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非均衡发展①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用来描述地区之间在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潜力等方面的总量差距或人均差距。随着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扩展，并用以描述区域之间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综合差异成为一种潮流。区域非均衡发展除了主要由自然禀赋、地理位置等自然原因导致外，政府的发展战略、政策偏好、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发展能力、中央地方关系、府际竞争等政治原因都可能对区域差距产生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能力和态度，也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速度的快慢。”②当区域差距由单纯的经济学问题逐步演化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时，政治学在描述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变化的轨迹、梳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沿革、分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及探索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描述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差异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如此，中国也是世界上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③这种区域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④在有关分析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采用GDP、人均GDP、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收入等指标，其中人均GDP是最常用的指标。因为以此为标准能够综合反映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且具有权威的系统的统计数据作为依据。本文在通过多种指标对中国区域差距的发展轨迹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试图综合、全面地描绘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历史轨迹。⑤
图1 最大最小值之比(Max/Min，or MMR)
最大最小值之比(Max/Min，or MMR)是一个非常直观、有效地反映地区非均衡发展情况的指标(见图1)。人均GDP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从1978年的14.2下降到1990年的7.20，然后又扩大到2000年的10.8并开始保持稳定。2005年之后又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到2008年为8.2。
图2 基尼系数(Gini)⑥
虽然MMR可以直观地反映地区差距的变化，但不能反映所有省份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布情况，因此需要运用Gini系数作进一步的分析。从图2中Gini系数的走势基本上可以验证其他学者之前的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从1978年开始，中国省际差距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1978年的0.249下降到1983年的0.217。1983年之后，基尼系数稳中有降，并在1990年左右达到最低点0.216。从1991年开始，基尼系数开始波动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0.271，超过了1978年的区域差距。之后基尼系数又呈下降趋势。
图3 泰尔指数⑦
图4 泰尔指数分解⑧
如图3所示，通过泰尔指数显示的中国区域差距发展轨迹呈现出与基尼系数、最大最小值等相似的特征。区域差距从1978年开始稳步下降，到1990年左右达到最低点0.0468。之后区域差距开始波动上升，在2004年达到另一个高点0.071。随后区域差距呈下降趋势。
通过泰尔指数表示的区域差距还可以显示出地带内部和地带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如图所示，改革开放伊始，区域内部的差距是造成我国整体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1978年其贡献率达到86.82％，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距贡献了72.83％，地带间的差距仅贡献了13.18％。之后地带内部差距的贡献率连续下降，到1994年下降为53.81％，地带间差距则上升到46.19％。1994年之后，地带内差距的贡献率缓慢下降，到2006年，下降为50.55％，地带间差距的贡献率则上升为49.45％，两者非常接近，并有交叉的趋势。
虽然东部差距对全国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72.83％下降到2006年的39.68％，但与其他地带内部差距的贡献率相比，东部差距对全国差距的总体贡献率最大。西部、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较小，尽管有轻微波动，然而波幅不大，呈较平稳状态。
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除了主要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等原因外，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则会增加或缩小区域差距。如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则地区差距会持续扩大，相反若落后地区增长速度较快，则地区差距会逐步缩小。因此，区域人均GDP的增长率差异也是描述区域差距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四大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相互交叉，没有明显的差距。但1990年以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这种区域间增长率的差距逐步扩大，例如1990至1997年间，东、中、西、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3.69％、10.53％、9.59％和8.59％。2000年以后，区域人均GDP增长率差别呈缩小趋势。在2004年以后，其他区域的增长率超过东部地区。
图5 各地区人均GDP增长变化
总体上看，通过不同方法测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人均GDP差距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具体表现为：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区域差距呈现出下降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区域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于2004年左右达到最高点；之后中国区域差距呈现出收缩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总体上看，中国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程度还处于较高的水平，协调区域发展将是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影响
近年来，学者们对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经济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比如过度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需求结构断裂，落后地区的市场潜力得不到有效利用，最终制约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⑨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落后地区的效率外溢，不仅会削弱其经济发展潜力，也可能刺激落后地区的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割裂市场，限制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的自由流动，从而加剧地区间的冲突。虽然，区域非均衡发展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但从国家宏观决策角度看，它的“社会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大于社会影响”，⑩在某种程度上讲，区域非均衡发展对一国政治的影响，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很可能导致区域之间的政治冲突和分裂倾向，进而威胁政策效力、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统一，是宏观决策者的首要考量因素。(11)而且，从中外发展的实践看，其政治影响也并非总是负面的。
(一)适度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积极影响
增长极(Development Poles)理论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自然禀赋好、发展潜力大、生产效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强大辐射、扩散作用的“增长极”，从而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12)“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区域都处于不同的发展梯度上，新的技术和产业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不断转移的过程，这种梯度转移一方面导致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必然存在，另一方面也为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省和省、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13)因此，政府应引导各区域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合理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从实践上看，通过运用“增长极”、“梯度发展”等非均衡发展战略，法国、英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落后地区开发和现代化问题。(14)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适度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现象和前提条件，因此区域不均衡发展往往成为宏观决策者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面临着整体经济落后、区域经济分布极为不合理、国际环境复杂险恶等一系列因素，中国确立了重点发展内地，追求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基本发展战略。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努力，初步建立了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缩小了区域之间的差距。但是由于受到发展过程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在没有充分论证基础上过度追平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经济发展横向联系缺失、各地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等一系列问题，整体经济的发展效率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失(表1)，区域之间的发展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相对均衡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共中央“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在“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以及国外“梯度转移”、“增长极”、“中心—外围”等区域发展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发展的重点由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转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上带动各区域共同发展。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除了对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价格等政策倾斜外，还在东部沿海地区兴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区，“逐步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使这一地带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基地，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基地，向全国传递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的基地”。(15)“非均衡”发展作为中国在特定时期主动选择的战略，充分释放了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丰富、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促进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原定于“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于1995年提前实现。
(二)过度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消极影响
当然，区域之间过度的非均衡发展可能威胁政治稳定。“在人类社会存在政治现象的情况下，平等的政治价值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16)反之亦然。政治稳定指的是“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是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态稳定”，(17)一般包括主权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参与稳定和政治心理稳定。区域非均衡发展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不仅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而且还会对政治稳定构成直接挑战。具体来说，这些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国家统一。区域非均衡发展之所以会影响国家的统一，是因为过度的区域差距会从多角度激活各种政治和身份“边界”，当“我们——他们”(18)边界变得更加显著，独立的中间地带和缓冲地带就会被挖空，边界双方就会通过攻击对方来强化己方的归属感和缓解边界内部的矛盾，此时边界冲突和分裂倾向就会得到加强。具体而言，当区域差距过大，就会进一步扩大“落后地区——发达地区”的边界，落后地区的人们往往会认为政府采取的倾斜政策“威胁到边界一边人口的生存，而对另一边会带来利益”，(19)发达地区则认为落后地区试图攫取己方的发展成果，双方的竞争将导致区域利益的强化，区域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强。当“落后地区—发达地区”的边界与“民族边界”、“宗教边界”重合时，伴随着内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经济矛盾就会可能演变为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历史矛盾，进而威胁国家的统一。
世界上因为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诱发其他分裂因素，威胁国家统一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落后地区分裂倾向与发达地区分裂倾向。(见表2)
虽然，地区非均衡发展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国家分裂，但其是威胁国家统一的催化剂。过度的区域差距会催化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历史矛盾、语言矛盾，尤其是当政府采取不当的政策以及外部分裂势力介入时，国家的统一便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客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从宏观上看，我国的落后区域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尤其是一些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和边境地区。加之，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而上述欠发达地区有很多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相重合，如在西部就有51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更为复杂的是我国有20多个少数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跨国而居。这就有可能导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很容易受到国外分裂势力的影响，从而导致以区域非均衡发展为借口，将局部事件扩大成全国事件，将国内事件扩大成国际事件，进而破坏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团结局面。因此，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加快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不仅要大力扶持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还应给予经济较为发达的民族地区更多的经济自主权。
2.区域非均衡发展与政治心理稳定。政治心理作为一种非系统性的表达形式，生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但是它却自发地代表着社会某一层面的利益需求。如果人们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得不到平等、公正的满足，消极的政治心理就会驱动行为主体采取非理性、非制度化的手段向社会和政府宣泄不满，危及政治稳定。因此，“保持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最主要的途径和办法，是要使社会政治心理的承载者的利益有所满足，而且这种利益的分配要大致平等”。(23)区域非均衡发展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平等现象，由于其复杂的构成可能诱发社会政治心理的不稳定。从区域差距的构成来看，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地区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作为相对宏观的不平等，其可能导致落后地区民众对国家宏观发展政策的不满，限制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的集聚并要求相应的补偿和支援的诉求广泛存在，一旦这种诉求得不到满足，则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心理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政策效力和政治合法性。相对于距离人们生活较远的地区差距，人们对于城乡差距体验更为直接。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推动了愈演愈烈的区域性不平等现象，城乡间收入差距对总体区域差距的贡献度约为74％。(24)换言之，普遍存在的城乡差距是导致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差距两端社会不满心理的广泛存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显示，70％的农民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25)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有31.7％的农业劳动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22.1％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下降，并且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未来五年不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26)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在特定事件的催化下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27)
3.区域非均衡发展与政治参与稳定。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从理论上而言，制度化、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监督公共部门工作以及增强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认同，进而增强社会政治稳定。但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当公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成熟度都比较低，且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时，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方面利益的一致而盲目地临时组织起来，运用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威胁社会稳定。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的人口大范围流动则是可能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诱因，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据国务院研究室的测算，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有2亿，且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28)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东部地区和城市固定人口规模，大量流动人口不仅无法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而且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各类不法分子的侵害，超时劳动、拖欠工资、收入低下、居住恶劣、社保缺失等现象大量出现。合法权益的受损和社会的不公正虽然会催生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但由于流动人口的组织化程度低，并游离于城市的政治体制之外，从而导致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极度缺乏，这就为催生暴力抗争、身体维权、集体上访等非制度化的参与形式提供了条件。
4.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城市管理难题。政府的管理能力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如果政府具有较高的社会管理能力，“控制力、承受力强，组织具有高度的权威，同时，领导者与决策者的综合素质高，分析判断和决策的能力强”，(29)政府能够对社会矛盾和社会管理出现的新情况做出快速、正确的反应，从而保持政治稳定。反之，则会使政府面临新问题时束手无策，最终导致问题的累积和连锁反应，威胁政治稳定。此外，不断加重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给政府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病”，比如高房价、城市交通拥堵、城市环境恶化、城市贫民问题、失业问题、社会治安恶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降低等问题。具体到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城镇化水平也不断提升，由1978年的20％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45.68％，城镇人口达到5.9亿人。(30)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完成一半，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人口尚待转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倾斜发展政策，各种资源不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集聚，导致众多问题的提前、集中、持续爆发，这不但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而且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挑战。面对上述问题，西方的公共行政和改革基本上都倾向于将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向私营部门、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开放。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核心地位比较突出，政府是“社会生活的全面组织者、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以及社会稳定的强力维护者”(31)，面对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政府虽用尽全力、动用一切可以掌握的资源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但其投入的资源力量与群众的积极反馈之间的正相关性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与政府旧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张力也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5.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基层政权稳定。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的人口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对人口流出地，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空心村问题、留守人口问题、农村治安问题、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由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并不能享受住房、失业、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流入地和流出地来回摇摆。诚然，就像有些学者所述，农民工的“两栖”生活对区域协调发展起到有利的影响，比如农民工的理性回流防止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贫民窟问题，(32)而且“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将在务工地获得的报酬寄回家庭所在地，从而提高了家庭的人均收入”，(33)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但是总体上看，随着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扩大，农民工“两栖”生活仍然弊大于利。具体表现为：其一，“空心村”问题。由于农民工的主流生活模式是“城市打工挣钱，农村盖房消费”，(34)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大部分用于家乡的置地盖房。然而这些住房并没有实际的居住功能，不仅造成了资金土地的大量浪费，而且对国家的土地制度和政策造成障碍。其二，“留守人口”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等。以留守儿童为例，根据学者们依据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全国留守儿童已经达到2290万人。(35)留守儿童存在受教育水平低、人格发展不健全以及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不法分子侵害的问题，(36)为农村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其三，农村治安问题。由于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出去打工，仅剩老人和儿童留守，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根据中央综治委2006年报告，前9个月农村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37)其四，农村公共服务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巨大。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和城市并不负担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相应的公共服务反而由财力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负责，形成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逆向补贴。最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农村人口密度进一步降低，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与效率。其五，基层政治发展。随着农村精英和青壮年的迁徙，农村的管理面临人才断代的危机，给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和利益集团控制基层政权以可乘之机。上述种种问题都为基层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三、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政治关系
对于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成因分析，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发展起点、产业聚集、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外贸FDI、城市化、资本流动、劳动力、教育、社会文化、技术进步、府际竞争、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政府能力等。总体上看，虽然学者们从多种多样的视角对中国区域差距进行了解读，但是现有研究均强调某方面单一性因素的作用，缺乏对造成中国区域差距原因的综合性考察。总体上看，理解区域非均衡发展、探索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基本政治关系：
(一)经济与政治关系
总体上看，区域发展受到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两大因素的影响。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妨碍要素流动的经济制度是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初期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两者就会在区域之间以相反的方向流动，即资本从资本边际产出率低的发达地区向资本边际产出率高的欠发达地区流动，劳动力则从劳动力边际产出率低的欠发达地区，流向劳动力边际产出率高的发达地区。这种资本与劳动力的逆向流动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38)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论断相反，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因果”理论、赫希曼的不均衡增长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等都强调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缩小区域差距，发达地区由于其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使其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差距。虽然经济发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但这种“扩散效应”明显小于“极化效应”，(39)如果政府不适时进行干预，引导要素的合理流动，区域差距会不断扩大。
其实无论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其他非均衡发展理论，都强调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前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政策和管理体制改革减少阻碍要素区域流动的障碍，后者强调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制度的创设来引导要素的均衡流动。决策者往往同时采用两种措施引导区域的均衡发展。在现实情况下，如果过分地强调市场作用或过分进行政府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导致更深层次的区域差距。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两者间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划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主题。一般来讲，中央政府需要从全局出发，依据特定时期全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措施，并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等对国家掌握的资源进行调配。此外，中央政府还应通过具体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保证地方政府严格遵循和执行国家区域政策和方针。因此，中央政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加强“中央在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改善和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是解决日益扩大区域差距问题的前提条件”。(40)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发展的主体，需要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指引下，依据本地的经济条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具体情况，发展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将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机地融入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进程。
但从实践上看，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是双方在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动态博弈过程。二者在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利益关系。“地方政府不仅会与同级政府展开资源竞争，还会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以争取更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41)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了“地方游说”、“跑部钱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上述问题，现在的区域管理实践一般倾向于改变单纯等级化的区域管理模式：一是建立区域政府，即为了协调中央政府的宏观性与地方政府自立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在发达国家区域协调实践中一般根据公共产品的地域性和面临问题的地域性，突破和调整历史上形成的地方政府边界，围绕共性发展问题建立跨区的协调机构，比如法国在省和市镇层级上增设大区政府、美国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二是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线性等级关系，将协商机制、参与机制等引入区域管理过程之中，试图通过建立中央与地方互动型伙伴关系，从而实现相互之间优势互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调动地方的发展积极性，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且便于促进中央政府区域发展政策的科学性和利益包容性，保证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
(三)地方政府间关系
在特定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地方政府是区域发展的直接参与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地方政府由于具有相对的经济自主权和资源支配权，因此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其中包括经济发展速度、地方财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官员利益等方面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出现“企业化”的趋势。地方利益的封闭化和地方行为的“企业化”可能导致囚徒困境广泛存在，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具体而言：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为了吸引外部投资的进入，地方政府往往会竞相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和外地大企业来本地落户，不仅扰乱国家基本政策体系，而且损害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了提升区域发展的竞争力，地方政府往往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产业体系，以及过分追求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区域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为了争取中央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将很大部分精力用来游说中央政府和高级官员，忽视本地区经济基础的夯实。二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为了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政权力建立行政壁垒，对于本地产品和企业进行保护，严重阻碍生产要素区域间的合理流动；为了提升或维持本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区域外部或区域内部弱势群体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导致群体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不断扩大。这些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克服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过程中一般倾向于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协商或合作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42)一是专题项目合作，即在互利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特定的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或公共问题治理等问题，地方政府间通过协议、契约等方式确立参与各方的权力与义务，此模式并不设立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协议随着合作事项的结束而终止；二是区域委员会，即依据自愿原则，政府之间通过建立区域间的议事协调机构，针对区域规划、跨区域公共服务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协调与合作，一般来说区域委员会仅具有协商功能，其决定不具备强制性；三是城市联盟，即在特定的区域内，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以及其周边的城镇成员通过让渡部分公共权力，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章程，建立正式的公共治理组织，在协议的共同事务管理领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威。
(四)政府与多元主体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协调区域发展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管理区域间公共事务、调整区域间相互关系、回应不同区域的利益诉求、化解区域矛盾，实现区域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出“利益结构的多元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公民主体意识的明晰化”的特征，(43)区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涉及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之间，以及国际、国内和区域内等多元空间的复杂的多维关系。传统的以政府权威为核心的线性区域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区域发展的需求，因此以“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治理理论”以及“新区域主义”等为代表，在对传统区域管理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多种区域管理改进或替代方案。它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否认官僚体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核心地位”，(44)协调区域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应该向私营部门、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开放。不仅如此多元主体之间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线性权威关系，也不是输入——转化——输出这种线性功能关系”，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伙伴关系。例如，新区域主义试图探索“一种依靠现有行政机构，各种单一功能的区域组织、委员会等社会团体，通过协商，投资控制，制度激励等方式，循序渐进式的形成区域协调新模式”。(45)然而，这种非线性的区域治理模式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这种模式中包括多种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度，只能导致相互间的推诿扯皮，管理效率低下；由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动机、行为方式、利益需求等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容易导致多元主体间很难达成基本共识，进而导致区域政策和区域治理的低效率。因此，如何协调政府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未来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五)城市与农村关系
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对矛盾，其中一对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会受到另外一对矛盾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及制约。据有的学者测算，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推动了愈演愈烈的中国区域性不平等现象，城乡间收入差距贡献度约为74％，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差距的贡献度约为20％。(46)城乡差距“可以理解为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与以农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之间的差异，相对紧凑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与相对松散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之间的差异，以及相对较高的城市生活质量与相对较低的农村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47)换言之，城乡差距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中国区域差距：一是从产业特征看，农业的生产效率、产值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工业服务业，这就导致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高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将受到限制，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中的城市水平较高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城乡差距直接转化为区域差距；二是从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人口空间分布上的密度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成本和供给效率，换言之，由于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是农村的3倍左右，因此在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相较于城市也处于较低水平，更何况中国财政投入的城市倾向十分明显，农村补贴城市的情况长期存在，这就导致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区域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从人口流动看，由于城市的收入水平、公共服务质量以及生活质量相对高于农村地区，这就导致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进入收入回报和生活水平更高的城市地区，虽然有学者认为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将在务工地获得的报酬寄回家庭所在地，从而缩小了区域间收入差距，但由于农村的青壮年以及精英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受到削弱，致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区域的协调发展不仅仅是不同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协调共进，而且需要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未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索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差距对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因而如何协调区域发展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关注重点。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关系之一，并明确指出：“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用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48)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将中国区域发展与“三步走”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协调区域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9)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地将东部与西部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关系，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协调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开始实施。进入新时期，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中统筹区域发展是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区域协调战略又有了新发展。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十一五规划则明确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这为未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借鉴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我国未来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懈努力。
(一)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整并重，共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理论界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从实践上看，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具体到中国，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政府都通过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落实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等多种方式来干预区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政府极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尤其是伴随着党和政府对区域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协调区域发展经验的积累，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未来协调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必定大有作为。当然，在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创新政府干预形式。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差距问题日益多元和复杂，中国区域差距不再仅仅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差距，而是表现为南北、地带内、城乡间等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政治发展水平等多元化的差距。日益复杂的问题需要政府不断创新干预手段，实现对特定问题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精确打击”。二是承认和警惕政府失灵。依据中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的过度或错误干预很可能导致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或者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逆向补贴，进而扩大区域差距。而且政府干预还存在成本高、僵化、滞后和效果不确定等一系列弊端，因此应该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及时地监督、反馈和调整具体的干预行为，避免政府失灵。三是继续完善市场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才能为区域发展注入持续不断的动力。为此需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打破限制中西部地区要素流动的不合理政策和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生产要素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高水平协调发展，而非低水平的僵化均衡。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从而激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活力。
(二)中央调控与地方参与并重，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国在协调区域发展过程中一直十分注重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之后，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基本上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探索中央和地方、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全国一盘棋”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有机统一。如在“二五”时期，中央就明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要求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相互结合，“地方应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50)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31.2％到1990年的18.7％，到1994年仅为11.8％，(51)这种局面极大地削弱了中央调整各地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支出范围、收入范围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事项，这为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奠定了制度框架。在新时期，面对复杂的区域差距局势，应该在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充分调动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性，具体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建立统一的区域协调组织，合理规划区域发展政策。由于中国复杂的国情，中央的区域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在四大板块联动的战略布局确立之后，应该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工具进行差异化、合理化和前瞻性的规划，避免政策雷同和冲突导致的效率损失，为此需要在整合现有“西部办”和“东北办”(52)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协调、政策制定和政策监督部门。二是改革现有财政支付转移支付体制，以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和拓展制度化的地方政府参与和协商机制，使地方政府在区域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区域发展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三)构建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构筑区域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在市场一体化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虽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状态基本打破，地区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基本实现，但是“偏向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等软环境因素约束，地区间的一体化水平已无法向高级水平挺进，各种形式的地方市场分割极大地限制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53)这就导致东部沿海地区不但聚集着高端服务业、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等高端制造业产业，而且也承担着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就不仅限制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也导致中西部地区无法享受产业梯度转移带来的成果。为此，需要中央政府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要素在地区间流动；改革“唯GDP”的政绩评价模式，限制地方政府非理性地方保护主义和过度竞争行为，引导地方政府合理利用本地比较优势。当然，构筑区域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保障和引导，而且需要地方政府间自发的协作，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对口支援”制度，从单向的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援转向以项目为基础的双向合作、从单纯的政府间行为向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合作转变；建立制度化的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比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等，为地方政府之间就项目合作、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环境治理等事务的合作提供平台；(54)为打破地区分割、建立相互信任、展开互利合作提供制度创新空间，鼓励地方政府之间“进行行政管辖权的让渡和交换……在区域内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政策和执法标准，降低要素流动成本”，(55)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协调机制。
(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促进区域治理的科学有效
当代各国区域治理经验表明，单纯依靠政府和市场很难对日益复杂的区域差距进行有效的治理。正如公共治理理论所强调的，现代公共事务的治理不再是依靠政府权威，通过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线性管理，而是逐步的发展成为管理主体多中心化、管理方式民主化、管理过程协作化的多元互动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56)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党和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管理可以为区域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政策以及资金等保障；企业的参与可以有效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效率和规模；社会组织可以在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过程中发挥其专业性强、公共意识强、运作成本低等优势，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公众参与则可以有效地表达特定地区的真实利益需求、有效监督区域政策的落实过程、真实反馈区域治理的真实效果，促进区域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因此在中国未来区域治理过程中，应该注重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尤其是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展开政府与多元主体间的合作，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区域政策制定、区域治理过程监督、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等过程之中；明确多元主体在特定项目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督功能，确保多元主体的行为与政府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有序参与能力，为多元主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制度环境，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人员培训等方式为其发展和发挥积极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共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东中西部地区间发展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程度低，“东西部城市化的差距可以解释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差距，因此，目前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部分源于城市化水平的差距”，(57)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要靠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来解决。其实历史的经验表明，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也是弥合区域差距的重要路径。如在改革开放战略的指引下，发轫于中国中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农村的体制改革，改善了激励机制并解放了生产要素，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58)大幅缩小了城乡差距，而这种差距的缩小直接促进了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区域差距缩小。因此，城乡发展差距的弥合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有打破城乡壁垒，通过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证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等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劳动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农民转变为市民，并享有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提高农村和内地的人均资源占有量，缩小城乡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改变现有城市发展模式，推进“多中心”城市建设，使大中型城市郊区、郊县、卫星城、中小城镇成为吸纳新增城市人口的“吸纳池”，尤其要扩大县域发展的自主权，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业人口向县域转移；建设以工业带动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发展机制，加大现代农业和农业补贴力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注释：
①国外一般用Regional Disparity、Regional Inequality、Regional Inequilibrium、Regional Imbalance等词来表示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中国相关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有：区域差距、地区差距、区域不平等、区域非均衡、区域不平衡等，这些概念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各类文献中一般通用。参见刘雅露：《缩小地区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第1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启春：《中国区域差距与政府调控—财政平衡机制和支持系统》，第3～5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詹姆斯·道、史迪夫·汉科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Dennis Tao YANG.What has cause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002)331～334.
④我国官方主要有三种区域划分方法。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86年的“沿海和内陆”划分；1986-2005年(“七五”计划到“十五”计划)使用“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2005年十一五计划之后，采用“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划分。由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能够比较直观地显示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区域差距问题最常使用的划分方法。
⑤本文数据均来自《新中国社会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⑥基尼系数指在一国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财富占财富总量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分配绝对不均，最小等于“0”表示分配完全平等。
⑧与其他一些度量地区差距的指数相比，泰尔指数(Theil)具有可加可分解性，即总体不平等指标可以写成组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之和的形式。例如中国的省际之间地区差距可以分解在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和三大区域内部各省之间差距之和，这对深入分析中国区域差距有极大帮助。
⑨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哈维·阿姆斯特朗等：《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第176～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⑩吴浙：《经济转型与起飞时期的地区差距和区域政策研究》，第5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许多学者通过研究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发现得到政府补助最多的地区并非经济最落后的省份，而是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并由此推出影响中国区域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尤其是对国家统一的考量。参见Martin Raiser.Subsidizing Inequality：Economic Reforms，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34(3)；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第221～2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第373～3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参见刘尚希、孟春：《公共政策与地区差距》，第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15)李鹏：《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杨海蛟：《平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诉求》，第13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郑慧：《“政治稳定”概念辨析》，《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4期。
(18)参见查尔斯·蒂利对集体暴力产生原因的分析。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墨西哥恰帕斯洲的人口多数是乡村的贫农，当地有40％人口营养不良，是全国最高。20世纪末，墨西哥政府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允许私人公司和外资购买农民土地，直接影响到了恰帕斯印第安农民的生活条件，触发了1994年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简称EZLN或Zapatista)”的长期起义。参见董经胜：《玛雅人的后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比利时由北部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约600万人)及南部说法语的瓦隆区(约450万人)组成。弗拉芒区经济发达，其选民不愿用其所缴纳的税金用于补助瓦隆区。
(22)参见刘立涛：《印度现代发展中的旁遮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
(23)郑慧：《论平等的政治价值》，《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4)周云波、高连水、武鹏：《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1985-2005》，《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第256～25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2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7)参见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第163～174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8)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改革》，2006年第5期。
(29)夏立忠、李元书：《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30)张晓杰：《城市化、区域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2期。
(31)师泽生、李猛：《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学习时报》，2010年8月2日(第3版)。
(32)范红忠：《中国的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产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第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胡鞍钢、魏星：《城乡分制、政府层级与地区发展差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4)范红忠：《中国的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产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第1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5)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
(36)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周东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7)转引自范红忠：《中国的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产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第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8)樊纲：《要素流动与缩小区域差距》，《领导信息决策》，2000年第34期。
(39)参见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0)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34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1)刘雅南、邵宜航：《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差异》，《经济学》，2009年第4期。
(42)参见孙兵：《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第171～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3)师泽生、王琦：《试论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4)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第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5)吴超、魏清泉：《新区域主义与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地理》，2004年第1期。
(46)参见Fu，X.，2004，“Limited Linkages from Growth Engine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2(1)，pp.148～164；周云波、高连水、武鹏：《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1985-2005》，《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47)胡鞍钢、魏星：《城乡分制、政府层级与地区发展差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8)《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9)《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0)《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51)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21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2)“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和“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简称。
(53)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54)我国主要有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珠三角市长联席会议、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议等七大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参见杨爱平：《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3期。
(55)杨龙、彭彦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合作—行政管辖权让渡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56)参见胡正昌：《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前沿》，2008年第5期。
(57)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58)蔡昉：《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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