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党建的相互影响
相江苏 张文绍
摘 要： 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有着密切关联，这决定了政党自身的建设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关性。对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影响了党建的内容与方式，要求党建要面向新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改革工作路径、工作方式，发挥好党员作为党与社会的桥梁作用，将党内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相融合；另一方面，党建作为上层建筑，相较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权威发布与解决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党建要实现党组织运行的灵活性与高效性。
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党建；相互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国家未来工作重点的明确指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一经在国家层面上得到确定，也就立即成为社会生产、文化教育、政治治理等各领域工作开展的最新事实依据与最终的任务解决对象。那么，社会主要矛盾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之间是否也具有内在的关联？尽管在经验上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仍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明确。因为只有在这一问题存在定解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谈论社会主要矛盾对党建有何影响以及党建对社会主要矛盾有何影响的逻辑前提。反之，如果前一问题无解或具有否定解，对后一问题的任何解答都是可疑的。不仅如此，对这一问题进行一般性地考察，也有利于深化对社会建设与党的建设这两者间关系的把握。
一、社会主要矛盾与党建的内在关联
社会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关系。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其经典文本依据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创时提出的社会矛盾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宏观历史视野下，对社会矛盾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予以了阐述，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构成的一定交往关系并不总是相容无碍。[1]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他们结合具体的历史史实，在考察西欧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上，派生出了其阶级矛盾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着眼于影响历史发展最根本因素的探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或对于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拥有不同自然禀赋的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着不同的具体规定性，由此而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内容，在这些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的矛盾不可胜举。由这些矛盾共同营造出特定的社会态势，而对社会态势起到主要塑型作用的正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并作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层面上尽管国家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点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前后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另一方面，伴随着基本生产方式发生变更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版图，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三大差别的再平衡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开始由量变转向质变。人们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以及对未来生活水平的期望再生产提出了新的需求，而需求又总是与特定的矛盾相伴而生。
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能由物质资源短缺、生产技术落后或是生态危机等多种原因造成。但无论何种原因，社会主要矛盾最终要由社会的主体——人来承担，最终总要通过社会关系中的人际关系体现出来。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分工。当不同分工间出现了相对较高的进入壁垒，人际关系之间就出现了明确的领域分化，这突出体现为物质资源与信息配置的不平衡，由此生成的政治关系开始具备了向国家政治演变的可能性。当国家政治以现代代议制为基础，政党也就走上历史舞台。这也就是说，政党直接是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式构建起来的新的社会关系，是为了进一步便于调整其背后的利益关系的产物。
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是社会主要矛盾生成的水源木本；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又作为人民群众期望更高生活水平的对立面或者说异化物而存在，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自身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满足以及对已经拥有的消费能力的不满足。因而，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相应回应并采取切实举措。也就是说，党要具备国家治理的能力，同时党的建设又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党的建设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物资采购业务管理部门要着力加强合同风险防控，本着管理出效益，法律管理出大效益的原则，按照“经营一元钱，节约一分钱”的要求，把合同管理和异常签订作为物资采购工作深化的着力点，切实改变合同异常签订后束之高阁、履行缺乏监管、合同违约不维权或维权力度不够、出现问题不问责或问责少的局面，防范合同风险，努力向合同管理要效益。
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的双重拓展不仅开发、丰富了人们的需求，而且生成了新的社会组织，比如，伴随改革开放而形成的“两新”组织。这些新的社会组织有其各自的内部规定性，形成了各自的内部组织生态，具有较好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无论是从“群众路线”的角度，还是从加强党的领导这一角度来说，将党的组织融入新形成的社会组织都有其合理性，这是当下国情对党建的一项重要要求。通过将党的组织生态与社会组织生态的融合，实现党建在社会生态层次上的扩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影响力是无可匹敌的，其在社会治理、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也是无可替代的。由于中国实行“党领导一切”，比如，“党管干部”“党管国企”“党管金融”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已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子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协同关系。也正是由于党已经在社会关系的整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旦党的建设出现差错，破坏了其他子系统运行的规律，或是党自身建设中的某些举措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就可能造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激化或是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更，反之则有利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二、社会主要矛盾对党建的影响
这种扩张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种生态之间的融合、渗透。在新的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设立可以粗略地分为内生型与外缘型两种。所谓内生型党组织是指由组织生态内部党员自发成立的党组织，而外缘型党组织是指主要由于外部的行政任务或舆论等外缘压力下成立的党组织。无论是内生型还是外缘型党组织，党建工作要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完成党组织生态的构建，另一个是实现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在工作上的衔接。这两个任务由于都离不开原组织生态中成员的参与，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组织生态与党组织生态的融合。对于“两新”组织中的党的建设，要保持与上级党组织的密切沟通，而上级党组织应结合不同“两新”组织的工作特点，规定“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与活动频度，制定针对“两新”组织中党建的考核方式与考核要求。
1.社会需求改变对党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既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又有了新的增长。与此同时，生产领域的拓展也在拓宽人们的生活领域，而以往粗放的发展方式又不能很快地被新的发展方式所取代，这就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建立在传统发展方式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中所累积下来的某些矛盾逐渐激化，从而使人们对于良好生态、政治清明、法治进步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些需求以前并非不存在，但时代的发展使这些需求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社会的发展也为满足这些需求提供了条件。当下，这些“新”需求更加具有推动社会全方面发展的建设性意义。需求的满足需要依靠创造历史的主体去创造条件，既然这个主体是既定的，那么党的建设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提升党对历史发展主体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方面，探索主体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应采取的最优的且具备可行性的组织形式。党的建设在这些方面的种种努力并不是只有党自身是施力主体，人民群众也是施力的主体。这些努力是党员与人民大众在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中所形成的合力。
党的建设要与社会变革相适应，而“党的建设具有继承性，也具有发展性”[5]。对新党员要有包容性，为新党员发挥创造性提供平台，通过完善民主集中制，在引领广大党员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的基础上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党员对党的影响既可以通过党内的制度渠道，又可能借助党内制度以外的社会关系渠道。同样，党的建设中对于党员的培养与引领，除了通过党内的组织与制度渠道，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即扩大党建的主体。党建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指党员与党的各级组织，与党一起构成生态关系的，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与各类社会组织、机构。社会的发展不仅使党员的来源变得多元，也有利于党建参与主体的多元。通过向来自不同职业领域、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与机构征集意见与建议，通过发挥多元主体对党员与党建工作的监督与评价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党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融合紧密度、助推党的生态拓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党建的效率与实际成效。
2.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对党建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发展的问题。于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会通过生产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向广泛的人际关系传递，进而影响人们生产活动之外的日常生活。因此，一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规定了人的利益需求与思想观念，进而规定了党治理下的社会生态。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超然于特定社会关系之外的存在，因此一定的社会生态又会长入党的政治生态，正如党的政治生态也会长入社会生态。这就决定了党自身的建设包含两个既相区别又互为补充的内容，即既要完善党的政治生态又要使党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相整合。
既然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然发生改变，那么党的建设自然也要以此为依据。党需要判断人民的生活与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判断社会发展方式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从空间角度考察党建问题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切入点，比如，学者卢爱国、陈洪江从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单位空间、居民空间、行政空间等角度考察城市基层党建的区域化体制构建问题。[2]然而，由于特定区域内事物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事物所生成的整体不是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即他们并不以“集合空间”的形式存在，因而使用“空间”概念对之加以描述显得过分抽象，不能体现这一区域内含的具体生态效应。这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着明确的指向，这就是发展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人们生活领域的拓展，而这些意味着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重新整合，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生态原有关系的重新整合。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技术上的进步在改变一切社会组织的存在方式，而且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与人本身的全面再生产，个体的独立性愈加有了物质层面与社会文化、法制等层面的支持，组织成员越来越成为改变组织样貌的主动性力量。党的建设也必须对党员提出新要求。无论是一般社会组织还是党自身，其新吸收的组织成员也会把各自的利益诉求、工作习惯以及价值理念带入组织生态内部，从而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改变既有的组织存在方式。因而，党员作为联结党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桥梁，既是党建的主体又是党建的客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英语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在生活中变得尤为重要。小学是学生接触英语的初级阶段，英语词汇浩如烟海，读音也千变万化，因此在词汇学习中，学生经常出现各种问题。为了让枯燥繁杂的词汇学习充满乐趣，小学英语教师应开展多种趣味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针对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创设各种英语学习情境，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际上，“两新”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原有的组织架构、工作理念、工作内容、评价机制、工作方式也在出现新的变化，由此组织内部的利益结构与人际关系可能形成新的矛盾。因此，在新形势下，党建要与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组织生态紧密结合，突出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实现，一方面，需要顶层设计，改革党的制度与权力架构中与新形势下的工作不相适应的内容，提升党的组织能力与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党员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与加强群众沟通，掌握最新的组织活动路径，切实提高工作技能，明确当前形势下所在党组织应完成的任务，融入当下的群众关系网络，了解舆情动态、想群众所想。
基层党组织在这样的对话中处于第一线的位置，因此在基层党建方面，要完善党群互动机制，“以党建促社建，建设服务型党组织”[3]。这种互动机制既要能及时将群众的迫切需求向党内反应，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行动能力，借助现代技术帮助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并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相协调，充分利用基层的资源，为实现群众的合理需求创造平台与条件。所谓创造平台与条件，是指党可以在物质层面、组织层面与制度层面设法为基层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一是物质层面。应当根据新时代基层群众日常生活与娱乐的需要，与政府、社会团体协作，为基层提供、完善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方便人民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提升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组织层面。要使基层党组织善于将组织内部的组织力转化为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力。但这种组织力的转化需要跳出“为组织而组织”的思维，仅仅在形式上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各类群众组织的全覆盖是不够的，还要创新组织形式、提高工作效率，而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建设，增强人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只有在这些认同中建立起权威，才能使党拥有长久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三是制度层面。可充分利用最新发展的信息技术。一方面精简办事流程、节约群众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创新群众与基层党组织的沟通渠道。而“党建信息化是提高党建工作效率的有效路径”[4]，使群众的疑惑与需求能够在网络空间得到及时反馈，从而增强党群在现实空间的亲和力。这三个层面的建设不能各自为战，而要密切配合，实现效益最优。
三、党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
如上所述，社会主要矛盾与党建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这些关联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党直接是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产物。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党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社会依据。三是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党建的内容与党建的方式,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建的推动力量。因此，当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党的建设也要紧跟时代要求作出相应调整，反之亦然。
在面包的生产中，添加适量的改性淀粉能够提高面包的比容特性、含水量、外形和内部组织结构。添加3.0%的改性淀粉量，可以明显提高面包的比容及含水特性。在增大面包比容，提高其含水特性方面，试验过程中提供的3种改性淀粉其良好的性能排序分别为HS-03＞HS-02＞HS-01。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导向作用，因而此类重大判断的发布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发布者。从经验上看，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转变往往会早于党在政治上的公开承认，因而会导致党的建设在各方面的改革具有滞后性。这是由于党的建设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当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的时候，这种矛盾或早或晚要向上层建筑进行传导。但这种传导总是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政治判断的滞后，而基于这一政治判断对各方面工作所作出的具体安排，相较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时间上就具有了滞后性。因此，在社会转型实际发生的阶段，党的建设本身具有的滞后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察觉与应对，可能一定程度上会迟滞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仅如此，在以前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利益格局与旧有认知观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党的建设的及时跟进。
食用油中黄曲霉素的检验方法。植物油都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如果植物在收割后没有及时进行科学的处理，就会出现一些黄曲霉毒素，这样制作出来的食用油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源上入手，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检测粮油植物中的毒素含量。我们可以选择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随机选取一些样品进行检测，然后收集食用油的光谱，进行相关毒素的样本检测。这种检测方法不需要进行提前处理，检测结果的准确度比较高，且所需的成本较低，给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较小，被广泛运用到黄曲霉毒素的检测工作中。
努力塑造“双轴双核”“一环一带”的系统性景观体系。即以图书馆为主景观核心的学校形象景观轴和以行政主楼为副核心的学校绿化景观轴，以主校区环路为中心的特色校园景观环和副校区由东北至西南的自然景观带。
承认这种滞后和党建过程中存在的阻碍，有利于党不断地改进组织机制，减少利益固化的可能性，提升信息的收集与决策效率。通过提高党的运行机制的灵活性、组织的高效性，可使社会各类矛盾的变化得到尽早发现，新的党建任务能够得到及时、全面并且有效地贯彻落实，从而尽可能地使党的各级组织在思想认知与社会治理上与社会现实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2]卢爱国，陈洪江.“复合式党建”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构建的目标选择[J].探索，2017(6)：85-92.
[3]付玉红,王秀梅.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J].求知，2019（8）：50-52.
[4]肖光文,孙亚欣.新时代党建信息化路径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19（4）：39-45
[5]刘红凛.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根本经验与启示[J].理论探讨，2019(2)：5-1.
DOI： 10.16653/j.cnki.32-1034/f.2019.014.006
（作者单位：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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