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别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差异性研究*
赵希希1 赵 馨1温玉杰1侯文鹏1王长明1李先宾1刘金同2王传跃1
【摘要】 目的 不同性别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差异性。方法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对700名留守儿童和289名非留守儿童进行评估，衡量其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结果 留守儿童SCSQ积极应对方式高于非留守儿童（P＜0.01）。对有无留守经历的男童和女童分别分析发现，有留守经历的男童SCSQ积极应对方式总分高于无留守经历的男童（P＜0.05），有留守经历的女童SCSQ消极应对方式总分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女童（P＜0.05）。结论 留守会让儿童心理应对方式更积极，但是不同性别儿童对此反应不同，男性儿童更愿意主动应对，而女性儿童则容易消极应对，提示儿童教育者及留守监护人根据儿童性别采取个体化教育策略。
【关键词】 留守儿童 性别 应对方式
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外地，而自己留在原驻地生活的儿童［1］，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最终结果，中国留守儿童超过6 000万，占中国儿童总数的21.88%［2］。众所周知，儿童时期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依恋关系，习惯养成，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留守导致家庭功能及父母角色的缺失，家庭完整性被破坏，容易被忽视，孤独感强烈［3，4］，留守儿童抑郁发病率高达12.1%～51.4%，焦虑患病率高达13.2%～57.6%，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5］，且留守儿童存在应对方式不健全的现象［6］。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关系密切［7］，留守儿童负性应对方式与其心理问题严重程度间存在关联［4］，而儿童应对方式与性别间存在交互效应［8］，目前关于留守儿童应对方式及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研究结论不一致，本研究试从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应对方式上探讨留守和性别的交互影响，希望进一步对留守儿童的个性化教育提供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安徽省亳州市大扬镇中心小学和中学的1 000名10～16岁儿童进行筛查，剔除无效问卷11份，共获得989名被试，问卷有效率98.9%，筛选出700名留守儿童，其中男364名，女336名；平均年龄（13.91±1.63）岁。289名非留守儿童，其中男144名，女145名；平均（13.17±1.74）岁。留守儿童入组标准：每年单亲或者双亲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者，持续1年及以上者；排除标准：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儿童，存在神经／精神系统疾病或病史儿童。本研究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对象由其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问卷以团体方式进行测试，使用统一的指导语，答卷当场收回。所有儿童均由主治及以上精神科医生进行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9］评估有无精神疾病，MINI是由Sheehan和Lecrubier开发的一个简单、有效和可靠的定式访谈工具，主要用于筛查、诊断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和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中16种轴I精神疾病和一种人格障碍，包括130个问题。其中文版由司天梅／舒良等翻译，并进行信效度检验。
我国是传统的猪肉消费大国，猪肉是我国人民主要的肉食来源，占日常肉类消费的60%以上。但是产业的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市场价格波动，成本持续上涨，疾病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养猪业的发展。
1.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统计使用SPSS20.0统计软件包。两组间的性别比较采用χ2检验，组间性别χ2＝0.387，P＝0.76，组间年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t＝6．150，P＜0.01，考虑到年龄对实验结果可能的影响，本研究将年龄作为协变量，采用2（组别）×2（性别）×2（应对方式）混合因素协方差分析进行结果分析，统计结果采用双尾（two-tailed）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应对方式的比较 对留守和非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进行的多因素协方差分析发现，留守儿童SCSQ积极应对方式高于非留守儿童（P＜0.01）。见表1。
应对方式是一组物种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个体行为和生理特征，一般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7，11］。根据埃里克森的儿童发展理论，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心理努力来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如果能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就会积极发展，如果不能适应则可能产生消极发展。儿童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发展新的能力和技能，所以当儿童面对童年期的亲子分离，出现心理危机，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会通过积极发展适应环境要求，表现出积极的应对方式。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面向非电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该课程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与扩充，如果仍采用传统方法进行教学，无论从学时上，还是从教学形式上，都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必须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互联网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此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育质量。在“互联网+”背景下，对电工电子技术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的创新。
4.管理制度不明确。有些项目管理人员，只注重在现场忙具体业务，加上远离单位，有些新的管理规定不能及时传达到现场，遇到问题不知如何办理，全凭个人想象处理。再加上有的项目管理人员不固定，更换频繁，新手多，业务不熟，造成许多基础管理资料失真，不规范。
2 结果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RNN and LSTM,a traditional checking model of Chinese read-backs was proposed in Ref.35.To compare the proposed checking model,the experiments based on traditional model were conducted.The procedure of traditional checking model is shown in Fig.5.
表1 两组SCSQ评分比较
2.2 两组不同性别SCSQ评分比较 对有无留守经历的男童和女童分别分析发现，有留守经历的男童SCSQ积极应对方式总分高于无留守经历的男童（P＜0.05），有留守经历的女童SCSQ消极应对方式总分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女童（P＜0．05）；进一步进行留守儿童之间的比较，未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中的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不同性别SCSQ评分比较
3 讨论
1.2.2 应对方式评估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10］评估儿童应对方式。SCSQ是国内测量应对方式的常用量表之一，由解亚宁综合国内人群特点编制而成，该量表为自评式问卷，共20个条目，包括积极应对（SCSQA）和消极应对（SCSQN）两个维度，积极应对由前12个条目组成，重点反映积极应对特点，消极应对由后8个条目组成，反映消极应对特点，采用0～3四级评分，积极评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消极评分越高，则相反。
有研究者认为面对童年期的亲子分离不同儿童会出现差异化的发展结果，积极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中起保护性作用［12］。本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儿童积极应对得分更高，这与胡心怡等［12］研究一致，此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不能提供时时帮助导致其在遇到生活事件时常依靠自己解决，或求助他人，从而形成了积极的应对方式，进一步保护了其心理发育过程，进一步研究认为留守儿童的积极应对方式对其幸福感也存在保护性作用［12，13］。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更为消极［14］，但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研究间采样儿童年龄、性别比例、亲子分离的时间等存在差异等有关。
进一步比较发现，在男童的比较中，留守男童比非留守者积极应对得分更高；而在女童的比较中，留守女童比非留守者消极应对得分更高，说明留守现象对不同性别的儿童产生的影响不同，相比于同性别非留守儿童，留守男童更多通过克制、借鉴他人经验、寻求别人帮助和改变自己的做法等积极的方式，而留守女童更多的是通过等待、自我安慰、试图忘记、依靠别人解决问题等消极的方式。留守儿童应对方式的偏差意味着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异。既往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及行为研究也发现，相较于正常儿童，留守男童存在更突出的品行问题，而留守女童存在更突出的自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15］。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因素有一定关系，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相对严重，对男孩期望值高，但由于长期亲子分离，教育引导及约束性差，儿童年龄较小，行为把控度较差，品行问题更多见，而留守女童由于情感忽视更突出，会表现出自卑、抑郁等心理问题，故应对方式偏消极。此外，在农村留守妇女中的研究发现，留守者与对照比较积极应对评分低，消极策略评分更高，这与留守女童消极应对方式多相呼应［16］。
本研究未发现在留守儿童中男女间的应对方式的差异。这与郭少榕［15］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考虑到本研究采用的SCSQ只有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评价维度，所以可能较多维度评估的量表存在灵敏度的差异，此外有研究表明儿童应对方式可能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有关，或者和有无宗教信仰有关，但本研究并未排除以上因素，可能和前人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后期将扩大样本，进一步分层分析，以全面衡量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差异。
总之，本研究分析了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差异，发现相较于非留守男童，留守男童应对方式会更积极；然而，相较于非留守女童，留守女童应对方式会更消极，提示在儿童教育中应该重视性别差异，家属或老师应针对性别差异给予留守儿童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以更好地促进留守儿童健全应对方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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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fferences in coping styles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ZHAO Xixi，ZHAO Xin，
WEN Yujie，et al．Th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isorders＆Beijing Institute for Brain Disorders Center of Schizophrenia，Beijing Anding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ping styles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Methods A total of 700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289 non-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nd assessed with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to evaluate their positive coping styles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Result s The factor score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of SCSQ in left-behind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left-behind children（P＜0.01）.The factor score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of SCSQ in left-behind boy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leftbehind boys（P＜0.05）；and the factor score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of SCSQ in left-behind gir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left-behind girls（P＜0.05）.Conclusion Left-behind experi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coping style；however，there exists gender difference.Boys tend to cope positively，but girls tend to cope negatively，which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strategy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educators and guardians.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Gender Coping styles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346（2019）-02-0096-03
doi： 10.3969／j.issn.2095-9346.2019.02.0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601169）；北京市医院管理局“青苗计划”（编号：QML20161901）；首都医科大学基础与临床项目（编号：16JL25）；北京市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项目（编号：2015000021469G193）
作者单位：1.100088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精神分裂症研究所 2.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通讯作者： 李先宾，E-mail：xianbinlili＠ 163.com
（收稿日期： 2017-12-26）
（修回日期： 2018-12-01）
标签：留守儿童论文; 性别论文; 应对方式论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论文; 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精神分裂症研究所论文; 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