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_地理学论文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_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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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发展较快,进而有学者提出城市史的研究是中国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① 我国城市史研究在新的时期的发展,既有国外学术发展和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也有中国史学传统的奠基。城市史学在我国的提出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已开始对城市史的学科问题予以关注,这里仅就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和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发展陈述陋见,并就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推进提出粗浅看法。

一、城市史研究的现代中国背景

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新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既是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也是学科发展分化的结果;既是国外学术发展的影响的产物,也是国内学术自身发展的反映;既是史学现代发展的产物,也是诸多学科共同推进的结果。

1.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迈入了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与繁荣,由此城市化的速度在逐步加快,城市化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因素之一。当今社会,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使人们深感保存城市历史的必要。“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不抓紧时机对城市史进行研究,将来的城市也许会失去自己在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城市将不复存在。”②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存留底蕴和保持活力的必然之举。

现代城市的发展还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古城保护、城市建设、文化继承等方面暴露出不少城市问题,并且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问题会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些不断涌现的城市问题,为了避免新的城市问题的出现,从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寻求借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其借鉴功能,城市史的研究可为解决现代城市问题、避免新的城市问题的出现提供各种各样的借鉴。城市发展的需要,促成了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

探寻城市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未来的发展,对于城市的不断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而城市史的研究可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给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并预测城市的未来,就需要研究城市史。城市史通过研究城市的起源、历史发展和必然趋势,揭示城市的本质和规律。”③ 可以说,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种现实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广而言之,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促成了学科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研究的兴起与繁荣。

我国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的发展,是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城市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种城市发展的客观的现实需求,促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正如所言:“当今我国城市史研究的勃兴,其深厚的物质基础还在于城市建设、城市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性城市化趋向。”④ 现代中国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通过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⑤ 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对所出现的城市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推动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繁荣。

2.“城市史学”的形成

“城市史学”⑥ 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反映了我国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学术背景,是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城市史研究兴起和发展的一种回应。

关于城市史学形成的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说认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一说主张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公认的意见则认为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⑦“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是以埃里克·E.兰帕德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作为新城市史学与旧的方志式的城市史相区别的标志。”兰帕德提出“应该把城市社会诸多关联的方面作为一个生态复合体来研究”。⑧ 然而,城市史的研究在城市史学产生以前早已存在,可以认为,城市史学是在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需求的刺激下、在诸多学科和理论方法的带动下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战后城市的重建,城市史研究在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城市史国际委员会就常设在巴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罗马召开了第十次国际历史学会,提出了促进城市史研究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德、法等国进入了城市史理论的更新和确立时期;1975年是“欧洲城市建筑保护年”,在这一年,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欧洲城市史研讨会;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城市史研究日益组织化、系统化,并且积极扩大了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⑨ 在美国,早在城市史学产生以前,城市史研究就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33年,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所著《城市的兴起》一书出版,在美国开启了史学家研究城市史的先河。1959年,理查德·韦德出版了《城市的边疆》一书,将美国的城市史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了快速发展,研究领域也从本国扩大到了包括中国城市史在内的世界范围。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受到了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研究一道形成了热潮。(11) 在亚洲,日本的城市史研究较早得到新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城市史研究跨入快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开拓自己城市史研究的同时,也引用了西方城市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成果。也就是说,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城市史研究正逐步开始同外国的城市史研究接轨。”(12)

我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是对世界范围内城市史研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回应。中国的城市史学的提出,(13) 作为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隗瀛涛指出:“中国国内研究近代城市,起步于80年代中期,具体讲来起步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七五’规划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四个近代城市的近代化研究列为国家课题。”“以‘七五’规划的近代城市研究为契机,近代城市史研究勃然而兴。”(14)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城市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以来,目前已出版20余辑。近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将城市史研究视作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城市史学,“城市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城市史研究和城市史学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认为:“城市史学,这个概念主要来自西方。它把城市视为一个有机实体,是对以城市文明发展为主轴的专史的研究。在纵向上,主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脉络的阶段性,横向上注意研究城市环境、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城市阶级和阶层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学,其发展颇有西方城市史学影响的痕迹。”(15) 但不管怎样,城市史学在中国的提出,是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理论方法更新的一个信号,可以视作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3.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的传统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渊源远可追溯到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形成了诸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历代帝王宅京记》等一批与城市史相关的著述。而我国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却是源于近代,傅崇兰提出:“直到近代,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中国都市》的短文,内容属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史。”(16) 近代以来,在沿革地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对中国的城市史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17) 而且城市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被提出并加以探讨,主张城市历史地理学“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研究对象为“城市兴起、变迁的地理条件”,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18) 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历史地理学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构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组成部分,而近年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明确提出,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中国古都学会,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和出版文集,加强了对于以都城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促成了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繁荣。以历史地理学学者为主的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较多的保留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在面对西方城市史研究发展和城市史学形成的形势下,原有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史学传统正在不断进行着革新,并开始向现代的新的城市史研究进行转变,而这一史学传统的革新与转变可以说发端于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19) 一书的出版。该书“参考了外国城市发展史,纳入了区域与城市关系、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演变,城乡关系历史变革,重视了交通、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等”,(20) 是中国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变革和转变。有学者撰文认为该书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产生了“先行著作”的影响作用。(21) 这种评判自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基于对以历史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的现代变革的理性认识,朱政惠提出了历史城市学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历史城市学是新时期得以发展的又一新的独立学科,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却比历史地理学有更独特的研究内容,历史城市文化、城市风俗、城乡关系、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等,均属其研究范围。

历史城市学,在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方面,几与城市史学无异,然而历史城市学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城市史学,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并不断吸取新鲜研究成果而自我更新完善。我们所以把通常人们所说的“城市史学”成为“历史城市学”,主要在于强调它的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同时也为了提醒研究者:中国历史城市学要发展,必须充分尊重传统的研究成果、方法和来自异域的研究成果、方法的结合。(22)

可以说,历史城市学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城市史研究的现代变革进行理性的学术反思的结果。

4.多种学科发展的推动

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还得到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多种学科的推动。社会学尤其是其分支之一的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史研究的进步,社会学以城市社会作为其研究领域之一,其中包括对城市社会历史变迁的分析考察,自然也就涉足到城市史的研究。美国城市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他们在对城市社会进行研究时较早注意到了城市史的问题;到了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开始介入城市史的研究;60年代以来,在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美国形成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3)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促进了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开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学的研究包括了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包括了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经济史的著作中,往往有专门章节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经济的探讨。从经济学学科的横向构成上看,城市经济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包含了对于城市经济的历史变化的研究。可以说,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学的成长,对于包括城市经济史在内的城市史的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上空间规律的一门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其重要的分支学科。“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空间组织,也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律性。”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要涉及到城市地理的历史变迁等情况,因而对于城市史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地理学中的一些新的理论,如“中心地理论”、聚落理论、区域理论等的提出,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无疑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学者施坚雅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所取得的进展,就是科学合理地使用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进行城市史研究所结出的硕果。(24)

建筑学对于建筑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历史时期的建筑,不可避免的对城市发展史的内容有所讨论。此外,作为建筑学组成部分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其学科的学术研究自然要对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这些讨论既是建筑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城市史研究的构成部分,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已有的城市史论著中,有许多是关于城市建设史和城市规划史的内容。建筑学的进展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着眼于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城市问题,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建立我国的城市学,提出城市学“是一门应用的理论科学”,“是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城市学要研究的不光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25) 认为“城市的起源、兴衰与历史演变(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城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6) 城市学是在我国城市研究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城市研究本身的一种理性反思,它的提出对于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城市史既是城市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27)

二、城市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方法

城市史研究与城市史学有所不同,城市史的研究有多种学科的参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得到了多种学科的推动;城市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其对城市史的研究自有其独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

1.城市史与城市史学的学科属性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城市史与诸多学科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史“虽以探索城市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规律为主要宗旨,却须涉及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乃至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等众多的学科”。(28) 事实上,城市史及其城市史的某些领域构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都市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组成部分。“城市史既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城市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29)“国外的城市史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0) 城市史和城市史的某些领域隶属于多种学科是由城市史的特性决定的,哈里·詹森在《关于城市史学定义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城市史的定义是与方法论的内涵连在一起的,由于“城市”可以从不同的意义进行研究,所以城市史就可以根据研究的内容不同属于不同的分支学科。(31) 城市史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以时间变迁为线索的纵向研究领域,自然应是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之一;与此同时,城市又是由诸多横向方面如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组成,这些横的方面构成了历史学之外的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这些横的方面自身也有其历史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城市史或者城市史的某些领域就构成了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城市史的学科性质是多元的,城市史属于多种学科,城市史研究必然有多种学科的参与。

“城市史学是自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这早已成为学术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32) 城市史学是研究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门分支学科,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有所不同,城市史学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学开始在我国史学界提出并逐渐被广泛使用。“城市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规律为目的的历史学科的分支。”(33) 城市史学以城市史的专门研究为使命,对于城市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但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和关注,城市史学与其他学科一道,共同携手推进着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2.城市史学的学科特点

“城市作为一个综合的实体,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34) 由于城市是由多方面、多子系统组成的综合的系统的社会空间,因而城市史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城市整体系统或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史或城市史的某些领域便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城市史学在研究城市历史的过程中便与多种学科发生关系,城市史学在史学分支学科中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皮明庥认为:城市史学“既为史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又与城市学、社会学具有同构关系。它既具有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又兼摄自然科学(如地理、园林、建筑工程等)成份,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35) 城市史学因城市历史本身的特点而在诸多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的特点。

关于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做了许多探讨,值得加以总结。傅崇兰、朱玲玲撰文提出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

(一)城市内部的结构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主要是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文化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职能分区的发展变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变化。……

(二)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所谓城市关系圈,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关系。(36)

隗瀛涛在《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也提出了城市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37)

皮明庥在《城市史研究略论》一文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指出了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城市史,从纵向上,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形态和发展状况及其历史特点。从横向看,要涉及城市的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工业、商贸和金融、建筑、公用事业、交通、市政工程、科技、文教、游乐、生活、人们的心理、社区、服务、习俗、阶级和阶层、职业、社团、政治、宗教、人口、人物、建置、功能、疾病……而这些方方面面又相互联系、消长变化,每一个方面又可以成为一个母系统,延伸出许多子系统。(38)

城市史学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自然包括了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变迁,也包括了城市圈的历史变化,更包括了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过程和城市整体的历史变化过程。城市史学作为史学分支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其他学科多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变化作为其研究对象,并且以当代研究为重点,根据需要上溯城市的历史发展;而城市史学除了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外,更重视综合的宏观的研究,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一种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将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关于城市史的研究相比较,也可看到城市史学的一些特征。一是对于城市历史面貌的揭示与复原。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城市史学作为其分支,自然在揭示与复原城市历史面貌方面,尤其是对历史时期城市的微观复原研究方面,(39) 有着其他研究城市史的学科所不具备的优点;二是对于城市历史的综合性研究。西奥多·赫施伯格在《新城市史:走向跨学科的城市的历史》一文中认为:作为城市史学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的训练,应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相结合。(40) 其他学科在研究城市史时多以城市历史的某一方面为对象,而城市史学除此以外可对城市整体的历史做综合性的宏观研究,这一点是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三是对于城市体系与系统的专门研究。研究历史时期区域内城市群的体系以及城市的内外系统等内容,是以城市史某一领域为对象的其他学科难以完成的,而这一重任必然的落在了城市史学的肩上;四是对于城市历史的历史主义研究。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城市历史要将城市发展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分析考察,要对城市历史进行与所处历史环境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科学特色所在。

城市史学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上也具有明显的特征。城市史的多学科属性,决定了以城市史为对象的城市史学的理论方法的多元性特征。首先,史学方法是城市史学的基本方法,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证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历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等历史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史学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城市史学理论方法的基础。其次,除了史学方法外,城市史学还要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己所有所用。如城市史学对于社会学的人文生态学理论的吸收和利用,促进了本学科的极大发展。(41) 又如城市史学对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聚落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环境史理论等理论方法的吸纳,对于城市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的继承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史学的形成和不断发展。(42) 城市史学的理论方法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城市史学要不断发展,就需要不断采纳甚至发展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城市史学除了科学地继承传统史学理论方法外,还应吸取社会学、城市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计量学、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知识和手段,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43) 此外,现代的最新技术手段和方法,也会在城市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显现出一些薄弱环节。“在研究时限上,普遍着眼于现状和展望未来,探索城市化发展方向,而对以往的历史经验总结不够;在研究对象方面,一般认为西方对现代化城市各方面研究的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偏重于介绍翻译西方有关城市研究的论著和经验,忽略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经验。”(44) 总的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尤其是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是我国城市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一定的改观,但问题依然存在。为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笔者以为应在以下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1.综合性的系统的宏观研究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对于单体城市的研究、城市某一方面的研究以及某一区域和某一时段的城市的研究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综合性的系统的宏观分析研究相对较弱。(45) 而对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讲,综合系统的宏观研究却是必不可少的。许多非史学的分支学科对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史、城市经济史等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历史都有不少的研究,但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却是其他分支学科难以胜任的,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城市史学的肩上。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城市史学,不仅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微观的、局部的、单体的研究,更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分析研究。城市史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其显著的学科优势,将城市发展的历史置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考察,对于城市整体、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都是历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学科优势的具体体现。

2.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城市和城市史的综合性特性,决定了在城市史研究中需要多种学科的广泛参与,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和新兴的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外,也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于较大的研究课题,还需多种学科学者共同合作,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从目前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来看,多是某一学科的单独研究;在历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十分有限。为了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历史学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城市史研究中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动组织各相关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多学科广泛合作,完成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城市史学的发展,要求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促进城市史研究的深化。为此,要求研究主体要不断扩充自我知识积累,了解掌握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完善主体的认知结构,强化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跨学科研究。

3.考古学成果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应用

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中,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古代城市史研究中也同样如此。在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有限,城市历史遗存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上古城市的研究更是如此,这样就造成了城市史研究中的困难和局限。而考古发现与研究特别是古代城市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弥补古代城市史研究中资料不足的局限,由此可以看到考古学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过去对文献资料的运用十分重视,而对考古资料和方法的运用却是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对于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46) 一书的出版可视作其代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在古代城市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继续积极开展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利用考古发现的各种资料,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促进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

4.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性和规律

哈里·詹森认为城市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其内涵是不同的。(47) 事实上,城市的内涵不仅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也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近代中国的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延续。只有通过对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特性和规律的研究,才能揭示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目前,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特点和规律等问题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如学者提出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条是行政力量强制下全国一个模式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两条线相互矛盾着,斗争着,发展着,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历史线索。”(48) 又如学者们对中国上古城市政治性特色的探讨,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客观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问题时,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中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特别是上古城市发展特点的形成以及发展规律的形成的影响作用;二是在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特色和特有发展规律时,要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想文化、政治特色等)对城市发展的历史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探索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是我国城市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

5.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建构

城市史学理论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学科理论;二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理论。城市史学是研究城市史的历史学的新的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尚处于建设当中。中国城市史学兴起较晚,其学科理论建设除了向国外学习引进外,还应该构建本国的城市史学理论体系。国内学术界已就城市史学的有关理论开始进行探讨,如学者们对区域城市史的理论方法做出探索,这些探索对于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的推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49) 但这仅仅是中国城市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还要重视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古代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从城市历史发展的实践中提升形成理论,并形成城市史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应该说,我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既可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及其研究中汲取营养,又可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50) 一书因其理论的提出,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建设,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水平必将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注释:

①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②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③陈绍棣:《加强城市学和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⑤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⑥皮明庥在《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开篇提到城市史学简称城市史,如果从城市史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城市史学与城市史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城市史研究在前且有非历史学科的城市史研究,城市史学提出在后,属历史学之分支。

⑦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⑧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⑨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⑩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11)李巍:《加拿大城市史研究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12)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13)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瑞成:《中国城市史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5)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16)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傅崇兰《序》。

(17)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18)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7页。

(19)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傅崇兰《序》。

(21)杨正太:《一部中国运河城市史专著》,《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22)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23)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24)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25)钱学森:《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城市规划》1985年第4期。

(26)鲍世行、顾孟潮主编:《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5页。

(27)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自序。

(28)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9)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傅崇兰《序》。

(30)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31)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32)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33)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自序。

(34)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3页。

(35)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6)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7)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6页。

(38)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9)曲英杰:《谈对古代城市的复原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0)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41)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42)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姜芃:《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城市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43)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4)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5)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6)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47)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48)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9)赵可:《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述评》,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50)〔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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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_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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