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建华[1]2000年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机制评析》文中指出具有强烈经济建设意识的政府的积极干预是构成东亚经济现代化系统模式的基础要件。从低劣的初始条件到奇迹般的经济腾飞，政府干预使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既与西方国家强烈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鲜明对比，又与拉美、非洲若干国家的有限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然而优良的经济实绩并不能证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是无所不能的。经济发展内在的市场化要求使政府干预亦存有潜在的负面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次沉痛的代价。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并评价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呢？本文以东亚经济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分四部分剖析了政府干预在其中地位与作用的变迁。 根据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政府干预的基本原因是市场失灵。但经济发展之初的东亚各国（地区），不但存在市场失灵，还存在更多的市场缺位。为了摆脱不发达市场的自发渐进过程的羁绊，迅速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东亚各国（地区）从现实出发，选择了政府干预作为开辟经济发展的捷径。这一选择突破了西方理论的束缚，为干预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经济发展第一”理念的指导下，东亚各国（地区）纷纷将政府职能和举措经济化，以其强大的行政力量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东亚奇迹”。政府干预的基本表现为：创造初始条件，启动经济起飞；运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高级化；确定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国际化；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然而，东亚各国（地区）的政府干预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选择，它只能针对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进行。随着市场机制的成熟，政府应逐步退出。但由于调整不力及制度惯性的束缚，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排斥日益凸显，最终导致目标错位、决策失误、监控滞后等不当而引发金融危机。 虽然危机的爆发绝不表明现代市场经济已不需要政府干预，但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更为深刻和全面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规范。奇迹与危机的更迭之后，东亚各国（地区）要勇于改革，从政府职能的界定入手，规范政府干预职能，加强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以促使政府干预良性运转，为21世纪东亚经济的发展再创新篇。
吴权纹[2]2011年在《东亚模式政府干预机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政府干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有意识的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行使资源配置的功能,进而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政府干预经济到底对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经济理论界历来众说纷纭。但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已经表明,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上,经济发展还不能完全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必不可少。这一点已经被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所证明,所以研究东亚模式下政府干预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参考。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东亚模式下政府干预机制的形成、形成的原因、以及理论依据和特征等,并结合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数据定量分析了政府干预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针对我国和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相似特征这一事实,本文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最后得出结论：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不能一味地排斥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唯政府论,过分相信政府的理性作用,应该辩证的看待政府干预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干预的行为边界应该是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以及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和现状。
战建华[3]1999年在《东亚政府干预机制评析》文中研究说明一、政府干预机制的成因东亚经济是在政府的直接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东亚政府干预机制是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要求和产业后来追上要求的必然产物。市场机制不完善，需要国家干预去弥补。东亚奉行的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之初，生产力落后，市场发育不健...
安岗[4]2007年在《东亚奇迹、危机与复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东亚经济经历了东亚奇迹、危机与复苏三个历史时期，这是东亚经济研究的基本历史背景。如何对这三个历史时期的长期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总结东亚经济的经验教训并找到未来之路，是东亚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东亚奇迹和危机发生的机理和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东亚危机是短期的冲击，还是预示着东亚经济进入长期的低增长，经济奇迹能否持续?这三个时期的现象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有的话，是什么?能否做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在总结东亚研究的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解开东亚奇迹(Miracle)和东亚金融危机(Meltdown)的“2M”之谜的钥匙在于“制度”，东亚经济走向持续增长的关键也在于“制度”。因此，本文试图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回答“2M”问题，并对东亚制度改革进行分析。在制度分析方面，本文从交易结构这一角度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并把这个理论框架用来解释东亚问题，达到解释现实和发展理论的双重目的。当然，东亚与中国在制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东亚制度的研究无疑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东亚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本文坚持秉承斯密、穆勒、马歇尔以及科斯的传统，把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结合起来。遵循从归纳到演绎，从理论到检验的方法来研究东亚经济。首先要进行第一层次抽象，归纳出现象的特征；再进行第二层次的抽象，寻找特征背后的逻辑关系与理论体系。这是从现象上升到理论，然后再将理论具体化并放到历史或实践中去实证、检验。本文坚持的方法式立足于实证，而不是给东亚经济提出一些规范；立足于经济解释，慎言对策。跨越三个时期的重大问题，用一个视角切入，提出一以贯之的理论解释。因此研究的思路按照现象——文献——立论——论证——应用来展开。本文对东亚经济“2M”之谜的研究体现出三次认识上的深化。第一次深化是从表象深入到制度层面，我们的认识从经济现象到经济解释，从外因到内因。在内因中，不论是解释奇迹的政府作用和发展战略的争论，还是技术进步的争论，其深层次的问题都可归结为制度问题；也不论是解释危机的金融恐慌论和道德风险论，其实质也是针对制度问题的争论。因此，制度才是重要的，制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次深化是从宏观制度层面深入到微观制度层面，这是文献述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结论。整理制度分析的文献后发现，近来的研究已经超越把政府当作整体的宏观制度视角，而是深入到围绕关系问题进行微观制度分析。东亚制度研究的趋势从宏观制度向微观制度转变，微观制度分析集中在关系角度的求解，运用激励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新理论进行分析，深入到微观机理之中，更显出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围绕东亚关系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框架差别很大，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因此微观制度分析的理论构建仍是一个难题。第三次深化是从微观制度层面深入到交易的层面，这是理论部分的主要用意。从一般理论的高度看问题，把眼光超越东亚，放到世界经济的范围，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视角来研究关系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交易关系才是问题的本质。因此，回到斯密的分工与交易的传统，从交易入手来研究关系问题，构建相应的一般理论，是求解东亚“2M”之谜的可行方法。本文从交易入手，试图构建一个交易结构论。首先假设交易是可分的，根据交易的可分性及划分的标准，从自然交易中可以分离出基本交易来。其次，基本交易之间会形成因果关系、联合结算关系等各种交易间关系，形成关系交易；相反，基本交易之间没有关联的情况就是离散交易。再次，基本交易之间的复杂关系会形成各种交易的结构，进而形成自然交易。可以将离散交易、关系交易和科层组织看作交易一体化的一个光谱，离散交易和科层组织是两个极端，而关系交易是一种中间状态。这个一体化过程的关键变量就是交易间关系强烈的程度。动态地看交易方式在离散交易、关系交易和科层组织之间的变化，可以出现交易间关系的一体化和离散化的过程。人类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交易方式随着市场范围、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而演化的历史。关系是交易参与者的个人信息的储存(诚信度、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交易渠道等能力)，部分应得收益的储存，还有支付的(隐性)承诺等等。这个现象的本质仍然是交易间关系问题，也就是交易之间产生了关系租金，这种租金是一种可获得的利益。关系交易存在的原因还是节约交易成本。从交易结构的角度分析东亚奇迹的原因，一是政府在关系交易的背景下积极推进交易的离散化，形成了较强的机构管理能力；二是企业用关系交易有效避免了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给自己创造了成长的空间；三是政府、银行和企业形成共同体式的关系交易，加之政府在政策和机制上积极推进交易的离散化，使政策的执行有效，达到了相当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从交易结构角度分析东亚危机的原因，一是政府、企业以及政银企关系在关系交易的制度背景下难以抵制关系的渗透和自我强化；二是这种封闭式的交易关系是排他的，会造成内部的预算软约束和外部的机会不均等，不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三是资源配置的标准成了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不是市场的价格信号，促成市场价格信号的金融组织、中介组织很难发育，因此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四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市场中很难和外界接轨，关系体系和保持距离型的体系接轨时，会造成投资者的行为短期化，酝酿金融危机。在东亚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普遍认识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关系交易的离散化，改革要有步骤地展开，制度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东亚地区正在艰难的制度改革中稳步复苏。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交易间关系和交易结构的视角研究东亚经济尚属首例，而且是用一个微观的视角分析东亚三个历史阶段的宏观经济问题，这好像也没有先例。其次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研究东亚关系社会就要破解关系的本质，本文从交易间关系的角度求解这一问题，建立了超越契约理论的交易结构论，而且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东亚问题的解释之中。再次是研究视野的创新。不是就东亚问题来研究东亚，而是把东亚问题放到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大视野中分析东亚经济的规律。通过这种研究视野，就可以在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把东亚的发展与转型和中国的发展与转型问题联系起来，对中国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本文难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语言的限制，对于日文、韩文的文献是个盲点，限制了文献的充分性；二是数理和计量工具不足，限制了数理建模和计量检验的应用；三是应用仅限于东亚，对转轨经济缺乏分析。这些都是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加强的地方。
刘儒[5]2005年在《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不同模式及其特点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当中出现的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不同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研究基于以下三个背景: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经济或体制的转轨时期;二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调整和转轨时期;三是发达国家处在市场与政府及其关系的不断转换和调整时期。本研究不仅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理论和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除文献综述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失灵;二是政府、政府调节和政府失灵;三是市场与政府耦合的制约因素与模式选择;四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顺向替代模式研究;五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逆向替代研究;六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透视。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中包含着笔者的创新之处:一是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经历了或者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和后市场经济。笔者明确提出了“后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并作了简要解释;二是市场失灵的本质含义在于揭示市场制度的特征以及市场的不可能,并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成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市场体制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最好的体制;三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如同市场存在失灵一样,政府也同样存在失灵,与克服与矫正市场失灵相比较,克服与矫正政府失灵的困难较大,时间较长;四是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市场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或以某种方式的耦合。市场与政府耦合的程度和方式受一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五是按照不同的时间顺序划分,笔者认为,市场与政府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分为顺向替代和逆向替代两种不同模式,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用政府替代市场为顺向替代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过程中用市场替代政府为逆向替代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出现的历史背景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实践当中出现和存在不同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明确提出了“顺向替代模式”和“逆向替代模式”这两
程鹏[6]2016年在《美日德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研究》文中认为开发性金融的出现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它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被得以广泛的应用,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产业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其有效的融资,大大缓解了发展资金不足的困境。在我国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在体制、监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国外完善的开发性金融的运作机制和体制研究后,不难发现,开发性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极为强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因此,对开发性金融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而且也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日德、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投资银行为例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由于其在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作用,因此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及存在的不足,以为我国提供有用的参考及借鉴。其次,为了进一步促进图们江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好的解决各行业的融资问题,提出了在吉林省设立图们江开发银行的设想,并提出了三种具体组建模式,并对其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开发性金融及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及建议。论文共分为8章,具体分别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然后提出了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为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分析。首先,对全文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介绍了开发性金融的种类、主要特征、功能及其演变等;最后,阐述了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联系及区别。第3章为开发性金融及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着重介绍和分析了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第4章为美日德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从国别性质的开发性金融和国际金融机构性质的多边开发性金融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其中国别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分为美国市场主导型、日本政府主导型和德国银行主导型,并阐述上述三国中极具代表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所采取的不同融资模式;多边开发性金融主要选择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分别阐述了“世行模式”和“亚行模式”是如何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并通过对美日德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一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涉程度对该国经济体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开发性金融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三是完整的开发性金融体系是解决经济发展资金支持问题的保障。第5章为美日德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首先,从美、日、德经济社会、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入手,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在其社会体制中的具体运作机制,从中总结出美、日、德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的特点。其次,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从其组织机构、业务宗旨和业务范围入手,介绍多边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上的所存在的问题。总结出世行、亚行的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较为明确、阶段规划清晰、最终达到的结果详细具体。第6章为美日德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以美国开发性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阿巴拉契山区开发、东西中央铁路修建等)经济发展、日本开发性金融支持北海道地区经济发展、德国复兴借贷银行支持其东部地区(原东德)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及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东北亚及东南地区经济发展为例,详细分析了它们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支持时的目标和具体内容,并对其效果进行了评析。第7章为图们江区域设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必要性、构想及预想效果。首先对组建图们江开发银行的必要性和基础条件进行了论述,设立图们江开发银行可以有效解决长期困扰本地区由于市场失灵等方面导致的资金分配问题,有利于加速实现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这一国家战略。其次,阐述了组建图们江开发银行的基本构想及模式的选择,即银行应具备的性质与特点、服务宗旨与功能等;选择的模式有三种,即地方性银行翻牌模式,二是区域省级政府共同组建模式,三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模式,并对三种模式的特点分别作了诠释。最后,对组建图们江开发银行产生的预期效果进行了分析,总体评价是积极的。第8章为对我国的启示。首先分析了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及丝路基金的发展及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由我国发起和推动组建的亚洲基础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开发性金融及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邱兆林[7]2016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绩效研究》文中指出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采用的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在各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植特定产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产业政策文件,从产业政策的范围来看,制造业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较多的领域,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转型升级都是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完成的。对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论,很多学者从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出发研究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阻碍市场竞争,产业发展滞后；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对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认为,要对产业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根据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将产业政策划分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拉尔(Lall,2003)关于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划分。我们界定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结构调整、组织优化、技术进步和就业稳定四个方面,并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指出了传统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产业政策在制造业结构调整中的实施效果。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产业发展的动因源自分工网络内部的自发演进,产业结构变迁是在市场条件下自发实现的,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产业政策的作用方向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一致。中国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倾向于挑选规模较大且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特定行业进行扶持,这种选择性行为违背了市场规律,产业政策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我们选取了2004—2014年中国工业34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把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政府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技术投入,以要素投入倾斜来衡量产业政策偏向。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倾斜与行业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政府投资倾向于规模较大且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出增长率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倾斜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改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改进,技术改进则表现为对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这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完成的。研发资金倾斜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著,表明中国政府研发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1。第二,对比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业政策特征及产业政策的绩效。首先系统梳理了1994年以来的钢铁产业政策,分析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发现钢铁产业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势干预。通过测算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生产效率来反映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偏低,2012年钢铁行业的集中度CR4和CR10分别只有27%和45.9%；钢铁企业空间分布比较离散,各地区重复建设严重；钢铁行业的生产效率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0.617下降到2012年的0.586。中国钢铁产业政策失效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制定不合理和执行不到位两方面的缺陷：钢铁产业政策延续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不利于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2。作为对比,我们以家电产业的发展历程为起点,探讨家电产业政策的特征及其对家电产业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家电产业政策遵循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产业发展的特点采取扶植和诱导的政策手段。选取了18家家电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家电企业的市场结构和技术进步：首先,采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测算家电企业的市场势力,结果显示市场势力溢价为0.842,说明家电企业不存在很强的市场势力,属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其次,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了家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家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技术改进,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还不高。家电产业政策以优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前提,充分的市场竞争促使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产业政策的有效引导共同推动家电产业快速发展。第三,基于行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以及产业政策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绩效。借鉴余泳泽(2010)的研究,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过程可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研究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及产业政策的绩效。行业层面：2000-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细分行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总体偏低,2012年两阶段创新效率分别为0.41和0.25,相对而言,研发效率高于转化效率；从动态趋势看,两阶段创新效率都处于不断提升过程,研发效率发展更快,2000-2012年研发效率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36%,转化效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区域层面：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总体偏低,转化效率相对较高,区域层面上两阶段创新效率与行业层面截然不同,说明大部分省份的高技术企业还不具备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新产品销售的利润率较低,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工作,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来获取微薄利润；分区域来看,不同省份研发效率差距较小,但转化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发达省份在成果转化阶段优势明显,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等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2。我们用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来表示产业政策,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和市场因素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贡献度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阶段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比较发现,企业研发支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比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更大,市场竞争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显著。因此,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构建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机制,间接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而不是主导企业的研发活动。第四,基于财政支出的视角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制造业转型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趋弱,稳定就业必将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财政支出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和社会效应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教育支出、技术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四类,理论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采用2007-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后一期财政支出规模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差别较大,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技术支出只在当期对就业有正向影响,而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长期正向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稳就业、调结构”的目标,提高政府在教育、技术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改善教育支出结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缴费体制1。第五,在实证分析产业政策绩效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型方向。选择性产业政策体现出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其阻碍竞争、创新激励不足和维系行政垄断等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长期增长。因此,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的需要,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形成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互补的公共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应局限在市场失灵和社会服务领域,政策手段由直接干预向市场监管和间接引导转变2。
冉清文[8]2003年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政府职能问题，西方理论界争论了几百年，总是摇摆于或政府或市场之间，始终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当政府干预不利于或阻碍经济发展时，便出现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当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经济危机时，又回到政府干预理论上来。各国政府奔波于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之间，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府。 与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似乎找到了解决政府职能问题的最终结论，即抛弃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检验，这个结论还不适应今天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现状，又不得不向市场回归或过渡，重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转型时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虽然也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但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要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不走西方国家经过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发展，再进入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道路，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进入到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因此，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政府行使着重要的职能和角色。 正确认识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定位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是顺利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本文主要是从理性认识、理论定位和实践定位三个层面，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在理性认识层面，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理论剖析，形成“理性认识”。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转型时期的。转型时期的政府正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过渡的过渡型政府，政府职能和角色正处于转换之中。在此，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转换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及其提出的新要求，强调：政府必须根据这些客观环境提出的新要求，不断转变自己的职能和角色。明确了转型时期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和角色的异同，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的特点，从质、量、度三个方面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提出有效政府才是转型时期最佳政府的命题。 在理论定位层面，也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理论定位，形成“实践理念”。阐述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范围和领域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必须树立的新观念，从观念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认为:在转型时期，应该以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为着眼点和目标，界定和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职能和角色，树立制度、服务、法制和市场等观念。阐述了不同经济体制的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从框架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角色是无所不能的“家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角色是“警察”、“调控者”和“救生员”;在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和角色是“家长”、“兄弟”和“警察”. 在实践定位层面，同样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予以实践定位，回答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和必须干什么的问题。强调: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是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市场主体，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培育市场，完善市场体系，造就替代者。不断完善自我，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张震[9]2005年在《东亚金融系统演化研究》文中认为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经济领域的全球体制趋同正在发生，在金融系统的演化上则显现出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占据优势的局面正在逐步出现，尽管在学术研究上，对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优劣并无定论。而在东亚区域内，除了日本和当时实施着严格资本管制的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所以危机过后各国都面临着一个金融系统重构的问题。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东亚国家要使它们的金融系统走出困境，发展金融市场是其唯一的途径。现实中东亚金融系统的演化似乎并没有完全遵循那些学者的论断。遭受危机的国家被动地进行了金融制度改革，没有遭受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和日本则在主动地进行金融制度改革，不过改革没有改变银行在大多数国家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金融制度的改革也具有转型的特征。由此在东亚金融系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制度如何转型便成为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展开的，共分为8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界定了金融制度、金融系统、系统演化与制度转型等基本概念，并分析了基本概念的相互关系，在东亚金融系统概念界定中结合研究背景提出了写作目的，而后对于既有理论作了简要的评论，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介绍了本文的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最后分析了本文创新、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第二章为文献回顾：理论综述与最新进展，从早期的理论研究到金融结构论，到金融系统的宏观研究理论(麦金农—肖学派及其拓展和金融约束论)，再到内生金融增长理论与金融服务论，最后到法与金融系统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地回顾和总结，并努力把它们统一到一个框架之下，还对于理论的局限作了归纳和评价。第三章为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演化规律，全面介绍了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投融资、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散、价格发现、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六大功能，通过简单的市场融资效率与银行融资效率比较模型推导和建立在美日两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的计量分析(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总结了金融系统演化的一般规律，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金融系统的确有逐渐向市场主导型演化的趋向：而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演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同国家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市场主导型国家作用效果更强，正在转型的国家作用效果要弱化；尔后对于计量结果的背后原因进行了解释，指出社会主体投资者的行为偏好差异是导致金融系统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东亚金融系统演化将主要是银行主导型模式下的内部演化。第四章为“主动型危机”下的日本金融改革，对于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和日本金融制度改革的过程作了全面地回顾和总结，指出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与同本经济发展相结合而导致的产物，而主银行制度仍是日本金融制度的根本，其未来发展趋向目前依然尚不明朗；同时其改革经历了由渐进式改革到激进式改革的过程，尽管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政府决策的迟缓，改革的预期效果最初没有达到，不过在突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条件下，通过法制先行，市场救治与政府救治相结合，在2005年3月实现了降低银行不良债权的预期目标；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其金融系统的结构变化不大，银行依旧是日本金融系统的核心。第五章为两难选择的韩国金融改革，全面回顾了韩国金融制度的成因和特征，结合改革历程和起伏分析了危机后韩国金融改革的成败得失；指出官制金融改革模式是韩国政府在考虑自身国情和经济特征条件下对于金融改革所做出的合适选择，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会面临推进改革和保护财阀大企业集团的两难抉择；分析表明银行中介依旧居于韩国金融系统的主导地位。第六章为中国金融制度转型的逻辑演绎，日韩两国金融改革的规律为研究中国金融制度转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即银行改革是制度转型的重心。结合中国金融系统的现实态势，对比日本、韩国金融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将是与激进式改革有机结合但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模式，构造模型模拟了中国银行系统的改革历程，演绎出中国金融制度转型的创新主体设计，指出中国金融制度转型的逻辑在于分权、法治和宪政。第七章为中国金融制度转型中的内外开放均衡问题，运用经典种群竞争模型构造了中国金融系统内外开放的相互竞争模型，指出模型的理想均衡结构是内外开放并举；在此基础上对于现实银行改革中积极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优先对外开放的政策选择作了详尽分析，指出中国政府这样的政策选择存在的问题；从政策的可操作性角度，提出农信社改革是加快金融系统对内开放的突破口和试验田，并结合正在进行中的农信社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对策。第八章为中国金融制度转型中的民有金融——浙江温州、台州案例，对于中国金融制度转型的最重要主体——民有金融作了整体描述和案例分析，提出民有金融是民营资本参与金融制度转型而形成的理想制度安排，指出现有的民有金融往往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因而面临着深层次的改革压力；运用温州、台州的案例，从历史沿革到最新趋向，全面分析了中国民有金融的实践，既总结其成功经验，又指出其存在问题；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有金融创新模式的总体构想，比较分析了社区银行制、财团制和贷款中介公司制。最后是全文结论和政策建议的总结。
宾雪花[10]2011年在《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之协调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两种方式,他们的冲突在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思想、理念,与后发展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控权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即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急需反垄断法来规制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消除市场障碍,建立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赶超迫切性,需要制定产业政策法,扶植、培育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促进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两种制度运用到某一个具体国家中就会产生冲突或矛盾。本课题从法治角度,提出中国两法之协调制度的构建框架,以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本文主要对四个问题进行研究。第一个问题,对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之协调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第一章主要阐述两法存在冲突,即资源配置机制之间,规模经济与反垄断之间,过强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法与弱势的反垄断法之间,正义与利益价值层面之间的冲突；分析了两法可协调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基础。即有效竞争理论是经济协调基础,两法互动发展是最优的策略；两法都是社会本位法、两法可以衡平原则调和价值。第二个问题,对具体协调制度进行研究和评析。第二、三、四章将两法在长期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六种协调制度,根据制度之间的相关性划分为三组,即事前协商和适用除外制度一组、卡特尔豁免和企业合并控制制度一组、部长特许制和美国反垄断和解制度一组；第五章则对全部协调制度加以总评述和评析。最后指出侧重反垄断法的协调制度；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法治程度设置协调制度；协调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反垄断运行机关的设置有着直接关系等内容,对构建中国两法之协调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个问题,对我国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现状和当前中国协调制度进行评析。第六章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我国两法以产业政策法为主、反垄断法为辅的动态演变趋势,目前已造成一些弊端；在协调制度的立法方面,尽管有一些协调制度,但存在制定较粗陋、缺失事前协商制度等缺陷；在协调制度的具体实务方面,则是更多得通过宽松的合并控制制度为产业兼并重组政策服务,没有充分运用反垄断法的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监控产业兼并重组行为,没有灵活运用危机卡特尔、中小企业卡特尔等协调制度为当前经济服务。第四个问题,构建中国两法之协调制度。首先,第七章提出要完善产业政策立法,向创新驱动型产业政策法转型；以反垄断法为重设置中国制度的构想。其次,完善相应的具体协调制度,具体包括：提议设置事前协商制度；卡特尔豁免应依照一事一立原则,详细呈列每一个豁免事由的标准和程序；建议合并豁免制度应以列举式详解“社会公共利益”豁免事由。最后,建议赋予中国反垄断运行机关高度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才能够保证以反垄断法为重的协调制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机制评析[D]. 战建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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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亚奇迹、危机与复苏[D]. 安岗.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5]. 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不同模式及其特点的比较研究[D]. 刘儒. 西北大学. 2005
[6]. 美日德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研究[D]. 程鹏. 吉林大学. 2016
[7].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绩效研究[D]. 邱兆林. 山东大学. 2016
[8]. 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问题研究[D]. 冉清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9]. 东亚金融系统演化研究[D]. 张震. 复旦大学. 2005
[10]. 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之协调制度研究[D]. 宾雪花. 中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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