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群众历史观的新阐释_政治文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群众历史观的新阐释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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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群众史观是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虽然人们也提出过一些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思想,但并没有形成一种群众史观。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非常重视群众史观的宣传和研究,但直到目前还缺乏带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则出现了贬低和否定群众史观的论调。在实践上,群众史观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根据。对群众史观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和阐释群众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而要对群众史观做深刻正确的理解,特别需要搞清楚以下几个理论问题。

一、群众史观的实质和根据

群众史观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所形成,后来经过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展起来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群众史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一般说对社会发展起着主要决定作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 (P103-104)。非常明确地表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思想。恩格斯在他的晚年,着重发挥了唯物史观的能动的方面,相应的,也着重阐发了群众史观的能动的方面。他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怎样研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时候指出,人们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2] (P249)。毛泽东指出,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似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3] (P1287)

第二,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作用比普通个人要大得多。但是,英雄人物是时代和群众的产物,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创造群众,而是群众创造英雄。对群众史观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独特的贡献的普汉列诺夫证明,决定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更,是各个阶级的斗争和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变更。因此,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那末他们就会变成无用之物;反之,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正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确反映先进阶级的要求,那他们就能成为真正的杰出人物。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在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的关系上,不是英雄人物创造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创造英雄人物并推动历史前进。

第三,普通个人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普通个人与英雄人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普通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大。列宁不但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且很重视普通个人的作用。他指出:“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4] (P127)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既指群众的群体,也指群众的个体,即普通个人。列宁还强调: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群众,而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只是少数人,“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5] (P679)。

群众史观的实质,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是为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作哲学上的论证的。马克思在开始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就指出过,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列宁则指出,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正是“历史创造者”[4] (P128)。毛泽东的论述对群众史观的实质作了某种总结。他以富有文学色彩的笔调写道: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提出了两种历史观的根本问题。他以十分简洁的笔触写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 (P1031)对这个根本问题作了高度概括的回答。

群众史观作为关于人民群众地位和作用问题的惟一正确和科学的历史观,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历史根据。总的说来,它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原理在人的作用问题上的运用和体现。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劳动群众创造的,离开劳动群众,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恩格斯指出:“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7] (P315)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列宁说过,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是劳动者。正是广大劳动群众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技术,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导致生产方式的演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次,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为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前提,而且他们的实践活动还是一切社会精神财富的源泉。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文化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总结,文学艺术也是来源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没有广大群众所提供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社会精神财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还是一切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了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和生活的需要,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创造性活动就会失去前进的力量。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的特别明显。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发展规律,从来都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实现的。当某种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起来推翻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摧毁各种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势力,实现社会的政治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开辟道路。在世界历史上,从根本上说,是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斗争,推翻了奴隶制度,实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是农民阶级的起义和战争,推翻了封建制度,实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总之,在社会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以其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存在社会的历史上,不仅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都是通过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来完成的,就是同一社会形态内历史的发展,也是通过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来实现的。不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广大奴隶和农民的起义和战争给予落后腐朽的生产关系以沉重打击,多少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工人群众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多少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人民群众的斗争和所进行的改革,打击了腐朽势力,推动了社会前进。总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群众都是社会革命的主体。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第三,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决定力量。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即时势造就英雄。所谓时势,就其实质来说,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及其发展趋势,是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正义的或进步的行动及其发展趋势。首先,英雄人物的产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们的才能的发挥要有一定的舞台;而这些物质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种舞台是由人民群众的斗争和行动提供的。不仅如此,有些英雄人物,就是直接在群众的、阶级的、民族的斗争中,从普通个人直接成长起来的。其次,只有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和先进阶级的要求,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如果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与人民群众和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那末这些英雄人物就会变成无用之物,甚至变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露骨地反对群众史观,宣传英雄史观的论调早已销声匿迹了。但近些年来,学术界又出现了变相地反对群众史观的观点,如有的人提出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种观点貌似全面,好像考虑到了英雄和群众双方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背离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这种观点把“英雄”和“群众”并列,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它也不了解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的创造者,不了解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决定力量。

二、人民群众作用的历史发展

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是群众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是核心问题之一。概而言之,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它的范围和程度都是不相同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发展的总趋势,是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强度越来越大;但是,这种作用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

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群众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阶级社会的初期,劳动群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最重,在物质生产中没有什么主动性,因而所起的作用也就有限。在奴隶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奴隶,“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8] (P488),在生产中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毫无生产的主动性可言,并且任性地毁坏牲畜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只是被动地为社会创造着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在封建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农民,在生产中有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虽然仍然是小生产,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属于他们,但他们成了一部分生产工具——主要是小工具的主人,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代以前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工具的改进、技术的提高、品种的改良以及不同地区间品种的传播,主要是这些人的功劳。但这种社会中的生产终归是小生产,总的说来发展缓慢,作为生产力标志的工具几千年来没有质的改变。近代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劳动群众在物质生产领域的作用极大提高,不但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发生了质的飞跃,农业生产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小农业变成了大农业,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成百倍的增加。

其次,在阶级斗争中人民群众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阶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始终都是阶级斗争的主体,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奴隶社会,广大奴隶由于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不但在日常的政治斗争中充当贵族和平民斗争舞台的台柱,而且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有打倒过奴隶主的政权,就是在推翻整个奴隶制度的最后决战中,也是借用了蛮族的外力。而农民阶级不仅从来都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主力军,而且在斗争中几次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像明朝末年的大顺政权,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近代以后,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使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更是起了质的飞跃。由于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它不但能够带领广大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再次,在科学文化领域人民群众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阶级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群众基本上就是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原料,最多提供半成品,由他们提供的成品是少之又少。但是,从封建社会的后期开始,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发展,从人民群众中直接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等就逐渐地多了起来,由他们提供的科学文化的成品也越来越多,像科学上的诸多发明,文学艺术上的许多名著名篇,都是出自普通群众之手;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杰出人物都是这样由普通个人变成的。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革命中,革命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等更是层出不穷。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群众推动着科学文化飞速地向前发展。

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在其发展的总的趋势上是越来越大,但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这种曲折性,主要表现在群众作用在总体上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却退化了,减弱了。首先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方面的退化。物质生产方面,总的说来近现代比古代有了质的飞跃,但在某些方面也有退步。比如锻造工艺和技术,近现代的人们怎么也造不出我国春秋时期那么锋利而又抗锈蚀的宝剑;再如堤坝的设计和修建,后来就很难找到像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和洪泽湖的千里长堤那样完美的;在建筑设计和技术方面,像北京天安门的城楼,在维修的时候,拆了以后再按原样拼装起来,都要费很大的周折。在精神生产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杂剧,明清的小说,那种艺术上的成就,后人都很难企及。其次,在政治上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也有减弱的地方。比如在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下,大多数人都享有相同的或差不多的民主权力,在涉及氏族和部落兴衰的重大问题上,都能够也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到了阶级社会,这种权力就被剥夺了,政治成了少数人的事情。再如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很难发挥重大作用。

之所以发生这样一些现象,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第一,这是由事物进化的规律决定的。世界上任何事物,在这一方面进化了,必然在另一方面发生退化,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也受着这一规律的制约。第二,在物质生活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整个人类社会的能量的聚集和释放都是一个过程,群众的创造能力也不例外。第三,在社会制度方面,剥削压迫制度阻碍和限制了群众作用的发挥。第四,群众自身的弱点和剥削阶级的影响,也限制了群众创造作用的发挥。

三、人民群众作用的历史制约性

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人民群众作用的这种历史制约性,是由于人的活动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 (P585)这种历史制约性,表现为群众作用的历史条件性和它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

群众作用的历史条件性,集中地表现为人民群众范畴的历史暂时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这个范畴的内容也不断地发展变化。在原始社会,人民群众是和民族、部落的全体成员完全重合的。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阶级的出现,人民群众总是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例如,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无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均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集团,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集团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集团,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范畴将与全体社会成员趋于完全重合。

具体地说,这种历史条件性又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论是人的个体还是群体,在其涉世之初,甚至以生命形态存在的时候起,所遇到的都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哪怕仅仅是一块地基。这些东西构成了他们最初的活动包括所谓的创造活动的历史条件;他们以后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结果,又构成了这些活动以后的活动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这样两类。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2] (P696)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大体有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三个方面。还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紧接着写道:“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 (P697)。这里所说的就是主观条件,即由各个人的意志融合而成的总的平均数,或者叫意志合力。

在制约群众作用的客观条件方面,首先是经济条件。它对群众作用的影响和制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又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样几种因素。其中,社会生产力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状况下,人们的社会活动规模的大小、彼此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他们的创造作用的大小是很不相同的。在现当代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中世纪手推磨小生产下,群众作用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对群众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影响。一般地说,同比较高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群众发挥创造作用所提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对群众的创造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群众缺乏必要的吃喝住穿的生活资料时,是很难充分发挥他们的历史创造作用的。当然,对这些都要做辩证的理解。例如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当剥削沉重,逼得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群众就会起来造反,起来革命。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就会突出地显现出来。

其次是政治条件。政治条件对群众作用的影响和制约是相当大的,经常是决定性的。在政治条件中,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人们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最为明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大不相同。在剥削制度下,人民群众遭受压迫和奴役,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平时陷于“沉睡”状态;主要是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其创造活动的历史主动性才集中地爆发出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了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才开始了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同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领导集团的方针、政策也很重要。一般地说,当一个进步阶级开始登上统治地位,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如果能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家就会趋于安定、富强,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快,反之,人民群众饥寒交迫,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国家仍然陷于混乱,社会就不能发展。在这种时候,方针政策就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

再次是精神条件。哲学、宗教、道德、文化,都是影响和制约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重要精神条件。在世界历史上,这些精神条件对许多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都发生过重要影响。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条件。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恩格斯所说“人们头脑中的传统”,都是制约群众创造作用发挥的重要条件。传统又有进步和落后之分。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进步传统起激励鼓舞的作用,落后传统起压抑束缚的作用。继承和发扬进步的优良传统,摆脱和抛弃落后传统,是充分发挥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重要条件。

制约和影响群众作用的主观条件,即“意志合力”,包括群众的思想觉悟、首创精神、组织程度、科学文化素养等几方面。群众的思想觉悟,是群众作用的主观条件的最基本的方面,是其他方面的基础。一般地说,在一种社会制度下,群众的思想觉悟在开始的时候和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是朴素的、自发的阶级觉悟,而到了革命时期,在进步的思想家的指引下,才使其带上一定的自觉性。这一方面是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另一方面是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偏见的影响。但就是这样,也不能说人民群众没有觉悟。恩格斯说得好:在19世纪中叶,“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而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包括有些科学家,“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10] (P701)。首创精神是群众思想觉悟中最突出的内容。这种精神,贯穿在群众历史创造活动的各个方面,从生产活动中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到精神文化活动中原料和半成品的创作,都表现着群众的首创精神。当然,在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群众的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更是像火山喷吐那样爆发出来,放出夺目的光芒。组织程度是主客条件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群众的组织程度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都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被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在平常,群众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只是在革命时期,群众才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当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出现以后,产业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就逐渐地增长起来了。科学文化是主观条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程度,对于群众历史创造活动有直接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科学文化素质是人民群众其他方面的主观条件的基础性的因素。列宁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11] (P200)没有文化,群众的其他主观条件是很难充分发挥作用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又是人民群众创造能力的精神标尺。只有具备了高度的科学文化素质,广大群众才能全面发挥他们的历史创造作用。群众作用的主观方面和英雄人物、杰出人物是分不开的。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待于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思想家把革命的思想加以系统化,提出革命的口号,去激发,去提高。群众的组织程度,有待于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组织者和领袖去动员、去领导。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待于科学家和教育家、文学家去培养、去教育。总之,在这个方面,充分显示了英雄人物、杰出人物是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从总体上说,是群众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的影响,就造成了群众作用的历史局限性。深入地研究表明,群众作用的这种历史局限性,表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群众作用的历史局限性,首先表现为整个社会的局限性。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而这种情况是由大多数人的活动能力、主要是生产能力低下造成的。这种生产能力的低下,又造成了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使得人们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争夺物质生活资料展开和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一种活动方式或斗争方式往往重复地、循环往复地显现。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发展缓慢的基本原因,也是群众作用社会局限性的基本表现。群众作用的社会局限性集中表现在社会变革方面。在讲到社会变革的时候,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0] (P33)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形态中,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都不会使这个社会形态灭亡,而只能使这个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更加完善。也就是说,这时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只能在这种社会形态内引起量变,而不会使这种社会形态发生质变,使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

其次,群众作用的历史局限性更进一步表现为阶级局限性。在阶级社会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所谓阶级局限性,就是不同的阶级地位对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历史作用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首先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包括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制约。不仅剥削阶级有局限性,被剥削的劳动阶级也有局限性。在近代以前,在奴隶社会,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广大的奴隶只是生产的无机条件,只能充当贵族和平民斗争舞台的台柱;在封建社会,历代农民阶级的起义和战争虽然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最终还是充当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由于他们都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这使得他们都不能成为代替被推翻的旧的社会形态的新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近代以降,工业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产生并登上历史舞台。它是劳动阶级中最先进、最有组织性、最有战斗力的一个阶级,并且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开拓者。但是,它也有其阶级的局限性。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条件还相对贫乏的时候,工人阶级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主要为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而奔波,受经济主义影响比较大;后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远远地高出于其他国家之上,形成了少数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全世界的格局,这些国家的工人,也间接地参与了这些国家对全世界的剥削行为。实际上,这种状况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当前,全面宣传和深入研究群众史观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群众史观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直接的理论基础。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上学问题,矿难频发问题,等等,都是群众的问题,都反映了一些党政机关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群众观念淡漠,甚至根本无视群众。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较大规模的群众闹事高达8万多起,其中当然有多种原因,但那些地方的领导没有解决好群众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肯定是共同的重要原因。试想,革命战争年代的鱼水关系,仅仅才过了几十年,怎么就变成了水火关系,岂不发人深思吗?本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为了增强各级领导的群众观念,很有必要进行群众史观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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