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熙论文,权宜之计论文,孔庙论文,朱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2 根据《明会典》，在孔庙祭奠的除了孔子本人外，还有孔子的嫡传、再传弟子，以及后世的儒家学者。孔子位列正中南向，接下来东西向是孔门四圣，四圣之下是十哲，十哲之下，就是尊为“先贤”和“先儒”的历代知名儒家学者。朱子位列宋儒欧阳修、张载、程颐、胡瑷之后。①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为尊崇朱熹，作出了重要调整，把朱子在孔庙配祀诸儒中的位置，从“先儒”提到“十哲”之次，有学者称之为“十二哲”之一。 这一事件一直是近百年来清代学术思想史乃至清史论述必提的内容，多数论著都以此事作为例证，说明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帝是如何强化理学的独尊地位。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清代思想禁锢的进一步强化。②不过，这个问题，尽管为学界反复提及，但很少有论著给予系统的讨论，也没有讨论这项决定是如何具体执行，更没有学者就其如何强化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和清代文化专制的问题，给出具体的分析和解释。似乎康熙的一纸谕旨，就能决定和扭转一代学风的转变。 当然，就此问题讨论的最大障碍是史料的匮乏。仅存材料见于《清会典》、《康熙实录》和李光地《文贞公年谱》。它们的记述仍有不同，如没有其他文献佐证，很难判定谁是谁非。最近，笔者意外地在台湾方志中发现了一些康熙时代台湾府如何按照朝廷指示调整地方孔庙祭祀秩序的地方公文。它们清楚地展示了康熙五十一年间朱子升配决定的时间和实施的具体过程。本文就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对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升配朱子十哲之次的动机和影响，它与当时李光地、康熙之关系、《南山集》文字狱案，和清朝的思想控制的相互关系提出一新的解释，最后，从18世纪帝制社会思想控制和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管制之间的差异，就钱穆、葛兆光先生就康熙时代思想文化专制的论述得失做一初步的讨论。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关于康熙升格朱熹配祀孔庙一事，现有两种记载。一个见于李光地的年谱。《文贞公年谱》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条： 秋七月，《朱子全书》成。……未几有旨：“朕阅《朱子全书》，粹然孔孟之传，宜跻位四配之次。”公(光地)奏曰：“朱子造诣，诚与四配伯仲，但时世相后千有余载，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于十哲之末。③ 按李光地说法，康熙升配朱子的决定是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后，《朱子全书》编纂完成后才决定的。康熙最初准备把朱熹提升到四配之次，与“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相比肩，后因李光地的建议，改列孔庙祭祀的十哲之次。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此事发生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由康熙钦定，见于《康熙实录》： 谕大学士等：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寻大学士会同礼部等衙门议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上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至意。从之。④ 此外，《大清会典事例》也收录同样的御旨，文字稍有不同： 谕大学士等：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钦此。遵旨议定，朱子发明圣道，规于至正，特加优崇，升配大成殿十哲卜子商之次。⑤ 此外，2009年才公布出版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起居注》中也有关于朱子升配案的记载。内言： 初四日丁巳，上驻跸行宫。辰时，上御行宫，召入满、汉大学士、九卿诸臣，谓曰： “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著内阁、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⑥ 《起居注》所收的谕旨和《会典》的基本相同，其记载却保存了康熙决策的某些具体过程。更重要的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中心人物之一的李光地很可能亲身经历这个过程。 关于朱熹升配孔庙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来自李光地年谱的私家记述。⑦另一个是官方的记录。官私记载在朱子升配决定的时间和原因差异巨大。官书记载显然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而李光地的年谱虽是其后人所著，其中内容很可能是他本人所述，因为除他之外，李氏家族还没有他人在康熙时代可以和皇帝直接讨论这样的机要。既然这两个版本都来头不小，其间谁是谁非，何者可信，就成了一个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⑧幸运的是，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公文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康熙决定朱子升配十哲之次后，立即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修改有关孔庙祭祀典礼。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陈瑸把有关指示转发台湾府县办理，部分有关公文收入《台湾县志》，其中就包括康熙五十一年有关朱熹升配的原始文件：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兼理学政按察使司佥事陈瑸，为钦奉上谕事。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蒙福建学院范宪牌：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准巡抚都察院觉罗满手本：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准礼部咨：礼科抄出该本部题前事内开：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满汉大学士九卿等奉上谕：朕自冲龄，即好读书，亦好写字，一切经史，靡不遍阅成诵。(中略)尝谓朱子发明圣道，轨于至正；高不入于虚寂，卑不杂于刑名，使六经之旨大明，圣学之传有继；孔、孟以来，为功弘钜！今特谕臣等集议优崇之典，臣等谨查朱子在文庙东庑先贤之列，相应仰遵谕旨，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以昭我皇上表章先贤之至意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⑨ 从这封公文可以看出，朱子升配的决定作出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于六月初四到达福建。陈瑸和台湾方志的编修者都没有理由伪造政府公文，这说明官书所述是正确的，而李光地年谱中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确定康熙朝朱子升配案可信的发生时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探讨这一事件来龙去脉以及它和当时文化控制的相互关系。孔飞力在他的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曾通过对乾隆朝的叫魂案的细致分析，就事件和专制君主政权的关系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地。他指出，一个事件可以成为专制君主强化对官僚集团的操纵和控制的契机和手段，但是，皇权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无所不能的，相反，他要面对各级官僚或明或暗的抵制和阻挠。皇帝即使清楚这一点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自己对事件的操纵和利用也只是要强化自己在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不是摧毁并代之以新的体系。⑩孔著的意义还在于：要研究君主体制及其控制机制，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其具体的运作，不足以理解其真实的控制力量和限度。而这恰恰是现有关于康熙五十一年朱子升配案讨论最缺乏的。 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提及康熙朝的朱子升配案及当日学术变化与政治之关系。他说：“康熙五十一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庙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书》……又二年，承纂《性理精义》……(李)光地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者……乃竟及其身而见之。”(11)也就是说，朱子升配案，清廷此后编纂一系列著作标志着清廷对思想文化控制整合的完成。与此同时，晚明以来的经世思潮随即消失，关键原因在于“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12)2001年，葛兆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又就此案和康熙朝思想控制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康熙‘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升紫阳为十二哲。’……用权力凸显正统，表彰理学而排斥异端，迫使士人放弃边缘立场，形成一整套以理学话语包装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13)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讨论该案和清代文化思想控制上的思路却惊人的一致：都是把康熙描述为控制欲强烈而又善于操纵群臣士林的政治老手，认为在这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无论在朝的官僚，还是在野的士绅，除了附和着皇帝权柄起舞，就别无选择。康熙既然借朱子升配案又宣示了对朱子及其学说的提倡，朝野上下除了俯首帖耳外，就没有其他选择。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还援引乾隆时代以使臣身份于1780年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的观点，作为佐证。朴在其名著《热河日记》一书中这样评论康熙升配朱子之举：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赵刚按：此处所论有误)，而号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4) 朴氏是朱熹升配六十余年之后才来华的，身份又是在中国逗留范围时间都受限制的外国使团成员，因此，他的资料来源非常有限，但是，其对清代皇权和思想控制关系的认识却颇有代表性。他用骑手和受驾驭的马来描述清代思想文化世界的两大主角康熙和士大夫，一方是强势霸悍，操纵士林于掌中的皇帝，一方是受其愚胁，只会逢迎苟合的士大夫。这样的说法，和钱穆、葛兆光诸先生的观点非常吻合，因而受到葛兆光教授的注意。 不过，朴和引用他的葛兆光教授都忽略了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朴所谓清人“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的说法，就清楚地说明，康熙文化统治不是仅仅建立于权力对文化的强力控制，而是依赖于对现有传统和格局的尊重。如果现有的文化格局的自在运作机制之强悍足以使得康熙这样的雄主都要“从众而力主之”？他又如何能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至于说尊朱子就能“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更是夸大其词，康熙再尊朱子，能达到元明以来通过科举考试强迫每一个士人都研读朱子《四书集注》的程度吗？明代朱注《四书》都不能帮助皇帝控制士大夫思想，阻止晚明以来异端思想的全国性蔓延，康熙那两种影响远不及此的理学著作怎么就能让清帝“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如果当日士大夫们如此易于为人愚胁，康熙又何须下“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的功夫？这其中逻辑不成立啊。 造成这种理论尴尬的主要原因在于因为他是一代雄主，就相信他的政策和指示，一出手就会所向披靡。历史果然如此吗？这个问题，就不能光靠想象和推理说话，要具体分析每个个案及其历史语境，才能找到可靠答案。(15)原因很简单。康熙无论谋略如何高超，也是无法摆脱岁月侵蚀的血肉之躯，他的精力、谋略和政治控制都将随着年事的增加而衰退。康熙自己就感慨进入五十岁后，精力和身体远不如从前。(16)具体到康熙五十一年朱子升配案，他渐入暮年，身心日衰就是研究这一事件绝对不应忽略的重要因素。因为年龄因素不仅左右他本人的决策和相关的预期结果，同时，也是他的臣属作出回应时的不会不考虑的因素。试想一下，当年事日高的康熙一道道地颁发圣旨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权威和意志，有没有大臣会因其年迈体衰而消极怠工或有心无力地执行呢？当然，要用实证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不妨看看康熙晚年的皇子围绕皇储的争斗。尽管康熙通过废立禁锢之类严厉手段试图阻止这场斗争的蔓延，但是，在康熙四十年之后，卷入的皇子和重臣却滚雪球般扩大。(17)试想，如果不是康熙年迈透露出来的无力感，皇子和群臣敢于如此对他的训责熟视无睹吗？既然近在眼前的群臣皇子都对皇帝的意志视如无睹，那么，天下士大夫真就会因为康熙的一道朱子升配的谕旨，就容忍他骑在他们身上“扼其咽而抚其背”，这实在未免太夸大其词了。 而且，下令朱子升配时康熙不仅为年迈而烦恼，还要以疲惫之躯，和朝堂之内那些他心目中公开和潜在的挑战者厮杀。第一个对手是觊觎皇位的诸皇子。从康熙四十年后，随着太子废立的反复，康熙与其皇子及相关支持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他的骨肉亲子，一下子成为他最大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有关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作详述。但是，这是了解朱子升配案及其政治文化意义不能忽略的背景。第二个对手是民间的反清潜流。康熙四十七年，清廷最终抓获隐遁民间的朱三太子。这一事件的核心不仅在于其本人的政治号召力，还在于他竟然能够得到地方众多官员的或明或暗的资助和支持，避开清廷多次追捕。这类反清事件和汉臣内部的剧烈斗争，(18)不能不让康熙重新审视他自诩的对汉人的宽仁政策，他屡次发出汉人不可信，汉人难治的哀叹。(19)第三个对手就是理学重臣。有关前两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众多的研究，这里不做重复性论述。关于这第三个战场，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讨论。处于这三个战场漩涡中心的康熙，真有心思管控和统一全国几十万士子的所思所想？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战场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皇储之争不可避免地削弱其统治信心，强化他的政治不安全感。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另一股政治势力——汉人臣属的不信任和忧惧应运而生，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康熙未尝没有强化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皇储之争让他腹背受敌、后院起火。他如果再对以理学重臣为中心的汉人精英痛下杀手，必然激化矛盾，使他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之中。这一点，恐怕是有几十年主政经验的康熙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康熙五十一年的朱子升配案，如下所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对以李光地为代表的理学集团打压拉拢中的重要一环。 理学名臣，是指熊赐履、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一批康熙朝以崇尚理学为宗旨的朝臣。(20)对于这个群体，传统评价一直不高。清人全祖望曾痛斥李光地为言行不一，是道貌岸然的假道学。(21)近代以来，学术界承袭传统的观点而加以发挥，其基本观点不外乎康熙强势控制，理学名臣及其士大夫贪图名利，趋炎附势，迎合康熙钳制思想控制文化的政治意图，充当清廷在文化思想界的打手，成就他以理学为主的思想统治。(22)说理学诸臣迎合康熙思想控制，其主要的证据不外李光地一封上书中“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之论。(23)其实，这道康熙十九年所上的奏疏，所说的不过李光地作为一个儒者对康熙的期许之词，(24)并没有认为康熙已经达到君师合一的境界，其中所谓“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是暗示康熙要达到治统道统合一是有条件的，应先实践履行儒家先王之道，并未承认康熙有资格垄断儒家真理解释权。后人以此为论，实际上是对它的误读。而且，从李光地等人在康熙朝的所作所为看，他们并不认为康熙有资格独占儒家学说的解释权，更没有拱手放弃自己作为理学家对于朝廷政治学术的独立思考能力。(25) 至于说程朱理学在康熙朝确立了主导地位，更有可以商榷的空间。论者虽一再强调康熙朝理学独尊地位，但是，依靠的证据除了康熙一些褒奖理学之词语、朱子升配案和下文将要讨论的《朱子全书》外，并无其他过硬的证据。这些材料至多只能说明康熙有阐扬理学的意愿，但并不能说明他如何强化理学独尊地位，更不能说明理学已经在大范围内因为康熙的政策而主导当日的思想界。如前所论，既然元明时代强令朱注《四书》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的政策都不能束缚士大夫离经叛道，那么，朱子升配和《朱子全书》的颁行之类更缺乏约束力的政策，如何能把士大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 更重要的是，这种康熙时代理学独尊的说法和当时人的观感大相径庭。按照一直活跃在康熙中后期权力中心的李光地的说法，当时的理学不仅不像时下论者所言主导当时学术界，实际上，即使在官学系统，都没有受到重视。他以无比怨愤的口气写道： 皇上问学，时把经学好道理浇灌进去，如今发出来自是不同。孝感(熊赐履)之后，便接上张敦复(英)、陈泽州(廷敬)、叶子吉(方霭)，至高澹人(士奇)、徐健庵(乾学)，专意破除道理、治道、经书，总是诗歌辞赋不相干的话。所以，如今修书，部部都是什么《菁华》、《诗余》、《群芳谱》之类，扰攘不了，使皇上谓：“蛮子学问，不过如此而止。”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初给假，皇上问读书，我一气奏了，该看经书，讲道理，诗文只是晓得写意罢了。我并不知道高、徐已在那里说我一字不通。(26) 应该说，这是了解康熙时代政治和学术，以及朝野不同学术流派势力彼此消长最有价值的观察。如前所述，李光地以枢密重臣直接参与康熙朝诸多重大决策，因此，他的有关论述就成为任何有关研究不应忽略的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李光地所说的“道理”、“经书”、“治道”是指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他的观察揭示出两个传统论者忽略的康熙朝文化学术趋势。其一，理学名臣(如李光地)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并非在康熙绝对权威和乾纲独断的风格面前失去自我和思想的自尊，他们也试图用理学的道统改造康熙，只是没有如愿以偿而已。其二，在康熙朝影响朝廷文化政策的学术因素中，理学及理学名臣影响远非传统论者所想象的那么大。相反，以高士奇、徐乾学为代表的文辞之臣可能占有更大影响。他们来自江南，长于文辞，淡漠理学，深得康熙的青睐。其三，康熙朝官修著作的重心并不在理学著作，而是辞章之作。如果留意一下康熙朝官方纂修的诸多典籍，理学著作的分量确如他所言，不及非理学著作。(27)其中最主要的官修理学著作《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的刊行，如前所论，都是康熙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不足以论康熙一朝官学之全貌。 揆诸康熙时代理学文辞集团力量消长，不能不承认李光地的观察是相当准确的。康熙前期，特别是三藩平定后，理学重臣如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相继位居高位，但相对于如日中天的徐乾学和高士奇，在文化学术界影响力仍然略逊一筹。在此后二十年中，汤斌忧郁而死；熊赐履因嚼签子一案声誉大损，革职返乡已多年，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恢复旧职。李光地虽然因三藩乱中向清军提供消息而得到康熙注意信任，也在康熙三十三年在顺天学政任上因夺情案声名受损。(28)与此同时，徐乾学、高士奇则被委以重任，声名显赫。康熙三十年前后，文辞之臣随着因高士奇、徐乾学受劾离职，势力大减。但是，理学大臣的政治崛起仍然在十年之后才出现。(29)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出任大学士，直到五十七年在任上去世。(30)随着李光地的入阁大学士，理学名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达到高峰。李光地在入阁前后，一向以招揽贤士、奖励人才为己任，不因屡受牵连而少衰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言： 某平生多受朋友之累。然每讽蒹葭、场苗之诗，念所谓举选民、天下归心者，慨然永叹，以为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辄复自罄，不顾其后。(31) 他为此推荐、营救赵申乔、张伯行，在科考中选拔戴名世，荐举著名学者何焯，堪称当时汉大臣的中心人物。(32)这不能不引起康熙的畏忌。 时下论者在论及康熙和李光地关系时，肯定者认为二人君臣相知，互相倚重。否定者则认为李光地曲意逢迎，缺乏风骨。其实，这类论者都是一概而论。仅从康熙的观察看，李光地对于康熙政见，虽有所妥协，也有所固守，绝非传统所谓无所主见，唯命是从。因而招致他一而再的贬斥。(33)康熙四十年，康熙降旨痛斥李光地用人不公。他说： 李光地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但所参属员，每多汉军。不知人才优劣，实不分汉军、汉人。若以汉军尽劣，则见有一钱不取如沈朝聘者！近见汉人维护汉人，汉军维庇汉军，皆非公道，深为不取。(34) 康熙四十四年，就是他决定提拔李光地为大学士的时候，再次就用人不公问题痛责李光地。他说： 李光地居官亦好，但听信杨名时虚饰道学之言，往往误事，且惑于朝琦，诸事听从。(中略)大约尔等用人皆多偏倚。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汉人内有优者，则旗员内亦有优者；汉大臣惟知徇庇汉官，岂旗员内无一优者乎？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尔等每有私心，故多徇庇。(35) 从上面提到的李光地荐举人士(张伯行等)的操行学术看，他们都符合那个时代公认的道德学术标准，看来，康熙所谓李光地“每有私心”的“私”，显然是指不合他作为君主掌控一切、恩自上出的集权心态。李光地不顾康熙不满，坚持推荐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大臣，不正体现他的风骨吗？不过，李光地这样做自然让康熙又喜又惧，喜的是他可以通过李光地为自己的政权延揽到更多的可用之才，畏惧的是当然李光地个人势力和影响可能乘机坐大。因此，他一方面经常斥责然李光地“每有私心、故多徇庇”，另一方面又将他推之位极人臣的要职，笼络打压之策并行。 李光地并未因此放弃强化自己阵营的努力。古文家戴名世参加康熙四十八年的会试与殿试，最后高中榜眼，这与李光地作为会试正考官与殿试读卷官提携显然不无关系。(36)很显然，李光地不顾康熙多次警告，仍然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不久《南山集》文字狱案发，戴名世被处斩。(37)此后不久，康熙作出朱子升配的决定。那么，这三件事有无内在关联呢？传统论者多以此事为据，认为康熙是要借此消弭反清意识，强化文狱，钳制思想。这种观点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大而化之之论。前面说过，康熙后期，对于汉人臣属怀疑忧惧之心日增，朱三太子案就牵连不少地方官员，他们包庇前明太子，即使太子本人为伪，其罪责之大，也非戴名世使用永历年号可比。至于有反清内容书籍的流布康熙也未尝不知，甚至和李光地讨论过它们可能的政治威胁。(38)因此，康熙如果想要借题发挥，来强化对民间反清意识的压制，不是没有更好的切入点。但康熙却选中了戴名世的《南山集》，其目的何在呢？就是要打击李光地。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康熙五十一年前后清廷中枢机构权力格局就不难探知。 首先，李光地是四十四年入阁，至康熙五十一年已经七年。康熙五十年的大学士中，除了李光地外，还有陈廷敬、张玉书、温达、萧永藻四人。(39)张玉书病逝于同年五月，陈廷敬逝于五十一年四月。温达于四十六年入阁为大学士，五十四年病逝，此时当属年迈之人，而萧永藻于四十九年十一月，才入阁为大学士，资历尚浅。论资历、经验、时间，李光地在当时枢机重臣中无人可比。康熙虽然于五十一年四月提拔李光地对手熊赐履所赏识的王掞入阁，但是，王掞资历甚浅，也不足以代替李光地。(40)更值得注意的是，萧、温二人属旗员，陈廷敬、张玉书都年迈，不久病逝，光地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汉人大学士，在汉臣中的号召力不言而喻。因此，说李光地在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中枢机构中地位达到一人之下、权倾天下之程度，也不为过。另一方面，他在当日的皇储之争中的立场也为皇帝所不满。康熙四十八年春，康熙再次召见群臣，讨论此事，结果令他不满。会后，他召见李光地，质问他为何游移不定。据李光地年谱载： 上传命责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与众同声耶？”公奏曰：“去秋上问云云，臣对云云。夫建储，大事也。义当决自圣衷。(中略)今日之事，惟宜天心独断，臣何敢遽赞一辞！”语奏，乃罢议。(41) 李光地权重一时，且不能令康熙如意。如前所述，李光地又好奖掖提拔汉人新进，早令康熙不满。如果容许李光地势力扩大，对于已经为皇储之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康熙，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能不未雨绸缪。因此，当赵申乔以谋逆之名，揭发戴名世《南山集》谋逆内容时，立即给康熙提供了打击李光地及其支持者的最好借口。首先，戴名世参加李光地主持的会试中，按当时常规，戴名世就是李的门生，而李则是戴的座师。其次，戴名世文中有谋反问题而未为李光地察觉，则说明他有同情之嫌疑。整戴就是治李，门生被斩，座主的声望受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康熙自亲政后一直以仁政自诩，很少诛戮大臣，此次以细微末节，惩治戴名世，株连数百人，不能不说是康熙朝政治史的一大逆转。这对李光地及其势力固然为一沉重打击，但是，此时的中枢，除李光地外，论资历、声望、康熙的了解程度，康熙本人已经没有他人可以依靠。因此，他只好旧戏重演，在《南山集》狱大惩李光地后，施以安抚。而李光地致力于朱学阐扬，对于这样一位政治上受伤而又唯朱子是崇的学者及其支持者，在孔庙祭祀中把朱子牌位从群贤提高到十哲之次，恐怕是惠而不费、恰到好处的安慰计。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奇妙的图画。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上奏，议定戴名世和其他《南山集》案内有关犯人之罪，二月，康熙下诏升配朱子于孔庙祭祀的十哲之次。两个事件虽然一文一武，一血腥一庄重，所关注的焦点其实是一个人及其支持者，那就是李光地。康熙要用文武两手让李光地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以《南山集》案彰其过，以朱子升配案慰其心，刚柔兼济，不愧统治天下五十余载雄主之作为。 打击李光地也许是康熙决定朱子升配案的主观政治动机之一。但是，它是全国宣示，对李光地本人，固然是一种安慰，但是，对于那些不明就里的众多士大夫，是否在客观上强化朱学的独尊地位？而且，崇仰朱学不仅是李光地的目标，也为康熙本人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就是在升配案的有关谕旨中，康熙也清楚地表明他崇尊朱子的立场，这种表面上对朱学的虔敬和背后极度功利化的政治考量，在康熙那里是如何协调？本节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这里首先就朱子升配与所谓文化思想控制的关系作一点简要的讨论。文化和思想的控制不是仅通过简单地提倡某种理念和学说就能做到的，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来保证提倡者事先预期的接受者能够服从和接受它们。例如，元明以来强化理学的独尊地位之所以成功，与理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关系密不可分，没有这样一个硬性的制度保证，理学此后是否能产生深远影响亦未可知。(42)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也没有阻止理学在明中叶后的衰落和阳明心学的崛起。而且，这种衰退直到康熙时代仍然没有停止。目击这个变化的著名古文家方苞在《再与刘拙修书》就感慨道： 夫学之废久矣。……浙之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之间，则颜君习斋坏之。……二君以高名耋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43) 而根据王汎森先生对清初讲经会在北京活动的精细勾勒，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以批判理学、强调经世致用的讲经活动在康熙中期的北京非常活跃，甚至得到满汉高层官员的支持和赞助。(44)而朱子升配只是宣示皇帝和朝廷口头上推崇什么思想，没有明确地说明如何惩处和奖赏那些朱学的信奉者和反叛者。以这种方式发出来的整合思想的努力，显然是徒有其表，没有任何可行性和震慑作用。结果，如下所论，即使在朱子升配的决定颁行全国后，以攻击理学而著称的颜李学派依然为北京王公高官青睐有加(详后)。 更糟糕的是，康熙本人对朱学心口不一的态度及其在臣民面前的毫不掩饰，进一步削弱了朱子升配对文化思想界可能拥有的整合意义。时下不少论者，在谈及康熙和理学的关系时，总是因为康熙诸多对程朱称颂又加的文字，就认定康熙尊信理学。这些文字固然可以证实康熙在公开场合和口头上对朱熹的肯定，但是，就此推论康熙尊信之，而对其对理学的心口不一之处很少注意。其实，研究这种心口不一之处更能反映清朝和理学的真实的关系，揭示理学与清朝专制政权内在的和天然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现代极权主义(如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巨大的不同。它不是清朝执政集团自我建构自我垄断其诠释权的话语体系，而是在清朝统治确立前就已经成熟定型的思想体系。不管其中有多少内容满足专制皇权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是，由于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语境不同，许多内容与清廷和康熙本人的政治目标不相吻合乃至冲突。有鉴于此，康熙即使口头上声称朱熹之学如何完美无缺，事实上在多大程度真正认同，仍是一个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这里。笔者以两个事例来考察康熙和朱学关系的实相。 如前所述，李光地极度不满康熙中叶以来大量编修刊行有关诗文的典籍，对于理学“道理”忽略不见。李光地牢骚所体现的，可以说是最正统的理学观念。从程朱以来，不论他们个人留下多少诗文之作，他们对于文章之学的关系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见地，那就是文以载道，文章只是一种工具，相形之下，对于程朱学术义理的体悟和实践才是学者最重要的工作，沉溺于辞章不仅无助于内在心性道德完善，反而是通向这条道路上的羁绊。因此，朱子和二程并不支持士大夫在辞章之学上花费太多精力。(45)而康熙自中叶后，却重用徐乾学、高士奇等对程朱理论毫无兴趣之人，大量编纂各类辞章之书。康熙这样做，有自己的用心，那就是要显示清朝文治之盛大，强调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江南士大夫群体。很显然，在理学的心性伦理和现实功利目的之间，康熙更偏向于后者。 这同样体现在康熙对朱子华夷观念的看法。如前所引，康熙虽然在朱子升配案的有关诏书中认为朱子“发明圣道，轨于至正”，但是，其内心深处，未必真如此认为。朱子的华夷观念，就让他忧心忡忡。在这方面，李光地的《榕村续语录》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重要细节。该书卷七有言： 大冶(余国柱)、北门(郝惟纳)欲倾孝感(熊赐覆)，遂先打朱子，孝感并不痛。说朱子做《纲目》，贬夷狄，尊中国，骂金人。皇上最不平是《续纲目》夺元朝之统。(46) 这里提到的“说朱子做《纲目》，贬夷狄，尊中国，骂金人”，都是在现存其他清代公私文献找不到的细节。这些细节正好透露了康熙中期理学在朝廷的真实地位。余国柱等人公开在朝堂之上攻击朱熹，特别是其华夷观念，显然有康熙的默许甚至纵容、指点。其中提到的《续纲目》，是朱子《通鉴纲目》的效仿，康熙对之不满，其实是间接表达对朱熹的有关学说的不接受。这样的朱熹学说，绝不是康熙认同和接受的。 由此可见，康熙对朱子学，绝不是如其朱子升配案有关谕旨中所体现的那样虔敬，相反，他在实际的政务中有巨大的保留和拒绝，甚至不惜默许、纵容朝臣公开攻击。这种功利主义的朱学姿态，还有意识地展示在他晚年所编的两部官修理学大著《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二书中。有关前者的学术宗旨，陈荣捷先生在1980年代已经有详细精湛的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该书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而编著的。(47)至于《朱子全书》，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讨论，但是，如果看其宗旨和篇目安排，不难发现它和理学正统的背离。《朱子全书·凡例》言：“《语类》及《性理大全》诸书，篇目往往以太极、阴阳、理气、鬼神为弁首，颇失下学上达之意。”(48)因此，这部分内容完全被放在四书五经之后。太极理气阴阳学说是宋明理学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也是宋明儒学不同于汉唐儒学和一般道德解释的关键所在。宋儒注经的特点也在于以性理心命理论来解释儒家经典。宋学中心虽然以伦理道德实践为旨归，但其核心则在于阐释心性理气的义理体系。朱子本人甚至强调，没有对性理心命的哲学体悟和理解，就没有真正坚实和正确的伦理实践。(49)因此，明代理学以宋儒义理之学为中心编注理学典籍，才是对理学真正的承袭和弘扬。(50)《朱子全书》开篇就在《凡例》中贬斥朱子心性之学意义和价值，把理学理气理论置于经书注解之后，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和康熙的政治功利需要不相吻合。李光地《进校完朱子全书札子》： 《性理》《语录》诸书所分门目，原以理气、太极、阴阳为首，臣面奉天语：“朱子平生功夫在《四书》《六经》，须以《四书》《六经》为首。”臣仰见睿识高卓，远出宋元明诸儒万万，片言之下，遂令朱子之书规模一新矣。谨遵以序列编端，继以分门云。(51) 这段文字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如果置诸当时康熙与理学及其信奉者之明争暗斗背景下考察，则彼此刀光剑影之迹，三百年后，犹依稀可辨、惊心动魄矣。光地内云“原以理气、太极、阴阳为首”云，可知李光地仍欲以理学正统原则主导全书编纂。“臣面奉天语”云云，足见康熙虽委托李光地、熊赐履编纂《朱子全书》，大局主旨仍乾纲独断，不容臣下操纵，且胸有成竹，一见光地建议不切于心，立即驳回，代之以己论。而光地虽不认同康熙之思路，但皇命难抗，无可奈何。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朱子全书》虽然没有以理气性命之论开始，然光地本人之《文集》、《语录》编辑体例又回归理学旧轨道，以理学心性义理之说冠于卷首。盖光地内心终不认同康熙的观点，故编著自己文集、语录时，重申己见；复将有关《朱子全书》编纂奏疏收入文集，示后世全书编纂之真相，自己不得已之苦心。吾人于三百年后，体会光地于委婉顺从之下，倔强不欲全然屈服之心，不禁不慨叹当时理学诸臣于政治和理念、皇权和道统之间辗转挣扎的不易。 康熙之《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都成书于朱子升配案之后，二书一反传统理学正统所在，否定其性命心理之要义，颁行全国，昭告天下，实际上是透露和朱子升配案截然相反和对立的思想和政策取向，把康熙对于理学实用主义的态度一览无余地展示于世人眼前，无疑是给世人暗示，朱子升配案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文化噱头，无须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一方面体现了对宋明玄妙抽象的义理讨论的轻视，另一方面，又强调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民间思想界汹涌激荡的实学思潮完全吻合。(52)因此，如果把这两部书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那么，这个以经世致用为主调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限制和打压民间的理学批判思潮，倒不如说对之认同和鼓励，而且，它们进一步消弭了朱子升配决定引发的尊朱效应。 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颜李学派在康熙五十年后在京师的继续流传。如前所述，颜李学派自康熙前期，就已经声动京师，为朝野所瞩目。如果朱子升配案旨在钳制思想并有实际功效，其正常反映应当是颜李缄默不言，朝臣不敢与之交接，更遑论提携荐举。但是，我们看当时李塨和朝野的互动，情况却截然相反。康熙五十三年，大学士王掞遣人通知李塨，准备“荐其学行于天子”。(53)如前所论，王在朱子升配案前已经进入中枢，当然知道这个事件的缘由。如果该事目标在于压制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术声音，王还敢于遣人下书，把李塨的学行推荐于朝廷吗？在此后的几年中，政府高官聘请李塨修志讲学者络绎不绝。(54)而李塨一直坚持阐扬自己对理学的强烈抵制和批评。(55)可见在李塨和多数人看来，当日的学术大环境仍然相当的宽松，并不存在钱穆、葛兆光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民间学界在官方程朱理学主导的意识形态下退却萎缩的格局。传统论者不去分析二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程朱理学和民间思想的异同，一见康熙升配朱子和御纂官修之著，就视为压制思想钳制文化的工具，实在是匆忙之至。 综上所述，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决定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群贤诸儒升格到十二哲的位置。关于这一事件的时间和发生，清朝官书(如《清会典》和《康熙实录》)和康熙朝理学重臣李光地有不同的记录。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该事件原始档案分析，清代官书的记载虽有个别出入，但大体上是可信的，而李光地有关此事件的记述反倒不足取信。关于事件本身，钱穆、葛兆光诸先生都认为，清廷这一政策及此前后的其他相关措施(如官修《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强化了对汉人士大夫思想的控制，剥夺了他们的自主生存空间。但是，如果接受这种解释，就无法说明康熙中叶朝廷重臣对朱子华夷观念的批判，京师以反理学的经世致用观念为主导的讲经会的活跃，朱子升配案之后视理学为天敌的颜李学派在京畿地区乃至上层社会的继续发展。换言之，就无法说明在这一事件前后当时学术界非正统思想何以能活跃和发展。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康熙所面临的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满汉乃至以李光地为首汉臣力量在中枢机构的力量消长等多重因素相互推动的产物。它是李光地势力在康熙四十年代中叶迅速崛起后引发的康熙对其既畏忌又倚重的格局有关，很有可能是康熙以《南山集》案对之打击之后的一种抚慰而已。当然，该事件表面上显示了清廷对程朱理学的特别青睐。但是，康熙有其心，未必有其力，有其力而这种努力也未必就产生震慑朝野的功效，因为这一事件发生于康熙暮年体衰，复因皇储之争等多重权力斗争焦头烂额之时，这种背景下的任何文化掌控尝试，都很难为朝野重臣所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康熙对于理学虽然貌似恭敬，但是，由于理学并未完全符合他的政治需要，故对其理论采用公开的和功利主义的态度任意取舍。这在朱子升配案后不久颁发的《性理精义》、《朱子全书》有充分的体现。这进一步提醒人们，康熙的所谓尊朱不过是一出有名无实的礼仪宣示，他本人并不认为理学义理是无可改变的权威。而且，康熙对程朱理学的重新解释和民间的经世致用思潮十分吻合。这不仅没有如传统论者所说的以程朱一家之言摧毁思想界的多元争鸣格局，反而为之提供了来自官方的背书。 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前所述，康熙素来强调乾纲独断，强化政治集权，那么，他在思想文化上的掌控如此漫不经心，甚至接受和鼓励与官方至少口头上崇尚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经世之学，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搞清20世纪极权体制下全能国家(如纳粹德国和1930年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的思想控制和18世纪传统帝制社会中国家权力文化的控制之间的巨大差异。(56)表面上，二者都有强权专横的取向，都对不同声音和思想存在先天的恐惧和反感，都想将思想文化的发展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但是，二者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前者否定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观念的价值意义，建构一套以自己利益和权力为轴心的理论体系(如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1930年代国民党的党国理论)把它视为历史终极真理的唯一体现，然后运用国家暴力、大众媒体，以及其他方式，消灭其他一切与之相异的声音和观点，来保证其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想的全面渗透和控制。(57) 而在传统帝制社会里，即使像康熙这样的强势君主，都没有意图和兴趣，构建一套新的哲学和思想系统，取代现存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规范。相反，他们总是依靠现有的理论和观念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这些理论产生于不同环境，不能完全满足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后者虽然口头上对之尊崇有加，但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用之控制和改造思想文化。相反，他们倒愿意在维护统治的大前提下，通过容纳不同流派的争鸣和发展，来稳定自己对学术文化思想世界的控制。因此，他们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与20世纪极权主义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留给民间思想和不同声音的空间更为广阔和宽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升配案，及其前后康熙皇帝诸多彼此复杂对立的政治文化政策，其中间的逻辑和理路，就变得清晰可辨。 然而，钱穆、葛兆光诸先生在解释康熙时代文化控制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对于20世纪极权主义的高度警觉和强烈憎恶，使得他们在研究康熙时代官方文化政策时，更容易看到二者的相似点，而忽略了这二者的巨大差异，结果就把康熙看作一个20世纪式全能主义统治者，又因为康熙的文字上和口头上对理学的崇尚，就认为理学随着全能化的皇权的提倡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得当日中国朝野士大夫失去了自主思考的空间和环境。这种叙事，自有叙事者生命历程中艰难苦痛体验的基础，这种阙失，从20世纪中国社会悲欢离合的历史沧桑中，自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用20世纪的问题经验思考解释18世纪的历史，终归是历史研究应当避免的方式。 如何切除20世纪极权主义阴影的限制，从18世纪的脉络，探讨当时政治权力和思想文化世界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掘的学术天地。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于2013年11月在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主持的台湾经学研讨会会上宣读，这里就会议评论人、黄进兴、林庆彰、董建中诸先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宝贵建议和批评，谨致谢忱。有关孔庙祭祀及其在明清时代的演变，详参黄进兴先生的经典论述：《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彭珍凤：《先贤先儒从祀孔庙东西两庑之探讨：兼正台湾孔庙东西两庑奉祀先贤先儒之错讹》，《台湾文献》1982年33卷3期，第53—116页；Thomas A Wilson.“Sacrifice and the Imperial Cult of Confucius”.History of Religions，2002，(03)：pp.251-287；朱鸿林：《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36—355页；常贵想：《清代前期祀孔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吴静芳：《明嘉靖朝孔庙祀典改制考析》，《成大历史学报》2006年第31期，第113—152页；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湖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房伟：《文庙祀典及其社会功用：以从祀贤儒为中心的考察》，曲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①关于明代孔庙祭祀的典制，详参《明会典》(齐鲁书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九一。有关朱熹的配祀位置，见该卷第27b页。 ②详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293页；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十一章第一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郭松义等：《清代全史》第三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1—395页。 ③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道光九年《榕村全书》本)，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条。 ④《康熙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条。 ⑤《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纂修本)卷四三六，先师庙制。乾隆本《大清会典则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二，第38a页)仅提到此事，但没有收录有关谕旨。 ⑥《康熙起居注》现分别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关康熙五十一年的记载，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二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1217—11219页。此条材料承董建中教授惠示，谨致谢意。 ⑦关于李光地，学术界，如前引钱穆、戴逸等人著作一向评介不高，但是，从1990年代起，不少学者又给予较肯定的评价，代表性的观点详参杨国祯等编：《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350周年学术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方小飞：《李光地理学思想研究》，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西方有关李光地的最新成果，见On-Cho Ng，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Li Guangdi(1642-1718)and Qing Learning,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⑧时下论者多二者并用。如林铁钧、史松主编：《清史编年》康熙朝卷(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3页，就同时援引实录和李光地的说法，未提及两者抵牾之处。 ⑨王礼主修：《台湾县志》卷六，《典礼志·升配考》。 ⑩详参Philip A 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14—219页有关讨论。 (11)(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2页；第2页。 (13)(1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391—392页；第394页。 (15)当然，葛兆光先生也强调清统治者也通过制度来强化这样的控制，不过，并没有说明是通过何种制度进行控制。仅在《中国思想史》卷二第391页的注5提到魏象枢、甘汝来请订礼制的奏疏和有关禁止小说戏曲的政策。不过，魏、甘二人奏疏仅是建议，是否成为制度尚需考证，而小说戏曲的禁令主要是针对下层民众，并非知识阶层。实际上，这种禁令徒有其名，关于这一点，李孝悌先生在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第543—595页)一文中有精彩的考证。 (16)康熙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详参《康熙实录》卷二二七，康熙四十五年冬十月庚寅条；王思治：《玄烨》，见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页。 (17)关于康熙朝围绕皇储的权力斗争，论著甚多，代表性的有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Silas Hsiu-Liang Wu:Passage to power:K'ang-hsi and heir apparent,1661-172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18)关于朱三太子案，详参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见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7页；[日]竺雅沙章：《朱三太子案について：清初江南の秘密结社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林》(日本)第62卷第4期(1979年7月)，第499—519页。 (19)如他认为：“自古汉人结为党类、各援引同党之人，以欺其上习以为常。”(《康熙实录》卷一六四，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丙寅条)“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康熙实录》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条)“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康熙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王子条)其中最后一条虽是在五十五年所言，但观其文义，显然是康熙许多年前业已形成的看法。 (20)关于康熙理学名臣的近期研究，详参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孝感、安溪学案》，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湖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2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 (22)详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2页。 (23)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1页。 (24)罗志田首先注意到这一点，详参氏著《东方与西风》，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8页。 (25)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道统的最后抵抗：康熙时代理学名臣与专制皇权关系之再发覆》(待刊)将有更详尽的讨论。 (26)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77页。 (27)《四库全书》收录的康熙朝官方纂修各类典籍26种，其中诗文总集8种，与理学典籍直接相关的著述，包括四书类，仅3种。其中《日讲四书解义》编于康熙十六年，《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编于康熙五十年之后。 (28)有关情节，详参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第173—176页，第183页，第215—216页。该书有关传记皆以一手材料写成，翔实可据。 (29)陈惠美：《徐乾学及其藏书刻书》，台北：花木兰文化，2007年。有关高士奇、徐乾学及其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争暗斗的最新成果，详参滝野邦雄：《李光地と徐乾学：康熙朝前期における党争》，东京：白桃书房，2004年。 (30)有关情节，详参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第185—187页。 (31)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16页。 (32)(33)详参杨国桢等编：《李光地研究》，第38—49页。 (34)《康熙实录》卷二○六，康熙四十年十月壬戌条。 (35)《康熙实录》卷二一九，康熙四十四年正月三月壬子条。 (36)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40页；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679页。 (37)有关《南山集》案最主要的研究，详参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8)如康熙曾和李光地等大臣讨论过明代出版的《续通鉴纲目》，指责该书鼓励反叛。详参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651页。但据现存材料，康熙似乎没有惩处有关刊刻收藏之人。 (39)有关温达、张玉书、萧永藻生平及入阁，详参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第277页，第243页，第290页。有关陈廷敬的生平和去世日期，见李光地：《尚书说岩陈公墓志铭》，此文没有收入《榕村集》内，见于《雍正山西通志》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第55页。 (41)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39—40页。 (42)有关这一问题最近研究，参Benjamin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43)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 (44)详参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思想、学术和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74—193页。 (45)详参钱穆：《朱子之文学》，见氏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46)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下)，第650页。 (47)陈荣捷：《〈性理精义〉与十七世纪程朱学派》，见氏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385—420页。 (48)《朱子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凡例。 (49)如朱熹强调“知事物当然之则，只是某事知得如此……到知得其所以然，则又上面见得一截。”《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6页。 (50)如明初永乐年间官方编修的《性理大全》是以理学经典论述《太极图》、《通书》、《易学象数》、《正蒙》为开篇，足以反映其强调理学义理的学术取向。 (51)李光地：《榕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八，第12页。 (52)关于民间经世思想，详参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思想、学术和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41页。 (53)冯辰、刘调赞撰；陈祖武点校：《李塨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9页。 (54)(55)详参《李塨年谱》卷五。 (56)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另一文章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57)详参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Harcourt,1979; John A.Armstrong,The Politic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1; Carl Friedrich and Z.K.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