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人口论文,年龄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出生意愿逐步下降，同时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也使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世界人口结构普遍面临着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各人群分布比重，使社会消费偏好和储蓄习惯发生变化，改变了一国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禀赋，从而促使贸易结构和出口比较优势发生演变。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只从要素总量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而忽视了要素结构的重要性，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对中国这种出口依赖型国家来说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已有学者对此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认为老龄化加剧将使一国劳动人口减少，储蓄和投资下降，而消费将会增加，因此对出口贸易不利（Chinn等，2003；Kim和Lee，2007；Tian等，2011）。但这仅是从总量层面对贸易规模或贸易收支作出的分析，人口老龄化难道真是洪水猛兽，对出口贸易百害而无一利吗？对此，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贸易结构或者说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从不同的维度全面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然而，虽然目前全球普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且老龄化速率逐年提高，但目前鲜有文献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只有Naito和Zhao（2009）以及Yakita（2012）等少数几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初探。实际上，人口年龄结构同样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人口年龄结构会通过影响劳动参与率、储蓄和消费偏好对一国要素禀赋产生影响，即使两国劳动数量、技术条件相同，但只要人口年龄结构存在差异，就会存在贸易基础。姚洋和余淼杰（2009）以及Tian等（2011）认为丰富的人口数量和较低的人口抚育比是造成一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关键。但他们并未区分少儿抚育比和老年抚育比的差别影响，实际上，目前全球人口抚育比下降主要是由少儿抚育比下降造成的，老年抚育比呈上升趋势。 针对以上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两类商品和两阶段的跨期迭代（Overlapping Generation，下文简称OLG）模型，从理论上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同时，在理论部分还进一步讨论了制约人口老龄化作用于出口比较优势的条件，并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综述 在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上，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人口结构变动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储蓄率这一作用途径拓展开来的；而最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结构变动对比较优势和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上，主要是通过分析要素禀赋变化这一作用途径拓展开来的。 在关于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演化的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外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Sayan（2005）利用OLG模型，用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表示人口老龄化，最先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国贸易模式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使该国资本变得相对充裕，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因此降低了该国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Naito和Zhao（2009）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两类商品和两阶段的跨期迭代模型，认为在自由贸易稳态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相对年轻的国家决定国际商品价格。与Sayan（2005）的研究相比，Naito和Zhao（2009）主要在两方面作出了创新：一是计算出了稳态均衡解；二是发现存在某种补偿机制能够使自由贸易成为封闭经济的帕累托（Pareto）改进。Yakita（2012）将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力资本投资引入“H-O”模型，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并不必然成为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国，而要视正向的雷布津斯基效应（Rybczynski Effect）和负向的消费—储蓄效应的大小而定。Zuo和Yang（2009）认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劳动力数量将会减少，“人口红利”将会消失，出口比较优势将发生动态演变。在经验分析上，Tian等（2011）利用176个国家1970-2006年的数据，证明了人口抚养比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从规模效应上讲，出口国和进口国较高的劳动人口比率能够促进生产和出口；从结构效应上讲，出口国劳动人口比率变高导致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更多。但Tian等（2011）的侧重点主要放在规模效应上，而对结构效应关注不够。王有鑫等（2015）在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21个国家对美出口HS10分位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品质升级；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上升，人口老龄化的边际效应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对刚迈入或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国家产品品质的提升作用高于其他国家；对低技术产品品质的提升作用高于中、高技术产品。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综述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利用只有一种商品的OLG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常账户或贸易收支的影响上，而很少有文献利用包含两种商品的OLG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而且在为数不多的后一种研究中，国外学者仅是用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表示人口老龄化，没有考虑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影响。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面临上升的趋势，这会严重伤害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赖以存在的成本优势也将消失殆尽。因此，人口出生率下降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作用渠道容易理解，但在如何促进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方面缺乏能够说服人的论据，引入人均预期寿命变量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个不足，可以更加全面地考虑作用机制。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拓展：理论上，在Naito和Zhao（2009）两阶段OLG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人口出生率和人均预期寿命变量，探讨不同人口老龄化原因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和人力资本变量如何影响该作用机制的实现；经验分析上，利用122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0年HS 6分位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验证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并验证老龄化对处于不同人口结构转变阶段各国的影响；最后，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样本和人口老龄化指标对此进行稳健性检验，确保实证结果可靠。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我们主要借鉴Sayan（2005）以及Naito和Zhao（2009）的方法构建理论模型，他们是用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来代表人口老龄化，没有考虑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影响，也没有讨论各种制约因素对作用机制的限制。与之不同，本文通过在两阶段OLG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出生率和人均预期寿命变量，分别研究了不同人口老龄化原因作用于出口比较优势的微观机制，同时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人力资本对该作用机制的影响，这是本文理论部分最大的边际贡献。 1.封闭经济 （1）前提假设 我们首先考虑一国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两种商品、两阶段封闭经济下的情形。假定存在两种商品，商品1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可以用来投资和消费；商品2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只能用于消费；并把商品1看作是计价商品。假定每个人只能生活两期，即t期和t+1期；每一期同时存在两种人，即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年期：个人从事工作，有工资收入，一部分用于本期消费商品1和商品2，剩下部分用于储蓄，以支付老年期退休之后的消费。老年期：个人不从事工作，没有工资收入，消费商品1和商品2的收入来自个人在青年期的储蓄收益，而且在这一期结束时消费完所有个人财产，不给后代留有遗产。青年期的生存期限标准化为1，老年期的生存期限为λ∈（0，1]，人均预期寿命越长，λ越大。在每一期，部门j（j=1，2）的代表性企业使用资本和劳动力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下生产商品j，相应地，向老年人支付利息并向年轻人支付工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OLG模型只考虑储蓄和投资问题，不考虑养老金的缴纳和支付问题。 （2）个体行为 假定个人效用来自于各期的消费，因此，一个t期出生的代表性个体，其效用
取决于个体在t期和t+1期的消费，个体将最大化他的效用函数：
其中，
是个体在年轻时的消费指数，
是个体在老年时的消费指数①，在下文不混淆的情况下，我们将省略时间下标；C（·）和D（·）函数是非减的、凹的、线性齐次的、两阶可导的函数；
和
分别表示年轻人和老年人对商品j（j=1，2）的需求；ρ为效用的时间贴现率，若ρ＞0，说明个人赋予第一期更多的消费权重，若ρ＜0，说明个人赋予第二期更多的消费权重，同时ρ＞-1保证了第二期的消费权重为正。青年期和老年期的预算约束可以写为：
其中，
和
分别代表个体在年轻时的储蓄和工资；p是劳动密集型商品2的相对价格；
代表t+1期的利率。这样问题就变为在（2）式和（3）式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1）式的个人效用。此问题具有两重特性，既有代际内最优化问题，又有代际间最优化问题。 首先，代际内最优化问题可以利用支出函数改写成：
其次，将（2）式、（3）式的预算约束和（4）式、（5）式的单位支出函数代入（1）式的效用函数，将效用函数改写成：
。跨期最优化问题服从以下约束条件：
由（6）式可知，人均预期寿命越长个人储蓄越多。最后，求解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方程可求出个体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最优消费指数：
（3）厂商行为
（4）资本和劳动力 假设上一期的储蓄将完全转化为下一期的投资，即有
，其中
表示t+1期的投资。因此，在每一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每一期的资本存量可以看作是上一期年轻人的储蓄之和，以t+1期为例，t+1期的资本存量
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t期年轻人的数目。 假设年轻人口增长率为常数n，那么t+1期的年轻人数目可以表示成：
假定无失业人口，年轻人全部获得就业，那么t+1期的劳动力就是此时期的年轻人数目
。t+1期的人均资本存量
就可以表示成：
通过（10）式我们可以得知，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预期寿命正相关，与人口出生率负相关。人均预期寿命越长，个人为了满足退休期的消费会在工作期更多地储蓄，从而通过固定资本投资增加资本存量；人口出生率越低，劳动人口就越少，个人掌握的资本存量就越多。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出生率分别通过影响储蓄和劳动力供给对人均资本存量产生影响。令aging=λ/（1+n）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代理变量，显然aging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函数，是人口出生率的减函数，（10）式可以改写成：
可见，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一国的人均资本越多。 （5）市场出清条件 在知道了个体和厂商的行为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行为之后，商品和要素市场出清的条件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
其中，前两个方程是商品市场出清条件，后两个方程是要素市场出清条件。加上（8）式和（9）式的要素跨期供给决定方程，就得到了国内均衡条件。 （6）动态系统稳定状态 在求动态系统稳态解之前，我们定义GDP函数为：
假定无要素密集度逆转，解后一个方程可以得到Stolper-Samuelson关系式： r=r（p），w=w（p）（17） 将（17）式代入目标函数得G（p，K，L）=g（p，k）L，其中g（p，k）=r（p）k+w（p）是人均GDP。
将（6）式和（17）式代入（11）式，得：
接下来，利用（4）式、（5）式、（9）式和GDP函数改写（13）式，得：
将（17）式代入（7）式可以得到
和
：
由此，（18）～（21）式就组成了封闭经济下的动态系统。根据瓦尔拉斯法则，（12）式自动满足。我们将稳定状态定义为所有的价格和人均变量都不随时间变化，有
，则（18）～（21）式可以改写为：
由（22）～（25）式便可以计算得到动态系统的稳态解③。为了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用稳态下的价格对人口老龄化变量求解，得：
其中，
是消费和生产的替代效应之和；（26）式中右边方括号里的第一项是老年人的收入效应和雷布津斯基效应（Rybczynski Effect）之和；第二项是年轻人的收入效应④。根据Naito和Zhao（2009）一文的推导，如果
，即当商品1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商品2是劳动密集型商品时，
，则v＜0。对于非吉芬商品来说，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或与收入效应同向，因此，假定（26）式中商品2的消费和生产的替代效应占支配地位，则c＜0，最终有：
也就是说，一国人口老龄化提高会使该国封闭条件下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稳态价格提高。下面我们继续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在人口老龄化上的差异如何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 2.开放经济 假定存在A、B两国，除了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外其他条件都相同，A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高的国家，B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低的国家，有
。每个国家在时期0的时候都处于封闭经济稳态解处，在时期1时开始进行自由贸易。 前文已证明，封闭条件下国内稳态价格是人口老龄化变量的增函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贸易开放前有
，即自由贸易前A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B国。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可知，实行自由贸易后A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命题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出口结构偏向资本密集型商品；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低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出口结构偏向劳动密集型商品。 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人口出生率低，年轻劳动力相对稀少，有效劳动供给不足；而且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为了维持退休之后的消费，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储蓄，致使投资和资本存量也相应增加。总的来说，人口老龄化使一国资本要素变得相对充裕，劳动要素变得相对稀缺，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的内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在（27）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有
存在。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少子化，同理，我们可以得到推论1。 推论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少子化程度相对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出口结构偏向资本密集型商品；而人口少子化程度相对低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出口结构偏向劳动密集型商品。 人口少子化主要通过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从生产层面对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人口少子化程度高的国家人口出生率较低，长期来看容易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发生，这会使该国人均资本上升，从而带动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反之，人口少子化程度低的国家人口出生率较高，青壮年劳动力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廉，该国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3.进一步讨论 （1）金融发展的作用 在（8）式中我们假设上一期的储蓄将完全转化为下一期的投资，实际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还受各国融资约束的影响。将融资约束变量引入模型可以将（8）式改写成：
，其中δ表示一国融资约束情况。如果一国融资约束较强，δ值较小，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储蓄就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人口老龄化对资本要素积累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积极作用就会受到抑制。δ值越大表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约束越弱，企业就越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储蓄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投资，人口老龄化对资本要素积累的作用渠道越顺畅。由此，我们得到命题2。 命题2：金融深化会提高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将增强。 用公式表达命题2为：
。命题2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作用是互补的。在供给层面，人口老龄化要想对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要素禀赋实现，即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实现，而储蓄要想完全转化为投资，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如果一国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市场完善，那么企业就能够很方便地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而如果金融发展水平低，企业将面临很强的融资约束，资金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储蓄也很难完全转化为投资，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就无法畅通实施。因此，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有利于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 （2）人力资本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定各国劳动力是同质的且无差别地提供1单位的劳动力。如（9）式
=（1+n）
中我们假定劳动力是当期年轻人数目，而没有考虑因各国人力资本不同所造成的劳动效率差异。如果我们引入有效劳动E概念，将有效劳动表示成劳动效率E和劳动数量L之积，则（11）式可以改写成：
这里k表示有效劳动的人均资本。由于劳动效率受人力资本影响，人力资本高的国家劳动效率也高，有效劳动相对充裕，从而降低了人均资本。由此，我们得到命题3。 命题3：人力资本提高会削弱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将下降。 用公式表达命题3为：
。如果说金融发展水平从资本存量角度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那么人力资本就是从劳动供给的角度影响要素禀赋。命题3意味着人力资本与人口老龄化二者的作用是替代的：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市场面临供给不足的风险；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劳动效率上升，增加了有效劳动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局面。因此，人力资本与人口老龄化二者对要素禀赋的影响方向是截然相反的，一国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削弱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 四、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理论部分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出口贸易结构以资本密集型商品为主；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低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贸易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因此，我们可以把出口贸易结构表示成人口老龄化的函数，即： Exk=f（Aging） （29） 其中，Exk表示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 对（29）式两边取对数，得到本文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国家和时间，
和
分别代表常数项和误差项。
表示t年i国的出口比较优势，用各国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占全部出口商品百分比对数衡量。
表示一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用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对数衡量，另外为了实证结果可靠，分别用各国60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对数（
）和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百分比的对数（
）代替人口老龄化变量作稳健性检验。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30）式主要用来验证命题1，考虑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一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出口比较优势的关系。如果估计的系数为正，则命题1自然得证，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有利，而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不利。为了验证推论1，用人口少子化指标
替代（30）式中的人口老龄化变量，人口少子化指标用各国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对数（
）衡量。如果推论1正确，则
的回归系数为负。 下面具体介绍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包括： （1）人均资本存量（lnKL），用各国资本存量与人口数目之比的对数衡量。按照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观点，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将主要出口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商品，如果一国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则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因此，预计回归系数为正。 （2）人力资本变量（lnEdu），用各国教育支出占GNI百分比对数衡量。一方面，教育投入增加会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劳动效率，使有效劳动的人均资本存量下降，不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会倾向于选择生产资本密集型商品而不是劳动强度大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的普及、消化吸收，有助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效率的改善（Costinot，2009），因此对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有利。 （3）研发投入（lnRD），用各国研发投入占GDP百分比对数衡量。增加研发投入能够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艺知识、技术期望，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加快技术向生产力转化，有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和发展。因此，预计回归系数符号为正。 （4）国外消费能力（lnPergdp），用国外平均的人均GDP对数衡量。通常来说，劳动密集型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比资本密集型商品低，收入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资本密集型商品。如果一国所面临的国外市场中消费者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会增加对本国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需求。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5）外资进入情况（lnFdi），用各国FDI流人存量占GDP百分比对数衡量。外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两个渠道提高一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6）金融发展水平（lnFinance），用各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百分比对数衡量。由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生产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机器设备和研发经费，需要较多的资金流支持，对银行部门的信贷依赖性较强。如果一国金融发展水平高、融资约束弱，资本密集型部门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额度，从而有利于促进生产和出口。 （7）人口老龄化或人口少子化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lnAging×lnFinance、lnYoung×lnFinance）。信贷配给高、融资约束弱的国家，企业投资成本较低，会使企业投资规模扩大，这就加强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要素积累的作用，雷布津斯基效应也会更加明显。因此，如果命题2结论正确，预计回归结果为正。 （8）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lnAging×lnEdu、lnYoung×lnEdu）。如前所述，人力资本提高会提升劳动效率，使有效劳动的人均资本下降，从而限制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积极作用。如果命题3结论正确，预计回归结果为负。 2.内生性问题 各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出口比较优势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有效劳动稀缺，储蓄和资本存量充裕，因而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反之，也许正因为该国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较多，收入水平较高，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医疗服务，再加上高收入家庭普遍生育意愿较低（Ladd和Murray，2001），因而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解决的办法就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工具变量的选取通常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具变量要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二是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无关。我们参考Bloom等（2007）的做法，选择各国流产法规赋值（Abortion）作为工具变量⑤，除此之外，还选择各国所处的大陆（Continent）作为工具变量⑥。选择这两个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流产法规的赋值高，说明该国法律规定宽松，孕妇堕胎的可能性较大，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通常来说，欧美地区老龄化最严重，亚洲次之，非洲最轻，因此，两个工具变量都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流产法规主要受一国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影响，与出口比较优势关联不大；所处大陆是客观现实，与贸易结构无关。因此，我们采用这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表1是几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从中可以看出，两个工具变量都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超过0.55），与被解释变量相关性很弱。
3.数据说明及处理 本文在计算各国出口比较优势时使用了HS92版本下的6分位产品贸易数据，该数据来自CEPII的BAC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按照Lall（2000）的方法，将6分位下的制造业产品按照技术水平划分为资源依赖型、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品4种类型。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包括农产品制造业和采掘业，二者主要体现的是一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情况。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的产品生产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较小，所以为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我们选择将资源依赖型产品去掉，而将剩下的低技术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部门，中高技术产品归为资本密集型部门。 各国流产法规赋值取自联合国数据库（UNdata）。1995-2010年各国FDI流入存量占GDP比重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数据库。各国分年龄段人口数目、人口老龄化、资本存量、GDP、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教育支出占GNI比重、银行部门提供的净国内信贷占GDP比重数据全部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由于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人均资本存量对各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从3个变量样本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角度出发，最终选取了122个国家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五、实证结果分析 在前文理论模型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本节利用各种计量方法和样本对（30）式进行计量分析，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动态面板数据回归以及不同样本和不同老龄化指标回归。下面首先给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以作参照。 1.基本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给出静态回归结果，为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逐渐增加解释变量个数，考察各因素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3。 从整体上看，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加，各变量符号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结果比较稳健。下面具体看一下各解释变量的差异影响。人口老龄化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增加，其统计显著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人口老龄化确实与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重正相关，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这与命题1的预测相符。此外，少儿人口比重与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重显著负相关，这与推论1的预测相符，说明人口少子化程度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同时，回归结果也表明人均资本存量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正相关，说明要素禀赋理论确实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相对充裕国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一国资本密集度越高，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越多。教育投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力资本提高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不利，人力资本提高更多地体现在劳动要素增长上；教育投入增加会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劳动效率，使有效劳动变得相对充裕，因此不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除此之外，研发投入、国外人均GDP和外资比重的系数都为正，说明科技进步、国外市场消费能力的扩大和外资进入确实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这都与预测相符。人口老龄化变量与信贷配给变量交叉项系数为正，与人力资本变量交叉项系数为负，说明命题2和命题3结论正确，融资约束减弱加强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提高削弱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当然，在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之前，我们尚不能武断地接受该结论。
2.2SLS和系统GMM回归结果 接下来，我们分别利用2SLS和系统GMM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表4前三列是2SLS回归结果，（1）列使用流产法规作工具变量，（2）列使用所处大陆作工具变量，（3）列同时使用二者作工具变量；后三列是系统GMM回归结果。从整体上看，2SLS和系统GMM回归结果变量系数高度一致，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可靠。下面以系统GMM回归结果为例进行详细分析。 （1）无论加入还是未加入控制变量，人口老龄化指标都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这与命题1的预测一致。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少，在劳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较高，从而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预防性储蓄较高，资本存量充裕，利率较低，从而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一国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禀赋促进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 （2）人均资本对数与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测相符。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将会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人均资本高的国家资本相对充裕，在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在控制了人口年龄结构之后，估计结果更加可靠。 （3）教育支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力资本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负向作用更大。人力资本提高会改善劳动效率，增加一国有效劳动供给，降低有效劳动的人均资本，从而对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不利。这也直接解释了“里昂惕夫之谜”，人力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会增加一国有效劳动数量，从而促进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 （4）研发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发支出增加、技术进步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与劳动密集型商品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原材料投入的粗放型生产不同，资本密集型商品是高技术水平的集约化生产。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实现技术创新、机器设备升级，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5）国外人均GDP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国外人均收入越高，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越多。恩格尔定律认为，一国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会减少对食物的需求，增加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显然，如果一国所面临的出口市场中消费者人均收入较高，那么从满足消费者需求占有市场份额角度出发，出口的资本密集型商品也会相应增加。 （6）外资流入也能显著促进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在全球布局生产网络，在东道国生产后会选择重新出口到母国，与出口贸易形成互补。而且跨国公司由于技术水平较高，通常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会通过集约边际（是指会加大原有出口篮子中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数量和份额）和扩展边际（是指将更多种类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引入出口篮子）对一国的出口篮子产生影响，从而优化贸易结构。 （7）人口老龄化与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交叉项系数为正，说明金融深化有利于发挥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作用，人口老龄化与金融发展水平作用互补。由于金融市场中不对称信息的存在，金融机构为了控制风险，往往会对企业采取信贷配给，这会遏制企业的投资规模，不利于储蓄向投资转化。如果金融机构放松信贷配给，使企业融资约束得以缓解，企业将有充足的现金流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储蓄将更好地向投资和资本存量转化。因此，融资约束改善加强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
（8）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变量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力资本提高减弱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变量呈替代关系。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影响资本要素积累对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有效劳动相对稀缺，资本要素相对充裕，而人力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效劳动不足的局面，抑制了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 从模型本身可信度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符合理论模型。同时，所有模型均通过Sargan检验，可以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综合上面的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和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变量系数符号高度一致，说明命题1结论基本可信。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下面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3.分组回归结果 我们将样本分类，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按照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样本划分为高老龄化国家和低老龄化国家。由于全世界平均的人口老龄化率在2002年达到了7.05%，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我们以2002年为界，将全部样本划分为1995-2001年和2002-2010年两个子区间，分别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5。
观察不同老龄化程度国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随着国家老龄化程度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边际效应在增强。主要原因在于高老龄化国家往往也是经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者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商品和高端商品，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倾向于生产资本密集型商品，采取质量竞争策略，出口结构以资本密集型商品为主，因此人口老龄化加剧对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边际效应较低。与此相反，老龄化程度低的国家往往经济比较落后，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依靠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和低端商品，采取价格竞争策略，一旦人口老龄化加剧，对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冲击较大，将迫使企业调整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因此人口老龄化加剧对低老龄化国家的边际效应较大。 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对高老龄化国家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提升的作用不显著，但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可以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人力资本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提升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融资约束缓解之后，受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技术复杂度和科技含量高的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老龄化程度低的国家融资约束缓解之后，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劳动密集型商品，以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上升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会损害这一优势。因此，高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与信贷配给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为正，而低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与信贷配给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与低老龄化国家人力资本提高主要偏向劳动要素积累不同，高老龄化国家人力资本提高更多体现的是工作经验积累、技术创新和研发设计活动，更偏向于资本要素积累，因而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更加有利。 观察不同时段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还是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世界平均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都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有利，这与理论预测相符，不过人口老龄化的边际效应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普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改变了各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和需求偏好，迫使各国积极调整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从而改善了出口贸易结构。不过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和产品生产结构优化，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和潜力越来越小，人口老龄化的边际影响下降。 4.稳健性回归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主要用一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稳定可靠，本部分我们利用不同的人口老龄化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用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老年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⑦。 从核心变量来说，不论是哪种人口老龄化指标，其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确实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这与命题1预测相符。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提高了一国资本的相对充裕度，使资本密集型商品生产增加，而老年人口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偏好使过剩的生产能力无处消化，资本密集型商品供过于求，价格有下行的趋势，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不同的实证方法和样本来说都是稳健的，即使回归结果有出入，也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六、结论及启示 传统要素禀赋理论从要素总量（主要是劳动力）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而忽视了要素结构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一国人口的相对数量影响出口比较优势，一国人口的相对年龄结构同样影响出口比较优势。本文利用两阶段的跨期迭代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融资约束缓解能够加强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作用；而人力资本提高会削弱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作用。对此，本文利用122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0年HS 6分位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国的老龄化程度与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较强的融资约束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削弱了一国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积极影响。其次，将全部国家按人口老龄化程度分组回归发现，随着国家老龄化程度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的边际效应在增强，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对高老龄化国家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作用不显著，但高老龄化国家可以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人力资本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提升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最后，利用不同的人口老龄化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此外，我们还发现研发支出、国外人均收入和外资渗透率提高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有利，人力资本提高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不利。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使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发展方式成为必然选择，但人口年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贸易转型不可避免，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低老龄化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成为必然趋势。与之前依靠廉价劳动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过程类似，在人口结构变动、老龄化提高的背景下，中国也要充分适应这种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要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我们建议：（1）缓解融资约束，放松中小企业信贷配给，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中国资本要素的相对充裕度；（2）增加企业研发支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促进技术向生产力转化；（3）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下，积极开发高收入国家对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需求，用消费引导国内产业升级；（4）着重吸引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引导资金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直接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本文只是针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初步研究，还存在一系列有待深入挖掘和完善的领域。其一，理论模型部分采用的是两阶段的跨期迭代模型，只考虑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实际上目前人口结构还面临着少子化的变动趋势，如何将理论模型拓展为三阶段，同时考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少子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差别影响是一个可以深化的方向。其二，本文并没有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是否会减少社会储蓄和投资，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从而使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得到弱化？其三，实证研究是基于跨国层面数据进行的，下一步可以利用中国数据继续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以及各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②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单位支出函数看作是消费指数的平均价格。 ③可以证明，该动态系统稳态解存在且具有唯一性。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为了突出重点，在此就不对证明过程予以展开，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考Naito和Zhao（2009）一文。 ④这里的收入效应和禀赋效应都是针对劳动密集型商品来说的。 ⑤联合国人口署（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整理了7种可以流产的情况：挽救母亲的生命、保证母亲身体健康、保证母亲精神健康、因强迫怀孕、经济和伦理考虑、伤胎、被要求流产。如果一国法律允许在该情形下流产，则取值为“1”，否则为“0”，最后将各项赋值加总，得到该国总得分。 ⑥为各大陆赋值，1～5依次代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太平洋。 ⑦限于篇幅，具体实证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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