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探索
论道德记忆在道德教育中的运用
廖文华 罗明星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对受教育者道德记忆的唤醒、评价和重组的过程，道德记忆在道德构建过程中扮演着导引角色，深刻地影响着道德教育的效果。教育者对受教育者道德记忆的开发利用将有效强化道德教育的刺激效应、认知效应和实践效应。在道德教育中运用道德记忆使受教育者延续善性记忆与遮蔽恶性记忆，促使他们的群体记忆向个体记忆转化，引起其道德反思，有利于提升道德记忆的教育实效，成就德性。
[关键词 ]道德记忆；道德教育；教育资源
道德记忆是人类记忆的一种，是道德生活经历在人的脑海中留下的记忆和印象，按记忆主体可分为个体道德记忆与集体道德记忆。道德记忆与道德教育过程密切相关，多样丰富的道德记忆可满足不同水平和阶段的道德教育，并对道德教育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化学镀镍废水从废水调节池输入到沉淀池A，加稀盐酸调节并保持废水的pH为4 ～ 6，加入螯合剂使镍离子沉淀完全。在处理后的废水中取样，加螯合剂后不再有沉淀物生成即可。
一 、作为教育资源的道德记忆
哈布瓦赫相信，现在的一代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峙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1]。道德记忆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在记忆与现实的互动中产生效果，教育者的道德教育过程正是受教育者道德记忆的唤醒、评价和重组过程，并贯穿道德教育过程始终。
1.道德教育过程是道德记忆的唤醒过程
道德记忆源自受教育者有形或无形的社会道德活动，是受教育者头脑中所有深刻或不深刻道德经历的认知留存，是道德约定、道德规则和道德精神在受教育者主观世界的时间积淀。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崇尚美德，并尽可能保持善性道德记忆。但是，记忆与遗忘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道德记忆的储存并不具有永久性，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唤醒就会被逐渐遗忘。因此，通过道德记忆唤醒以对抗道德遗忘，运用道德记忆达成教育目标，就成为道德教育的必然选择。
教育者通过言语刺激、行为引导、创设情境和模拟体验等途径使受教育者脑海中关联的道德记忆得到唤醒，从而触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思考。在重温道德记忆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将了解自己的行为动机，明白自己的角色地位，认清自己的责任担当，清楚自己的道德境遇。在唤醒道德记忆的基础上，教育者深化了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让受教育者通过跨越时空的道德经验对比，形成更具智慧的道德理性判断，在面对现实道德问题时审时度势地做出明智的道德选择。教育者持久定向的道德记忆唤醒，客观上促进了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催生出受教育者的道德善性，有利于达成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6月3日上午11时许，一师医院的20位援疆专家和医院有关专家正在阿拉尔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时，该院新生儿科赵淑君主任接到的这个电话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2.受教育者的道德建构过程是道德记忆的评价过程
“所谓道德教育，就是为使人们践行某种道德义务，而对人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2]。换言之，道德教育的过程是道德建构的过程。教育者根据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依据从低到高的循序渐进原则，引导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判断，进而推动受教育者道德的自我建构。受教育者的道德建构离不开道德记忆的参与，盘踞在受教育者脑海中的道德记忆成为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材料，受教育者通过对道德记忆的主观评价，完成现实境遇下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进而作为公民参与道德社会化的进程。
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受教育者的善性道德记忆进行唤醒，调动超越时空的道德记忆，有利于加深受教育者的道德印象，通过对受教育者道德记忆的再次加工和利用，使善性道德记忆得以再现或延续，成就受教育者美德。
3.道德效果的实现过程是道德记忆的重组过程
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应该不失时机地发挥道德记忆应有的价值，合理运用道德记忆，使受教育者亲善远恶，发挥道德记忆的教育作用，达成道德教育目标。
道德记忆是道德教育的催化剂。教育者唤醒受教育者的道德记忆有利于引起受教育者的道德注意，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深化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进而提升道德教育效果。
二 、道德记忆的教育价值
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席卷哲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后现代”翻译理论趁机蓬勃发展，女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为译者拨云散雾，并逐渐突破译者以往的“禁忌”与“桎梏”，使译者也开始享有与原文作者一样的“自由”创作权以及作为“作者”应有的平等的主体地位。
以夸父逐日为例，夸父应当是一个部族的群体之名。夸父逐日是人类对自然斗争的一种回忆。在人类的原始意识中，万物根人类一样，都有感觉、感情、思想、意志等。夸父把太阳看成有生命的东西，因此要和它比个高低《大荒北经》甚至说夸父想把太阳追到它落下去的虞渊去，把太阳赶上(“欲追日景，逮之禺谷”)。这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探求自然奥秘的伟大精神，为了探索太阳的究竟，掌握它，征服它，他们顽强不屈，以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1.道德记忆有利于强化道德教育的刺激效应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刺激反应过程，通过道德记忆刺激以实现道德教育目标，是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事实上，任何道德记忆都不具有天然的教育意义，道德记忆必须唤醒才能形成对受教育者的有效刺激，进而成为道德教育的有效资源；道德记忆也只有对受教育者形成现实刺激，才会在作为记忆主体的受教育者头脑中产生意义。当教育者运用道德记忆中的道德素材如案例、言语或图像等进行道德教育时，道德素材作为记忆符号传递到受教育者大脑，刺激受教育者做出道德反应，受教育者依据既有的道德背景知识对道德记忆进行审视和评判，进而做出符合自己伦理取向的道德应答，实现对已有道德观念的改造。如进行反法西斯的正义观教育时，教育者通过纯粹的说理方式让受教育者接受正义观的诠释，教育效果不一定理想。但是，如果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引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通过影像资料直观展示日本法西斯的残忍，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就会给受教育者以极大的心理刺激，形成极其强烈的道德反应，受教育者对法西斯的反正义本质就会有深刻理解，对正义也会有更热切的道德渴望，这就是道德记忆的刺激效应对道德教育的效果强化。当然，道德记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刺激并不全然具有善性特质，负面的道德刺激可能把受教育者引向道德之恶，对道德教育起着破坏作用。只有正向的道德刺激才能把受教育者引向道德之善，让道德教育达成善性的教育目标。
2.道德记忆有利于强化道德教育的认知效应
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道德认知的过程。道德认知离不开客观的道德事实，也离不开个体的道德经验。通过道德记忆回溯，受教育者把道德记忆中的道德事实加工、转化成自己的道德意识，因此，唤醒受教育者的道德记忆将有利于强化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客观上，对有一定认知能力的受教育者而言，道德教育总是关联其道德记忆，道德记忆则强化了其道德认知。如受教育者接受诚信教育时，可能回忆起自己撒谎被责骂、拾金不昧获褒奖的人生经历，基于行为不同导致后果差异的价值对比，触发自觉的道德优化觉醒。道德记忆让受教育者收获遵循诚信美德的肯定性赞美，感受违背诚信美德的否定性自责，从而升华自我的道德认知。当然，被唤醒的受教育者道德记忆，也可能与受教育者既有的道德理念产生冲突，迫使受教育者在当下的道德境遇中重新进行道德审视。比如，一个对诚信持强烈怀疑态度的人，通过教育唤醒了其曾经美好的诚信记忆，由于彼时的诚信记忆与此时的诚信理念之间存在冲突，受教育者不得不进行道德的自我反思。“作为道德意识的心理形式，道德认知包括道德经验和道德知识两个层次”[4]，正是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化解了道德认知矛盾，修正了道德认知偏差，并借此走出道德认知误区，把道德经验上升到道德知识，达到新的道德认知平衡。
3.道德记忆有利于强化道德教育的实践效应
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出：“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自体验过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道德教育旨在促成受教育者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道德实践，道德记忆则有利于受教育者道德实践的成功。首先，道德记忆可以为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提供模拟。运动心理学家Tadhg MacIntyre的相关实验证实，脑海模拟是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应用于道德教育实践。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通过加工道德记忆材料，代入想象中的道德情形，在脑海中演练道德行为的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当受教育者面对真实的道德境遇时，就能借鉴模拟经验规划具体道德实践，让道德实践拥有更可靠的理性基础。受教育者的道德记忆越丰富，模拟实践的材料就越充分，模拟实践为现实道德实践提供的支撑就越厚实。
其次，道德记忆可以为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提供经验。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专业化教育，使受教育者得以将道德记忆系统化、组织化，形成道德观念模板，继而清楚地认识到哪些行为属于道德允许，哪些行为应禁锢在道德禁区。道德记忆从大体上整合、调节、控制了受教育者对各种具体道德问题的认知，当受教育者进入蕴含了道德问题的道德实践时，道德记忆提供了道德参考，使受教育者得以快捷地套用记忆中的道德观念模板，从一定道德视角、以一定道德范式去认识道德问题，并做出合理的道德判断、推理和抉择。道德记忆使受教育者在道德实践中避免了无依据可循、无材料可鉴的道德困窘，有效提高了道德实践效率，增强了受教育者道德实践的能动性。
4.道德记忆有利于强化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
按照ASME BPVC IX—2013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焊条TPhoenix 11018焊接接头力学性能完全满足母材要求，此牌号的焊条可用于该励磁机风扇的手工电弧焊焊接。
道德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在道德自觉状态下，受教育者对自身道德行为动机有明确认知，对道德行为后果亦有清晰预见，甚至在无意识状态下亦能根据道德准则做出合理道德选择。道德记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具有直接强化作用，这种作用是基于受教育者在道德记忆框架中对记忆材料进行整理实现的。哈布瓦赫认为：存在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1]，受教育者的道德经历成为道德记忆的材料，受教育者按照记忆性质和社会伦理要求重构记忆材料，经过反复道德追问或道德实践验证道德记忆的合理性，从而建成自己的道德记忆框架，顺应道德记忆框架催生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
一般来说，旁观者层次的道德记忆框架促成受教育者低阶的道德自觉。受教育者脑海中碎片化的、不全面的、不准确的或者是尚未经过深加工的道德记忆堆放成相对单薄凌乱的记忆框架，使受教育者只能做出明晰度较低的道德选择，道德记忆对道德自觉的催化呈现低阶状态，具体效果视受教育者道德追忆的努力程度而定。与之不同的是，主人翁层次的道德记忆框架则催生出受教育者高阶的道德自觉。由于该层次的道德记忆为受教育者所亲历，道德记忆内容饱满、结构完善、感受强烈，受教育者构建了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道德记忆框架。面对教育者抛出的道德问题，受教育者会根据道德记忆进行判断，在既定的道德记忆框架中选择有所为或有所不为，道德选择呈现出高度的理性自觉。
三 、道德记忆的教育运用
道德效果是衡量道德教育有效性的伦理标准。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效果与道德记忆有着非常紧密的效应关系，教育者向受教育者提出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要求，受教育者则动用自己的道德记忆回应教育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对特定的道德要求做出不同的道德应答。对照教育者给出的道德要求，受教育者通过过往道德经历的表象记忆与价值回溯，在已有的道德记忆与既有的道德标准之间进行价值比对，厘清道德记忆中哪些符合社会化的道德标准，哪些背离了普适性的道德取向。受教育者得以在历史与现实的道德比照中，调整个体道德认知，对已有道德记忆中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部分进行遮蔽或修正，对合乎社会主流道德的内容进行凸显和强化，从而实现对道德记忆的重组。受教育者重组道德记忆的过程，同时成为道德自我的优化过程。“道德自我在个体知、情、意、行心理成分中具有核心价值，对这四种心理成分具有调节和统摄作用”[3]。在重组过程中，受教育者道德中的知、情、意、行得到调节，并通过道德记忆的历史性反思，舍弃恶性道德记忆，强化善性道德记忆，从而在精神世界里重构更加纯粹与生动的道德经验，并通过经验引导自己的道德行为，促进主体道德的有机生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效果得以呈现，道德教育目标得以达成。
1.通过选择性剥夺遮蔽恶性的道德记忆
道德记忆有着善与恶的区隔，恶性道德记忆衍生恶行，善性道德记忆催生善行。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可以通过从记忆源头对受教育者恶性道德记忆进行选择性剥夺，阻隔恶性道德记忆对受教育者的负面影响；或者，把恶性道德记忆作为善性记忆的参照物，让受教育者对恶行保持习得性抑制，从而引导受教育者抑恶扬善。
道德记忆的选择性剥夺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境遇性剥夺。由于受教育者道德记忆发源于曾经亲历的道德环境，正如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集体的习惯，其力量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的社会公民的[5]。如果受教育者长期生活于善性的道德环境，目之所及处处蕴含着求善的美好愿望及行善的缕缕温情，那么其道德记忆中更多地承载着光明美好的东西。如果受教育者生活于恶性道德环境，其道德记忆中必然更多地装载着阴暗丑恶的东西。所以，教育者可以通过营造向善的道德氛围，对现实环境中恶性道德因素进行排他性剥夺，引导受教育者从根源上遮蔽恶性道德记忆，阻断恶性道德记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干扰。第二种形式是惩戒性剥夺，即教育者借助惩罚方式遮蔽客观存在于受教育者头脑中的恶性道德记忆。教育者面对受教育者的不道德行为，应该依据道德法则对受教育者予以适当惩戒，消解受教育者不道德行为带来的恶性成就感，让受教育者真切懂得作恶必然受罚的伦理规则，进而促使储存在头脑中的恶性道德记忆形成习得性抑制。例如，受教育者曾经通过作弊获得高分，当其再次作弊时，教育者通过取消该科成绩对其进行惩罚，惩罚客观上就成为剥夺受教育者不诚信道德记忆的根据，受教育者的恶性道德记忆因此遮蔽，对受教育者的负面道德激励也因此解除。
1.2.4 肛门检查 指导产妇平卧,屈曲分开两腿,检查时右手戴手套,涂抹润滑剂,将拇指伸直,剩余各指屈曲,宫缩时将食指缓慢伸入直肠,触及胎先露部与坐骨棘,明确先露部的高低,再用指端腹侧对子宫颈口探查,了解四周边缘,判断子宫颈口直径大小。
2.通过超时空唤醒延续善性的道德记忆
哈布瓦赫指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使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身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一次次不断地卷入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 ”[1]有效的道德建构以道德观念的连续性为前提，因为只有维持道德意识的连续性，才可能产生具有恒久性的道德品质。面对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和道德境遇，受教育者对道德记忆的主观评价是其维持道德观念连续性的重要条件。每一次受教育者的道德记忆被卷入不同的观念系统中时，都刷新了他们对道德记忆的评价。经过受教育者道德评价的记忆被重新植入其精神世界，并在扬弃后归于自我建构的道德体系之中。道德记忆评价与道德建构有着正相关的效应关系，连续性的道德记忆评价有利于建构受教育者更高水平的道德认知，引导受教育者道德更契合社会伦理规范。
在纵向的时间序列里，善性道德记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时性中被唤醒。善性道德记忆是既定道德资源的体现，即“个人从家庭、社区、学校、族群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中得到的各种经验记忆”[6]。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马克思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善性道德记忆来源于受教育者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社会关系中的人彼此向善、传递美德，成为受教育者最好的善性道德记忆。可以说，善性道德记忆体现着过去对现在的道德憧憬，也体现着现在对未来的道德期盼，不断催促受教育者主动向往更优越的道德生活。教育者应该通过教育的艺术唤醒受教育者善性的道德记忆，通过道德境遇的今昔对比，坚定受教育者的道德信念，维持并延续其记忆中的美好道德生活。例如，历史上的道德典范就是教育者可资利用的道德记忆资源，教育者通过榜样事迹的宣告，让受教育者体认到从属某一集体的道德荣誉感，使其为了维护集体荣誉而自觉向道德模范看齐，这就是善性道德记忆的有效唤醒与延续。
在横向的空间序列里，善性道德记忆则可以通过直观性的历史符号被唤醒，进而实现其教育功能。在善性道德记忆的空间载体中，道德历史遗迹具有典型的表征意义，如主张礼让的“六尺巷”、歌颂正直的包公庙、象征忠诚的岳母刺字雕像……教育者带领受教育者参观道德遗迹，并根据时代道德理念对遗迹进行道德解说，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沐浴道德光辉，实质上是对历史遗迹作为道德记忆的时间重启。此外，文化习俗亦是善性道德记忆的空间载体，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与冲击下的道德遗存，虽然会随着社会变迁发生改变，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却总是让人们可以从文化习俗中找寻善性道德的历史记忆，当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学习传统文化时，本质上是在对传统优秀道德进行空间记忆恢复，是在受教育者头脑中进行善性道德记忆移植。
3.通过情景模拟促进群体道德记忆的个体转化
“集体道德记忆是在集体层面展开的，它展现的是一个集体性道德记忆框架，在现实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它可以通过家庭、种族、宗教、组织、团体、军队、阶级、国家等等‘集体’形式表现出来 。”[8]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面对不同阶段的受教育者，群体道德记忆比集体道德记忆的概念更适合。这些受教育者所属群体在历史进程中延续下来的共同体道德记忆，蕴含着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和要求。群体道德记忆不应束之高阁演奏曲高和寡的时代尴尬，它应该绵延至受教育者的脑海中增长其道德见识，使受教育者能够借用群体道德基因进行独立道德思考，因此社会性的群体道德记忆必须进行个体转化。教育者可以通过情景模拟，让受教育者在角色扮演中实现群体道德记忆的深刻唤醒，将生动的情景体验转化为个人道德观念。
通过情景模拟促进群体道德记忆的个体转化，必须讲究科学的方法。教育者必须拥有充分的前有、前见和前识：前有意味着教育者拥有高度的道德素养和群体历史责任感；前见要求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群体道德教育理论、案例，知悉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认知阶段；前识需要教育者懂得最有效最充分地利用适当的情景、问题或相关资源达到道德教育目标，三者缺一不可。在情景模拟前，教育者要向受教育者说明活动开展的要求、目的和意义，介绍将要模拟的群体道德记忆的背景和内容，创造适宜的情绪和心性，确保受教育者对即将模拟的群体道德记忆情景有先在性认知。在情景模拟的过程中，教育者让受教育者以不同角色去进行情景体验，根据受教育者的角色安排提供在场的道德指引或道德警示。例如，教育者通过 “曾子杀猪”这一群体记忆中的道德故事，让受教育者分别模拟曾子、妻子和孩子的角色，感受每个角色的道德情感，做出每个角色的道德选择，在此过程中，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将群体道德记忆转化成为个体道德行为。
4.通过道德记忆再现促成道德行动的反思
道德教育是教育者引领受教育者追求至善的过程，受教育者的优良品德需要在道德实践—道德反思—道德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形成，道德记忆通过促成受教育者的道德行动反思，引导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
由道德记忆引起的道德行动反思，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教育者借助受教育者关于道德惩罚的记忆，促成受教育者弃恶从善。道德惩罚的记忆可能源于受教育者过往的道德经历，其因为行动之恶曾经受到良心的拷问、社会舆论的谴责或社会法纪的惩戒，当受教育者可能再次走向道德之恶时，教育者可以诱导受教育者再现充满羞耻感的道德记忆，引发受教育者的道德反思，从而阻断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动机。道德惩罚的记忆亦可能源于他人的受罚经历，受教育者虽然是局外旁观者，但他人因为道德不义所招受的道德惩戒同样给受教育者以深切的道德感知，形成不可磨灭的道德记忆，这些记忆也可以成为受教育者进行道德反思的价值资源。其二是教育者借助受教育者关于道德奖励的记忆，促成受教育者善上加善。与作恶受罚相反，道德善行可以获得社会的道德褒奖和内心的道德愉悦，受教育者关于道德奖励的记忆，既可以源于自身道德善性的主动性获取，又可以源于他人道德善性的被动性感染，教育者通过唤醒受教育者的善行记忆，并附之以更高的道德期望，激发受教育者实现善的超越。总之，借用道德记忆再现促成受教育者进行道德行动反思，可以强化受教育者道德责任，培养出道德水平更高的现代公民。
中国书画千年历史，不能断了香火，后辈学子首先是在老祖宗灵位前嗑头下跪，老老实实把老师那点东西学到手，添油加柴，把家传本领好好学到家。
[参 考 文 献 ]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82，69.
[2]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
[3] 汪凤炎.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17.
[4] 窦炎国.道德心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68.
[5] 弗兰西斯·培根.培根随笔[M].吴昱荣，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38.
[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4.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8] 向玉乔，刘飞.人类的道德记忆[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4(2):7.
[DOI] 10.16165/j.cnki.22-1096/g4.2019.02.005
[收稿日期 ]2018-04-19
[作者简介 ]廖文华(1992-)，女，广东云浮人，硕士研究生；罗明星(1965-)，男，湖北天门人，博士，教授，广东省伦理学会副会长。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477(2019)02-0020-05
[责任编辑 ：陈学涛 ]
标签：道德记忆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 教育资源论文;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