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殖民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尽管与后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但它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消解以及分析东方社会的某些方法，或多或少地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主题的确立以及研究内容的进一步展开。本文较详尽地分析了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的态度，以期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
一
赛义德（又译萨义德）在其后殖民主义的开山之作《东方学》中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并把这句话置于该书的卷首扉页，作为全书的主导思路。马克思在说完上面的那句话后紧接着指出：“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8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代表（表述、再现）和权力。在马克思看来，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农民如同口袋里的马铃薯，他们胸无点墨，既不会说话，也不懂政治，只好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观点。波拿巴之所以能代表法国农民，就在于他“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就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在此文中，马克思分析了“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以及国家权力通过“占压倒的优势”的军队对社会的控制。（同上，第682、683、684页）
赛义德虽然引用了马克思的那句话，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代表与权力的思想，不过，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国农民“换成”了“东方”，把波拿巴“换成”了“西方”，他意欲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必须被西方表述”。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地研究了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批判了西方对受殖民主义控制的那些地区和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意识形态迷雾的制造。他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东方化东方”的产物，是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和“表述”，其目的是为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化服务。东方之所以“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是因为东方没有“权力”；西方之所以能够对东方进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有“权力”——归根结底是“表述”和“权力”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中，斯皮瓦克是受马克思影响最深、也是唯一敢于公开支持马克思的人。她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不仅征引了被赛义德置于《东方学》卷首扉页的马克思的名言，而且还通过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些观点，专门分析了马克思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消解的和错置的阶级主体的结构原则”。她说，“我们不妨看一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著名文字中vertreten（第一意为‘再现’）和darstellen（第二意为‘重新表现’）这两个词的嬉戏，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把‘阶级’作为一个描述和转换概念，似乎比阿尔都塞在阶级本能与阶级立场之间划分的区别更加复杂”。她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对一个阶级的描述性定义可以是一种区别的定义——与所有其他阶级的割裂和差异：既然“数百万计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页）在这里起作用的并没有阶级本能这种东西。她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欲望和利益相交合的未分化的主体，阶级意识并不朝那个目标发展，在经济（资本家）和政治（世界历史的媒体）这两个领域里，马克思都不得不建构分化的和错置的主体的模式。
斯皮瓦克也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表面上是在分析“消解的和错置的阶级主体的结构原则”，如同赛义德对马克思的引述一样，而实际上也是想强调两样东西：代表和权力。她在分析上述“原则”之后接着指出，小农所有者阶级的（缺场的集体）意识在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工作的“代表”身上找到了“承担者”。她强调，“代表”一词在这里不是“darstellen”（重新表现），而是“vertreten”（再现）。她说，“vertreten在英语中用represent（代表，再现），它所讨论的社会‘主体’的意识和vertretung（毋宁说是‘再现’的替换词）是错置的和断裂的”。她认为，西方殖民者和理论家往往故意把“vertreten”和“darstellen”相混淆，她在此处就是要揭示“vertreten和darstellen的共谋”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共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揭露的，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揭露的一样”。
斯皮瓦克说，“我之所以对马克思这段引文作如此深入探讨，是因为它表达了vertretung或再现在政治语境中的内在动力”。她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代表”或“再现”在政治语境中的“权力”。她认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代表”的“权力”，而且指出了政治权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制造社会欺骗的假象。小农阶级在没有自己阶级的代言人时，也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时，往往要去寻找一种主宰自己的统治权力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自以为也同时被认为是属下阶级的代表，其实“毋宁说是‘再现’”——再现自己阶级狭隘的私利。她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欺骗的模式——在影响源（这里指小农所有者）、‘代表’（路易·波拿巴）和历史-政治现象（行政控制）之间必要的罅隙——不仅意味着对作为个别媒体的主体的批判，而且意味着甚至对一种集体媒体的主观性的批判”（见罗钢、刘象愚，第106-111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代表”与“权力”关系的思想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具有极重的分量。应当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而后殖民主义的贡献就在于使这一思想得以“苏醒”。事实上，马克思关于“代表”与“权力”的思想、关于政治权力制造社会欺骗假象的论述，不仅适用于波拿巴时期的法国社会，而且也适用于当今的殖民关系现状。不管是“代表”、“表述”、“建构”，还是“殖民”、“霸权”、“帝国”，“权力”始终是它们背后的强力支撑者。后殖民主义正是依据这一基本思想来展开其后续的对“东方学”和“文化霸权主义”的解读和解构的。
二
后殖民主义在借鉴和继承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同时，也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表示不满，把马克思看作“东方主义者”、“欧洲中心主义者”、“单线论者”。比如，赛义德就认为马克思关于英国入侵印度的论述具有“浪漫主义东方学观念”。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一般坚持这样的观念：东方人生活在东方，过着悠闲自在的东方生活，沉迷于东方的专制和纵欲之中，具有根深蒂固的东方宿命感。而马克思也在“不加置疑地使用那些概括性的范畴”。赛义德指出，东方学家用以构想人性的基础要么是总体的集体无意识，要么是抽象的一般概括；他们既无讨论个体的兴趣，也没有这种能力；东方学关于东方的观念、知识是基于“毫无特色的普遍性”的人为建构物。这样，“欧洲”与“亚洲”或“西方”与“东方”之间古老的区分将所有可能的人性类型聚集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标签之下，并且在此过程中将其简化为一两个终极的、一般性的抽象形式。他说，“马克思也不例外”（萨义德，第134、200页）。
赛义德认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分析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强调，英国的殖民干涉、劫掠和公开暴行践踏破坏了印度的“亚细亚经济体系”，并且越来越确信英国甚至在毁灭亚洲的同时，也有可能在那里发动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他说，“马克思的论述把我们直接带到在我们对正遭受社会急遽变革之痛的东方人天生的反感与这些变革的历史必要性二者之间进行调和的难题之中”。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这一关于东方的观点具有“浪漫主义”甚至“救世论”的色彩：作为人文研究材料的东方没有作为浪漫主义救赎计划之组成部分的东方重要。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标准的东方学行为完全相吻合，尽管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显然可以看到他的博爱、他对人类不幸的同情。然而，当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淹没在这一标准的“古典形象”中的时候，最终占据上风的却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马克思的这一“浪漫主义东方学观念”，“迫使我们追问马克思在亚洲所遭受的损失与受到他谴责的英国的殖民统治之间所形成的道德均衡是如何向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东西之间古老的不平等关系倾斜的”，“迫使我们追问人类同情到底藏身何处，当东方学的视野占据上风时，人类同情又跌落到了大脑的哪个角落”。据此，赛义德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分野，存在着一种关于东方的“盖棺论定”：他们并不觉得痛苦——由于他们是东方人，因此处理他们的方式必须与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样。因此，“一旦遇到由东方学学科所建立并且得到所谓合适的‘东方’知识证实的这类盖棺定论，那阵突如其来的感伤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旦遇到东方学学科甚至东方学艺术字典编纂式的强制行为，情感的词汇便会荡然无存”。“在马克思论述印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发生，在此，最后的结局是某种东西迫使他匆匆回归歌德，回到东方化了的东方”。（同上，第198-201页）
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也认为马克思存在着“东方主义”、“霸权主义”、“单线模式”、“欧洲中心主义”等倾向。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一文中，德里克系统地批评了这些倾向。德里克认为，当马克思提及中国社会时，常把它作为一个落后的鲜明典型，间或地，中国还被形容成一个时间在那里停滞不动的社会，一个“背逆时间像植物一般懒洋洋地成长的社会”，并以此为反衬来突出资本主义的活力。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以各种方式被抬高，将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看作一个普遍的社会形式，是历史上的始作俑者，有能力改变世界，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将人类从其过去的重压下或其本性的控制下解救出来。由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被抬到如此高的一个位置，以至于资本主义的故事简直成了历史的中心情节，其他故事必须围绕它来讲述，以至于马克思用“像植物一般懒洋洋地成长”这一比喻来形容欧洲之外各社会，并拒绝在它们当中看到任何未来的希望。在德里克看来，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叙述中资本主义处于“中心”地位，所以显露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霸权主义的一面”。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霸权主义倾向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存在于其理论体系中，存在于马克思用于阐释资本主义在欧洲之萌芽的生产方式中。这里的霸权是一种欧洲霸权，是将欧洲历史模式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将这些生产方式普遍化便导致了一个历史“单线模式”的产生，它把欧洲的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模子，所有历史都必须依据它来评判，“霸权问题在这里便表现为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论强行加诸于整个世界”，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所有历史的自然终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禁“令人想起马克思主义的‘东方主义’”来。（德里克，第304-319页）
三
赛义德指责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浪漫主义东方学观念”，显然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道路的考察，对“世界历史”时代的分析，不仅超越了赛义德等人所谴责的“东方主义”的边界，而且是对西方殖民话语和“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严峻批判。在研究“世界历史”、探讨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反对把西方社会的演进模式套在东方社会，认为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在东方社会并不普遍存在，他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这实际上解构了西欧封建制度的普适性。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普适性。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一种趋势。综合以前的观点，马克思实际上阐明了社会主义产生的三种可能方式：资本主义的灭亡、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第346页），这样，马克思又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适性。
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时，常常提到“中心”的概念，阐发过“中心”的思想，他非常关注世界历史活动的中心，尤其是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3页）。马克思还提出了“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作为“中心”的工业化国家对作为“卫星”的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的盘剥。就历史观而言，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决无什么“中心论”的意蕴，而作为一种客观现实，世界历史活动的中心又确实是马克思所高度关注的对象，他非常重视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发达国家对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来规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而是将发达国家的发展作为参照物，以便使后来者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发展进程。
德里克批评马克思是所谓的“单线模式论者”，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的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资产阶级对开创世界历史所起巨大作用的时候，说过“四个从属于”这样的话，但他所说的“四个从属于”和“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不是要强调一切落后民族必须亦步亦趋地追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强调一切落后民族在“资产阶级时代”（“世界历史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影响，受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这与他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发达国家对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根本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单线模式论”。
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实质是“一元多线论”，他在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始终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马克思通过研究表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在不同地方存在着不同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曾经深刻地指出，由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形式不同，它解体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即从原始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产生出了各种不同的私有制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具体地说，在古希腊罗马，古代公社制解体后产生了奴隶制，而在存在过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的一些地方，则出现了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历史上，日耳曼民族就是由农业公社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的。而在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方，在很长时期内，土地公有制并没有解体，但阶级社会却产生了。世界历史形成以后，社会发展的“跨越”现象成为一种常规现象，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东欧的某些民族有的从奴隶社会、有的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不是线形演进的，而是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特殊性。
赛义德关于马克思具有“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的证据主要来自马克思关于英国入侵印度的话：“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和“双重使命”。赛义德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在强调作为西方代表的英国对印度等东方社会侵略的“合理性”，是在为西方的殖民统治作辩护。赛义德由于不懂得马克思分析“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是基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来进行的，所以他也就看不到马克思在给予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义愤填膺地谴责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亚洲社会所造成的“倒退”，看不到用历史原则分析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恰当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因此，赛义德的这一形而上学的“视野”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艾贾兹·阿赫默德的抨击也就不足为怪了。阿赫默德在一篇题为《马克思论印度：一种澄清》的论文中驳斥了赛义德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他说：“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支持马克思的特殊论断的决不是东方主义话语（马克思说，不列颠是在追求‘最肮脏的利益’），而是福柯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换言之，马克思的论述不是源于歌德和德国浪漫主义，也不是源自贯穿一切的东方主义观念，而是来源于马克思坚持的阶级和生产方式观念”（Ahmad，p.230）。后殖民主义“失足”的地方，正是马克思棋高一着之处。马克思对于殖民主义的认识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把资本主义不仅看作一种具有“剥削性”的生产方式，同时又把它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既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又把先进的文明成果播撒到“蛮荒”之地，促进了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从而带动了整个世界历史向前跃进。
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褒扬也好，批评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发展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使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契合着当代社会问题。马克思对东西方殖民关系的解读，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分析和批判，对“代表”与“权力”关系的揭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世界格局和社会发展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标签：后殖民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本论论文; 东方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