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山路”的跋涉者——论台湾作家陈映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山路论文,作家论文,陈映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1999）05—0100—05
陈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无意只在混沌的人生炼狱里，按照自己的意愿挖穿一个并不规则的孔洞，让人们透过它来看渗入陈映真理解的纷繁世界；他也无意走出社会迷谷，面对自然唱一首木然的生命之歌。他行走并且奋斗在这个人头攒动的社会里，怀着永不骗人的良知，希望和这社会达到相当的契合；关键是，他永远不对自己以及所处的世界丧失信念。
于是，小说，成了他沟通人生与社会的链索。
一
陈映真的父亲在陈映真“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头一次来看他，并对他平静地说下了这样的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注：陈映真：《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陈映真把这三个“不容易”的“据以为人、据以处事”的标准当做了他“一生的勉励”，同时，也当做了他写作必须恪守的圭臬。他把“上帝”释析为“真理”和“爱”，实际上，是从父亲传授给他的庄严的宗教精神里，抽绎出了最真诚最博大因而也是最完善最美好的人生准则。他以充满宗教意味的献身精神苛刻地约束自己、要求自己，但同时，也以充满宗教意味的同情与爱，关照着现实苦斗的芸芸众生，因此，在由茫然的情绪感知而向深刻的理性思索潜移默化地渐转渐变的行程里，抑郁的跋涉带给他以厚重的人生品味，并终于有一天让他恍然顿悟——那场生活的变故无疑会对这顿悟产生巨大的推动、催化作用。
于是，爱心成了陈映真永恒的生命意义及其所有社会追求的真正底蕴，他开始并且逐渐习惯于以爱做标准判别一切是非善恶。他不能容忍，或者无视任何对于爱的轻蔑、背叛，甚至践踏。正因如此，陈映真是入世的，他怀有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他写小说的目的，不是做愚公，不是做绅士，更不是想通过愚公或绅士的身份与名望逆取抑或顺取什么政治资本，最后变成达官，他是想重新建立正常的人生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小说是这样写的，一个刚刚在五天前赶来台北谋生的艰难的三口之家，孩子病重咳血，懦弱、贫寒、举目无亲的谋生者，虽然争取自食其力、奉公守法，但却无辜地被罚了60元钱，这一切，都是让人同情的最好张本。在骄横的警察面前，百姓是弱小的，何况是刚刚从农村来到都市的愚讷的百姓，何况是只能靠起早贪黑的劳作支撑低廉的生活水准的百姓，何况是这百姓又有一个令人心酸的遭遇！这种不幸人生存在被陈映真发现，是偶然的，但其实却是必然。以陈映真所接受的20余年系统规范的基督教化，也就是他所说的那种“始终生动、有生命的信仰生活”（注：陈映真：《一面严重歪扭的镜子——〈曲扭的镜子〉自序》。），以他当时那种由于家道中落而燃起的关于命运与前途的灰黯情绪，关于人际友爱的渴望，以及他那种本能的对于生活重压的反抗，似乎没有理由不水到渠成走上《面摊》式同情弱者的创作轨道。陈映真在后来化名许南村这样剖析自己：“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淡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
他非但不掩饰自己走上文坛之前的那种灰黯情绪，而且实在把这情绪看得太重了。他最终也没能意识到那情绪至多只不过是引发他开始笔墨生涯的导火索。他的胸中块垒难释，并且不停地、日甚一日地撞击着他，显然，行诸笔端、倾于纸上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陈映真把自己变做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当景气好、出路多的时候很容易向上爬升，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当景气阻滞、出路少的时候便不得不向下沦落，于是，“升”则“意气昂扬，神彩飞舞”，“落”则“沮丧悲愤和傍徨”（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这其实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陈映真的创作，乃至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够产生与众不同的风格与追求，其实绝不仅仅是他们被动反映社会的结果，作家自身素质的差异，作家内在条件的不同，无疑是形成作家创作特性的关键因素。陈映真亦是如此。
因为爱的人生信仰而强化了入世的思想，又因为入世思想的确立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陈映真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三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陈映真关注社会人生，关注并且切身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用他全部的热情，用他全部的爱，他宁可去做偏执得只能去背十字架的耶稣，也不去做一个平庸的信徒。也许他并没有拯世济民的雄心，但是他却无一刻不在作着拯世济民的尝试。
二
处女作《面摊》发表的时候，陈映真只有22岁，当时正在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书，可谓未出茅庐，涉世不深。他凭着天才与良心，在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况下，站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在激愤不平的情绪的鼓荡驱使下，把满腔的激情倾泄而出，较多的，也许只能是不假思索的情绪的真实流露，至于说里面有着如何深奥的理念思考，那不免有些牵强。然而，可贵的是，陈映真以一个善良作家的直感，居然与社会分析学家们对于20世纪台湾社会的理性认识达到了相当程度的默契，揭示了台湾社会日益变化着的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台湾人（包括本省人与大陆人）复杂多变、错综交织的生活风貌、生命意识。可以说，正是这一点，确立了陈映真在台湾文坛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陈氏小说创作中，除了一个良好的富于人道意味的开端之外，陈映真还走过了一条顿挫迷离的追寻之路。在大多数评论者看来，陈映真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1959～1965年；（2）从1966～1975年；（3）从1975年至现在。他们认为， 陈氏第一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超越现实”（注：《台湾新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86年版。），而第二阶段的创作则以“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实现了他的回归，第三阶段乃是在广阔深刻地反映台湾社会生活的前提下，迈进了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样的观点看似井然有序，实际上，却无疑割裂了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内在延续与发展，显得既生硬又武断。其实，迄今为止，陈映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文学创作所强调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陈映真始终没有放弃对文艺家应该是个思想家的——“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底思考”的强调，他是那样欣悦地称道“‘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主张“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注：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与此同时，陈映真也是从来未曾脱离过现实，未曾对社会问题哪怕稍微地丧失过兴趣。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探求着，咀嚼着，坚忍不拔地包容消受暗夜迷路的困苦，真挚诚实地描述自己的人生感受，像一个苦行僧，尽管他所见未必是全部的现实苦难，但是他也并不吝啬给后来者提供经验。
只有《面摊》是无望的，那咳血孩子的死势在必然，虽然不幸，但却没有手下容情的虚假。到了第二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那种陈映真式的心灵探索终于开始。从“求画缘蛇、求食得石”的康雄的仰面而去，到耽于等待的“我”的“卖给了财富”，陈映真似乎强烈地意识到了那学生式的“小儿病”似的乌托邦的脆弱与天真。贫穷本身固然是“最大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但是，富贵就能使人干净吗？小说中的“我”，实际上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陈映真开始不满足于一味的空想，他曾经希望《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和《故乡》里的哥哥这些人，通过自我的牺牲给生活带来些许的亮色，但是很快，他发现，他所获得的依旧是失败。要么是死，要么是堕落，现实之于吴锦翔般的孱弱的改革者来说，别无选择。于是《死者》中老生发伯式的衰颓的灰暗的死是不可抗拒的，这对于一切“只不过是个开始”的林钟雄来说，相反却会产生一种甩掉包袱般的轻松与愉悦。《祖父与伞》中的祖父也注定无法熬过那风雨交加的月黑之夜，因而突兀的伤创只能注满张开的伞，湿漉漉、沉甸甸。《猫他们的祖母》里娟子老师和她的祖母形成了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在这对照中我们足以领略到生与死的交响。陈映真似乎看见了青春正在康先生（注：《那么衰老的眼泪》。）的身上一丝丝流走，他似乎看见了计划失败之后由于痛苦与失望而“死尸一般地老苍起来”的犹大（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他似乎看见了因为沟通了一个疯妇的心灵，而被警车载走了的林开治那“近乎雕刻的死板而且漠然”的表情（注：《苹果树》。）。这些经验都是痛苦的，然而很必要。
陈映真渐渐地在沉重而且凄惨的生活际遇里，感受到了爱的冲淡、希望的渺茫与现实的压迫，因此，虽然他常常以信念点染着升腾向上的星光——让祖母死于娟子老师耽于情欲的时候，让阿金出嫁“做给人为后”（注：《那么衰老的眼泪》。）让“火光在陈年的漆面上乱舞，照耀得满室都有了一层阴气的活泼的生命”，而使丧家也充满了热闹的生气（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同时，也让“我”下决心摆脱开那已经吞噬了哥哥的故乡，但是，他的心境终于还是萧索的。
陈映真的这种关于人生与社会的萧索感，生发于他对现实的深刻感受和认识，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时代的同一精神层次上的一切青年。
所以，在强悍的爱与同情的基础上，来自大陆的“三角脸”尽管可以与小自己许多的“本省人”“小瘦丫头儿”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理念融合，但是，死仍旧是不容回避的残酷现实。他们所可能做到的，只是在死期临近的时候，创造一个庄严得有些滑稽的气氛，选择一个悲壮的死，吹“王者进行曲”，走将军似的正步，接受无知的农夫与村童的欢呼，甚至招来野狗的狂吠。《将军族》里的自裁，实在涂满了《凤凰涅槃》式的警醒与知者的隐痛。是现实的扭曲，还是我心灵在病变？陈映真只能通过《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精神病患者的梦，来印证自己不愿承认的可怖的现实；一个黑房，“没有一丝阳光，每样东西却长了长长的嘴”，“而一具女尸身上许多致死的伤口幻化成为人类的嘴巴，啸喊着：‘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虽然阳光最终划破了黑暗，“所有的霉菌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但连带地，“那幻见这‘光明’的异象的‘我’也随着‘枯死了’”（注：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还有，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那“神经地象征着希望和良好的”小淳，也只能在旭日初升的时刻，静悄悄地死去。
显然，陈映真在铁一样黑、冷而且硬的现实面前，开始厌世了。他的这厌世，首先不是毫无来由的，因此合理；其次不是绝望的，因此孕含着反抗的变异的契机。他的这厌世，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也正因此，足以积蓄更多更具威力的反抗的力量。
三
正当陈映真由急切入世而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厌世情绪的时候，一边忙着施无限的同情于弱者，而另一边却在有意无意地诅咒着现实的他，已经从大学毕业，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应该更加成熟起来。把自己对于现实的有所了解，由那种本能的“情绪的反应”，升发到理智的“思想上的认识”（注：《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了。
他的确从此一反学生式的、一本正经诚挚热烈但又缺乏机变的爱因而忧虑、同情因而不平，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充满爱意的目光，并把视线由该爱的人们身上移开，以憎恶去逼视可憎之人。这，其实非但不是他对自己爱的人生哲学的背叛，相反，却是对爱人方式的一种发展。
现实社会的污浊，是导致芸芸众生陷入值得同情的境地的真正原因，而此伏彼起让人无所适从的时代病，又恰恰是导致这现实社会污浊溃烂的污染源，这一点，不但逐渐为深怀济世之心的陈映真所认识，而且也还成了他笔锋倒转的根本前提。于是，他开始热衷于走出心灵，更加直接地贴近现实，剪取发人深省的人情世态，用老到的寓谐于庄的戏言谑笑写起讽世的小说来。在这类不多的作品中，《唐结的喜剧》是最为出色也最特殊的一部。然而，很快由于陈映真有了那次长达近7 年的远岛之行，他在这方面的尝试不得不被迫中止。对于试图变换自己的艺术视角，企图通过另外一种济世方法从而达到自己善良愿望与人生理想的陈映真来说，这遭遇是损失还是收获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断层也就等于飞跃。
果然，当10年之后陈映真再次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虽然初衷不改，但他的面目已经为之焕然一新。他不但没有了那属于青年人的迟疑、迷惘与乏力，而且连那求助讽刺的缺乏自信的躲躲闪闪、敲敲打打也已经统统丢弃了。他终于直面这生活，并以一个直率的艺术家的耿介孤直，直笔描摹现代社会了。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是一步步从心灵走向社会的艰难历程。
以“华盛顿大楼”系列为代表的展示台湾社会深刻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作品，以及后来的以《玲珰花》、《山路》为代表的“反映战后台湾革命志士生活遭遇的政治题材小说”（注：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无疑构成了陈映真文学创作的巅峰，在这里，陈映真所一直关注着的文学合作问题、民族认同问题、台湾社会（包括经济生活）的出路、命运问题、人生价值问题等等，无一不得到明确触及、全面思考并做出肯定的答案。
《夜行货车》是爱憎分明的，笔调也明朗。小说以刘小玲这个外国公司女职员的遭遇为关窍，放射性地触及到了那种特定环境中的各种人物：粗野与傲慢的洋老板，唯诺与卑躬的洋奴才，刚烈与正义的血性青年等等，应该说，这是一曲民族气节的赞歌。刘小玲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她未必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长远的人生目标，但是她却有一个起码的人格。同时，更可贵的，是她有民族自尊心。她可以委身于一个在她与金钱地位中间无疑会选择后者的缺乏骨气的中国男人做情妇，但却无法容忍有权有势的外国老板对自己动手动脚。这一点也许正是作者民族意识认同的客观后果。在爱情问题上，较之以“事业”为借口贪恋地位，因而不免懦弱、虚伪的自私而柔软的林荣平来说，她显得诚实、勇敢许多。所以，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以她涉世不深的经历，在特定的环境中，爱上那位“成熟”的、“有发展前途”的林荣平，该是那样的合理。然而经过长期的了解，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经过严峻的考验，她却能够在爱的迷途上毅然而返，转而爱上了血气方刚的詹奕宏。事实证明，经受了那么多挫折却始终没有丧失信念的她，这一次，并没有爱错。小说的最后，她终于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而甘心情愿地跟随愤而辞职的詹奕宏乘坐夜行货车回到南方乡下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何尝不是作者陈映真的感情趋向？！于是，陈映真与刘小玲一样，对詹奕宏不加掩饰地付出了全部的好感。
在这里，起码我们可以获得两个信息。其一，作为台湾新兴的乡土文学的主将，陈映真关于乡土文学的认识，是基于浓厚而且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上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那种意气飞扬、勃勃向上的民族正气及其认同感，那么，陈映真小说也许不会如此厚重，如此耐人寻味。其二，以詹奕宏、刘小玲最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为代表的陈映真小说人物的返乡情结构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实际上是陈映真对现代化、同时也是殖民地化的都市社会生活彻底厌倦、丧失信念的真实反映，是作者个人情绪的直观流露。陈映真笔下的人物，从早期的离家出走、告别故乡，进入都市寻求出路，直到后来的向往田园，希望逃避尘嚣，甚至把这向往付诸实践，是否既从正面透析了游子对于土地、人情以及质朴平静的生活的依恋、热爱和追求，同时又从反面对光怪陆离、异化人情的现实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呢？
当陈映真创作并且发表《夜行货车》、《云》等小说的时候，正是台湾爆发“乡土文学论战”，作家们热切呼号“回归乡土”的时候，在论战中，陈映真针对“台湾意识”的提法，在肯定其“反帝反封建”的现实内容之外，还着重强调了其“民族、社会、政治和文学运动不可分割的、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他把这“台湾意识”看做是“中国近代史上追求中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彻底的自由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注：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这篇文章里，陈映真痛感“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强国强大的支配”这一事实，尖锐地指出“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精神生活突出的特点”。为此，他为“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而呼号（注：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他呼唤作家文艺家都来“关怀人生”，“藉着‘反映社会现实’，来建设人间乐园”。他甚至认为，作品的“艺不艺术”不顶重要，他这样借着打比方说到：“重要的是他要用什么形式去表现一个内容——使人得造就的；使受捆绑的人得自由的；使自卑自贱的人得信心的；使哀伤的人得安慰的；使一切的暴力羞耻的内容——而使尽可能多的人理解这样的作品。”（注：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正是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理解，所以陈映真关于乡土文学的强调本身，也便带有了他强调民族主义文学的因素。他把乡土文学看成是“现在条件下中国民族的重要形式”，他所谓的乡土文学“一开始就明白公告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注：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
陈映真的小说，恰是他的这些文艺主张的形象化、艺术化。
然而有一点，陈映真似乎陷入了误区，那就是如何在不违背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正确看待现代文明之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冲击及对人的异化的问题。
正如陈映真所说，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长期侵略、渗入，殖民地化，已经成了台湾社会生活的一个特色。各种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技术等随着台湾附庸程度的不断深化，不可避免地成为足以左右台湾人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乃至生活习惯的强大力量，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与“台湾意识”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一方面，它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较为繁荣的经济局面，使台湾人平均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它也毒害、腐蚀着台湾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在新的价值观念的一再冲击下，发生着微妙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摆在民族主义者面前的，似乎只有要么放弃自己的信仰，变成商品社会的奴隶，要么叛逆现实，成为固守志节的殉道者。对此，陈映真选择了后一条路。他是那样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着现代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和无耻，那样入木三分地刻划着弱肉强食的经济领域中群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生百态。在他看来，在这样铜臭血腥的物质文明的作用下，人们或在堕落，或在发疯，或在逃亡，总之，只是不能既出泥不染又游刃有余，同化这生活。于是，在陈映真的笔下，林荣平、黄静雄（注：陈映真：《万商帝君》。）、陈家齐、刘福重（注：陈映真：《云》。）成了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适应社会的洋奴，看似事业成功，其实却是人格的失败；张维杰（注：陈映真：《云》。）、詹奕宏，甚至包括何春燕（注：陈映真：《万商帝君》。）等人都成了不满现实、格格不入的异端分子，看似改革与抗争的失败者，其实却是道德完善的榜样。只有林德旺（注：陈映真：《赵南栋》。）是彻底的失败者，怀着非但无法熄灭，而且愈演愈烈的升官发财的欲望，但同时又必须忍受下等人的生活，忍受欲望不可能满足的痛苦，于是，他疑忌、敏感、脆弱灵魂承载了过多的非分之想与残酷的失望的折磨，最终只能发疯。
善良的陈映真太屈从于感情的抉择了，他就此放弃了对于现实世界的过于艰苦、而且必将是长期的苦斗。他开始借《云》中文秀英的笔，怀念那久违了的“竹丛和竹丛下的石井”，怀念“爸、妈和大哥”了。很快，他又重新回到“山路”上去，沉思起赵庆云（注：陈映真：《玲珰花》。）的“玲珰花”般的生命意义。他是顽强的跋涉者，他也许希图通过对高东茂（注：陈映真：《山路》。）老师、对蔡千惠（注：《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等人生命遗迹的感知、理解与品味，重新汲取力量。
他应该在思索中重新开始。
四
有人拿鲁迅与陈映真做比较，认为二人相似之处很多，尤其是他们的“感伤、思想都有哲学的基础”（注：陈映真：《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这一点，更是较之一般作家所独有的，这是颇有见地的。
陈映真从小就深受鲁迅小说的影响，他说：“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希望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出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基点出发，陈映真与40年前的鲁迅一样，怀着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入世的观念出发，又因为理想现实的冲突而产生厌世情绪、批判现实，终于走了一条既坎坷又充实厚重的人生以及文学的旅程。在台湾文学史上，陈映真拥有了鲁迅式注视生活干预生活的勇气与特点。台湾文坛现状，赋予了陈映真以更为崇高而沉重的使命。
我们相信，陈映真能够一如既往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收稿日期：1999—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