。由于亚细亚的农业生产方式，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非常大，绝大多数现代语言缺乏形态变化，一些语言类型特点极为相似，语族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却很难建立，同源词更是难求，加之多数语言没有古老的历史文献，因而导致了一些语言学家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经典作家对历史比较法应用于亚洲语言研究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比如梅耶曾指出：“一种形态繁复的语言，包含着许多特殊事实，它的亲属关系自然比较容易得到证明；反过来，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只有一些一般的规则，如词序，要找出有力的证据就很不容易了。一种语言是不是印欧系语言，我们差不多用不着怎样去证明，只要碰到一种大家还不认识的印欧系语言，如最近发现的吐火罗语或赫特语，我们试略加以考释就可以看出它的印欧语的特征。相反，远东的那些语言，如汉语和越南语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所以语言学家想从形态的特点上去找出一些与汉语或越南语的各种土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无所凭借，而想根据汉语、西藏语等后代语言构拟出一种‘共同语’是会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注：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载岑麒祥译《国外语言学论文选择》，语文出版社，1992年8月，21—22页。）“有些语言的词很简单， 通常是单音节的，词里又没有什么特殊的词形变化，它们的结构就不容许我们作出严格的词源上的证明。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新的方法不可。”（注：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载岑麒祥译《国外语言学论文选择》，语文出版社，1992年8月，31页。 ）
如果恪守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梅耶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事实的确如此，亚洲语言尤其是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比之印欧语系的研究外在条件差，尤其是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同源标准的确定等更是困难。然而梅耶只是看到了客观因素和外在条件，他虽然意识到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却忽略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可扩展性。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证明，亚洲语言尤其是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可以通过历史比较法的逐渐完善来解决。
二、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和贡献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关系复杂，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语种多，分布广，而且不少属于跨境语言。中国的语言尤其是汉藏诸语言的结构特点、历史关系、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可以凭借的语言历史材料都与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能恪守传统的历史比较法，而应当紧密结合本土语言实际，开辟新的研究途径，总结新的研究方法，提炼新的理论假说，为丰富和完善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做出贡献。中国语言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已对汉语方言和一百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描写，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不同语言、不同阶段的古文献语言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且开展了语族范围内的比较研究，这些都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和系属分类研究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学者以本土语言为主开展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方面，还是在语言观、研究方法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并较好地实现了“三个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1.从比较对象上看
中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打破了所谓没有文字、缺乏文献就难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旧观念，以事实证明了没有文字和历史文献的语言同样可以进行有效的历史比较研究。苗瑶、壮侗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证明，没有文献资料同样能够识别同源词，探讨语言发展的规律，确定语言的亲疏关系，并进行语言形式和共同语的构拟。这不仅拓宽了历史比较法的研究领域，同时说明历史比较法同样适用于无文字、无文献语言，而且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台湾学者在高山族诸语言的历史比较尤其是在运用内部拟测法构拟南岛古语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台湾学者所言：“南岛语系因为过去没有文字记录，要拟测它的古语就比汉藏语系或印欧语系有更多的困难。有些古语的现象已经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可能无法复原古语的完整面貌。然而，对于一个研究工作者而言，只要能复原一些现象，哪怕是一麟半爪，在学术上仍是有意义的。”（注：李壬癸：《台湾南岛语言的舟船同源词》，《民族语文》，1992年第二期。）
2.从语言观上看
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演变的过程更是错综复杂。历史比较法虽然认识和解决了语言演变过程中表现为线性现象的许多重要问题，但在处理那些因非线性因素造成的特殊现象时，比如对应规律以外的大量例外现象、通过现代语言或方言构拟原始共同语时遇到的诸多困难、同一词项既包含同源信息又包括非同源信息等等，就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注：《“汉藏语比较研究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民族语文》，1997年第四期。）
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说到底是它封闭式直线发展的语言观造成的。它把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同于生物有机体的发展变化，按生物进化模式探讨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以语言的单向分化为基础建立语言的谱系分类，不仅难以正确反映语言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而且割裂了语言发展变化与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语言不仅能反映其自身结构在时间上的变化、空间上的变异，而且能反映社会和文化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反映语言的使用和功能的发展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语言的发展看作一种沿时间轴的单线或线性变化，而应当看作多维的非线性变化。这样看来，历史比较语言学单向直线式分化的语言观就包含着以下不合理的命题：社会文化环境是凝固的、定型的，社会和文化对语言的作用是单一的、等同的，否则，就不会像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不同社会和文化形态中的各种语言只是按照一种模式发展变化。事实上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分化，也有合并和创新。因此，一方面，语言的系属应是一种多元、多层、多序的结构，分化只是语言发展演化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不同语言的源头并不一定都在同一层次上，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多因性、多样性特点，不同语言的发展并没有时间顺序上的对应性和阶段层次上的同步性，语言亲疏关系不是单向的固定关系，而是双向或多向的动态关系。
语言间复杂的接触过程表明，语言结构不是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这就需要把语言看成复杂系统。在语言演变的复杂过程中，语言结构不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其演变的时间方向具有不可逆性，而且原始母语和现代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还原性。此外像亲属和非亲属语言、同源和非同源词、语音对应规律的形成机制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问题，都很难用简单的规则非此即彼地加以界定和区分。因此，确立复杂系统的语言观，并以非线性的科学方法处理语言演变中的种种疑难问题，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3.从方法上看
历史比较法证明语言亲缘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寻找并确定同源词，确定同源词的主要方法是建立语音对应规律。所谓语音对应规律，就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中的一系列关系词或语法形式之间， 凡甲语言有A音出现的地方，乙语言必有B音与之对应，反之亦然。 正因为这是一系列词或语法形式的共有现象，因此，称之为对应规律。被语音对应规律所统辖并能够作出词源学证明的词语是“同源词”。
在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语音和形态与同源词研究密不可分，只有同源词才能反映共同语的语音和形态。吠陀经文的发现使得印欧语言学家直接找到了相关语言之间古老的对应关系，而阿尔泰、汉藏语系绝大多数语言缺少能反映古代语言面貌的资料，同源词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在基本正确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前提下，才可能通过内部的构拟和外部的比较确立语言、语支、语族和语系等不同的层次，才可能有效地对历史上的语音和形态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
从阿尔泰诸语言发展的历史看，由于成套比较早期的借词特别是语系内不同语族之间的借词同样能够形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所以，单凭语音对应关系还很难说明阿尔泰诸语言是否存在更为古老的亲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已有的口语和书面语材料，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找出借用成分，正确解释语族之间的关系词（或称共有词、并行词）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区分同源词和借词，或证明比最古老的借用现象更早的阿尔泰诸语言的对应是否残留在现代语言或方言中，即排除借用成分造成的语音对应。否则，系属范围的确定、原始语的构拟、语系内部的分类及分层等问题，都很难得到较圆满的解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直接关涉到阿尔泰诸语言亲缘关系的确定，而区分同源词和借词首先应该结合语音对应规律，从语义比较的角度考察语族关系词的语义对应、语义演化特点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语义对应规律。（注：详见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
从原始共同语分化出来的各亲属语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变，这是因为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心理特征等等，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亲属语言的发展变化，尤其对词义发展演变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在亲属语言中，基本意义相同、转义不同的词占有很大比重，而本义和转义都相同或相近的词却少得多。尽管如此，与非亲属语言相比，亲属语言中本义和转义相同和相近的词总是要多得多。这是因为：（1）由于原始共同语的制约， 亲属语言分化的时间越晚，相同或相似的成分就越多，语义的发展亦不例外。（2 ）同源词的发展包括语义的发展总要受制于亲属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因此本义和转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多是同源词。如果它们是借词，尤其是借自非亲属语言中的词语，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因为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借用词语时，最初一般都是借用其某一方面的意义，或是本义，或是转义，而不大可能连同本义和转义一起借入（在特定的语言影响条件下会出现例外）。借词在一种语言中扎根后，它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别的意义，但它新发展的意义一般不大可能与非亲属关系的借源语言的发展相同。因此，在比较研究亲属语言之间关系词的基本义和转义的发展变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借词与语义演变错综复杂的关系。（3）有亲属关系的语言， 在反映相关民族深层的或固有的文化特点以及思维方式方面，常常有相同或相似的发展。这是因为思维方式受制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特点，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的民族，其历史、文化发展特点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或趋势，但深层的文化规则常常会引导或制约着有关民族思维方式的发展。从借词造成亲属语言相关词语的分化以及由分化造成的语义差别，可以反证这一点。（注：详见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与此同时， 分析研究借词造成亲属语言相关词语的分化以及由分化造成的语义差别有助于辨别语族间的同源词和借词。
汉藏语系各语族语言分化年代久远，语言演变复杂多样，许多同出一源的词语，在语言的分化、融合过程中，几经改头换面，彼此面目全非，难辨原委。至于语音对应，经过多种族语言融合的语群，其同源词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往往难以归纳。由于汉藏语言交融时间久，各种词语的使用和变化十分复杂，因此要想找出并严格证明声、韵母都存在严格对应规律的、足够数量的同源词就十分困难。根据上述特点，汉藏语言学家采用词族比较法探寻深层的语音对应关系，找回那些历史上失落的音变环节，并借此梳理同一语义范畴在不同语言中不同的引申线索，在此基础上发现表面上音义差别较大或音近义异的同源词。词族研究的一个突出优势在于，由于词族是一个整体，把单个的词放入词族这个整体中加以考察，它的本质特征才容易显示出来。由于处在词族整体内部的各个词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多义联系，因此它可以成为鉴别同源与借用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
一个语言里有一组原始同音异义词，而另一种语言里也有跟它相对应的一组同音异义词，那么这组词里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轻易看作“借词”或“巧合”，因为原始同音异义词族的对应现象能作为这两种语言从同一种原始语分化出来的有力证据。如果两种或几种语言中所比较的词族内部大多数词都有对应关系，这些词就很难解释为借用关系。反之，如果一个词游离于它理应归属的词族之外，即它与词族内其他成员在语音上相去较远，并且很难建立意义上的联系，那么它是借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是，利用这种原始的“同音异义”关系来建立研究方法依然有一定局限：一是一音多义虽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但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从原始共同语分化之后，各自发展，一种语言的一组同音异义词，不一定都能在另一种语言里找出它的对应组来；二是进行比较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不一定都有传统的文字和文献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成系统地找出多种语言之间的同义、近义词的对应组来，而且能够求出对应组中每个词的对应关系，那么这个词如此强的共性就足以说明它的发生学关系了。（注：详见邢公畹：《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试探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第六期。）这种比较法是以“语义—语音形式”为比较内容的“语义比较法”，不同于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法形式—语义”为比较内容的“形态学比较法”。
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从汉字入手，分析它的形体，考究它的读者，探讨它的意义，形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传统小学，其研究核心是语义问题，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汉藏语言学家总结的“语义比较法”实际是印欧历史比较法和中国传统小学研究相结合结出的果实，它和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形态比较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建立词族的前提下寻找同源词，进行历史比较，是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难题上，中国语言学家已不满足于语音相近、音理相合、语义相通、文化相关等一般性的原则，而是进一步探讨诸如“并用原则、同类原则、搭配原则、注释原则、方言原则、文化原则”以及“连续音变法、词汇分布法、同族词比较法、深层语义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从形式上看，除从音系学角度根据语音的结构和层次判别同源词之外，还通过“同义并用、方言比较、本语注释”等途径识别同源词；从语义上看，选择同族词或同义异形词和同音异形词进行深层比较，通过深层语义比较法确定同源词，确保最大限度地排除偶然性；从比较单位上看，汉藏语系多数语言是单音节语言，音节跟语素基本对应，而词则大于语素，与音节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界限模糊，量化困难，给比较带来不少麻烦。以语素为比较单位，不仅符合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而且更加合理，更具可操作性。在汉藏语系同源词比较中，以语系为比较单位的研究方法不仅已有较长的历史，而且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上述以区分同源词和借词这一历史比较语言学难题为出发点而建立的原则和发展出的研究方法，程度不同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
中国语言学家在结合本土语言实际开展的历史比较研究中，还较好地实现了“三个有机结合”，它们是：
1.把语言使用者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的历史，而语言的使用者“人”总是社会的、文化的人，因此离开使用者或不与特定社会、文化相联系的语言，不能算作真正的语言。由于语言的关系不单纯是语言学问题，还是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因此，单纯的语言学无法自足地解释或证明语言的各种关系，包括亲缘关系，特别是对那些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接触关系复杂、缺乏历史文献记载、同源成分难求的语言，单纯的语言学解释更是困难重重。当然，与印欧语系语言相比，汉藏诸语言关系的研究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这些语言使用者的集结地区和延伸地区连成一片，这有利于发掘原始汉藏人的文化遗物，并可借此研究汉藏语言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藏语言学家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史、文化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探求汉语和苗瑶、侗台诸语言的关系，证明使用这些语言的先民原来就共同生息繁衍，密切联系，相互交融。
根据黄河和长江流域史前文明、古代居民体质及其相关的古气候、古地貌变迁情况，有人把汉藏诸语的渊源追溯到新石器早中期，并且论证了不同语族的分化与古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关系：藏缅语与新石器中期距今50个世纪前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巴蜀文化与藏缅语南下有关，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的分化可能始于这一时代；鲁中南和胶东地区距今60个世纪前是两个大岛，原始汉语来自东夷语，与包括这一地区在内的大汶口文化有渊源关系。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侗台语的源头，扬雄所记江淮吴越方言当有古侗台语的底层。原始侗台语因受古汉语影响而有别于其他古越语，仡央语群大约是30多个世纪前从侗台语中分离出去的。原始苗语与40个世纪以前的屈家岭文化有密切关系，扬雄所记楚方言中当有古苗语的底层。古濮语可能是苗瑶语的前身。南岛诸语支与汉藏语有早晚不同的发生学关系。（注：详见吴安其：《汉藏语的渊源和历史分期》，《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上述假设的提出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但至少可以说明古文化和考古学研究成果有助于探讨汉藏语系不同语族语言的发生学关系以及分化演变的过程。
2.把语言的系属研究与类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印欧语系语言的基本结构特点差别不大，因此在初期的印欧语历史比较研究中，类型问题并未引起语言学家的特别关注。随着了解的语言不断增多，语言类型问题逐渐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由于传统的类型学是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以非历史主义的语言观看待语言结构，强调语言的共时性和变异性，因此很难历史地看待语言的类型及其发展。随着语言研究的逐步深入，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类型学和发生学虽是目的不同的两种研究方法，但类型学研究的成果却可以为发生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类型学研究对发生学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种语言的构拟状况如果同类型学所发现的通则发生冲突，那么这种构拟是值得怀疑的。”（注：罗曼·雅可布逊：《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语言学资料》，1962年第十期。）也就是说，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可为系属研究提供借鉴；二是类型学研究可以避免把类型上的平行发展误认为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
中国学者除接受了上述两点有关语言类型学对语言发生学研究的启示之外，还进一步把语言的系属研究与类型研究有机结合了起来。从语言历史关系的研究上看，单纯的类型学特征确实不能作为同源的证据，但是，如果把类型特征看作语言结构的综合特征，并将其纳入历史的范畴，那么，这种类型特征就是一种稳定的固有特征。也就是说，从亲属语言中概括出来的类型特征由于排除了语言借用和扩散的因素，因而具有反映共同来源的典型性和稳定性特征。语言的类型虽然具有开放性特点，然而一旦把语言的类型特征与词源和语法成分的同源关系联系起来，这种类型特征就成为语言的一种基本历史特征。于是，这种特征就具有了识别语言系属的功能，对系属的比较和分类研究能起到补充和验证作用。（注：详见瞿霭堂：《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载《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月。）换言之， 类型特征既有共时的一面，又有历时的一面，因为亲属语言在从同一母语中分化出来时，必定具有十分相似的类型特征。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学者把历史比较和类型比较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比如提出汉语跟南岛语有亲属关系时，就不得不解释二者在音节结构上的差异。又如藏缅语族的一些语言有形态变化，个别语言的形态变化还比较丰富，这跟汉语有很大的不同。受此启发，有人证明上古汉语也有形态变化，并提出应进一步加强汉藏语形态历史渊源的研究。有人尝试从基层语言的结构形式出发，逐层构拟共同语的结构形式，从而揭示原始汉藏语的结构特点，认识汉藏语结构特点分化演变的原因。有人认为，比较汉藏不同语言的词缀、后附音节、表示性状的范畴、方位范畴等有特点的词法变化形式，有可能为汉藏语言同源关系的研究提供有利的证据。
3.把语言的共时描写与历史比较有机结合起来
比较出科学，这是因为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基本方法。要想全面、深入地认识一种语言的共时结构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只立足于一种语言是难以做到的。传统的描写语言学立足于共时，排斥历时；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着重研究个别语言成分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忽略语言系统的全面分析。因而有必要把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有机结合起来。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可信性、准确性取决于语言描写研究的丰富性、精确性，与此同时，语言的历史研究则为语言的平面描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若把二者截然割裂开来，就无法揭示语言现象的本质。比如汉藏语言的音系学研究，在语音分析上遵循纵横相交的原则，即把一个语音放在共时和历时的相交点上，看作纵横共现体，采取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就是一个成功范例。（注：详见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音系学》，《民族语文》，1996年第五期。）此外，像内部拟测法、词汇扩散理论、变异理论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成功应用，就是民族语言学家把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有机结合的例证。
选择有代表性的、语言结构差异较明显的亲属语言进行平行的比较研究，即同时以所比较的语言为基点和参照点，兼顾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从语言描写角度看，不仅有助于发现单一语言描写难以发现的新现象和新特点；而且有助于揭示新的语言规律，解释语言结构异同的原因，加深对语言结构特点的认识。从语言历史比较角度看，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语言结构演变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有助于对例外现象的解释，避免将较普遍的现象作为例外处理，克服历史比较法忽略语言系统研究的不足；而且有助于认识亲属语言间的亲疏关系，有助于认识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对不同亲属语言发展演变特点的影响。此外还可为语言类型、语言共性、语言关系、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依据。
收稿日期：1998—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